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不平凡的难忘人生》
作者：翁长溥 2011年12月1日
1996年我年满72岁后,广西区计委决定我以正厅5级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的计委顾问职务离休,但保留原有的办公室和用车条件不变,直至今日这在离休年龄和待遇上,都是不平凡的。1997年1月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传记中心把我的传晷列入《世界知识分子名人录》第12卷出版发行,这是他们在我国的工作者从我国内部刊物《中国水力发电史料》中得到的史料编成清样寄我审定的。1997年10月广西科技出版社出版发行了我的回忆录《恶水缘》一书2000册,大部分内容汇编自我曾公开或内部发表过的文章,此后,虽接到过国内外不少约稿或审稿的信,我多未回复,还感到北京的传纪文学发展得过多过快了。2011年11月19日我突然收到由北京寄来的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中华名人格言》(七)一书并附贺信,目录分为“传统”及“现代”两款,我是查“现代”査了几遍,未找到我的名字,只有试查“传统”,结果在目录第10页发现了我名列《格言》第168页,共133个字,由青少年到死。兹把我的一生实情概述如后。
一、我的家和家乡教育
在WG运动中造反派查我的档案,学历是大学毕业,家庭出身是贫民,这使他们不可理解,把我当黑五类出身的死不改悔走资派和反动技术权威来长期批斗。我是怎么一棵苗子,如何成长起来的?现在该公之于众了。
我老家在四川省沱江边资阳县临江寺。宗族统治显著,取名字都要依照辈份,这个时代翁氏辈序为朝、啟、正、熙、邦,我父名翁熙培后来面向社会名翁清泉。我父是火炮性,在当时军阀割据时代佃农,与人打架使人重伤,就畏罪弃妻女外逃至成都等地区,去当兵卖命打工卖力。有了些积蓄就回到老家,前妻刘氏已死,另娶寡妇童氏带女上门,继续佃农生活。1924年8月父已46岁,童氏生下了我,取名翁永邦,乳名松林。同住一地的叔父翁熙方家未有生育,商定我是一子顶两房。叔父终身为老实佃农,未有生育,在新中国的困难时期饿死。与我同母异父的大姐和同父异母的二姐相继出嫁,我这个一子顶两房的独子,日渐成长又没有书读,1930年我父已过半百,带着我搬到了临江寺横街子租房居住。父早在成都就参加了四川的袍哥组织,在临江寺有很多兄弟伙,在相邻乡镇的袍哥码头都有兄弟般的往来,父亲就在这一带地方从事赶场经商和袍哥活动,日久成了有名的袍哥翁大爷,母亲在家靠用棉纺纱和摆摊小卖赚钱。1933年4月生下我小妹邦华,把我拜给方叫化子(乞丐,川话又称讨口子)头作干儿子。办红白喜事神事的大宴会,主人是把偿物集中送给叫化子头,由头头带回去分配的。我大姐夫廖延辉在正街上开了一家中药铺,这是另一个依靠。那时我家是一日两餐,上午是吃红薯稀饭,下午吃煮杂粮,菜是四川泡酸菜,只有我的碗中是粥多薯少。初二、十六廖家药铺打牙祭时,大姐叫我去,方叫化头带回残余宴品时就叫我去。那时传说吃“百家饭”利于长寿,有人叫我“翁叫化”。
搬家上街后,有一天父亲带我拜陈至青从外地余家寺请来的陈子麒私塾老师,奉上礼品,点燃香腊纸,在背景为“天地君亲师神位”的陈老师面前叩头,开始了我的启蒙教育。我是比较调皮的娃,有一天老师用教鞭打我,乡下人脱口即出“妈的×”,我立即喊“老师不该骂妈”他越打我越喊。次年,甘家河坝天公庙请陈老师去乡下教学,离我家较远,我家送我去读住学,另有街上的朱家两兄弟也去读住学,我与陈老师睡一个床,朱家兄弟睡另一个铺,天冷了,陈老师要抱着我睡,我就是不肯。吃饭是住读生协助陈老师做,每个人轮流带一斗米。某次轮到朱家带米了,朱父久出未归来,陈老师到处张罗也未成,以至三天三夜粒米未进。家住附近的甘明官团总(现称乡长,保甲制度时称联保主任)与我父是朋友,他得知后就来带我去他家吃,我不肯,要给我送来我也不肯。最后是他协助陈老师弄来了米,师生四人同做同吃,我才肚内有食。我的非凡表现,引起了甘明官收我做干儿子,引起了陈子麒做媒把他嫁在临江寺戢家桥的妹妹之女戢宝珍许配给我。次年陈老师回到街上的文武宫后殿教书后对我可好了,每逢下雨时他都要下山来背我爬坡。
