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奇秘书一一我所认识的李锐》

广西·翁长溥    《龙门陣》1999/6(总第114期)

    李锐是延安时期就颇知名的中共老党员第十二届中共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是知识分子心[1995年在成都参加会议时留影(前排中为李锐,后排右二为本文作者)]灵深处仰慕的一位老学者。
    李锐有一份特殊的履历:他曾先后任过高岗、陈云和毛泽东的秘书。前两职鲜为人知,后一职却使他历尽劫波。
    1958年1月,毛泽东主持批判“反冒进”、推动“大跃进”的南宁会议。会议期间,议到应否上马三峡工程时,任电力部副部长的李锐被临时召来。毛泽东亲自听取李锐同林一山对三峡问题的辩论后,又令二人限期写出书面意见。李锐没有迎合老人家“高峡出平湖”之美意,而是直抒己见,据理论证,主张三峡工程勿急于上马。李锐因此出人意料地被毛泽东赞誉为秀才,并被毛亲自命为他的兼职秘书。一年多之后,在1959年8月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亲选亲定的这位秘书又出人意料地被定为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成员之一,被撤销了一切职务,开除党籍,下放到安徽磨子潭水电站。“文革”中,陈伯达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派人到磨子潭向李锐调查胡乔木、田家英等人的问题。李锐列举具体材料正气凛然地说:“毛泽东身边的危险人物不是胡、田,而是陈伯达。”邪恶当道,直言招灾,一架专机将他押送到北京,关入秦城监狱达8年之久。
    我同李锐的相识,始于1958年10月一同访苏,朝夕相处达20天之久,给我的印象非同寻常。其实,我与李锐见面相识之前,心仪已久。这里,谈谈与他有关的三个时段。

互不见面的时期

    解放前,我作过大学的水力发电学助教;解放后,我虽在上海的火电企业工作,仍关心着水电。新中国建设的第一个水电站,是四川长寿县狮子滩水电站。约在1954年,我在一个文件上看见电力工业部刘澜波部长的一个讲话,其中谈到水电总局局长李锐,说他到狮子滩水电站工地不几天,就把筑坝速度提高了一倍!这个有点神的李锐,就深印在我心中了。
    1956年8月,我调任黄河三门峡工程局技术处长。离沪前,去向曾教过我水力发电学的周元桢老师告别。周是留德工学博士,任大学教授时,虽内蕴高才,但倒不出来。故自1947年秋起他就改行,在上海搞起工程仪器进口贸易来。周问我:“李锐找你谈过话没有?”我答,三门峡工程不属李锐主管,我还未见到过他。周却激情地谈起李锐亲自找他谈话,动员他搞水电建设工作。周并说自己已到华东水电设计院工作了。李锐能这样爱护周的才干,我感到他具有非同一般人的胸怀。
    我到三门峡工地后,同我接触的技术人员中经常有人提起李锐的名字,我由此知道了他未读过水电工程学,他的水电专业知识全靠刻苦自学得来,很了不起。
    我同李锐于1958年10月一起访苏,相见恨晚。访苏回国后,我就被调到广西水电工程局任总工程师,主持西津水电站建设的技术工作。1959年夏,西津工程第一期基坑木笼围堰漏水严重,排水能力尽广西全力后仍感不足。我到北京去找李锐求援。他外出了。回到工地,听说他已经来过工地了。不久,李锐请浙江新安江水电工程局派出的潜水作业小分队就来到了西津工地。他们主动积极工作,及时解决了木笼围堰漏水问题,保证了西津一期基坑工作的顺利进行;尔后,又促成浙江七里垅所订苏联的第一台机组转装在西津。深入工地发现关键问题,及时予以解决,这就是李锐的作风。
    李锐在庐山会议上受到错误打击后,西津工地有人揭发他看了民工的吃住条件时说,“要是在国外,他们给你干个鬼。”再就是他说当时全国的形势是“冷水洗鸡巴,越洗越缩”。我出差北京到水电部看大字报,有人揭发他说某副部长就像部党组书记的干女儿。这令我感到李锐说话太尖刻而无顾忌。1959年夏的全国形势,毛泽东当时已经指明了,何必讲“冷水洗鸡巴”?部机关的人都把部领导的行为看在眼里,何需你来讲“干女儿”?果断干实事的他真像个维吾尔族姑娘,头上的辫子多得很,最容易被人抓住。

