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李鹏》
翁长溥著 (2008年2月21日)
《红枫情》（晚年文信选集）献给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五十周年庆祝大会 P63-P85
2003年9月23日我写有评《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给对三峡知情的个别好友、友人为我上网网址:Post.com.TV首页倒叙3行,杂谈总汇网友灌水。2005年10月13日我写有评《起步到发展—李鹏核电日记》给个别电业好友。11月28日世界华人文化研究中心就通知我此文获他们的“国际优秀创新艺术”成果金奖。此两文2007年1月均选入我编著的《红枫情》。三册共90万字的日记,我是挑不同页码中某年某月某日的日记原文来评的。我两篇评论文章,都在万字以上。这多各自分散的评论,既费读者时间又易引起对李鹏的片面性认识,我现在才改题另写。
一、为开发红水河而认识到的李鹏
我与李鹏初识是1981年10月按国务院指示由国家能委国家计委主持的在北京召开的红水河综合利用规划会议,由余秋里副总理代表国务院作开幕讲话。在此会上,李鹏以电力部部长身份出席,我当时是昆明水电设计院院长以特邀代表出席。彼此初识就非常亲切地握手问好,因为彼此都是未识先知。早在三门峡工程局时,主管我的副局长张铁铮是在东北解放战争中接收小丰满水电厂的军代表、水电局第一任党组书记,从他处得知,李鹏是在延安长大的烈士遗孤,1948年送去苏联留学任留苏同学总会会长,毕业回国后任小丰满发电厂副厂长。后来又有人告知我,他父亲李硕勋是四川高县人,在上海参加革命,在周恩来领导的中央军委工作联系红七军,曾打算派他去百色接邓小平的政委职,1931在海南岛被捕杀。抗战时在重庆的周恩来得知此遗孤在成都后,将娘儿俩送去了延安周家。改革开放后,中央提出培养年轻人接班时,当时的电力部部长刘澜波带头主动让部长职给副部长李鹏,遇到了阻力就直接去找总书记胡耀邦说:“这个喝延河水长大的人接班我放心”。坚持让了位,刘受到了邓小平的表扬。我认识了李部长很高兴。1980年7月26日电力工业部党组把我的一封长信不只转报给国务院总理和有关领导同志,还铅印了200份下发到部属单位,他是副部长党组成员当然看过。他的前辈副部长党组成员李代耕、李锐在二十多年前对我就很有了解,他对我的为人也会有知,他出席我长信引起的大会时[1983年3月作者(左)李鹏(中)视察天生桥一级坝址和枢超布置(照片略)]认识了发信人当然很高兴。我同李鹏的初识,非同一般。
1983年3月初我出差南宁将要返回昆明时,电力部游司长找到我住处的房间来对我说,李鹏部长(此时为水电部部长级第一副部长)已来南宁,请我陪伴视察红水河。明天早上8时在他所住的酒店门口上车。我丢掉尚未办完的事按时找去,游司长站在一辆大客车前向我招手,我上车时李鹏就站起来拉我坐在他的身边。坐在我俩后排的是广西主陪者前水电厅长现任政府副主席甘苦,还有水利厅和电力局的领导人,和北京与广西的其他工作人员。此行先看正在施工的大化水电工地,沿河而上看龙滩等坝址。到百色住一夜,再看天生桥一级坝址。然后进入贵州省,广西陪人返回南宁。此行令我感到特殊的是,一路上李鹏只与我说话不与甘苦说话。他说现在他很少在水电部办公,胡耀邦总书记一出差就要他去陪。他谈了很多陪胡视察各地的情况,说胡耀邦懂得太多了,佛学也懂,到广东省新会时,还背诵什么“菩提本非树”,李说自己不懂,问我懂吗?我说这是六祖把佛教名诗“身为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日日勤拂拭,不使染尘埃”改为“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是指佛教