街上有一个同族叔辈翁清晏是做文字工作吃公粮的,1934年他去成都回来后找到我父和我,写出1、2、3、3、5考我,我不认得,他说这次去成都考一个训练班,国语考得很好,数学交了白卷,永邦侄不能再读私塾了,该改读小学。此时半边街的甘氏小学已经开办了,我父把我送读了甘氏小学,名翁长溥(长寿福广之意)。学生人数多,两位主要老师是从成都请来的,除国语、算术等课外,还有美术、音乐、体育等课,这太好了我一定要努力学好。我喜新,在小操场上第一次看见有人骑洋马儿(自行车),就拉人同追。我主动学,不是只听老师讲,不懂的就主动问。校门口横扁上是“毋忝尔生”每次进校门都看不懂,就主动找方老师去问,他说“毋是不要,忝是辜负,尔生是你一生的生命”,这使我终生念记“毋忝尔生”。我敢提意见,那时的社风还是男女授受不亲,某天方老师手里的教鞭指着一名男生批评,昨天不该约女同学方乘清在校外两相聚会。方乘清是方老师的女与我同班,我立即站起来问“为什么不把女同学一起叫出来?”此事了结,有人说我不懂事。
我家是读不起中学的,1938年我小学毕业第二名,我就去县城考资阳初中,在录取的92名学生中我名列第三,邻乡的翁氏宗祠有些地产,地租用来每年办清明会聚会祭祖同吃。其余用来助学,满清时供学子进京赶考,民国时供优秀穷学子上学,靠奖励性宗祠资助我进了县城读中学,这已是抗日战争时期了。一位来自吉林省的老师,在讲台上听见《流亡三部曲》的歌声,也立即流泪,县城受到敌机轰炸后,中学迁到县城和临江寺之间的昆仑渡的禹王官内,十分艰苦。我初中时期的学习不只靠课堂老师,还靠交同学朋友黄栋臣、李少柏(那时名胡重义)。黄是破败的书香之家在商业中心内江县当过两年徒弟,爱好文学,课外他把身边的鲁迅、郭沫若、茅盾的作品给我看就讲,黄写得一手郑板桥体好字,给我写的横幅我贴在家里墙上,回家就看和学,李母是成都人,他经常给我传递成都的时尚信息,这两名初中同学成了我的终身朋友,1995年我悼念李少柏逝世的诗尾在“栋臣早走半世纪,奈何桥肩等后人”。
在老家求学时期,还接受不少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令我终身难忘的是我父亲常对我说“将来事可作官不可为”,这是他这个袍哥大爷一生主张行侠仗义,痛恨腐败的旧官场之言。老家人对我的看法,小学同班初中同级的女同学刘志仙离校多年后对我讲了我的故事,归结为我是精灵倌儿、好恶、好肇、犟牛、脸皮厚、爱打抱不平等。
回顾一生,幼时见男人面朝黄土背朝天,女人摇着纺车转,当今路上的男女多是乘的机动车,我幼时接受的教育是东亚病夫救亡图存。
二、抗日战争促我在上海同济大学毕业
初中时期使我与黄栋臣感到我国工业落后才被日本鬼子打,1941年初中毕业后我俩去成都考上了重庆沙坪坝的中央工业专科职业学校,这时已在修成渝公路,我选的专业为土木工程科。我俩相约同行,各自用一条扁担,一头是一条棉被,另一头上一箱行李,白天挑着走路在路边小摊上买点粗食,晚上在别家屋檐下街沿上打开被子睡觉,走了七天才到沙坪坝。我俩沿途都在学习,经过成渝公路跨沱江的裨木镇桥梁工地时,停下来不断地看和问,我对黄说:“将来我就是干这一行的”。民间传言“荣昌、隆昌岀麻布”,经过这两县时,我俩就去考查种麻田织麻布。中央工校虽属公费但入校时是要交一笔注册费的,我交后还剩2角。黄栋臣还缺5角钱不能注册,我俩去找了魏校长求情,魏不理,我就要把临行时大姐给我的一件旧毛线织的毛衣卖了凑齐。栋臣却说如此无情免了注册费也不读。他坚持独自一人回去,读他已报过到的资中师范学校。