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籍记载
我祖由轩辕黄帝第五子张弓姓张，由此起我祖乃江西季安府陆临县孝感乡蒿枝坝居人氏。
自明洪武二年迁移四川省北道童川府三台县西路星日乡中五里地名：张家沟桂池镇即街子衢祠堂近宅坐落地名：三院子梓橦庙下居住。
祖籍又据记载：湖广黄州府麻阳县孝感乡祖居人氏。自明洪武二年迁移四川省北道童川府三台县西路星日乡中五里地名：张家沟石旮旯桂池镇即街子衢祠堂近宅。坐落地名：三院子梓橦庙下居住。
明洪武二年入川，清光绪庚寅年入黔：贵阳管辖养龙司内保小地名：高坡落儿坳讨吕姓之叶（讨要土地）。后迁贵阳市息烽县黑神庙小寨坝茅草寨张家机房，梅家小山两处落居。因国家五八年至六三年建川黔铁路迁到刘家大土（张家寨）居住。
因我张宗智大学毕业分配九庄区委工作，那是一九七二年迁九庄居委大院。因为家庭增人口，思龙生于九庄大院朝门间等原因，一九七四年七月又迁回张家寨。因思龙母亲代课老师转正，思龙母亲是叫邓顺碧，一九七八年迁息烽公安局宿舍。那时有思梅、思龙、思红、思丽共六口人了。
据查：轩辕年系公元前二六九八年。第五子张弓姓张，名挥，系张姓之起根发脚，系江西祖籍。
明洪武二年系公元一三七〇年入川，光绪庚寅年一八九〇年入黔，至二〇〇年计四千六百六十九年。
张氏词谱：始祖继芳创业艰，单传应学启民烟，伟伸修彩分四派；朝龙先建，宇守克全，宗思永启，道用家传，回承文运，世尚鸿观。据记载，我祖由黄帝起一百二十世祖自入黔始祖压宇入川始祖：即继芳、应学、张伟、朝祯、兆龙、先颌、建陞、压宇、守敦、克芳、龙全、宗智、思龙、宇辉。
童年的情况
光绪庚寅年入黔管辖养龙司内保小地名：高坡落儿坳讨吕姓之叶。现属贵阳市息烽县黑神庙小寨坝茅草寨张家机房梅家小山，同迁来贵阳息烽小寨坝等的有列祖列宗张压宇、压宇之子张守敦，张守敦之子克己、克芳、克顺、克类。我祖克芳生一子龙全四女……我父生宗仁、马儿、钟铃、戊英、小丑、宗智、小玉、小贵，母亲死后，我父又讨王氏生金玉，共九兄姊妹，后只留大宗仁，幺宗智在世。
我母姓谭，名洪英，生于一九〇八年，大父亲两岁，父亲名龙全，即张龙全，又名张霈霖，生于中华民国元年，即一九一一年。母亲、父亲一九二七年结婚，父亲十六岁，母亲二十岁。母亲四六年春夏突然疾病病逝，我才六岁。当时正是中午，哥哥宗仁跪着烧落气钱，我不懂事，在院坝的大门梯子处，一直踢一根烂板凳腿。此时，哥哥宗仁突然抓起我的一只手去停母亲的前面叫我跪下，我不知所以然。
母亲逝后，我才六岁，是一九四〇年生，属龙，庚辰年，成了孤儿，接着小玉小贵去世。父亲又讨王氏（王素珍）生的金玉也逝。
孤儿很可怜，一天无头无脑的过着日子，没有衣服裤子穿，没有鞋袜穿，一年四季光着身子，打着光脚板。一次克类的幺婆到我家，叫我打崴子来给我钱（耍宝给有钱人看）。我便把两腿敞开，光着身子打起了崴子来，后她给了我三角钱，我非常高兴。打崴子是将两腿排开，两手向前伸直，捏成拳头，向上向下摇，接着向左向右摇，然后又两拳轮换，同方式的上下摇动，一次算一个轮回。
七岁时，我便自由巡回于机房林，枫香坡，和尚林，河沟里，将河沟内的水用泥、石修成沟引至高坡处用树皮把水引到槽里，用扮毛杆（一种草本植物）做成辗子，它便像车轮子一样的转起来，水一点一点的弹出去，像珍珠在阳光下，五颜六色，真好看。在机房林遇两件可怕的事：一是在枇杷成熟时期我摘枇杷，那枇杷生在乱石堆里，我刚进到乱石堆时没有什么，我爬上枇杷树后，有什么东西哗哗哗的整得周围的树枝乱动，我吓得向枇杷树上爬去，折断干枝把树乱打，直到没有动静了，我才停下来，满身是汗。然后我还是将我拿去的竹子编的兜装满了枇杷才回家。又一次我同张思明一同放牛，在黄家堰机房林一头，明去找三八菇去了，我一人站在堰槛上面，突然有什么野兽像牛一样跳起来，把我吓得像堰槛跑去。
一次，我在王大田看牛，是张思明家的牛，我骑在他家牛背上，牛下坎，我突然从牛背上滑向牛脑壳处，摔倒地上，牛被吓转身把我的左手虎口踩破了，有几个月才好。
又一次，我同张思明等看牛，去滩口洗澡，人牛混洗。那里面有大石头，不小心我的右脚连根处被像刀一样的石头划破，有一寸左右，当时肉都掉了一大块，血流似水，止不住，后我将穿的衣裤把破的地方缠上，用裤子上的布包好，用藤子扎好后才骑在牛背上回家。这伤口后来感染了，流脓了一年多，后来是我哥在底寨仓库当主任，因我嫂嫂病重我去叫他回家，他带我去息烽用三毛钱在一家小药店上了药。回家一个多月就慢慢好了。这点伤吓到我了，人家说是灌余骨（治不好，连骨头都要烂）。
八岁时，一九四七年，我哥宗仁因母亲去世，按规矩，小接嫂嫂（接小媳妇）何明分，又叫何小玉。家里增加嫂嫂和他们的大儿子张小冬，又叫张思泽。一天，我、张思明家叶树草堆下扎龙头，我哥去和尚井挑水，发现了我，就找了竹枝，双手拿着往我身上打，打的我身上到处都是血印，有的已经渗出血了。后来父亲回来，我把周身的伤给他看，并同他一起上父亲住的楼上，上楼时父亲对哥哥说：“你打得这么狠心，他啊，他长这么大，我指甲壳都没有碰过他一下。”
也是在八岁时，外婆接我去她家，外婆家姓谭，外婆姓沈，去到外婆家，外婆待我很好，睡同外婆一床。外婆家吃水很紧张，只有外婆家后面有口井，只有麻绳大的一股水，要用人守，方式是一人守，一人得，二人守平半分，三人守三人分，如此类推。一人守，另来一人，一人就将井里的水舀干，然后的水再两人平分，如果再来第三个人，就两个人先分完，再和第三个人分，如此类推。帮外婆家看牛要放去头道河去，有十来里路。去时外婆要拿苞谷给我，我就在山上烧火，炮苞谷花吃，平时还有花生吃，有时还叫舅妈带我去赶牛场，潮水。一次去潮水赶场，同表姐等一路，去到潮水，我把人家一个货摊弄翻了，舅妈给人家付钱才了事。她给我买小皮球，做制服……
我的表姐教我：小白菜呀，点点花呀，三岁两岁，没有妈呀，只说跟着爹爹长啊，哪晓爹爹说后娘呀，说个后娘两三年呀，生个弟弟比我强呀，弟弟吃面我喝汤呀，端起碗儿泪汪汪啊。爹爹带着弟弟岁啊，我今丢在床面前呀，怎开焦呀，怎下场呀……当时我不理解是什么意思，后来父亲娶了后母王氏我才明白了。
也是八岁时，我去张宗富家地楼的楼上玩，他家楼上堆满了谷草，草堆里面有一个大坑，只用一个板板挡住，我不知道，一走过去就掉下去了，坑下面还有个火盆，我就掉进了火盆里面，屎都摔出来了，腰骨也摔断了，直到我老了才感觉严重。
读书岁月
七岁时为发目（读书第一年为发目），我一九四八年在家乡茅草寨牟年寺读官学一年级。我记起那时很顽皮。神台上供有红孩儿的像，我便爬上神台，左手揪住红孩儿的头，右手扇他的脸几火儿，有的同学看到就哈哈大笑，我觉得很得意。那时，我家母亲已去世两年，母亲在世，她来自王家坪谭家，很有钱，来我家二十多年把家管理得很富，可是她去世后父亲吃大烟，把家产败光了，由富变穷了。我读书没有钱交学费。一天集合后，我被老师点名，并用条子周身乱打，全身被打出血印，我痛了好长的时间。集合好后他就把我叫出去打我，我成绩又好，不晓得他为什么打我，后来问我为什么不交学费。后来父亲去了学校，点名骂了这个老师一顿，这个老师说：“我以后再不来你们学校了，我要来就是王八蛋！”可是不久后他还是来了，有些同学公然喊他王八蛋，他听了一笑了之。
一九四八年年临解放，官学停办了，有钱的上坝田梅尚芳家办起了私塾，父亲即刻把我送去读私塾。在私塾读书一年即读了三字经、百家姓、增广、中庸……读书，我的记忆很好，读官学时语文数学科科满分，读私塾本本书倒背如流。可是在读百家姓时，有一个字没有记住，被私塾老师熊栋梁拿着竹条乱打。打得我头、手，全是伤痕，有的地方打肿了，好长时间才恢复。父亲很疼我，他去找熊先生说理，熊便道歉说：“那天我喝了点酒，酒上头了，打了他，对不起，以后注意！”这个人一喝了点酒就耍威风。
也是在读私塾期间，有个叫雷清林的，他本来学生，但他年纪大，边读边帮助熊老师辅导小同学，可是他忘掉自己是学生，借辅导特权当起老师来。一天我的笔筒，毛笔筒被人偷去了，被我发现，我去质问偷笔筒的人，但因为雷同他是兄弟，雷翻脸，拿起板子朝我凶狠的乱打。这一次也把我打得全身都是青一条红一条的，我痛了一个多月。父亲听后去找他，骂他不知理，他因无理不吱声了事。
一九五〇年贵州解放，我停了学。那时有父亲、哥哥参加了工作，嫂嫂又生了小润，共六口人。接着嫂嫂因病去世，家里只剩下父亲、我、小冬、小润四人，我就停学了。直到一九五三年下半年，父亲娶了后母王氏素珍，又带来了宗润，宗碧后，我、宗润、宗碧要读书，小冬、小润还小，在家玩。一九五三年下半年，我读黑神庙小学一年级。后因家庭与我和宗润等之间的矛盾，哥哥接我到底寨小学去读了，哥哥那时在底寨仓库任主任。
我在黑神庙读一上，在底寨后就读二下，因为记忆力非凡，二下读了就读四上，接着读五年级，然后从底寨五年级合并到永靖小学读六年级。这时已经是五七年的上学期了。小学毕业后，我顺利地考上息烽中学初中部。
在底寨，永小读书时我和几个同学住校，那时我不像其他同学那样星期六可以回家，无家可回，因而晚上人家回家了，只我睡在学校，都是住在庙子里，晚上吓得我无法入睡，只得点起灯读书，或点灯睡觉。有时梦中被吓醒。