义“空”的提高。李鹏如此陪行胡耀邦,他当年下半年被提升为副总理,我毫不觉奇。宿百色之夜他找我一个人到他住房去诉衷情,谈他父亲李硕勋的遭遇,党中央原本是要派他父到百色来接邓小平红七军政委职的,自己到了广西,怎能不来百色看看。这使我感到了他对革命先烈的情深。进入贵州后是去看云南省的黄泥河鲁布革水电站地址,然后去昆明市,到昆明市前他叫我告诉云南省电力局来接的人,他要住电力局招待所不住高级宾馆,我说电力局出得起招待费。他说他不喜欢住昆明接待外宾的高级宾馆,这种接待人员眼中只有外宾没有中国人的地位,我感到了他的价值观。到昆明后我帮他住进了电力局招待所,在昆明时由电力局接待,我就不再奉陪,只是有的晚上去看看他。他在离昆返京时我去告别送行。他给我发工作指示了,鲁布革的设计应该加高坝高,当时不便回答。这在技术上是很正确的,但鲁布革已是我国第一个接受世界银行贷款的项目,我院正在同国外合作做国际招投标设计。他离昆之后我就寄给他一封信否定他的临别指示,信曰:“一段黄泥风剪裁,不翻此案有谁哀,而今已是脱弦箭,长恨明公太晚来”。结果他接受了我的忤逆。
鲁布革的关键工程是又大又长的引水隧洞,国际招标中是日本大成公司中标。该公司进场快、人员少、施工进度快,是我国的两倍以上,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我国引起了“鲁布革旋风”。1986年11月李鹏副总理陪同赵紫阳总理到鲁布革现场视察。此时我已回广西工作,我被通知,广西区党委书记陈辉光和政府主席韦纯东要去天生桥二级工地迎接国务院总理副总理,要我陪行。到天生桥二级工地后得知,赵总理和李副总理是由鲁布革直接来工地视察之后到广西视察,迎接者到停车处等候,贵州省来接者是以省委书记胡锦涛为首。车快到时,
黔桂领导人在停车门处去排队等候,赵、李经过几名排队迎接者时都只是握手而过,唯独李鹏经过我时停步惊叹:“老翁呀!我经过昆明时还在打听你现在的下落咧,好吗?”为不耽误时间,我只点头不说话。他们对工地视察得很仔细,连下面泥泞上面滴水的施工小隧洞也乘窄轨小火车进去看了。视察后的次日李鹏还找我说“昨晚我同国家计委打了电话,要他们把天生桥一级尽快列入计划,他们说投资有困难,我叫他们在日本给我国的协力基金中去挤”。在广西境内也是乘的大客车,他们是来访贫问苦的,经常叫停车去看路旁的民家,有次我对李说:“这是三根棒棒一个窝,三块石头一口锅”的地方,念你令尊只看百色城不够,还要知道最穷困的农村。停车视察的另一重点平果铝土矿,他们步行去爬铝矿坡很久,李鹏还对我说,如何用地方劳动力采矿富民,如何引外来资金办厂,早日开发。这是他希望地方上不再持计划经济老传统的等靠要,应求改革开放。
通过对他历史的了解和直接看到的表现,我对李鹏很敬佩,认为党中央选对了接班人。他两次百色之行,使1995年清明节我到海南岛他亡父墓前《吊念李硕勋烈士》配名家书法寄李鹏:
“少小离家斗沪滨,神州危迫日将曛·高擎学子救国帜,频鼓工农起义钲。
年仅廿八捐碧血,春秋百代耀丹心。遗孤不愧周公抚,华夏鹏程万里春”。
二、在长江三峡工程中认识的李鹏
伟大的三峡工程现已基本建成,我到过建设工地和
库区考察不只一次,广大施工人员和库区移民所作出的伟大贡献,今天和今后都应该歌颂。但这样伟大的工程经历了长期争论,今天再议一议历史是非,仍然是必要的。此后的管理工作有此需要,例如审查专家何格高最近就揭露2007年水库运行未按国务院规定的防洪起调水位调度,造成重庆地区很重的灾情,竟惊动了胡锦涛总书记亲去灾区。全面的得失利弊评价则有待长期实践检验后,由明智后来人取得共识。从全国今后的建设工作看,由此大工程中吸取经验教训有利于继往开来。
1945年我还是大学生时听到美国萨凡奇博士的三峡建设主张后,就立志此生要干三峡工程,此后有关三峡的信息我都关心。1997年为我离休而出版的我的回忆录《恶水缘》,是以“我看三峡”作为结尾篇的。
