怀念母亲（五）：心系故乡，亲情至上

      我母亲在家排行位六，从小深受姥爷姥姥、姐姐哥哥的关爱，在温暖的家庭环境中长大。故乡的田园小河、亲人的音容笑貌深深地印刻在她的记忆中，陪伴了她一生。
      1953年我母亲自扬州财经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南京参加工作，1957年与我父亲结婚前，经常回泰兴探望姥爷姥姥和姐妹兄长。据三好姐回忆，我父母结婚后仍经常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回去看望姥爷等亲人。1958年我在南京出生，1960年小东在大同出生，1961年的3月份父母亲带着不满3岁的我，从大同回泰兴姥爷家看望亲人，三好姐清晰的记得我兴奋地在外公的田园里游览，一起在田园里玩捉迷藏。1962年春兰出生，1964年秋兰出生，再加上跟随父亲调动工作，母亲回老家的次数少了，她对家乡亲人的思念越发深切。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姥爷受到冲击，舅舅和舅母也从城里下放到七圩学校工作，在泰兴的几家人都是早晚喝粥，中午吃着稀糊菜面。了解到家乡亲人的艰难处境，我母亲焦虑万分，冒着受牵连的风险，将自己省吃俭用的钱寄到大姨家，再由大姨转送到姥爷手中，直到1983年姥爷去世从未中断。大姨父由于遭受造反派的毒打，一病不起，很快去世，大姨也因担惊受怕、营养不良、劳累过度病倒，血小板急剧减少，浑身布满紫血斑块。我母亲接到年仅14岁的三好姐的来信，迅速汇款寄药。小姨上大学期间因医疗事故造成耳聋而辍学，心理受到极大打击，生活受到很大影响。我母亲通过写信、寄钱、让小姨来家里住、陪小姨到北京游玩、安排大女婿送到南京家中等多种方式关心帮助小姨。受母亲的感染，1991年3月我去南京出差时，专门带上照相机和三脚架，抽出一天时间去看小姨。当母亲看了照片、听完汇报后，我“遭到”了表扬。我和弟妹们深知母亲对家乡亲人的感情至深，对泰兴亲人遇到的困难，母亲是有求必应，尽力帮助。
      我第二次随母亲回泰兴是1970年，那一年的8月我父亲调任丰润县武装部，母亲、奶奶和我们几个孩子大概在10月份从临汾举家搬到丰润，母亲在正式上班前，带着我、小东、秋兰于1970年11月踏上南方探亲之路，我们先后去了南京小姨家，上海二姨家，从上海乘船到镇江，在镇江坐长途汽车到泰兴，换乘小木船摇到泰兴，就住在大姨家，平生第一次吃到菱角和咸味蔬菜馅汤圆。三好姐的成熟、为民的淘气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1972年2月爱兰出生，年底我参军，由于母亲是一个对工作特别敬业的人，从不因家事请假，单位也没有年假。回泰兴从此就变得困难了，好在母亲一直保持着和姐妹兄长之间的书信联系，大姨、小姨、光太、光华等陆续北上来到丰润住在我家，也使母亲的思乡之情聊以慰藉。
      我母亲对家乡亲人的感情很深还表现在关心每一位亲人的情况，经常讲起家乡的亲人如何有学问、有能力，时常翻看老照片回忆当年的情景，每次收到家乡的来信都反复阅看，每当有泰兴晚辈考上了好学校、取得了好成绩、安排了好工作、事业上有进步她都兴奋不已，津津乐道与我们分享。每当有亲人故去，都令她伤心难过，独自静默许久。大姨去世时我刚好在家，目睹母亲不吃饭把自己关在卧室哭了一天，悲痛之情令我们动容。
      1988年退休后，母亲多次表达想回家乡看看的愿望，考虑到健康和年龄等因素，我们不放心她单独回去，但各自的工作和事业正处于打拼期，家中的孩子也还小，总觉得以后机会很多，以至于最终没能成行，这也成了我们心中的遗憾。
      2009年春天母亲患病来京治疗，同年10月份光平姐、三好姐和二位姐夫曾到医院看望，荣成哥、光太哥、三好姐先后去家中看望母亲。每次看到娘家人母亲都激动不已。2019年随着病情的发展，母亲经常昏迷，已不能说话表达，当听到三好姐用家乡话呼唤时，她被久违的乡音唤醒，紧握着三好姐的手，眼睛闪着泪花，令我们惊叹不已。
      母亲离开我们走了，至此，姥爷姥姥的七个子女——母亲的姐妹兄长都走了。我们应该学习和继承他们修身齐家、自强不息、亲情至上、互助互帮的美德，延续上一代人的亲情并传承下去。

（感谢三好姐、光平姐提供泰兴亲人的情况！）

                                                  小宁
                                             2022年1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