在底寨读书时，我又和哥哥的岳父住过。他在蔡家碾房，睡在楼上的地板上。一天我放学回碾房，比较晚了，我走到柏香山华家坟山的脚下，是一道高坎（石坎）下的石板路，有稀泥，很滑。当时有猫在叫，我说：“你叫，你要，我都没要到！”当时，石板里一条蛇困在洞里，头和尾看不见，只见半身，我一惊，就滑到在石板上，不时，把左手腕摔骨折了。当时红肿起来，我忍着疼痛又惊又怕的回到碾房。岳父知道后，就拿了五角钱叫我去底寨街上打酒，给我搓一下手。我拿上瓶子，天已经黑尽，我用竹子点上火，由碾房去街上打酒。一出碾房，二十米的山脚下，就发现前面有什么东西阻拦着我的去路，我走两步，他走两步，我停他也停。我觉得奇怪，我把火摇亮看时，居然是两只豹子，此时我若惊入魂，不知所措，后来我把火把使劲摇，火燃大了，豹子才慢慢退回山里面。此时的我三魂守二魂，大声喊叫，大着胆子朝街上跑去。后来我打上酒，不敢走山脚那条路，只能朝区政府的大路去到区里，又从区里向田坝转一圈回到碾房。然后岳父给我把酒烧热搓了手，那晚我失眠了。
还有一次，我在回学校的黄草坝山上，那是春天，黄草坝的山上开满了艳山红，我见一株开得繁盛的艳山红花，我就埋头向花走去，到了树下面，一根锄把大小的蛇正在花上盘绕，把我吓麻了。
在十七岁之前，我最痛苦的是两件事。一件是衣衫褴褛，在木林寺读书时，我的裤子烂不遮羞，祖母也无法，就用陈旧的黄色麻布帐子给我做了两条裤子。我穿去学校，在上一颗雪柏树下来时，裤子就成了山羊网（稀巴烂）。
第二件事：没有鞋穿，打光脚。热天要好点，特别是到了冬天，两脚脚背开冰口，血珠直冒，脚后跟裂口，疼痛难忍。我父亲用麻绳把冰口用针封起来，这样走路要好一些。在底寨时，我睡在哥哥的床上，哥哥去石硐检查工作去了，我早上起床看到他的床下的踏板上有双小皮鞋，我以为是他给我买的，于是我就把它穿上，走出来又走进去，反反复复。最终还是不敢穿上。后来才知道是一个女的放在他的床下的。
在底寨读书时，我除了同哥哥睡外，和同学睡在学校，和岳父睡在碾房，又同仓库职员睡过，时间有半年以上。
在息烽中学初中三年中，我学习优秀，第一年就被选为班主席，第二年选为学校团委副书记，一直到高中毕业。在初中三年中哥哥每月给我四块钱做伙食费，但是我每个星期天都要去南山、玄天洞、梢箕弯、棉花土等煤矿挑煤，或在街上卖，或给哥哥家。那时哥哥已经结婚生子了。
在初中还比较顺利。但在高中就开始困苦了。生活费哥哥不给了。我只能向学校申请人助金，每月四块钱。不足的和零用钱靠我挑煤来添补。
在高中，我被任命为民兵营参谋长，被选为民兵积极优秀分子，还出面当时属于遵义地区的优秀分子大会，获奖状。又作为培养对象，选县里，当时在底寨学习三个月。也经常到县开会。这样，引起了一些同学的嫉妒，当时又处于粮食关，有些人主张把食堂多余的粮食分光吃光。我主张留作家底。后来那些人就叫我“家底”。我在学校的突出表现受到以孔凡珍为首的教职工九庄派打击，使我在学校和班级中受到一定的孤立。
因为耽误多，学习有些下降，高考在遵义落榜了。后来经过县里同意，我一九六三年下半年留在息烽中学当司务员，管伙食。
在息烽一中工作一年中，我受到了包括校长在内的一些人的迫害，以我同炊事员嬉戏，调我去县团委工作被取消。也就在那时，遵义地区搞民兵抢渡乌江，我做司务长加民兵营参谋长抢渡乌江，是先从遵义那边徒手渡过乌江。也就在这个时候，我接到县教育局通知，社会青年参加高考。当时我迫不及待回到息烽中学立即投入复习。不到一月，我等四个人赴遵义参加高考。
一九六五年，我在息烽一中工作两年后，在刘向阳老师“要想读书，你就要把握自己的高考分数，要填自己有把握的学校”正好贵州针对两个尖子学校办一些政策。我考上了贵阳半农半读师专学校。学校学制是五年，属于贵州八大学校之一。
那时，我和董共管学生食堂，我和董有一本共账，他自己又有一本账。我和董的共账没有问题，而说我差款72元为借口，黄蔣二人派人去火车站追我。我马上上火车，我才不听他们的。我就去贵阳半农半读耕读师专报到了。去到学校后被学校的班主任老师选为学习委员，因为学校属于新建，地址在贵阳大山洞，要建宿舍、教室、办公室，全校建校工作人员、学生要建泥工队、基础队、砖工队、运输队、木工队，我被学校任命为木工队长。几百名教师，工人，学生等几乎都是青壮年，在工地上摆开，热闹不一般。我就写了一首诗，歌颂这种场面。学校办了建校专刊，我这首诗刊登在校刊上。
建校有感
箩筐儿满满，扁担儿颤颤，一对青年人抬着，飞奔似箭。
汗珠儿圆圆，天雨儿点点，一切飘洒在大地上，分不清哪是雨点哪是汗。
校刊还登得有，我记不得了。
由于我的表现是好的，比较突出，又引起一些同学的嫉妒，我被他们视为尖子生。
一九六六年六月，毛泽东亲自发动了无产阶级WG运动。六月十九日，省委派了以省纪委主任、法院院长为首的省委工作组进驻我校，把我等三位同学打成了“反革命”。把我打成“反革命”的理由，一是工作组来了，我要“独立思考”；二是说中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我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牛是农民的宝贝，不能扫。这样说我反对党中央、毛主席，反对省委工作组。工作组，校党委召集其他学生在礼堂开会，布置将我等打成“反革命”，那是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八日。其他同学一晚未睡，开会，写大字报，贴大字报……忙的不亦乐乎，我呢，睡着了，一切都不知道。第二天，即六月十九日早上，我起床不见同宿舍的其他同学，上厕所一看，到处宿舍、教学楼、办公楼，凡能贴大字报的地方都贴上了大字报。我感到好奇怪，当我仔细一看，题目写的是“反革命分子张宗智的反革命言论，把反革命分子揪出来！”“清算反革命分子张宗智的时候到了！”“反革命分子张宗智尾巴藏不住了！”……当然，还有其他同学的，也有老师的。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对于我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炸得我透不过气来。当时我头皮发麻，浑身酸软，脚都站不稳要坐在地上了，同时头昏眼花。我得慢慢的回到宿舍，坐在我的床上，半天想不清楚是什么事情。
我什么都不想了，回家吧，离开学校吧。外出其他地方……怎么想都想不出个道理来。到吃早餐的时候我去厨房打早餐，遇上同学他们不理我，遇到老师他们也一样不打招呼……这是为什么呵。我只打了二两饭，都吃不下去，不想吃。
当“反革命”，我今后怎么办？我的父亲谁养老？我的寨邻、亲友、家族……如何看待我？我不能找对象了吗？我还能安家吗？我能回乡吗？我还能种地吗？心里一团乱麻，怎么都理不清……
从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九日起，我等失去了自由。不准外出，连上厕所都要人监视，盯梢，跟踪，一天用人跟着。打饭二两说你装，只吃二两饭，你打半斤饭，他说你猖狂，嚣张……怎么都不行。大字报贴到了床上，帐子上，说你要是把大字报撕坏了，就当现行反革命处理，把你抓起来，关起来……天天拿人压着去铲灰、积肥、铺路……叫劳动改造。
这种日子整整过了56天，中央发下了八八文件才得到解脱。这两个月减掉了30多斤，那种日子要过过的人才晓得！
解脱了，还不能同正常人一样，受人歧视。有人说，学生不整，是为了抓大方向。运动后期要狠狠的整一下。有的说打对了，把我当5％的对象。这就是身为省委工作组的头头说的话。可是我以十六条反驳他们，他们无言以对。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毛主席要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第三批全国大专学校的学生，有的人阻止我不准我去北京，我才不听他们的那一套。九月一日，我同学校的学生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在北京古楼中学住了半个月，到九月十五日接受了毛主席的接见，当时毛主席离我150米远，他的一切动作我都看得很清楚。
在北京，我们乘的是京广铁路，回学校是京渝铁路。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至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八日，去到了成都，参观了四川大军阀刘文彩家住房后二十日去重庆，二十三日回学校。
回学校后，按中央精神开始复课闹革命。直到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去中国人民解放军七五七八部队安顺平田军垦农场劳动锻炼，时间一年半。加上在校时间，共五年多。一九七〇年底分回息烽。
一九七一年一月至三月，安排息烽三查办公室办展览。三月被分到九庄区委当秘书。一九七二年入党，后被明确为区委秘书。然而七二年全县建立共青团，我又被任命为副书记，区委委员。