1983年李鹏升任了国务院副总理。1984年全国经济形势好转,报刊上一再出现三峡工程应上马之议。我因关心三峡工程信息又长期从事基建管理工作,1985年5月7日我就致信李鹏副总理并请核转胡耀邦总书记赵紫阳总理,希望他们继承毛泽东、周恩来过去重视李锐和著名专家之见,希望中央有科学决策程序。我意外地收到“国秘327号机密通信0750号”的回复,得知胡、赵均已阅知。从而可见李鹏在未确定三峡工程上马前就持慎重科学态度。1986年6月发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长江三峡工程论证的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发[1986]115号文),其中有“要注意吸取不同观点的专家参加,发扬技术民主”,“重新提出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成立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水电部提出的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此文发出后国务院领导即与世界上对建高坝大库最有经验的美国、加拿大、世界银行等联系,协商资金技术等方面合作事项,并与加拿大达成协议由加方赠款,加方平行作可行性研究报告,三峡工程正确地起步了。
1、论证阶段
成立以水电部部长钱正英为组长的论证领导小组,下设14个专家组,在全国聘请了412位专家进行了长期论证至1989年9月。我要指出的是,在黄河三门峡工程经过蓄水检验后,曾被周恩来总理称赞过的实事求是敢说真话的清华大学黄万里教授未被聘请,因为三峡与三门峡一样,关系广大人民的蓄水位问题,是争论的主题。1987年美国就请黄去为12所大学讲学去了。在这一论证阶段,美国、加拿大、世界银行都不主张正常蓄水位高于160米。黄死后美国国际名人传记中心把黄评为二十世纪世界的杰出人物之一。我还要指出另一个人孙越琦,1945年美国萨凡奇博士来我国考察三峡谈主张蓄水位200米时,他是国民党政府的资源委员会主任,是中美协作的首席代表;此时93岁的全国政协常委,被聘为论证领导小组特邀顾问。《国务院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文件、发言汇编》(内部文件,共664页),其中第464页至477页,是孙的书面发言摘段。湖广得名于湖,湖吞长江调洪本属天成。孙老重温周总理对治理长江的教导,历史性地论述了围湖造田与湖争地以邻为壑是违反自然规律,必将受到大自然的惩罚。指出想把现在由中游洞庭湖和荆江分洪区等蓄洪区所承担的滞洪任务,转移给上游三峡库区来承担,“舍上保下”结果,既保不了中下游的防洪,上面却给四川造成比1870年和1981年更大的洪灾。后来,1998年长江第六次洪峰时李鹏已不任总理,是江泽民总书记推迟对日、俄的访问亲临防洪现场指挥,8月26日我就致信江泽民抄朱鎔基、温家宝,指出我国的水政使温家宝到了法定的荆江分洪闸错误地未能分成洪;称赞孙越琦的防洪高见将经得起历史检验。此时,长江流域承担蓄洪重任的八大湖泊面积比50年代初减少了33%,减少面积5500多平方公里。洪涝灾害主要集中在低洼的湖盆地带的围湖造田区。洞庭湖的蓄洪库容较50年代又减少了100亿立方米。八大湖泊减少的数字累计,已超过三峡工程防洪库容很多了。我向江指出这是灾由自取,今后勿再灾由自取。围湖造田并非为了湖区人民,是我国在困难时期后为了粮食超纲要的地方官员的政绩,引外地农民来围垦。湖区素称“鱼米之乡”,过去唱“清早起来去撒网,晚上回来鱼满仓”的人民改顺口溜“要超纲垦湖荒,装满罎子(米)打破了缸(鱼)”了。孙老的此段书面意见,还控告了论证领导小组对他的诬告,在论证领导小组第十次扩大会议上,把林一山向中央机关并李先念、王任重、谷牧、钱正英诬告孙越崎等十名政协委员的信,分发给175位代表和38位新闻记者。对孙老尚且如此,有何民主可言?其他事例就不再多举了。这也透露出一个权益结构名单。原湖北省委书记和老水利部长在北京结合在一起,其影响力岂可低估?