次年因病无治死去。当时是国、共联合抗日,周恩来也长期住重庆,珍珠港事件后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我国在美国一边。陪都重庆嘉陵江边的沙坪坝是我国的教育中心,由南京迁来了中央大学,外省还迁来了南开中学、大公职校等。当时国共双方都在争取沦陷区的流亡学生到重庆、延安就学,沙坪坝孤独的流亡学生很多从而形成了一个隐形的文化劳动力市场,到处的墙上电线杆上都是手写的求工作或求人广告,我就靠此挣钱了。缺课晚自习补学。寒假期间有人介绍我出去代别人考学校挣钱了。我父顺便乘朋友的长途木船来重庆中央工校看我未遇。在校内,吃虽不要钱,每餐我都早去争早得,晚了就要挨饿。令我难忘的发给学生一套罗斯福(美国总统)布制服,是我学生时代最好的衣服。重庆大学礼堂是大名人作报告之处,马寅初报告我恨未听见,我去听郭沫若讲人已满座就站在窗户外听完。沙坪坝的环境,校外好于课堂。
中央工校在中央大学园区内,有的中大教授也到中工兼课,当时蒋介石是中央大学的挂名校长。某次听说蒋介石到中央大学来观察了,还到学生食堂与学生共同用餐,他一离开食堂,他所用过的筷子被学生们抢着要,我惜这次未看到蒋。入冬后要在两路口复兴关举办沙磁区大专学生大检阅(与沙坪坝相邻的磁器口有一所师范大学),为期三天不交伙食费,学校停课,学生自愿报名,我一见到通知就立即报了名,这次检阅是在一个大广场上进行检阅式和巡阅式,我遥望主席台中间站的是蒋介石。然后在一个大礼堂内听蒋介石讲话,这就看得清楚了,高个子身着军装,一丝不苟的站着做完长篇讲话,在我心中留下的是“伟大的蒋委员长”。
这种学习要靠交朋结友,我同班的湖南流亡学生颜亢宗与我最好,70年后的今天秦皇岛颜健教授还和我春节问好。1942年颜动员我考大学,他考中央大学,我要考已迁至李庄镇的同济大学。因为在沙坪坝时我了解到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自然科学家爱因斯坦社会科学家马克思都是德国人同济大学是传承德国文化的。同济的考场设在重庆上清寺求精中学内,与沙坪坝之间虽有班车和班船往来,我仍在烈日炎天下走来回,晚上设法睡在中学教室的长课桌上。考上了同济大学我无钱去李庄后经朋友介绍四川蓬安人程仲华也要去同济大学,他在航运部门有熟人不需要船票就可上船。我争取到与程同行未买船票就上了船。船上航快到泸州时向全体旅客查船票了,我东躲西藏躲过了,程在泸州被赶下了船,他留在船上的行李比我多,到李庄后帮他搬上了岸,等他购票到李庄后全部归还。几年后程的未婚妻四川大学学生肖惠要来李庄与程结婚,由成都乘车到泸州转成轮船到李庄。程委托我代他去泸州接肖,我的代接之行他夫妻都感到很满意。程是学测量的,在大学中以至终身,我同程肖之间都是好朋友。
在沙坪坝时我已知对沦陷区学生的优厚待遇,考同济大学时我的籍贯用湖北宜昌,宜昌是沦陷区,就在四川边上语言相近,我的祖辈是清初时期湖广向四川的移民,问心又无愧。直至我入党时才把籍贯改回四川资阳。我在同济大学报到后,受到各种优待,很高兴。至1942年末我接到我母亲信称我父病了要我快回,并汇来一笔路费。我赶路回家,一进门就见到我父灵堂。我问何故?母亲说,我父去年由重庆回来就病了,临终遗言是“千万不可把死讯告诉我儿,免得因无法回家急出病来。”现在快过年了,才把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卖了,湊齐路费叫你回来,你不回来,娘的年怎么过呵?!拜祭了亡父,安慰娘并陪过了年,我再返校。
我的国文教授上第一课后,要学生各自选题交一篇作文,我交了一篇《论生死》的作文,后段的原文为“…人活百岁终不免死,但求死得其时死得其所。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马革裹尸、柴市尽节、咬金笑卒、李白乘鲸,余其得之乎?!”