我一九五三年发目到底寨，一九五四年到息烽、贵阳、平田军垦农场，一九七〇年离开家十六年。家里面起了很大变化，我哥家的小冬在息烽磷矿厂工作，小润同铁路工人结婚。后母王氏带来的张宗润也安家独立，张宗碧也安家外乡，后母病逝，只留父亲一人在农村生活，孤苦伶仃。我只好辞去同学的好意，把家安在农村，让父亲有个靠出。只得求个农村女伴。在这种条件下，同宇辉的婆婆邓顺碧结了婚。
婚后的一九七一年生了大女张思梅，那时我在九庄工作，邓在茅草寨学校得到一名民办教师名额，这样勉强维持家庭生活。我到九庄后，将邓、张思梅接到九庄区委，邓在幺寨学校继续当民办教师，月工资20元钱，加上我的工资45元，以勉强维持生活。可是，在幺寨工作两年多，从民办教师转正，当地人顾当地人，领导也睁只眼闭只眼，邓得不到转正名额，这使我很失望。我们只好又将家庭迁回茅草寨。
我们在九庄带上了思龙，一九七三年六月生了思龙后，我们把家迁回茅草寨那天，大概是一九七三年七月中旬。走到黄土坡，天昏地暗，倾盆大雨。我在一辆货车上毫无遮蔽，只得将思龙放在驾驶室，让坐在驾驶室的女儿抱上，让思龙坐在驾驶室遮雨。她们说人道不让。到了茅草寨在张思泽家煮面吃，我说她们脸面，她们是什么人哦！
在九庄工作时，我被老蛇吓了两次。一次是在我家住房的后面，我在门处突然一条菜花蛇朝我住房后面爬去，房后是石坎，窜进了石坎，后叫宇辉婆婆买了雄黄酒撒了才放心。又一次我在鹿窝洗澡时，是六月，很热。一天下午我吃了饭到公社背后去洗澡，脱了衣裤刚下水，一根蛇，是什么蛇看不清，从山上窜下，哗哗的嗦下来。直窜到我的脚下，我惊魂，反应过来赶紧爬到坎上，坐在地上直吐气。
在九庄工作，从息烽这条路回家有60多里，走小路王家坪、鹿窝有40多里，放假我回家过年没有车，回家很难。一九七三年回家过年，只三天假，我回家过年有了五年。从小路回九庄，跋山涉水，累得我脚都肿了。还被当时区革委主任点名批评。因此我才向县组织部申请多次，又口头向组织部反映，然后一九七四年调到了县委组织部工作。
我每次回家，思梅思龙都依依不舍。我回家，离家回单位工作时起身上路，思梅思龙追至后面田坎上，思梅穿着小花衣，思龙穿着背带裤，一声一声的叫着“爸爸，爸爸！”我走在小路上，走在石崖口，这一声一声“爸爸”不断的在我脑袋里面回荡，甚至在梦中也在我耳边回响。因此我一天在想，每天在下决心，要把家搬到息烽去。
还加上宇辉的婆婆是代课教师，只能在小寨坝小学上课，这样就把思梅思龙思红思丽放在家里，早去晚归，无人照看。有时托付给隔壁的二娘照看，但人家有人家的事，有时也照管不到。因为带来不少的危险。例如一次思丽在吴家后面的路上睡着了，牛过她那里时发现了她，朝她闻一闻，然后从她身上跨了过去。又一次，她爬上枣子树，或许是摘枣子，就坐在枣子树上睡着了。等她妈妈从学校回来发现，把她接下来，原来她的裤子被枣子的断树枝挂上了，下不来，多么的危险。这就更使我要把自己的妻儿子女弄在身边的决心下定了。后来经过不断的努力，又在好人们的帮助下，将我妻由代课教师转为正式教师，随着又在公安一科、教育局长、商业局秘书、科长的支持帮助下将我的妻子调去息烽商业局当教师。这样四个子女，梅龙红丽的问题通通解决，来息烽入学了。梅龙红丽的学习在永小，二小都可以的，特别是思龙，在老家时妈妈要上课，才五岁，妈妈就让他跟班试读，结果成绩很优秀，就一直跟上来了，因此他比较顺利的考上了贵州大学历史系。
我一九七一年初到九庄，一九七四年到县委组织部，一九七六年调息烽县直属党委任秘书，一九七八年调公安局，在公安局任秘书工作员，一九七九年明确秘书股长；一九八三年任副局长，党委政委；一九九二年任公安局政委，期间任县委政法委员会委员，政委综合办公室主任，一九九二年任公安局党委副书记；二〇〇二年明确为副县级。
我出生在一个农民的家庭，或叫一个没落的农民家庭，那年是一九四〇年，即庚辰年，六岁时没有了母亲，叫孤儿，那是一九四六年。一九四七年读一年级，四八年读私塾，五三年上半年在家看牛和玩耍，下半年开始小学到大学的学习，期间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在息烽一中搞事务工作。
工作期间的艰辛
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四年在九庄，基本上是职与非所用。去时带着文件是任九庄区革委秘书，实际是去搞万金油的工作，搞什么乱砍乱伐，全区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的三查教育工作；农村的“四清”工作，写调查总结、专题报告、先进材料、区的简报，后来当区委委员兼团委书记，当组织委员，收党费，无所不做。
这就叫做地方主义加领导附和软弱主义的打击排斥，使人做不出什么名堂来。
我只记得有这样的小诗登在九庄区委战报上：
出路在勤劳 1973
春夏秋冬何时了，花落知多少。恰是正春风，漫天遍野花开早。
风光无限好，抓拿骗吃风浪消。人勤地肥产量高，生机之路在勤劳。
合家欢
九庄山河，天然出产多。男女老少笑呵呵，激情堆满心窝。
一年辛勤劳动，换来无限欢乐。三十全家围坐，唱出丰收赞歌。
卜算子·九庄 1974
面对朱家河，背靠烟灯坡。遥望莲花开繁处，九龙戏天鹅。
回仰杨家海，直观桐梓坡。马砘开山引水渠，百水消洞落。
这几首词，当时任县革委副主任陈俊生去九庄检查工作，很高兴的拿回息烽登在息烽县的简报上。
在九庄时，九庄公社的桐梓坡，由于有了水，搞了土变田，成了九庄乃至息烽的农民学大寨的典型。当时我写了一篇桐梓坡在学大寨的文章寄去了贵州日报，当时被摘登在贵州日报上，轰动了全县。
又有九庄区的鹿窝公社马砘大队修了一条沟渠，搞了些灌溉。我写了一篇马砘河水引上山的报告，被贵州广播电台全文报道。因为是用诗歌的形式写的。
在组织部工作期间，由于受到那个如同工农兵式的又是极左派的部长的排斥、打击，基本上没有什么成绩。只是当时整个机关都在同不同派别的人打内仗。我写了一篇《沉默意味着什么》的大字报贴出。受到县机关的不少吹捧，在大字报或在我写的大字报上提写吹捧、支持、赞同的观点，也受到了那个部长的支持和赞同。
在直属党委工作时，任秘书，是副局级。那时也没有什么事做，只是写了些小文章送县广播站播送，这里刊登在息烽文化馆专刊上的诗：
七律 1981.9
国庆欢歌，建国三十二周年，欢歌一曲赠轩辕。春风又绿江南岸，时雨重润众心田。
族族异口同声赞，国富民强喜空前。有志儿女齐奋进，建设祖国好河山。
在公安工作早期主要是写文件、简报、工作总结、抓落实政策、势力分子摘帽……
如简报，几乎被公安厅转发全省所属县市机关等单位，安顺公安处转发所属县机关单位等。这就全县特别是那个时任公安局长杨高兴得不得了。落实政策的工作，就是冤假错案、历史上的畸轻畸重的案件等等。WG中的冤假错案，这些案件成百上千的存在，要一件一件的去调查，写平反、纠错的文件。比如WG中有几个人在冬天烤火，他提问你们说毛主席亲还是火亲？有人答：毛主席亲。人说，那么你不要烤火了，你走毛主席面前去吧。这样说走毛主席面前去，不烤火了。他就被打成了反革命。像这样的例子就有几百件。
给地富反坏右分子摘帽，先在下阳朗公社搞点，然后在全县展开，有几千件，一件一件看材料，写摘帽文件。这份工作，又是县长、局长在抓。整天都没有休息的时间，星期天也在干。
这些工作都是我给领导抓，都得到中央省地的表扬。这就给那个杨脸上贴了光，他真的高兴得不得了。这样，他对我赞不绝口、表扬有嘉，对我特别的好。因此，公安局秘书科的工作被中央省地评为先进。整个公安工作领先，杨一天满面春风，高兴得上了天。然而，当一九八三年县委明确了我为公安局副局长之后，杨的内心起凶意。他本身是个石匠，没有文凭，年纪偏大的人。我是一个大学生，青壮年，工作能力超凡的人。又逢国家改革时期，可能是取代他的能人。他使用我的时期已过，当成他的竞争者。故此，他从赞扬我变成嫉妒我、诬害我，逼县委把我抽出公安去搞综合治理、三查案件、打拐等等的万金油工作。
我到县委工作后，杨就在公安同在我后期任局长的张互相勾结，使劲的排斥打击我。杨说：“张宗智要和这个人拼手枪。张宗智要回公安，我就摆弹子，不干了。”张说把他，指我，不准回公安工作。于是他们就干起了不让我回公安工作的勾当。
后来我把这些情况向县委书记、县长反映后，县委根本不理杨、张的阴谋，下文回公安任副局长。这就使杨、张二人勾结得更紧密，打击我。他俩成了脱产的局长，我成了搞什么人口普查、颁发身份证、预审搞案件……
我也不在乎这些，凡是分给我的工作我都视为党的工作，认真去做。后来人口普查、颁发身份证，得到中央省地的肯定，我成了先进个人，获得了奖金、奖状。
在任副局长期间，公安调我去公安学院学习了半年时间，我的成绩优秀，获得了奖状。
在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的工作，我在工作组出两次，一次去福建，解救了一个被拐卖的妇女和一个儿童。圆满完成了任务。第二次去到山东聊城，由于一个工作人员，系政法委的一个驾驶员，他与被解救的这家人是亲戚，因此同他去的那女的哥哥很卖力，背着我去了被解救的女的拐卖地，被当地的群众勾结派出所所长围攻殴打、关押。我租车去到80里外的地方才把他们连同被拐卖对象救回。后来我们到北京公安部告状，得到了公安部的支持。他们回到了息烽。