论证领导小组为了高蓄水位,向国务院《汇报》是防1870年洪水需要,以免造成两湖大量人口死亡的重大政治问题;高蓄水位引起的移民问题都可在本县内自我解决。请看《恶水缘》第229页,我曾引大量事实予以驳斥。这里特别要指出,《汇报》导致了李鹏1991年4月18日向国际排灌会议的讲话中,提到1870年11万立方米/秒洪水的威胁,可见他对1870年洪灾的重视。我读的《三字经》中就有“读史者,考实录”,我认为,此关键情节上必须找出历史上的有关真实记述。我在所发文件资料中找不到,另行索要了《长江三峡工程水文与防洪专题防洪论证报告》(附件),仍找不到史料。我又找到北京陆钦侃家里去向他借阅有关水文防洪资料,结果在《三峡论证会资料第二集第四分册》中找到了摘自史志的原文。这是忠实的调查员不只跑遍了长江流域各地查阅地方志,也去故宫查阅了灾年时地方官员给朝庭的奏折,从中摘录的史料。1870年即清同治九年岁次庚午,四川广安“中桥郭南五里同治庚午倾圯”;合川“大水入城深四丈余,城不没者仅北郭一隅,登高四望,竟成泽国,历两月之久稍可居人,满城精华一洗成空,十余年未复元气”;重庆“江中大水漂流人物有七日之久”。但《汇报》对四川灾情只字不提。在湖广地区则找不到任何历史灾情记述,因为此区有围垦传统,没有适应洪水能力者是不会来此搞围垦的,他们家家户户有船,住地附近又有高台可登。“溃堤”当然会带来经济损失,但岳阳楼、黄鹤楼上找不到看见大水漂流人物的记载。从历史地理看,湖广不是大量人口死亡的重灾区,而是“湖广熟,天下足”
四川人李鹏对1870年洪水造成四川和两湖的历史灾情,是不可能搞清楚的。钱正英则不然,她不只毕生专管水,解放初期就从事以堤库结合治黄治淮,而此时治长江洪水是著名的荆江分洪工程。武汉的历史洪水位刻记,1870年洪水位比1954年洪水位还低2米,1954年长江洪水引起的死亡人数为4892人,而淮河板桥水库1975年垮坝引起的死亡人数为此数的40倍。建175米蓄水位的高坝来保荆江片的围垦,是站在全国人民的立场吗?
国务院1990年7月6日召开了三峡工程论证汇会。钱正英叫领导小组副组长潘家铮作了妙笔生花的《汇报》。7月14日会议结束时,姚依林副总理讲话中提到蓄水位问题“在审查可行性研究报告时要认真研究”;李鹏总理讲话中“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主任由邹家华同志担任”,“应该把经济上是否可行作为审查的重点”。
2、审查决策阶段
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聘请160位专家进行预审,我被聘为“工程规模、枢纽建筑物与施工”专题预审专家组成员。本专题组于1991年1月31日至2月
7日,在湖北省宣昌市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建设部部长林汉雄是本专题组组长,他主持开幕宣布成立三个小组的名单,然后推选召集人,我被分在工程规模小组,并被推选为该组召集人。实际审查讨论工作全部在三个小组内进行,我主持的小组内赞成蓄水位175米者居多数。我起草的小组讨论的书面意见稿,把关键文字引向下次审查讨论的主要问题,荆江河段的防洪是否应以1870年洪水为标准?和100万以上人口的大移民是否能妥善安置?小组通过后即休会。
我在回程途中,对若干不解的问题一直在脑中出现使我不能入睡。在会内,建设部长林汉雄,是与李鹏一起留学苏联的烈裔,与我是从1962年起,就结成不打不亲的梁山兄弟,深知我是一个桀骜不驯唯实犯上的人。这次我问他蓄水位问题最重要应该由他亲自主持讨论,林答不愿自己主持闹“翻船”,即改变175米。本小组6名被聘专家成员中,三位立场客观的都是主张蓄水位160米,另三位主张175米的是论证阶段水位论证专家组长丁学琦,交通部水运规划设计院原总工程师杜庭瑞,另一位是林汉雄自己。其他从北京赶来的王京等5位非被聘专家都是极力主张175米。此5人如果只是来旁听审查意见,自己出点意见只供审查者参考,也无不可,但此5人与被聘专家同享了表决权。林汉雄不纠正,我就不便说了。林汉雄内心是主张175米吗?否!开始他就称我为老资格,极力推荐我主持审查讨论。北京来的专家多是现职高等级,林偏偏看中来自边陲已退居二线的桀骜不驯唯实犯上的老资格,他是要我代他“闹翻船”。在会外,有人告诉我,江西、安徽、江苏、上海等省市的主要领导人已联名上书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称“只有兴建三峡水利枢纽才能从根本上改善长江中下游的防洪局面”。防洪专家的切实研究认为三峡高坝的防洪作用在武汉以下是鞭长没及微不足道的。对长江中下游这些省市的负责同志,是谁在说服他们并组织联合上书中央的?在会外,我主动找不在我组的一位四川省计委的负责同志说,四川是水库淹没区,对蓄水位应多发表意见。他答四川省四大领导班子的明智者对此都不再发表意见了。反而劝我不要再说,说了也没有用。是谁给了四川省这大的压力?这些难眠的思考令我感到大局已定,我再也发挥不了作用了,产生了思退情绪。