母、妹需我资助,1943年暑假我远赴重庆应考就业,有了一定积蓄后1944年底回校复学。抗战胜利后1946年同济大学迁回上海。我选择向学校领取路费搬迁自理,并未回家而是到重庆去教书挣钱年底赶到上海。到上海后,一位关心我的同学对我说,有一个在中华工商职业学校教热机学的朋友正急于出国急于找人代课而为难,我虽未学过热机学也立即答应去代课。晩上少睡觉现炒现卖准备次日登讲台,临时租辆自行车跑来回。1947年下半年新来教海港工程学的刘宅仁教授为著书要自费雇佣一名私人助教,月薪不受物价影响定在一石米钱。熟悉刘和我的一位老教授促成了刘和我结合,工作是在下面听刘讲课时认真听认真记,下课时接收刘手上的图纸资料,整编成书稿后交给刘。1951年5月上海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出版发行了刘宅仁著《海港工程学》。我还同时积极参加了反美蒋的上海学生运动,每次集会和示威游行都参加,在“五·二0”学生运动中被抓到上海市蓬莱警察分局关了几天,被学校保释出来后就作为上海市学联代表之晋京请愿同国民党高官打咀仗。刘宅仁对我很好,主动向他在德国留学时的好友经济学博士时任商办闸北水电公司经理的王兼士推荐我就了业。初进公司我就抓住公司冬季自来水味过咸这一实际问题调研,于当年11月写出《上海市闸北水电公司冬季水味过咸改善之理论与计划》,既作为向公司的建议又作为自己的大学毕业论文,起到了实际作用。
三、就业后初显身手
我在闸北水电公司就业不久,公司的地下党组织就接到上海市学联党组织的通知应吸收我入党迎接上海市的解放。1949年4月我在入党介绍人面前秘密宣誓入了党,接受了在解放上海战争中的护厂任务。
上海解放后我被派往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学习,1950年的“二·六”大轰炸,我被提前转为正式党员提前毕业,任命为上海市军管会闸北水电公司联络员,不久又任党支部书记,从此领导了公司一系列的政治运动,首先是冒险反轰炸。
上海解放后,余下的反动势力在冷静观察,看到台湾飞机轰炸上海后,有些人就开始暗地与我党作对了。我的前任党支部书记上海人王振仁,大学毕业比我早,但缺乏社会经验,对公司内部反动分子闹事毫无对策。我接任后也感到是个头痛问题而着手调研。在上级公用事业党委的支持下,在我公司旁的永安大戏院内开了千余人的公用事业系统职工大会,会上揭露公司解放前的反动工头范耕林在解放后的反动罪行,并当场示众逮捕。从而推动了我公司、公用事业以至上海市的镇反运动。
为支援中国的抗美援朝,全国人民都在自动捐款。我与公司资方和职工协商,不靠个人捐款,靠增产捐献运动,依靠职工把今后降低煤耗、厂用电、线路损失等指标的金额累计,作为资方和职工的共同捐献。结果捐献了两架飞机又3亿元,高于当时西康省的全省捐献,还推动了公司管理大进步。
我公司的三反五反运动着重在五反,我在党内反对把公司经理身边的高级职员作为反的对象,而应作为运动的依靠对象,因为只有这些人知道一般职工所不知的公司财务内情。我带头并发动适当人员去作高级职员的工作。五反结果,具体数字为资本家最初交待的10倍,实在无钱交给国库。资方提出把这笔巨款作为国家投资,改私营公司为公私合营公司,得到各方赞同。上级把我联络员职务改为公司副经理。