一九九二年二月，我被任命为息烽县公安局副书记、政委。接着去北京公安干部学院学习了半年，成绩优秀，从北京学习回来不久就受到了黄的迫害。黄是息烽安江人，他的父亲当时是个大队干部，坐镇乌江边。当时安顺地委接纳他为地委候补委员。WG中安顺地委书记被批斗，熬不过这种日子，想找个地区躲避，一看乌江边上有个委员就跑到他家躲了几个月。他不但得到了躲避，还得到了不少有待。文革结束，他官复原职，寻机报答。黄是一个初二没有读完的学生，去当兵，转来后被安排在三天公社当锅炉工。安顺地委书记知道了情况之后就给县委书记打招呼，要好好培养一下黄。就这样，他就提升为下阳朗公社书记、底寨区委书记、县委副书记、修文县委书记。这才几年的时间，很快又被提到安顺地委当政法书记。因为杨和黄的关系，杨的爱人李，一个小学文化，还是工人，任命为轻工业局长，要去公安当政委。于是黄就通过县长李，这个李又是一个迫害。他把李调公安局当政委。把我调去司法局当局长。为了李的政委梦，把我调司法局了。
司法局长罗调人大任法治主任，把法治主任杨调去当轻工业局长，由打麻将搬东一样，引起三个人的不满。这件事是人大主任路告诉我的。路说：“你不去，我支持。”后来我只回公安任正局级侦查员，直到二〇〇二年任副县级退休。
我向中央省地申述，黄受到处罚，本要调去贵阳市当副市长，被驳回。李被调到政法委当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
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张龙全，又名张霈霖，生于一九一一年，即中华民国元年。他是一个孤儿，辛亥年生。两岁时我的爷爷就去世了。是我祖母张何氏带大。我又是他带大。
我记得我小时候爱生病，如肚子痛、脚灌
……他买好几种药给我吃。也记得在那时我打摆子，叫疟疾，他信那一套，带我在深山老林坟山多的地方去，突然吼一声“来了！”用吓唬我的方式来治我。说来也奇怪，我的摆子后来就好了。
在我家的山林，即枫香坡的南北头挖了两个砖山窑，用来烧钢炭。因为枫香坡主要是青杠树。从早到晚，有时从晚到早都带上我。
家族中办清明会，上街赶场、打田、插秧，都把我带着。有一次他在山上耕田，去时天气晴朗，突然乌云翻涌，大风狂起，好吓人的。他说叫我回家拿蓑衣斗篷。我仍小，拿着蓑衣斗篷仍风把我吹飘起来。等我到了他那里他已经把牛放了，牛在吃草，他在破窑那里毫无事情。烧出的木炭要变成钱很不容易，乡下人很少有人买，即便有也是有钱的人家或要办酒席的人家用点，用的不多。因此要把木炭拿到街上去卖才得得到钱。我八岁时他要去息烽卖木炭，于是他去炮东弯杨家借来鸡公车。回家后放在家门前的马路上。三百斤木炭放在鸡公车上，捆好，要我在前面拉。我用一根绳子打着光脚在前面拉，他在后面推。我两只脚都大汗淋漓，30里路我们走了四个小时。在息烽卖木炭时我父亲把好的木炭挑起卖给一家开药店的人。那些坏的也有二三十斤，给了我的二姐家。他说我们吃点苞谷饭就往家里走，回家已到晚饭时分。
我的父亲把我家田当出去，又租回来种。那年种了租给有钱人家的田要交租子，他一个人挑不动，借了二哥家的马驼。父亲挑一担，走到杜家寨过去的桥边，上坡，又是石梯子，马上石坎，蹄子一滑，来了个马仰天。连马带租子掉到了地上，睡在了那里。父亲快速卸下了东西，马立起来，抖了两下。隔会儿无事，又请路人帮忙把租子放到马背上，才起身重新走。父亲爱我，疼我，打我也不手软。
一次我的嫂嫂何小玉病痛，什么办法都用了就是医不好，于是他请了卖大烟的人到我家，让嫂嫂吸大烟。然后他们在厢房楼上被张思明发现。张思明当时是儿童团团长，就喊来人，从柱头上爬到楼上去，还没有爬到，就被父亲发觉了。当时卖大烟的带着他的家伙从我家后门跑了。这时父亲拿我出气，以为是我喊他们来。气急之下就用竹竿双手向我打，把我打得躺在地上。我爬起来又把我打躺下，反复多次。把我打到朝门口，我趴在地上才算了结。这次把我打得痛了几个月。
嫂嫂去世后，哥哥也外出工作。留下我的父亲，我和小冬小润。为了家，我的父亲就挑起了重担。父亲当时被政府任命为烤烟司仪，因他负责四五个烤房，白天晚上都不回家。家里就留下我、小冬、小润，我才十一二岁，小冬四五岁，小润三四岁。我感觉晚上害怕，厨房光线不好，我煮饭吃，把水、火、米都弄好后立马跑到屋外，隔下做事又立马跑出屋外。晚上更是不敢进屋，带着他们两个在院子里等。那个父亲请好的给我们打伴的沈永清，他来了我们才敢进屋睡觉。他走得又早，不到七点，来得又迟，十一二点。我们就围在一起等他来，在院子里睡着了。
一次父亲请我大哥家在街上打油，他们打的是桐油，只能用来点灯。人吃了是要吐的。他们给我打了招呼，是桐油，不能吃，吃了要闹人。我呢一时就用了点来吵冷饭吃。不一会儿我吐得翻肠倒肚，我吃的比小冬小润多，他们两个倒没事，我差点去见阎王了。
父亲带着小冬小润在家过日子，那是六零年粮食关。我在读高中，有一个星期我把我的粮食带回家，父亲不在，我把粮食煮成稀饭和小冬小润吃，我同张诗先在河沟里发现谁家的一个十多斤的小猪被扔在那里。我和他把猪拉回庙里，把毛脱了，把内脏丢了，回家煮了一大锅。我们又去叫张诗先吃，他妈怕小猪闹人，不让他来。我就和小冬小润吃了三天。
然后我去到息烽，小冬小润送我到小寨坝坐火车。我们三个从家去小寨坝，边走边哭。我到息烽找到了他们的爸爸，我的哥哥。我给他说小冬小润已经断粮，如果不想办法会饿死的。那时哥哥在永靖仓库当主任和会计，又新娶了一个爱人，并生有一子，改名张大毛。那时户口政策很松，经哥哥和父亲商量后父亲用马车把小冬小润拖到永靖仓库，才把他们救活。父亲当时给火车拖货物，可以有吃的。这样几年后到处都种出了粮食，这样大家都有吃的了。
但好景不长，他们的爸爸是仓库主任兼会计。他们的后母在百货公司卖布，偷了他爸爸的钥匙去拿了国家粮票。他爸爸算不出账，被打成变相的贪污分子，调离永靖仓库，去农村公社工作。他们的后母因贪污卖布剩下的布料，被打到农村劳动，这样就只剩下小冬小润遇到被他们爸爸任职时得罪的人，被赶出来，没有办法，我就从息烽中学搬出来。因为他们的口粮仍在永靖仓库，就在门口。我们就在旁边找到一家宋家房子，就只有一张床，我们叔侄三个人就挤在一张床上，非常艰难。他们的口粮有20多斤，每年被他们后母拿走七斤。小润被她爸爸强行接走迁去底寨。我和小冬去大姑爷司信长家住，每月四元钱，不到一年，小冬返回茅草寨，我回到息烽中学吃住。
除了送小冬小润上息烽外，父亲还来息烽三次，故意来看我们。一次还是在小冬小润，父亲后母在时，他赶着马车来的。他们父亲加保姆一起煮来吃，小冬小润在银行集体食堂搭火。他们的爸爸吃的是上等白米，他们吃的是白米掺罐罐饭。一次我们住在宋家房子里的时候，父亲在看我们三个，已经是下午四五点了。他冒着黑回家。一次我在息烽中学管伙食，他来时已经是下午了，我叫他和我住。他不。我叫他吃饭走，他也不。我拿二十块钱给他，他不要。我那时的工资一月是二十三块。我送他到校门口，目送他的影子消失了我才回到学校办公室。
这几次我没有从他脸上看见一丝笑容，反而是眼角挂着泪水。
我的父亲是一个有经济头脑的人，除了种粮食以外，他还种了荸荠、黄花、菜籽、桐梓、桃、李、花红、地瓜、橘子、柑子、枣子、烧木炭、烤烟、粉、烤酒……还去乌江边的沙井一个大石洞，他一个人不分白天黑夜在那烧火熬硝。
他一生安埋了我的祖母、母亲，我的大嫂、二哥、大姐、三哥、小丑、四哥、小贵、小玉、小金玉。
他是一个玩命又苦命的人，外出当过省兵，不大种庄稼，一年四季玩得好的人。
他带我很辛苦，我也爱他。小时候他说晚上不回家，我感觉很失落。还要哭。同样，他带他的孙子，小冬小润也很辛苦，他若晚上不回家，他们两同样也很失落，并且两个半夜三更坐在朝门那边边哭边喊“爷爷，爷爷”。
我父亲是一个农村的神师，会掐时，如有一个亲人在外，会不会回来，还在不在世，要回来，在路上到了什么地方，请他掐时的，随口报一个时候他就能知道并讲给你听。会吞卡子，把筷子用刀砍成两头尖一寸一寸的，他用一碗水，烧点钱纸化点灰在水里，将卡子放在嘴里，喝点水就把卡子吞到肚子里了。他会看期。婚尚家居之事去找他，他给人说哪天期辰好。他会看地，埋什么地好，人家就埋在哪里。家人出事他找得到根由，如我家那些姐姐哥哥妹妹母亲之死，他认为是罈神菩萨作怪。他有一天同堂屋里抱着罈神菩萨扔在张宗富家厕所里。那个张宗亮的妻子失神魂，乱喊乱说张霈霖哦，你把我丢在厕所里，还不把我捞上来，我要你家付出代价。父亲熬不过，把罈神菩萨捞起来，去寺里面洗干净，请道士先生来安神，从土地菩萨那里接回堂屋。把她在她原来的地方安好后，沁了几天几夜罈才算了事。
我们的家庭根基上很富裕，后来经过我母亲的苦心耕耘更加富裕。但是我母亲死后父亲又吸大烟，把田土家产卖的卖，当的当，很快就搞穷了。平时吃穿都成问题，冬天没有棉衣穿。只得两三件单衣裹体，睡的是竹席，盖的是破棉被。父亲自己穿一条短裤，补了又补，成了千层裤。穿的一双粘粑鞋，打着光脑壳，连一个帕子包的帽子都没有。我冬天都光着身子。