回家以后,2月底收到陆铁侃来信,3月12日又收到覃修典的来信,二老都寄希望于我,在此关键时刻能发挥预审专家的作用。陆、覃二老是我的前辈,在水利水电界是令人敬重的防洪和河流规划的权威专家,并长期从事三峡工程研究,此次未被聘为预审专家,得知我被聘后都主动破例地给我来信,要我在这关键时刻发挥作用,促使我丢开一切工作,抱病日夜研读带回来的一大堆文件资料,为下一次会议作好准备,我前面在论证阶段所引用的若干资料就是在回家后的研阅中才发现的。“并注意到施嘉炀、李鹗鼎、罗西北等权威专家都不主张175米。与蓄水位有关的水位、防洪、生态环境,移民等专题论证报告书上著名的首席专家均未签名”。
1991年5月25日,本专题组在北京海淀区翠宫饭店召开了第二次审查会议。此时才得知原水利部副部长侯捷已接任建设部部长和本大组组长职,我前述对林汉雄在第一次审查会上的不解才有了回答。但侯捷说“175米不要变了,变了会全翻车”令我不解。当何格高提出姚依林副总理曾指示审查阶段对水位要认真研究时,侯捷在当天就宣布散会。很不解,一个新提起来的侯部长竟敢公然违背姚依林副总理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主任1990年7月14日在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结束时的总结指示。三峡工程正式开工后才在新华社记者顾万明奉命采访的《一次未公开的会议》中得知,1991年2月17日全国政协副主席原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把国家副主席王震动员到广州珠岛宾馆来,开他们挑选的全国水利专家(有著名的张光斗教授)三峡工程座谈会。这是紧接2月7日刚结束的我所参加的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会议之后,是在唱对台戏,会上王震批评了“有人跟着外国人跑”。顾文称“一次不寻常的会议,对促使三峡工程上马起了重要作用”;两位王老“为推动三峡工程所作的贡献将永垂青史”。外国人的意见是什么?是论证领导小组已否定的加拿大、美国、世界银行主张三峡工程蓄水位不宜高于160米,王震老这根政治棍子侯捷有知就不怕姚依林了。
我千里之遥带去长期准备的长篇发言,一句话也未让我说就叫我回来了,5月28日我就含愤写信给李鹏总理,请他派一位身边人员来南宁,听我详细口述意见并看有关资料。我当时已感到三峡工程面临的国内政治形势复杂,李鹏处理我信有难处,我写此信主要为了反映情况,未有厚望。未料到6月8日广西计委就把邹家华的秘书袁永绪来的长途电话记录给我,“翁总给李总理的信收到了,请将具体意见书面报邹副总理”。我于6月28日高兴地写完了《三峡工程的正常蓄水位不宜超过160米》(1700字,附注引文39处)的意见书报给了邹家华。并指出国务院审查水利部的论证报告,其领导人的地位应是被审查者不应实际上处于裁判者的地位。
后来我又收到了从美国寄来的一些华文剪报,也在讨论三峡工程。其中有标题为《三峡工程国际将仲裁》,是原告多伦多的环保调查组织,向阿司斯特丹的国际水源仲裁法庭(判决不具法律强制效力)状告我国当局(指名李鹏)一再压制三峡水坝计划的反对声浪。我虽认为这是一种学术活动,但我未给任何人看过,在那中美关系走向对立之际,可能被人视为“里通外国”,“为美帝反华张目”。
我寄给邹家华的长篇意见虽无回信,但国务院报给全国人大请批准三峡工程的文件中有“初期按156米蓄水位运行,有利于移民安置,又可验证泥沙淤积对库尾航运、港口的影响”。邹家华副总理向人大的说明中对此归结为“这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方案”。156米运行期间若移民、泥沙均不是问题,“进可攻”175米;若有问题,“退可守”在160米,这是由实践验证再作蓄水位最后决策的科学慎重方案。