闸北电厂扩建工程是上海市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唯一的重点工程,装5台22万机组,1953年11月成立筹建处由我兼主任。第1期工程2台机组发电后,闸北电厂成为独立企业,任我为厂长试行一长制,王兼士任副厂长,上海市电管局第一任局长李代耕调北京任电力部副部长。1956年上半年李代耕到上海发现对我有一片反对声,李对电业部门说,我搞一长制是他的决定,由他负全责。李回京后中央工交政治部给中共上海市委来函调我去新成立的黄河三门峡工程局工作,我8月离泸赴新任,从我此后的亲历和上海老友的共同说法,我若不被调走,肯定被打成右派分子。1985年初,我《悼李代耕同志》诗为“噩耗途闻哭代耕,如烟往事泪倾盆。相逢海上新风唱,诀伴棕园片贝吟。叹我常挥行者棒,感君善辫子期琴。良师鹤化音容永,继志三阳慰乃英。”(三阳为代耕三个儿,乃英为代耕妻。)
四、主办锁住黄龙
1956年为技术归队,我调任新成立的黄河三门峡工程局技术处副处长(无处长),工程局局长为原湖北省省长刘子厚,局不属部下建制。局党委常委的学习会吸收我列席,我给局领导的重要报告一再被批转全局,聘我为《三门峡报》的社论撰稿人。1957年在全国批判右倾保守的形势下,谢辉副局长提岀“抢坝不抢堰”的方案,即把原苏联设计既要建又要拆除的高围堰改为低围堰。在刘局长主持的讨论会上,只有豪言壮语毫无异议,作了肯定。我颇觉不妥,组织技术人员研究后由下而上做说服工作,张海峰副书记叫我去向刘局长汇报,刘召开局务会议再讨论后改变了原决定。当年适逢黄河大洪水冲毁了郑州大桥引周总理亲临视察,三门峡基坑在高围堰保护下保证了顺利施工。大坝施工的关键问题是截流,1958年春,工程局由有关单位指定专人成立截流技术准备组,由我任组长。我认为仅组织学习好苏联截流设计,做好准备是不够的,截流是征服黄河的大兵团协同决战。应在技术上武装大队伍。请清华大学陈祖东教授来工地给广大干部上截流的技术课,就近请西安交通大学作三门峡截流的水工模型试验,
陪局领导去看后组织有关领导去看实物模型截流,指着模型讨论。10月21日,我参加水电部代表团赴苏联参观斯大林格勒水电站截流,并带着问题去与三门峡截流设计单位列宁格勒设计院讨论,不参加代表团的其他安排。单独一人提前回国。三门峡的截流实践十分顺利,中央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有实录电影取名《锁住黄龙》。我著有《对我国立堵进占截流若干问题的看法》一文。
三门峡工程是集中全国水利水电有名的施工队伍,由苏联协助建设,又为我国今后的大工程建设作准备的。我33岁前后在此共度过28个月,不只解决了截流关键,也为我今后工作创造了条件。
去苏联参观截流,团长李锐带领代表团乘图104飞机经西北利亚跨欧亚大陆飞了约两天,时差8小时,在“千里冰封”的西北利亚,机上报告过杋外气温为摄氏零下50度。从抵达莫斯科到离开莫斯科,我在苏联活动28天,参观截流只有两天,活动中心是在莫斯科,庆祝十月革命庆典时,代表团被邀在红场贵宾观礼台上,相邻主席台上的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还向代表团招手致意。主要时间是访问莫斯科、列宁格勒、乌克兰等水电单位、专家、留学生,讨论截流问题。遇到有关三门峡截流高见时,我就及时用长途电话给局领导汇报。此行与李锐是初识,感到他敢讲真话,入木三分,他对当时国内的大跃进多是批评,同行时我晚上到他住房里去交谈。此后50多年至今,我俩是国内异地的知音朋友,他出版的书都寄送我本。他著《李锐日记》(出访卷)中的1958年访苏部分,一开头就称是修改我的作品,并把我著《斯大林格勒水电站截流工程》(刊《水利水电杂志》1959年第6期)全文转载。这样出版自己的日记,为我此生仅见。日久之后北京老水电工作者中,有些人与我取名“小李锐”。1999年四川《龙门阵》杂志的编辑孙伯鲁与我来信,为写李锐曾亲赴北京很久,结果是他请我写,我写出《毛泽东的奇秘书李锐》,发表在该刊1999年第6期上,直至新近我到北京时,只登门拜望李锐夫妇。