他的脚全部开裂。疼痛可想而知。他爱在晚上活动，要等我和小冬小润睡着后出门。我早上醒来不见他的身影。据他说，有一次深更半夜他从棑杪铺回家，路经杜家寨的水庆沟桥上时被一条蛇咬了，当时他只吐了点口水抹一下，居然没事。他喜欢看书，知道许多故事、谜语、典故，有时他给我们讲故事，比如薛仁贵征东，薛金贵征西，讲柳小姐、错透水龙袍。薛仁贵系白虎星，家住逍遥一点红，雪花飘飘永无终，三岁孩儿千两价，保住贤臣去征东。柳小姐奶妈同柳小姐投薛仁贵，薛仁贵两个脥之孔，一边夹着柳小姐，一边夹着奶妈，去到破瓦窑住。三千马下河，八百马上坡，好多马脚杆，好多马耳朵？横起两桐材，立起两桐材，二字跳进去，八字跳出来。远看花有神，近看花无惊，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
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是王家坪下坡土人氏，生于清朝公元一九〇八年，属猴，一九二八年同父亲结婚，一九二八年生我大哥张宗仁，属龙。共生了八兄妹，我占六子，属龙，庚辰年的，其余六兄、姐妹亡了，只留仁、智。一九四六年母亲去世，那时候我才六岁。外公叫谭开云，我知道他的情况很少。外婆姓沈，叫谭沈氏，她的情况我知道也很少。
小时我去过外婆家几次。解放前一九四八年那年，我去她家，正遇着她家做大道场，又叫出林。（请道士在堂屋为过世的老人做法）先请装文匠用竹子把堂屋装修成阴间楼阁，扎许多人人马马、鬼神菩萨。在去她家的路的地方放上各种人人马马、鬼神菩萨……很是严谨。我很小，有两个表姐，即翠兰、孝兰，比我大一两岁。我们三个轮流在神龛面前跪着，意思是对列祖列宗的敬仰、尊敬和崇拜。请的道士先生五六人，有师父有徒弟、打鼓的、下铙、打包包锣、跳端工……生活很讲究，一般大道场做九天、十一天、半个月。到九天后要放烟花炮竹，游城。烟花炮竹有好几串，火炮响的，放烟花的，飞天的，红黄绿各色，燃响起，非常好看，好听。炮匠在那里点燃，他取下飞天炮，朝天，平射，朝人，朝房……各个方向飞去，显得神奇，热闹非凡……游城是在操场坝里打装，用绳子连接起来，成了弯弯曲曲颠颠倒倒，有许多死糊道，不在道士先生的带领下一天都走不出城。
母亲是一个持家、劳动、交际非凡的人。本来我们家的基业就非常富裕的，祖业很厚，田地、山林多多，经她操持管理后更是富足了。那时由于父亲不爱劳动，又不爱管家，只母亲操持，又请了两个长工，我记得一个叫吴玉兰，男的，帮做重活。
父亲又吃大烟，因此母亲持家的积成只有母亲自己知道，有不少的大烟，这东西很管钱的，放在家里，一是父亲要吃，二是要拿去卖钱。因此，母亲就把大烟背着父亲拿到外婆家存放，母亲死后，就被幺舅谭洪允打来吃起了，后来幺舅在潮水买了不少的地方，用的就是母亲存放的积蓄。
我的祖父张克芳辈有四个，克己大房，克芳占二房，克顺占三房，克类占四房。张克己四房有明确的分工，克己负责织布，所以我们的那一颗印的房子叫张家机房，隔壁的那片林叫机房林。那时从贵阳下四川没有公路，走小路就从我们的对面的碑大田坎边下四川。所以，从贵阳至四川有好多人都知道张家机房，还加牟连寺、和尚井，更是闻名。
我爷爷主管农业，据说机房林和房子的柏乡林完全是我祖父栽的。克顺管杀猪卖，他就负责做生意。我祖父积劳成疾，五十六岁就去世了。去世后埋在大燕山，克顺家在坟后烧木炭，挖窑子，挖断了龙经，使我家死了好几个人，母亲去找他们，给他们买了猪沙，在坟后接上挖断的地方……因此，母亲是一个很厉害的人。
我的妻子邓顺碧
邓出生于一九四六年，属狗，在九庄郊区的教场坝出生，很小就失去了父亲。其母是一个苦命的人，先嫁罗家，后嫁邓家，然后嫁丁家。她是勤劳、精明、能干的人，邓也是一个勤劳、勇敢、坚强、心灵手巧、晓之以理、对人友善，但也是理不饶人的人。
一九七〇年底到我家后，独立持家，白手起家，勤劳操家。那时我家只有一间木板房，四分之一堂屋，但堂屋基本就是我家在用。厨房在院坝里，三个石头一个灶，后来在张宗良，我的一房二哥的破马圈里过半年，后有猪圈，在猪圈旁又挖一小猪圈喂猪。经我父亲协调，在堂屋后面做了个十来平方米的土房作为厨房。结婚半年，邓身怀大女儿思梅，非要去土里做活，栽秧，蒿秧等农活。还要去修马路，每天一块钱，自己得两角七分钱，其余的交生产队。我父亲挨着我们过着非常清贫的日子。在别人的帮助下，邓在茅草寨小学当民办教师。代有学生的生产队提粮，日子还是好不到哪里去。一九七二年，邓和思梅迁去九庄，在九庄区的九庄公社幺寨大队继续当民办教师，一月二十来块钱，口粮从国家回销粮解决。一九七三年，有政策从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受地方主义影响，她没有得到转正指标。于是我们只得迁回家乡。好得在别人的帮助下还是当上民办教师，后来经过我的努力，又在别人的帮助下当上了代课教师。一九——年，县里有五个代课教师转正指标，那时全县是五个区镇，恰好一区一镇一个，我经过多方努力四区的这个指标被我们争得了。邓由代课教师转为公办教师，这就又带来了一个问题。转为公办教师后不能在茅草寨上课，要到小寨坝小学去上课。由于思梅思龙无人照管，又转回茅草寨上课。一九八一年通过别人的帮助调到县里学习，学习后才调到了商业局，仍然当教师，直到商业局不办学校了，又留商业局办公室当办事员。
这时候，我家有六口人，智碧梅龙红丽。
一九八九年，国家机构改革，邓提前退休，得了一个副主任科员，相当于副局级。
当时，正遇我在北京，中国公安大学干部管理学院学习，邓和余行珍，杨莹的奶奶一九八二年元月去到北京，我带着她们去了天安门城楼，观望了毛主席遗容，去了北京游乐场、万里长城、皇帝万力陵……
我们在文化路修了一个小商店，回来后就开了小吃店、米店、小百货商店。邓等起早贪黑，或在贵阳出货，或在息烽批发，或给人送货，忙的不亦乐乎。
梅龙红丽也渐渐长大，或读南小，或读永小，读初中，读高中……
思梅高中待业，读了息烽电大，分区阳朗小学任教，又去贵阳进修大学，然后调息烽中学工作；思龙息烽高中毕业，顺利考上贵州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回息烽县人民法院小寨坝法庭工作；思红息烽中学高中毕业后考上了安顺财校，毕业后安在黑神庙工商所工作；思丽息烽中学高中毕业后，考起了贵阳会计学院，后分区广播站工作，后调永靖镇政府工作。在贵阳读书期间，每个星期还要为小商店进货回来……
相继，红、梅、龙、丽结婚，龙兰一九九九年生下宇辉。
关于宇辉，生于一九九九年古历十月十九日辰时。其父思龙命名雨晖，我先名为永青，宇辉属于永字辈，龙视不妥，我视雨晖也不妥。然后我又再三查据资料，并按龙命由雨晖的基础上思索多名，如“雨辉”、“禹晖”、“禹辉”也觉得不妥，又据查觉“宇辉”妥了，我说当不当，思龙说：“定也。”我说：“宇辉，据孔明诸葛神签第七条述可。”思龙说那按你的定吧。这样，宇辉的名字就这样定了。但这是书名，至今还没有乳名。
思梅適汪氏，生子汪旭；思红先適郑氏，生郑周洋，后適吴氏；思丽先適郑氏，即思红的兄弟媳妇。后適李氏，生李志豪。
思梅一九七一年后五月十九日，在息烽县医院出生，属猪，辛亥年，申时。那年，我的父亲还在世时，给她取名张思一，即一长成人。一岁时同我们迁去了九庄，在九庄我要工作，妈妈要去幺寨上课，妈妈把她白天交给外婆，或是外婆或后外公来接去外婆家。晚上又送回来。
她最幸福，吃的是奶粉，瘦肉，石螃，晚上我带着她在坝子、房架、九庄街上玩。一九七三年七月，思龙出生满月。因妈妈转正公办教师无望，我将她迁回茅草寨。我若回家，她爱跟着我，若我去砍豆站（让四季豆生长的架子）她也要去。五岁就背着她大爷给他编的小背篼和我一起上山打猪草……一次她被她家大爷家狗咬伤了，咬在左眼下一点，如果再上去点就咬到眼睛了。被咬当晚，她二毛哥连夜送到息烽，在息烽文化馆找到我，我立即背到县医院打了破伤风针，两天后我把她送回家。
她是一个性格强，上进心极强，拼搏心极强的人。独立性极强，如果她妈有时因晚上不回家，带着龙红丽在家，她晚上把堂屋后面的厨房门用板子、棒子抵得严严实实。其他门也关得好好的，还要煮东西给他们吃。一九九二年我去北京学习，妈妈到北京旅游，她就带着他们不但自己努力学习，还要管他们几个人的学习，还要买菜、打豆腐、做饭给他们吃。妈妈在商业局工作时去贵阳学习，她还帮助我做饭买菜打豆腐……
思龙七八岁时去息烽读书，堪称班上最小的。有时被其他同学打了，思梅就帮忙。一次思龙被升家儿子和其他小孩打，思梅思龙他们打不过，她就飞快的跑回家来告诉妈妈。妈妈追去，把那些小孩赶跑，然后把他们带回家。然后妈妈去找他们大人，他们就这样和好了，还成了好朋友，直到现在都有来往。
我每次回家思龙都要同我来息烽。有一次我回家，他要来，我就把他带来了。来的第二晚上他从梦中惊醒，说有人要打他。
思红来息烽八岁时，思梅同王菊要回茅草寨，并且已经走了。思红要回家，并向她们去的方向前进。走到南山口，天已黑尽，才被一个南山煤矿的工人发现，把她带到南山煤矿保卫科，保卫科给我打电话我去接她，她正在保卫科看电视。等到十点钟才把她接回来。