七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兴建三峡工程议案时,赞成者1767票,反对者177票,弃权者664票,未按表决器的25票,民间有顺上溜“政协的口,人大的手”,在我国的体制下,这次反对票、弃权票之多是史无前例的,惊动全国。北京的知情熟人还打电话问我,广西的龙滩已列入开工计划,上了三峡哪里还有钱给龙滩,你们广西代表为何还投上三峡的赞成票?我找出席这次人大会议的广西代表询问,她答:“投票前成克杰主席召集大家开会,动员我们投赞成票,投票后不久才感到此次上当了”。
以上是三峡工程审查决策阶段的若干实情,李鹏不一定都知道。
3、施工阶段
现场施工是李鹏总理管不了也不能管的,我在施工现场的观感是满意的,这里就不提了。只谈上层领导机构、国务院的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结束后成立了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李鹏任主任,邹家华、陈俊生、郭树言、肖秧、李伯宁任副主任。郭树言任常务副主任兼国家计委副主任,三峡建委办事处设在国家计委,以后有关三峡工程的日常重大问题是郭树言说了算,郭树言只要围住李鹏转,不开委员会,邹家华副总理的副主任也是挂名的了。郭树言在论证汇报会时是湖北省省长
1993年我见到黄万里对长江上游提出了卵砾石流
问题,若不搞清楚则三峡工程断不可行,黄对川江的直感也是我的直感。原来我反对蓄水位175米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水库回水到重庆,泥沙淤积必将堵塞重庆港并提高上游的洪水位。卵砾石的堆积就更严重了。我立即于10月24日向李鹏写信推荐黄文,并建议上游尽早筑坝拦截黄文提出的川江卵砾石流。后来获悉金沙江溪洛渡和向家坝两梯级的前期工作加快了。这主要是罗西北见三峡工程开工后,以古稀之年亲自考察了金沙江,提出溪洛渡、向家坝为三峡的后续工程,并在京积极活动,从而积极开展了前期工作
三峡工程开工后不断宣传建设成就,这是应该的,但越来越过分,三峡截流时,《人民日报》甚至一再宣传“世界水利史上难度最大的截流”声称三峡工程“要同世界记录较量一翻”,从而在全国引起不切实际的“打破世界记录”观。在1997年底我写成《慎对“打破世界记录”》一文,没有一家报刊敢登。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的《中国经济导报》1999年7月16日头版标题有《本期特别提供,三峡工程向世界记录冲刺成功》(混凝土浇筑强度)。这是拿着现代武器的猎手去与武松比景阳岗打虎而自称盖世英雄,闭关锁国自得其乐,贻笑大方。我于1990年7月25日写出《三峡工程勿再迷恋世界记录》寄李鹏。
施工期间与专家的争论仍在蓄水位问题上。国家
确定设计蓄水位175米先蓄至156米,待观察泥沙淤积和移民难度后再定,施工初期无任何争论。临时蓄水位156米“退可守”蓄水位160米,原设计的泄洪闸门就应有所降低,导流隧洞就不应封堵。北京的专家发现在设计实践中对上述初期蓄水位156米方针未予以考虑。截流后的施工是浇坝体混凝土了。不能再沉默了。由陆钦侃执笔写出《建议三峡工程先建至初期蓄水位观测泥沙淤积缓解移民困难》的报告,由含我在内的全国24位专家具名于1998年3月30日,报给江泽民总书记李鹏委员长、朱镕基总理、李瑞环主席。经过一年未得到有关单位答复。1999年3月3日陆钦侃等24人又再次上书呼吁。又过了一年,2000年3月3日由陆钦侃执笔共有全国53位专家以《紧急呼吁三峡工程贯彻全国人大议案—初期蓄水位按156米水位运行,验证泥沙淤积,缓解移民困难》为题,上书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今天要指出的是,朱镕基接李鹏任国务院总理兼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后的工作是很扎实的。前述论证阶段认为“移民问题都可在本县内自我解决”怎么可能?幸亏面临蓄水前朱镕基亲自做工作改本地安置为部份外迁才解决了,否则一开始移民就会闹大事。专家三次上书他当然看了,但如此复杂的问题,他不依靠郭树言的建委办能强自拍板吗?他被架空了?朱镕基曾亲自批过我给他的去信,但再无下文。
郭树言不止懂得大坝建成后对湖北省的防洪效益,前所未有的大工程大量的国家投资(还曾在全国电价中摊派)落在宜昌,在施工期间就会促进鄂西地区的经济繁荣。他不止要做好,还很会做,首先是依靠李鹏。
一开工,就给李鹏树碑。我第一次到三峡工地时,当进入主要地带前,一个缓弯较窄的地形处看见了一块石碑,不是由别处做好运来的,而是在原生的大石上雕出一个很大的立面青底金字,引我关注。这是对三峡工程的上马为李鹏歌功颂德,对此我长期不忘,不知至今尚在否?