三门峡工程局有常驻的5名苏联专家工作组,我是联系人。他们除日常工作外,也要求看中国的水电在建和待建项目,并兼有旅游之便。1957年我几次陪他们外出考察,先是看三门峡上游的黄河梯级,然后遍及全国,北到新疆的中苏边界,南到广东流溪河。当时对外宾苏联老大哥,各省多是由省级领导出面,交通食宿和考察现场都准备得很好。我除跟着享受贵宾待遇外,也积累了全国未来水电建设的信息。
截流时刘子厚局长已调河北省省长,张海峰副书记已任党委书记,截流完张海峰亲自动员我调广西工作。我立即同意,因为我亲历他保护我未被補打成右派分子,我提出久未回家探亲,此次去广西要绕道四川。他也立即同意。后来有些同志告诉我,若不被调走,肯定是三门峡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重点对象。
五、开发广西与西南水电
我任广西水电工程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在白手起家的广西建成了西津水电厂于1964年6月发电投产,而此时水电部直管的几个著名工程尚处于停工状态,这是我抓准了三大关键。第一,在研究1959年的施工时,由广东流溪河调来的工程局长徐霁远主张增加施工机械,在领导干部中徐和我关系最好,我则主张依靠增加劳动力,广西区党委很快决定由南宁地市委调二万民工,把两个团的退伍士兵转入工程局。当年,广西连急用的排水泵也解决不了,人海战术却完成了基坑开挖工作。这是我牢记了三门峡党委书记的临别赠言:“到广西,不要照搬三门峡的机械化施工,要土法上马。”第二,依靠韦国清大将破大关。广西区党委书记处书记主管基建的副主席覃应机到西津长期蹲点时主动与我建立了密切关系,嘱我今后可直接找他,我去南宁找覃时,区党委第一书记政府主席韦国清大将多要自己亲听,从而形成必要时我与韦的直通关系。浇混凝土所需水泥钢材广西无能为力,1959年末各省涌向水电部要水泥钢材的人也都得不到满足。韦国清有知后就列出所需水泥钢材数量,用区党委名义直接报党中央去要,引起周恩来总理亲笔批示给水电部党组书记李葆华解决,李葆华决定由部留的机动指标来解决,不足数在部直管项目中挤来满足。周总理逝世时我写出悼亡诗“关怀我壮乡,跃进史无前,斩断郁江流,亲手作支援”。混凝土工程过关后中心任务是装机了,我从水电部了解到中苏关系破裂后由苏联进口的机组运到边界上就卸下来等待中国答复如何付款,这是水电部无法解决的。我就去北京找正出差在京的韦国清汇报,韦答外贸部部长是自己的老战友,要我写出书面意见,韦自己在京解决了。第三,我确守“百年大计质量第一”原则。对上,水电部芜湖节约水泥会上硬性规定的指标,我顶住不贯彻,在工地上,水下10米处我穿上潜水服去检查,高30米的闸墩立模后,我系着安全带爬到顶上去检查,以身作则在质量问题上对下属要求得很严。全国七大水电工程混凝土质量大检查时,以西津工程质量为最好,全国水电建设总结大跃进经验教训大会上我被指名发言,并在《光明日报》上发表。