在农村一个女人带着四个孩子，要种菜，要干农活，要摘猪草，要上课，要洗衣服，苦的程度可想而知。每次搬家，她都打理得井井有条，在息烽的两次搬家，公安局搬到商业局，商业局搬到南大街，除了大件的别人帮助搬外，小件的都是她一个人不停地来回搬。就拿商业局搬南大街来说，往返不下一二百次，连一个火钩都没有漏掉。
邓是一个不知累的人。不是买菜买米买药买盐，就是在抹锅抹桌，就是拖地、洗衣……对人有口无心，吼人时很大声，马上就无事了。爱子孙的人对人有善，时时都会有知心朋友，也乐于帮助别人。
病魔逐渐缠身
我记得小时候没有什么大的病痛，只是左手虎口被牛踩了一脚，被踩了，几乎半年才好。左脚连儿杆被划破了，连骨头都看得到，感染灌脓一年多。小时候肚子爱痛，打了一场摆子，又像疟疾。
除此之外，身体还是可以的。倒是到40岁以后病就慢慢的出现了。
首先是美丽耳氏综合症，这种病先是头昏、头痛，然后上吐下泻，头痛，玄昏，天昏地暗，不想吃东西，水也不想喝。最恼火的要拖一个星期或三四天。路是走不起的，要卧床休息。
二是五十外就患上高血压，这个病也是让人头昏眼花，病情严重时路都走不起，一天不清醒，不知所措。
三是已在高血压出现之后又出现了糖尿病，这个病也使人昏昏然，什么都想吃，又什么都不敢吃，弄得人心惶惶。
得了高血压、糖尿病，是不治之症，终身吃药，有一些很坏的、很可怕的宣传，什么高血压综合症，糖尿病综合症，严重时要截肢，要瘫痪，让人心惊胆战。
四是腰椎间盘突出，这个病好像腰腿骨痛，身体四肢脱节，走路都走不起。
五是风湿关节炎，白天晚上有痛得很厉害，走路痛，有时两个膝盖同时软，往下蹲，走路很困难。
六是帕金森综合征，幸好发现早，治疗早，现在没什么反应。
七是右脑发生了脑梗，也是发现得早，治疗得早，没什么反应。
八是耳朵听力下降，眼睛视力下降。
总之，我的病太多了，还有最严重的胃病，一天到晚都不舒服，在贵阳检查属慢性胃炎。
因此，我的孙儿要注意锻炼身体，注意及早发现疾病，早发现早治疗，延年益寿。
我人生中的特别情况
我一九四六年失掉了慈母，才六岁。对一个人来讲，这是一件最痛苦的事情。人说一个人失掉什么都不怕，怕的是小时失去母亲最可怕。
我一九五三年重新读一年级，按我这个年纪，如果一年一年读下去，我读完小学就已经十九岁了。结果跳了两年，我小学毕业都是十七岁了。我一九五四年到底寨读，一切自理，也算独立生活。
我一九七〇年才安家，主要的原因是人家同我一样都能考上大学，我为什么不能。为了更好的前途，我一九六三年上半年高中毕业，在息中当事务长，坚持自学，一九六五年才考上大学，受无产阶级WG的影响，到一九七〇年才回到息烽，耽误了青春。
我从一九五七年在息烽读初中一年级起，就当学生官，开始当班长，民兵营长，接着当息烽中学团总支，副书记，息烽县机关民兵营参谋。到大学当学习委员，木工队队长，班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
一九五八年在息烽中学初中二年级任班长，搞勤工俭学中在北门桥带领全班同学下砖时，因为砖还没有冷，从破窑门进去，搭上楼梯，我站在楼梯上，在上面的同学不小心把一堆砖弄垮，那砖蜂拥的倒下来，又重又烫的砖从我的头、身、脚、胯下砸下来，当时我光着身子，砖把我的头、身、脚都砸破了皮，全身都在流血。当时生命都收到威胁，立即去找医院包扎了伤口才求得一生。那时一个同学写作文，说我们的班长是一个英雄，光着身子，砖铺天盖地的砸来，他硬挺着，冒着生命危险，置生死于不顾，大家非常佩服……
这篇作文是李写的，班主任老师改后在全班诵读。
一九六八年在贵阳半农半读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后，政府因为怕学生再搞无产阶级WG，不好管理，就把全省甚至全国的大学生送到所在地的部队劳动锻炼。我被送去七五七八部队军垦农场，地址在贵州省安顺市双仆区平田。由于在学校的政治思想表现好，学习成绩也好，去农场后被任命为四连四排二班副班长，后抽我开履带拖拉机，胶轮拖拉机，手扶式拖拉机。一天吃过早餐，我开着拖拉机去山那边拖苞谷，一些女战士搬了许多苞谷，装好苞谷，她们就回连队去了。我从那常山压口开拖拉机拉苞谷回连队，那是两山之间很长的一个夹道，开始正常行驶，后来拖拉机越开越快，我急忙刹车，拉离合器，谁知刹车拉了离合器拖拉机更快了，下面又是悬崖。我突然想到，连车和拖拉机飞下去我的命该如何？我马上松开右手刹车，紧握左手刹车，这时拖拉机突然一个转弯向着左边不停的撞击，然后再握左刹车，拖拉机转入车道中间，然后握右刹车，拖拉机左右摇动，不容易才把拖拉机控制住了，我才想到多危险。然后慢慢的回到了连队。
等我清醒过来，当时惊得一魂扫二魂，不知所措。我的内衣湿透，这手扶式拖拉机当下坡时把双手的刹车捏住，离合器松开，这就慢慢的走了。如果把离合器捏住，就会做匀加速运动，越来越快。平路和上坡可以离合，唯独下坡不能离合，这一次好危险，我冲下高坎，或骨折，或双腿断裂，现在想起来头皮发麻啊。
一九七〇年也是开手扶式拖拉机，在常山里耕地时，突然拖拉机熄了火，我重新发动后手柄的摇把还没归为，我就用起子去敲，摇把归为了，可是起子强猛的像我的右眼弹来，把我的右脸上扎出了指头这么大的洞，鲜血直流，我用右手手指按住，又找了一根藤子用卫生纸包住右眼，藤子包在头上跑会连队，在医务室医生处理后又吃了一个月的药，医生说幸好，在上一分你的眼球就被扎破了，那就成了一个独眼龙了。
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七年我开始在息烽公安局当副局长，后又提了张帮力为副局长，他想当局长，就和杨光富局长相互勾结，打击排斥我，就把我抽去县委办案。后他两白板阻拦不让我回公安，还无中生有造谣，诽谤。县委知道情况后就下死通知，让我回公安工作。
一九八四年九庄教场坝董洪才被杀，那时我被任命副局长，分管刑侦队，同局长杨光富，刑侦队长，坐上消防队副队长陈友军开车出现场。那冬天冰冻三尺，大临口的冰冻的人都走不过去。车走到大临口，朝九庄方向下坡，车不听人指挥，刹车也失灵，驾驶员陈友军打开车门跳下了车。那个杨光富平时走路都是跛脚，这次唰的一下就跳下了车。我和李树生坐在后排，门打不开，车还自己下滑，从马路中间又滑到了马路边上，旁边是高坎，李树生嘴里喊着完了玩了……汗水黄豆般的冒在头上，我当时想完了，要和我的家人永别了，要去阴间了……车子自动滑了一丈多，离高坎只有一尺左右，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车子突然停了。这时陈友军给我和李树生开了门。我下了车浑身发软，李也是，几乎坐在马路上……原来车轮被马路边的牛脚窝卡住，才幸免于难。
一九七五年，黄朝斗任息烽招待所所长。因为同工作员乱搞男女关系，被其他工作人员发现，县机关组织调查他的问题。在调查中又发现他在家乡时因为他的哥哥被送去劳改，于是他就向他的嫂嫂乱搞男女关系，我同直属党委书记李彪去普定调查他的这事是不是真的。去到晴隆的七十二道拐，车走左边新路，是白嵌石，又是煤山，右边有自浸水，把路浸湿了。车走在上面是滑的，接着车朝前滑，然后又横起滑，驾驶员控制不住车，滑到外面，左手边是百丈悬崖，只差尺巴就要摔下悬崖。当时李彪的汗水像黄豆般冒出来，说完了完了……我的心就想，要和我家亲人永别了。后司机去到路比较干处，一打转盘，车才摆正。那一瞬间掉下去，还会有车，有人吗。
一九六〇年，因为没有钱交伙食。假期我和一些同学去贵阳，别人去玩耍，我去给老板挖屋基。去到贵阳实验小学老师家，他家房子不宽，拿一床被子给我住在教室里。蚊虫咬不说，桌子上很硬很窄很难睡。在他们食堂吃饭，因为粮食关，其他都吃定量，在他们学校吃三四顿。老师就说怕别人说，我给他们钱两，他们不收，我就马上离开他家。那是贵阳油炸街，我离他家半里路的地方遇到一个包工头，他承包了一个地基工程，我说给他做小工，他答应了。我开始做，那些其他的小工叫我推土方，我就推。因为十八九岁，平时没有做过重活，推泥巴很难，三天后我就离开回息烽了。那个包工头是个好人，三天给了我十多块钱。那天晚上我住在一栋两间房子的楼上，这房子楼下装得很好，楼上没有装修，四面通风。我把楼板打扫干净，用口缸做枕头，合身而睡。冷不说，还有蚊虫侵犯。睡来外面一片漆黑，好吓人的……
一九五三年为了找学费，我在黑神庙过去的干沟桥锤石沙，这个石沙是用来铺马路的，三块多钱一方，一方要四十多挑。一天能锤两三挑，要锤十多天。为抢时间，要一早去，天黑尽才回家。离家又远，于是就睡在干沟桥的桥底下。当时没有相当如果睡着了有蛇来犯，有虫来咬，有野兽来侵害，天上下大雨，山洪冲来……想起来多可怕啊。
一九四八年闹荒年，我一个人在那里，太阳下山的时候。当时和尚林突然有老虎的叫声，那时我才七八岁，全身发热，脚发软。怎么办？老虎的叫声离我不过半里，我转身就往家的方向跑。人常说，老虎下山要吃人的。
大约在这个时候，二哥张宗良家马用绳子栓在树桩上，要我去拉回来。我去解开绳子，拉在田坎边，一步跃上马背。还没骑稳，马就开始跳。一开始两步两步的跳，我坐不稳，一下从马头摔下去，马从我的身上跳过去，好危险哦。
在公安工作，走到县委办案。一次，为了搞清楚孙少成的WG中的问题，他家在坐南极，我同张奂其去南极他家。走到爬坡的地方，由于坡陡，又远，因身体无力慢慢的头昏眼花，就倒在路上，后坐了一个多小时才好一点。回家后立马去医院住院治疗。那点又是北崖，险些滚下悬崖去了。