施工过程中围着李鹏转,朱镕基接替李鹏后郭树言仍然是在围着李鹏转,架空了朱镕基。
在转入新世纪之际三峡快要发电了,郭树言就为李鹏立传。2000年11月11日,郭树言对李鹏说为三峡工程“已经收集了资料,准备出书”,后来由郭树言组织了编辑组(也是编写组)于2002年初编出书稿,2003年夏,三峡出版社出版发行了《壮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一书,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各种报纸大力宣传,地方的新华书店门市部还设了彩装专柜。此书的内容主要是针对那些对一气呵成建到蓄水位175米在说三道四的人们来进行批评。此书是郭树言站在湖北省的立场组织编写的,以《李鹏日记》作为商标广告。
钱正英在世纪之交却另有表现,她1999年9月24日向水利部全体干部大会的讲话,《中国水利报》、《中国水利》月刊已向全国公布。她说“从我个人的思想上讲,我对自己主持的论证到现在还没有做最后结论。”“三峡的论证虽然是结束了,三峡工程虽然是开工了,对论证究竟行不行,还要经过长期实践检验”,“对来自反面的意见,应于充分重视”。虽然知情人都骂她“真不要脸”,“真不要脸”,但对照研究《李鹏三峡日记》,是令人深思的。
我从上述亲历实感中,认为公开的表面的历程是科学民主决策,未公开的历程是不断的关系权益的政治斗争。李鹏在三峡工程中自始至终是坚持科学求实忠于中发[1986]15号文的。在审查三峡工程阶段我感到政治形势复杂，处理我的去信有难处时,他竟及时请副总理三峡工程审委会主任邹家华向我索取我的书面审查意见,令我衷心感动。当然也有缺点,如接受树碑立传等。这位从苏联学习回来青云直上到中央的接班人,却败给了大学未毕业的女强人,这也不难理解。她是比他任副部书长早27年的“五朝元老”,在政界上层的朋友既多,又精于谋略。1982年水利与电力两部合并为水利电力部时,在职务安排上李鹏就是她的手下败将了。这不只是个人之间的问题,改革开放后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长期滞后,民主与法制建设不到位,是造成上述若干不良情况的主要原因。对三峡工程,胡耀邦也只有借巫山神女的口说“石壁立,平湖望,流断永使妾哀伤”了。
三、在核电日记中认识的李鹏
国务院对红水河规划的批文中有“开发红水河的丰富水力资源,是解决华南地区能源问题的一项战略措施”。1984年4月18日,按中美合作议定书来我国考察后的美国T·V·A代表团对我国说(我在座)“最优先考虑的应该是加快龙滩的早日建成”。代表团团长、原白宫能源顾问S·费里曼·戴维指出,让龙滩的水白流,“华南沿海有钱建那么多火电,还在建核电,如果核电设备定的是我们的货,我愿接受退货”。至1992年见到江泽民总书记视察大亚湾核电工地的报道后,我于当年12月在广东电界老人的协助下,参加临时组团参观考察了大亚湾核城,当时写有纪实七律一首:
“不到核城虚此行,似诗如画大坑村。影留背景依核岛,行引诸公效泽民。
筹措重金邀境外,裁磋电价赖当今。红河休怨竞争者,致富应跟巧算人。”我得到《起步到发展李鹏核电日记》后就通读了。因为从未参与其事,只能就书论书谈几个要点。
两厚册共56万字,退居二线的我,看起来也感吃力。李鹏既未搞过核电又居国家高位,在总理和人大委员长任内也日理万机,谁会相信是他自己写的日记?这是大亚湾核电主持人、广东核电集团合营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咎云龙决定出书,由广核顾问薛正军主编,在深圳就地印刷的。2004年9月至2005年1月印了110000套,每套定价98元。据说全部是在我国电业内部赠送。我得的一套就是一位广西电业老友因为得多了才送一套给我这位早已离开电业的老人。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我认为是他们见到《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一书后,紧跟着以《李鹏日记》为包装商标来宣传广东核电合营有限公司自己的,真是竞争大手笔。