1966年我任广西水电设计院院长后发生了WG,我被下放到龙江上的拉浪等水电工地,与都安民工同吃同住同劳动,并接受批斗共4年,他们中传说我是贵人落难,有人问我,白天罚跪挨打被批斗后,为什么晚饭没有少吃?一上床就睡着了?我只笑笑内心自有想法。那时每天都要在毛主席像前早请示晚汇报,我只能在自己的蚊帐内贴个毛主席像早晚拜神。我喜读的顾准文章中,欧洲历史上有个十字军时代,何其类似!我内心不悲不愁就是自我胜利。我是娇养独生贫民娃历来未有过重劳动,初到拉浪时肩上只能承受50来斤,后来自动增加到200斤,算补了课。平时设法借马克思、列宁的理论原著来学,这也是补了课。都安是有名的穷县,我就与就近的民工交朋结友,同黄绍义天长地久。适应此环境是我的人生哲学。1970年被解放回到设计院后正遇上全国性的下楼出院运动,设计院被拆消,我被下放到河池地区“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从事农业劳动。
1972年我调到广西军管会生产指样组基建小组工作。杨振宗少将是生产指样组(相当于省、区政府)副组长兼基建小组长。他不只把我妻子由南丹县调回南宁分配房子安家,令我吃惊的是我出差时他亲自出面去要小轿车给我用。我就不得不登门拜问了。杨振宗说前几月他出差北京时,钱正英部长找到他住处来商调我去北京工作;回来向韦国清汇报,韦很生气地说:“怎么至今还未安排老翁的工作?”后来我了解到的全国背景是,为长江三峡工程作准备先上其下游紧邻的葛洲坝工程,成立工程局任王英先为政委,王英先向钱正英要调我一同去。王英先是刘子厚带到三门峡去任二分局党委书记的原湖北省一位地委书记。王在三门峡曾一人带着一张苏联设计的工地布置图来问我,二分局内要修的一段路应该改线。我同他去山坡上看后当场同意,未经苏联专家和局领导就定案了。1958年末王主动提出今后我俩合作去建长江三峡工程,这是言而有信。1993年王死于水电部副部长任内,我有悼诗“政技论谈推两篇,五强葛坝恨无缘,海滨作伴游盈月,遥奠相知目涌泉。”
我重新出来工作后,在广西主编《红水河综合利用规划报告》,编制时拒绝主管领导的不当指示,编印出来后又被水利部反对到国务院,我再反驳,最后获国务院批准。改革开放初期我任电力工业部昆明勘测设计院院长,主持世界银行在我国投资的鲁布革水电站同国外合作的招标设计工作。在招标设计即将完成时,李鹏副总理视察鲁布革后说工程规模应重新研究,我答“而今已是脱弦箭,长恨明公太晚来”。日本大成公司中标后迅速进场,业绩令人惊异,迅速在我国引起了“鲁布革旋风”。即争着把计划经济基建体制向市场经济基建体制过渡。1984年以后我任广西区计委副主任、总工程师、技术顾问,晩年回桂原意在“山龙命蹇海龙乖,执意追求破铁鞋”实践两度被评为全国农村初级电气化县建设的先进工作者。
六、我的晚年人生与见解
我离休时的广西计委主任现任政府副主席杨道喜,亲历过我的晚年。那时南宁市正在开始建现在的市中心五象区,还建了很多新楼杨亲自动员我,用两套新房换我所住七星路一宿舍的一套旧房,为我所拒。我心里想的是,南宁市为绿城,一宿舍是一个绿色家园,住的又多是离休老同志,很适我养老,此后的发展正是如此。开放日久之后老同志中曾有过出国观光热,杨几次向我说广西要组织赴美国考察团,问我是否参加?我告不。我已曾到过古城罗马、马可波罗的家乡威尼斯、彼得大帝的冬宫斯大林的红场,我想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由欧洲移民发展起来的美国,我如此高龄了何苦去疲于奔命?离休后我不问政务,写学术性文章发挥笔杆子的作用,后来党组织要我写一篇离休后的表现,我写出一篇《红枫情》的文章,在全国性的《中华老年光彩人生》(三)一书发表后广受好评,我又编写出《红枫情》一书自费在内部印发。