一九七三年在九庄工作时，我家住在九庄区袁金娃娃家的门口，没有厨房，于是我把朝门堵了，顺着房子搭了一个灶头。一天我生火煮饭，还没有煮，生起了火。不多时，砖烧烫了，把木板烧燃了，我立马用水把火苗扑灭了。也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试想，如果把房子烧起来起码都是过失罪，要被判刑的。
一九九五年，从公安局搬到商业局宿舍住。我家隔壁留有一个上楼顶的猫儿洞。我叫思丽做了一个楼梯上房子，我家先搬下去，那时基本上只有我家一家在那里上下。又叫思丽做了一个小房子式的鸡圈，在楼上养鸡。一切都比较顺利。后来搬来一个叫郑周贵的，他在猫儿洞下修了一块木板，把上楼去的路封了。当时他做门把门封后给了我家一把钥匙，后他又做了大门扣，把门锁了喂鸡。我家上不去。一次我上楼梯时那楼梯一滑，楼梯就离开了我的地方，直直地我爬在楼梯上，险些摔了下来。然后我在我家阳台上方挖了一个洞，又做了楼梯做了门，解决了我家上楼的问题。
一九七八年调公安工作，我带的是二把枪。一天吴说他要值班，就来借我的枪，我欠考虑，就把枪借给了他。吴对我工作比他优越产生嫉妒，他借去第二天还我的枪。正好思龙好多次要到我这玩，我也恰好把他带来了息烽。那天中午他还枪，我就卡在腰下，带着思龙下班回到宿舍，我叫思龙在宿舍等我，打饭回来后坐下。思龙说：“爸爸，我想看下你的枪。”我站起来把枪从腰上取下来要给他。我突然反应过来，我说我检查一下。我转下左手，朝地板扣扳机，突然啪的一声，把我和思龙吓得目瞪口呆，瞬间，枪把楼板打了一个寸把深的洞。我觉得太危险了，如果思龙把枪接过，若朝我对着，那肯定凶多吉少。当然我不会对着我的儿子。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另外，把枪打穿楼板，下面住的人多么害怕。事后我想，这是吴要害我，要不是他为什么把枪上膛，不交代不处理就还枪。
思泽的母亲生于一九二九年十月十八日，己巳年。是息烽县黑神庙小寨坝上坝田居人氏。一九四六年谭母病逝后，小菊与宗仁圆房，四七年冬月二十生思泽，四八年后五月生思平，五〇年思泽离家工作，去息烽长期不回家。这样思泽母亲在家思念过重，得了相思病，久治不愈。由一个青壮年妇女，瘦成一个皮包骨的骨头人，卧床不能下床。一九五零年二月，阳光明媚，正是春笋生起，我背着思泽去对面吴家对面叫烂木堂的去搬水竹孙。回家后床上不见了他，我转眼一看，后门开着，我到后门一看，他在后门坎那里小便，因门开着，我跨出后门不见人，我再朝向北的山间跑去，嫂嫂嫂嫂的喊着，不见回音。我再向前一看，她脚在大石坎处，头朝下，我再看，她头在水里，已经没气了，全身僵硬。这时我立马跑到二嫂家，说我家嫂嫂淹死了，想叫她一同来处理尸体。她怕，不敢同我来到池边。我又去叫大哥家二儿子，他便同我来到池边，我和他一人抱一只腿向石板上拉，拉上来还是趴着的。于是我一个人将她的尸体翻转，平平稳稳的停在石板上。那时正是贵州刚解放，在斗地主分田地，分劳动果实。父亲去了梅家小山分东西。我记得有毛毯，两个盘子。我给父亲说嫂嫂在后边池子里淹死了，当时父亲一惊，马上镇定下来，对我说：“你赶快回家去，我马上就来。”我按父亲的话马上回家。一是看好嫂嫂的尸体，二是看好小冬小润，小冬两岁半，小润半岁多一点。父亲到家后马上买来棺材把嫂嫂的尸体装上，请来了道士。三天后把嫂嫂埋在了我母亲的左边，那地方名叫石旮旯。
嫂嫂姓何，名叫何明分，又叫何小玉。十六岁就同我哥哥结婚，到家后我才六岁。她人品端庄，美丽，为人直爽、贤淑、仁爱，对我关怀毕至，如母亲一般。
我父亲经常在外面走，有好些时候免不了不归家。她和哥哥就把我放在米柜上睡觉，或同他们一起睡，出门都要带着我。来我家后，一次，她在柏乡林摘辣椒，都把我带着。我在那里觉得不好玩，我就说嫂嫂我回家了。她就说你去吧，这里离家很近，不怕什么的，我一会儿就回家了，还要煮饭给你吃。她问我饿不饿，我说饿的，她就叫我回去，不一会儿就回家了。
一次，她要去我家大燕山，又叫枫香坡，挖荞子，她叫我同她去，我二话没说就去了。去到种荞子那里，那里离森林很近，我走来走去，她挖荞子，我发现了一处三八菇，她就捡了一串穿好。这时天色已黑，她还扛了一根白杨树尖，我走在前面，她扛着柴走前后面。天已经黑了，我摇摇身子，她说我疯摆柳。
我们老家在做活时相互换工，就是我家有事请你来帮忙，你家有事请我到你家做。一次，杜家寨杜洪兵挖苞谷，请了我家嫂嫂，她就把我叫起去了。因为小冬只有半岁，我背起人走前，她紧跟在后，那是在一匹大山上。爬坡，背人，把我的汗水都累出来了。那时做活要歇气，两个小时一次，早歇气，她从我背上接下小冬喂奶，我就松了一口气。喂完奶她就挖苞谷去了。我记得杜叫我和他去打牛，我又小，又打着光脚，就没有去。到中午他家送饭上山，离家远了，不能回家吃，要在山上吃。如果回家还要耽误干活。在吃饭时我也要吃的，这是规矩，因为我是背人的。杜到我和嫂嫂跟前，给她说不给他吃，叫他打牛他都不打。嫂嫂当时很气，马上把人给我叫我背人回家。我就背上小冬回家了。按道理我不但要吃早中饭，还要吃晚饭。后来杜到我家，我在吃苞谷，他手伸过来说给我吃点，我因为受他羞辱，不给他吃。后来我给我哥说这事，哥哥当着嫂嫂和我说，小人的东西我不想，背到大人我用抢。
一九五〇年，贵州刚解放，很混乱。共产党、国民党、社会杂志混淆不堪。当时有一个叫陈司机的人开着一辆车拉着轮胎、汽油等物资在大公路上怕被人抢，在小寨坝分路口发现了去养龙司的路，就顺着路把车开到我家当门停下。晚上，车上的轮胎被人转去我家过水田角的坑里，汽油也被转到那里。又到一个晚上，轮胎被转去半坡。有三个转到我家厢房屋的坑里，那个坑，是我父亲煮酒的坑，然后用苞谷壳盖上。后来被冒充解放军的国民党流亡军抢走，这些穷凶极恶的人还乱抓人，抓了人还逼我们说你们是什么人。我们说解放军爱人，你们这些人害人，你们到底是什么人？他们看事情败露，跳上车就跑。我父亲哥哥，还有叔伯大嫂，二哥大哥见势不妙，跑到外地去了，我家只剩我、我嫂嫂、祖母和小冬小润。嫂嫂见势不妙，她马上给我说：“弟弟，我去上坝田外家，你把小冬背去。”那时我把小冬背去，家里只有小润和祖母，还怕这些人找到嫂嫂。第二天一早我们去了芭蕉坡，去了嫂嫂三姐家，嫂嫂打听到无事我们才回了家。
我记得陈司机一家有爱人、母亲、孩子、助手等，后来他母亲的一件棉衣还送给了我祖母，祖母是一九四九年过世的。过世后这件棉衣又轮到了嫂嫂穿，因为她病弱，一怕冷，二又没有换洗的衣服，三又洗不动，穿上时间久了，后来嫂嫂家母亲去看她，发现棉衣上跳蚤起堆堆。
嫂嫂是一九四六年到我家，到一九五〇年二月由于勤劳、善于管理家务，家境又很快好了起来。每年粮食有吃的，还有余的，还杀年猪……
嫂嫂也打过我一次。那时我哥哥出去参加工作，当时政府有个政策，家里要组织劳动力帮助家里做事，那年秋收。别人来帮我加搭屋子，嫂嫂带病做饭，叫我去挖黄瓜，我把板凳翻在地上，把黄瓜放在板凳的一头，两脚蹬上去，拿起锅铲正在削，嫂嫂过来拿过锅铲就给我几锅铲，我起来就朝门口跑去。她为什么要打我。后来才知道饭马上要蒸了，她带病心烦，我也不会记她的仇的。
嫂嫂的去世是一个很大的遗憾，是全家的损失，也是她自己的一大损失。毕竟，她的人生短暂，才活二十一岁不到，家庭改变了命运，使小冬小润失去了母亲，也使我失去了慈爱……
哥哥张宗仁生于一九二八年戊辰年十月十一日，息烽县黑神庙茅草寨机房，亡于2007年下午6点58分。
我视哥哥如长父，嫂嫂待我如长母。我六岁失去母亲，哥嫂就在那时持家，哥哥在底寨工作。一九五四年把我接到底寨读书。他到息烽粮食局工作，我又到息烽永靖小学读书，对我关怀毕至。一九五五年他在粮食局工作。一次我去息烽，他买了十个烧饼给我带回底寨。一九四九年，我去外婆家玩，他去接我，在三步跳，带我去看围腰坟。在外婆家时我哭了，他说回家了还流眼泪呢。那年大外公的生日，因他是复兴区的区长，办了三百桌。那次他给了我三角钱，我去贵阳打工那次他抽现搞外调，在老教育局那里给了我三块钱。他也像我嫂嫂那样，走到哪里都要带着我。一次在我家的赵家沟捡柴，他带着我把人家的牛栏杆都搬走做材料。又一次挑粪淋小季，张家地上种了大烟，他拿起竹棍就把大烟打掉了。那是我家的土地，为何在他家手上，我搞不清，这是他憎恨地主的表现。一次在烂木堂钓鱼，下大雨，他一小会儿钓了十几个巴掌大的结壳鱼，要我先提回家。
一九五九年由于和嫂嫂结婚后他不再管我的伙食，我回家要，父亲不在家。后母王素芬给了我一只母鸡，要我去息烽卖了做伙食费。哥哥知道了，在我二姐家把鸡拿去了，给了我四块五角钱。我在大学没钱用，我写信给他，要他给我寄十块钱，他还是寄了。一次我回老家在麻将桌上赢了十块钱还给了他，这就是说我最后借他的十块钱还是还给他了。算起来我在底寨读书两年，每年按九个月计算，每月四块钱，十八个月，共用他七十二块钱，在息烽永靖小学一年四块，四九三十六，小学计三年，一百零八元。初中三年，二十七个月，每月六元，162元，哥哥供我读书共计花了270元。到高一，他停止了我读书的供给，我主要靠人民助学金和挑煤卖读书。