此书的内容先是用各种手段和理由排斥红水河并西电东送,由核电占领华南电力负荷市场。对此我在评《起步到发展—一李鹏核电日记》专论中已有长篇论述,此处不赘。此书在已逝中央首长之间是“抱紧邓大腿,抹黑胡耀邦,踢开赵紫阳”,在我“专论”中已有大量具体揭示
在中国还有核工业部,华东已建秦山核电站,改革开放初期胡耀邦又对电力部长说过“东北靠火电,华北靠火电,东南沿海应搞核电站,西南华中和西北则主要依靠水电”的历史背景下,为什么广东大亚湾核电站还能迅速崛起呢?这是巧算人广东核电合营公司1984年在北京建立了办事处,请李鹏的夫人朱琳担任了主任。1985年12月李鹏就带着朱琳出访供应大亚湾核电设备的法国。12月25日得知妈妈去世了,不禁泪流满面。李鹏三岁失父靠母抚养,此次离家时正值老妈妈在重病中,夫妻都未能送终,怎不泪流满面?但此后李鹏为广核下到深圳,上见邓小平,外出访问,必有朱琳在身边。李鹏升任国务院总理后工作更繁忙,朱琳一人也多次由北京飞广州转深圳到大亚湾,自己像是李总理的代表,广东核电合营公司当然受益不浅
我从未见到过朱琳,但在下卷的大量照片中我都注意了朱琳。第447页那张年逾半百视察施工现场的照片的姿态神韵,该是画家难得的素材。
邓小平初见朱琳时就问,上海人为什么嫁给四川人?这在罗西北遗孀赵仕杰教授的回忆著作中可知朱琳的青年风采。1951年朱琳和赵仕杰到北京考大学,同睡在光华女中相靠的地铺上。那时的朱琳,“理着短短的分头,一口略带上海味的普通话,一双明亮灵活的大眼睛,谈笑起来甜甜地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给人一种强烈的醒目感。”她俩都报考了北京电影学校,结果是赵仕杰搬进北京大学,朱琳去了大连俄专。朱琳在俄专毕业后在东北给苏联专家当翻译,在跳舞场中与从苏联回来的李鹏一见钟情而结良缘的。李鹏一直称她为“大琳”,这是 Darling这个洋爱称。
在核电日记中我认识的李鹏,我引用一句四川话“火巴耳朵常挨吹枕头风”这也不怪,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
四、结束语
2005年10月,我在评李鹏核电日记的“后话”中有:“今年6月,虽然听到过对李鹏的若干非议,我此时对他的结论仍是,他的科学良知使我深信不疑”;“我在电视上看见中央纪念抗日战争和二战胜利60周年纪念大会上,李鹏亮像还很健康,我于9月17日致信李鹏,向他祝好”;“李鹏不只自己未写书,自己的日记也末审,审了也不认真,现在是我在代他认真审嘛”;“此文直接抄寄给李鹏同志”。现在,我学了党的十七大精神中的“要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通过发展和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社会和谐”之后,引我从新思考。
我2005年6月听到对李鹏的非议,是赵紫阳逝世后在部分群众中引发出来的对“六·四”事件中李鹏的非议,我未参与议论,但我有自己的想法。1947年我在上海同济大学参加了当时的学生运动,曾被捕到蓬莱警察分局关了几天,当时乔石是同济大学的地下党支部书记(当时不认识)。改革开放后在青年学子中引起XC是自然的,我曾以同济大学校友总会理事、广西校友会主席身份致信同济校友会,认为在校园内闹民主应完全放开,上街发传单贴标语可以,不要结队上街游行。得知“六·四”动用军队入城解决后,颇不以为然。紫阳总书记当时用中常委乔石为处理XC第一线负责人,是不会发生这样的事的。但这又是受当时国际国内的历史条件影响的,李鹏在苏联留学时受斯大林专政的影响,回国后受阶级斗争为纲直至党内的影响。现在国际国内都趋向和谐发展了,今年《炎黄春秋》第一期首篇发表的文章是田纪云著《经济改革是怎样搞起来的》,对胡耀邦、赵紫阳的历史功绩作了如实的歌颂,促我思考。与田纪云同代的李鹏今年也80岁了,应有与时俱进的科学良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来看赵紫阳,不要再支持《李鹏日记》的出版了,希望能为支持党的十七大精神自己写点文章如祝贺赵紫阳即将到来的九十华诞。促进党内历史人物的和谐,有利于当今党中央推进政治改革,加强民主法制建设。这样,李鹏在历史上的地位就必将增添光彩。
此文抄送李鹏同志,拜个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