我离休后感到,龙滩水电工程的建设进度,似一个小脚女人。1993年的国家计划已把龙滩列入了预备开工项目,广西当即进入大量施工队伍。至1998年该是龙滩发电的时候了,但主体工程尚未正式开工。我动员原政府主席韦纯束、原区顾委主任黄云等一批老同志同往龙滩工地考察,此时正值全国第一次开西电东送会议。我写出《西电东送要昂起龙头》一文公开发表,指出龙滩应“壁截云雨莫蹉跎”引起中央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朱镕基总理来南宁过春节确定龙滩应快建了。
2009年末我收到新华社主办的《瞭望》周刊当年第49期,封面上就是红色醒目的《未竟的三峡》大标题。按此时已宣称三峡已完工,怎不引我惊异我立即通读。其中的《三峡论战风云录》这篇,指出我主持三峡工程规模预审遇阻后就含愤致信国务院李鹏总理。寄件人汤耀国尊称我为老师请我提供资料发表意见。我两次回信后,汤又来长途电话求我提供信中提到的文件原文。我考虑三峡这一大工程,在时间上我从大学生时起关心了辈子,在空间上全世界都在关心,我主持预审时旅美华侨就给我寄来美国的华文剪报“三峡工程国际将仲裁”。完工后的讨论是为将来的发展提供历史经验教训,我于2000年5月编出《论三峡工程(文信选集)》一书,其中有世界上最大水电站资源在西藏墨脱。由于对总书记、总理、副总理部长等都指名叫姓批评,我只在内部印发。其中批评李鹏文篇曾被读者上网,网址为post.com.TV首页倒数3行,杂谈总汇网友灌水；批评钱正英2005年2月上网,网址Libins.co333.com的公共论坛。
我晩年常住绿色环保的江滨医院,疗养老年性疾病,周末假日回家陪老伴,女和外孙定期来长途电话问安。在医院内,同辈老人多是陪人相伴,成天躺在床上,我早晩出外做操,不用陪人轮椅手杖,我老伴曾称我是“自动化机器人”。感到时间不够用,出病房到理疗、按摩、牵引等病床上,也在读书看报,医患人员对我的称呼是翁老,爷爷,老帅哥。近年的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我都是一人赴会,就近的女来陪。回顾生,我幼时中华民族被外人称为“东亚病夫”,三大会是在参与主导世界向前发展,高龄之年定要亲往分享此福。
翁长溥2011年12月1日
摘要：
三门峡的截流实践十分顺利,中央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有实录电影取名《锁住黄龙》。我著有《对我国立堵进占截流若干问题的看法》一文。
他著《李锐日记》(出访卷)中的1958年访苏部分,一开头就称是修改我的作品,并把我著《斯大林格勒水电站截流工程》(刊《水利水电杂志》1959年第6期)全文转载。这样出版自己的日记,为我此生仅见。日久之后北京老水电工作者中,有些人与我取名“小李锐”。1999年四川《龙门阵》杂志的编辑孙伯鲁与我来信,为写李锐曾亲赴北京很久,结果是他请我写,我写出《毛泽东的奇秘书李锐》,发表在该刊1999年第6期上,直至新近我到北京时,只登门拜望李锐夫妇。
全国七大水电工程混凝土质量大检查时,以西津工程质量为最好,全国水电建设总结大跃进经验教训大会上我被指名发言,并在《光明日报》上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