我离开家以后，他住我的房间，我家的房子卧室一间，堂屋三分之一，厨房一件，合计二间又三分之一。按当时的房租每间十元钱计算，一月房租二十三月，住了三十多年，暗一年276元计，三十年的房租钱共计是8280元。
在粮食关哥哥家缺粮。哥说兄弟，我确实断粮了。这样，我同邓商量，把回销粮给了他27斤，按一斤3元计算，共81元。嫂嫂韩菊芬，由于贪污布零头，被开除了工作籍，被下放农村，我给她落实了。她的开除不是冤假错案，是属于畸轻畸重，不是我是落实不了的。这样她的工资恢复，全家由农民户口恢复了居民户口。这几万元都不止。因此，哥哥没有白供我读书。
因为有了我，小冬的孩子办了农转非。小润一家成了居民户口。对他们子女的前途起了关键作用。那时的政策农村户口和居民户口区别很大，农村户口读不了技校，进不来城市工作。由于我的作用，张家张永杰读警校，只超了3分得到了录取，其他人超过了7、8分也没有录取。张思亮的工农兵大学，是我找了三人才得落实；张思奎的二次参军也是我推荐的，没有邓，思敏不会得到民办教师的资格……
疾病缠身
三十岁之前没有发现大的病，有的是感冒、肚子痛，一些小毛病。后来工作后特别是在九庄工作期，三十四岁，感到胃病开始慢慢严重起来，一些普通的胃病药不管用了，喷乌贼骨，打通杆，用一根杆缠上布块从喉插到胃里。这些还是没有根治。四五十年到现在，这个胃越是严重，特别是中午时分，更是使人难受。对于我来说这已经是不治之症了。
在读大学之前，一次我去到麻窝土的北边，有三十的坡度冒出连绵不断的石板，我沿着一个个石板走，不走土地，这样突然勾起了我对人生道路的思索。我几时长大，长大了干什么？于是，我去到母亲的坟前跪着，默念：“母亲，孩儿来了，望你保住儿考上大学，我给你立碑。”后来我真的考上大学了，出来工作后我认为是母亲真的保佑我才考起了大学的。这样，我许了的母亲的愿必须得还。到了一九八三年，我同邓、思泽、宗仁商量，给父母立碑。
当时我去到黎安上面买了两块碑，得到思义、思泽、思新的帮助，思义找车把碑搬回了家，思泽负责帮助立碑的人吃饭，思新出水泥，找人力。两块碑，即谭母洪英之墓，张公龙全之墓。在立的时候，谭母的碑下被震破了，是张思新水泥补上的。在立父亲的碑时，推到快立正时，突然碑身朝南倾，抽碑的人喊，快快快。打碑的石匠抓起米到处扔，口里滔滔不绝的念“有人要抢碑！”搞得神秘紧张。我被吓惊了，怕碑倒去砸到人。我哥也慌了，赶紧把碑扶正。
立这两块碑，一块碑基础破了，一块险些倒地，算是不太吉利，对我而言成了一个忧心。又加上官场的不顺利，慢慢的让我生了病，使我一天忧忧然，头昏昏，精神恍惚，总得不到舒服。开始在息烽县医院住院，查病根，吃药打针吊针……并不好，找不到病根。后来，邓同我去贵阳医学院检查，仍然找不到病根。
但是身体总觉得不舒服，周身酸软无力，精神恍恍惚惚。大把大把的吃药，度日如年，整天难过，睡在床上，一盖被子全身出汗，不盖又冷的要命。走不起，站不稳，浑身打颤，发抖。由于病，就看钟摸脉跳动，久而久之这个脑筋就被这脉跳、秒针跳动的咔嚓咔嚓的连在一起。一天到晚就这样在心跳。在医院检查，看医生，他给我说这是精神分裂症……
在家里，睡也睡不得，走也走不得，站也站不得，坐也做不得，说话都很困难，看也看不得。
睡起的环着睡，五六月的天气背心发冷，有时冷的发抖，要在床的里面放被子或衣服，背抵被子衣服好一点。只有平睡还勉强过得去。
坐起的，天昏地暗，周围房子打转，不敢睁眼。睁着眼由它转，有时还突然偏倒。
站起的，脚底发软，周身软，还要往下弯，还要打颤。
走起的，脚打弯，腿脚迈不开，东歪西歪还要到处窜。
说话呢，舌头转不过来，声音放不开，声音绕弯弯，别人听不见。
看呢，平地看，远方成一团，让人看花眼。朝天看，块块在头上翻。朝下看，凳箩摆眼前，前不能进，后不能退。逼人跳楼。
睡在床上，一天到晚似睡非睡，悠悠然，恍恍惚惚，耳朵嗡嗡叫，眼睛上下跳，时时听到有人哈哈笑，好像奏哀乐。
睡在床上，恍恍惚惚，闭上眼睛，许多埂埂似一本本的书立起，又似碑突现。还恍忽忽听见父亲说“还你的碑”。一天到晚，惊恐万状，胆颤心惊。魂魄似散。惊恐、胆怯、魂不附体，好像一天时时都有死亡的危险。时时都在鬼抓人……
这样的日子大约有三年的时间。
就在父亲说：“还你的碑。”惊恐万状，要命之时，即见观音菩萨手拿扇子把白马尾纹刷，左扇右扇，在我身前扇来扇去，我惊喜万状，心情开始稳定，心理安慰，不怕不怕，我是观音菩萨的儿子，我有灾难，观音菩萨会搭救我的。正是这样，我慢慢的好起来了。从观音菩萨白马纹刷打扫全身起，我就爱明见神、佛救我的梦。
1987年5月25日晚，我做了这样的梦：
神氏
昨晚气温三十一，久不现睡现原因。迷迷糊糊终有梦，熟睡幽魂温泉行。
幽魂行到弯道处，仿佛跟随两三人。前面行走女强人，乘车温泉跟二人。
我便让路边边去，幽魂飘渺路不一。重病三年病常有，人生四八梦难成。
想好梦呵无好梦，无所作为虚度生。梦不好来不要紧，偏偏有梦胆魂惊。
昨晚游梦忆往常，危难时刻见真神。我向真神诉苦情，幽魂离身远处行。
要回家呵路不认，真神深知女儿情。暗受机离家往哪，幽魂昏昏有离心。
重问女神我阳间，我的家往何处行。女神按云脚站稳，巨臂远伸指行程。
幽魂不能有离心，你家就朝那儿行。我把路程来认定，按神教导上征程。
路陡坡重路难行，脚重犹如挂千斤。魂在梦境死拼命，生拉活扯朝家行。
顿时脚杆高抬起，轻轻松松往家奔。观男神下降凡尘，来到女神并排列。
男女二神翩翩起，飘飘渺渺朝天行。神去幽魂各自正，魂便拼命往家行。
悠悠然然梦中醒，尸体附床魂收身。心情激动忙回忆，记住梦游见真神。
肉麻阵阵心平静，感谢二神救凡身。久久心情不平静，翻来覆去在自问。
如若这晚魂不回，魂离尸体命归阴。此梦真是好吉兆，病情从此渐渐轻。
菩萨在天睁眼睛，春元良人命不轻。孩子幼呵妻子怜，还有冤仇压心底。
留的青山在人间，不怕恶人不留情。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苦求。
真神处处来保佑，祸福带动一家人。如若梦中真神在，我给你们留真名。
我叫张宗智呵又叫小春元，我的宿命是你们还，我要时时还心愿。
如若二神不留名和情，我便还愿弥陀和观音。
二神不要来惊吓，我一辈子记你们。保我安安稳稳度一生，以便我抚育儿女和子孙。
使他们快快长成人，到那时我宁愿了残生。只要命中寿延命中还，我决不冤枉阴间事。
更不违心阴间情。
1984年5月7日
病渐去
1987年4月2日晚8时
病缠三年足，心情苦中求。起居睡行难，最苦失幸福。
鬼年刚露头，病魔渐渐出。包袱天天驼，最幸还幸福。
这年的三月初二三，发现血脉恢复正常，胸痛减轻，感觉心情稳得住了。格子轻了，怕的感觉消失，吃得饱睡得着了。心情格外高兴，子年得的病，经过丑寅特别是寅年病疾重，住院三次，多次去筑查无病根，二三月有亡之症状，人生幸福已失。幸运死里逃生，留的了性命。卯年真月脚病才好转，特别从二月六日真月初九杨明华送来铁蛋锻炼开始，病情一天好过一天。
从梦见菩萨后，三次有人来送菩萨。一次一男人，挑了三个观音菩萨到我家来，这是在商业局宿舍。但我当时轻浮的处理了这件事，即认为那男子是借神搞诈骗，骗取钱财，被我哄出去了。第二次是两个女尼姑，将阿弥陀佛的书和一些符法的书籍送到了我家。这些书和阿弥陀佛的书对我的保护不言而喻，作用很大，这是我最大的精神支柱。因为有了他们，我的精神有依托了，胆子慢慢的从惊恐、怕这怕那解脱出来，病就慢慢的好起来了。第三次是两个四川峨眉山的尼姑，到我家送来了菩萨的像，不同的方位显现不同的菩萨，有佛祖释迦牟尼的像，观音菩萨的像。我给了一百元钱给她们，她们是化缘的。其他的佛经书籍我看过好几次，而这个阿弥陀佛经我爱不释手，读七八年了。每天读一段，按阿弥陀佛的开示，我要读到我没有气为止，读了它我的精神解脱，命才好转，胆子慢慢的大了。因此我对释迦牟尼、阿弥陀佛、观音菩萨等特别信仰和尊重。进而对尤其是于慧、文殊、普贤菩萨也很信仰和尊重。第四次是我的大女思梅给我起了一张观音菩萨的像，我把她同释迦牟尼符和画的符，因我的儿子思龙给装在红包里，普用一根尼龙绳套好，我挂在胸前两年多了。当然，我以前就这样挂起的还有画的符。我的四女儿秀的观音菩萨像，我现在挂在饭厅的壁上已经四年了。
我对观音菩萨同样尊重，在我落难的时候她也落难。那个杨光富任公安局长时，他在捣庙宇，因此有不少的庙子的菩萨被送到公安局。有的拿去烧了，我见一个观音小尊的木做的观音菩萨，怕别人捉弄她，我就用一个大档案袋，装好送去老家思泽家拿来供在香火上。他家得到观音菩萨的保佑，一家人过得安安宁宁的，我家也过得很好，很安宁。
观音菩萨、阿弥陀佛，我七八岁时徐就告诉我在他家老房子瓦窑田坎上，他说：“幺舅，如果你怕，你就呼叫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就不怕了。”这个神理已经保佑七十年了。
再有，据我张家的词谱记载，老祖宗继芳迁移四川时，其母把观音菩萨的像穿在她的胸口上，继芳祖带到四川的山台县，他将观音菩萨像带到山台县坐落的山上，修了一个观音场，在观音场树了一个大的观音菩萨像，至今还在。
张宇辉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