受李锐领导时期

    1980年,我在广西区建设委员会任技术处长,此时水电部已分成水利与电力两个部。
    1980年6月下旬，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在浙江新安江水电站开成立大会,李锐和我都是学会发起人之一,都出席了大会。我向学会提供的论文《充分重视经济规律加快水力资源开发》,在新安江得到了李锐的赞许。会后,我赶回南宁,针对水利部(80)规字第55号文主张的红水河规划中的大藤峡、龙滩梯级以防洪为主的方针,写出《评水利部对大藤峡、龙滩的意见》。具体分析后,主张维持水利、电力两部未分前的“红水河水电基地”。我的这个意见,同时抄送水利部钱正英和电力部李锐。8月我就获悉,电力部要调我到水电总局任副局长。李锐过去对我了解并不多,这次是由于在一个月之内,有两次实际机会读到我的论文。李锐的用我,是由文识人,像当今的应试上岗。我也就愿“士为知己者死”了。
    我9月到电力部报到之后,首先去拜会副部长李代耕。代耕同李锐关系很好且更了解我,他说:“你老翁是开拓型人,猛冲猛撞,直来直去。水电总局人事关系那么复杂,你老翁去,准会撞出乱子。”另有人告诉我,总局内部已传开“李锐派他的人来总局了”。我以代耕之见向李锐表明我不愿意去总局。李锐说暂时就在他身边工作,明天就来他办公室上班。他把自己的一堆文件交我研究,嘱我代他拟稿上书中央如何发展水电。后来又说小平同志想开一次三峡工程讨论会(后来未举行),他把手头有关三峡工程的文件资料给我,叫我着重准备去参加三峡工程讨论会。11月,水利部在广东佛山市召开西江流域规划讨论会,钱部长亲自主持,李锐指定我为电力工业部首席代表出席。会毕返京后,他亲自征求我对工作安排的意见,计划、基建、科技、外事等司由我挑选。我考虑一段时间后,不想在部机关工作;我国的长远格局是西电东送,四川、云南是水电资源大省,而开发云南的资源淹没面积小也淹得起,我愿意去做开拓性工作,昆明水电勘测设计院又正待配领导班子。我把此意见向李锐说后,他立即同意。
    李锐亲自安排我到他身边工作,我却一再改变了他的主意。李锐所坚持的是真理而不是自己的权位,肝胆相照,干脆利落。我的身体远离他了,我的心更走近他了!
    1981年6月,李锐在长途电话中告诉我,世界银行准备投资中国水电,问我院的鲁布革水电站怎样?我立即表示,我很愿意合作。确定鲁布革水电站为世界银行投资的我国第一个大型工程后,我院成了世界银行在设计合作、设计评审、施工招评标等方面的合作中心。世界银行代表林国璋第一次来昆明时就告诉我,世界银行原来看中的是红水河开发,电力部答复说,先从比较成熟的,规模又适中的鲁布革水电站起步合作,比较适宜,他才来了昆明。这使我感到,是李锐亲自把世界银行拉向了鲁布革水电站。确定利用世行贷款后,鲁布革水电站的建设实践是顺利的,在当时我们仍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度里曾引起过“鲁布革旋风”。
    1981年10月6日至13日,国家能委和国家计委在北京联合召开了《红水河综合利用规划报告》审查会议,同意了规划报告并确定天生桥电站为首批开发项目,天生桥至广州的输变电工程也提到了相应日程。但天生桥一级电站至1982年春尚未落实设计单位,李锐又给我来电话,问由昆明院承担设计如何?我虽知院内任务已很紧,但还是满口答应。虽有副院长、总工程师等人反对,我仍坚持不变,因为天生桥一级属红水河首期开发项目,又将为云电东送“搭桥”。我亲自组织勘测设计班子,指定援外回国的曹克明、方大凤任设计正副总工程师,并交待选坝址和开关站址要适应为云电外送“搭桥”的要求。我又指示鲁布革设计组,改变原来全部电力在省内消化的结线,增加送天生桥的回路。这样,云电经鲁布革再经天生桥东送的格局就形成了。
    天生桥工程促成了南方电力联营公司的成立,云南电力经鲁布革再经天生桥东送到广州,在天生桥二级电站投产后就已实现。现在,西电东送更大规模的实现也已在望。在强调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和建设要倾向西部的今天,上述成就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这当然是广大建设人员的功绩。李锐这十多年来虽对此未做实际工作,但他1981年高瞻远瞩亲自抓的鲁布革、漫湾、天生桥一级这些战略布点,实际启动了这一事业的起步,这是不应忘记的。
    1982年,水利电力两部又合并后,李锐调中央组织部工作。
    1983年3月,我陪当时的水电部第一副部长李鹏全程视察红水河时,他就主动告诉过我,全国将调整领导班子,他将告诉部工作组负责人,“你老翁不存在退不退的问题”。但部工作组在昆明院工作一段时间后,结果要我全退。我去云南省委书记安平生家拜访,一进门安就说:“你们那个水电部怎么搞的?关于你退留问题,我同李启明(省委第二书记)曾经商量过,以省委的名义书面报给了水电部,说你应留任,但理也不理,也太不尊重地方意见了。”我未就此多说,只答我已年近花甲,轻松一点也好。当年秋天,我到北戴河作平生第一次疗养。回程路过北京时,我到中央组织部传达室要求拜会李锐,经电话联系后称他正在开重要会议。于是,我回西单电力部招待所后就安排离京返昆。没有料到,当天下午李锐的秘书周保志就找到招待所来看我,说李部长知道后有点生气,怪周为何不告诉他一声,并约我当晚去李锐家相会。我意纯在看望,别无他求,到李家后只听他谈。他说我在云南工作很努力,有成绩,也有教训,对于去职不要怪水电部工作组,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人的工作总难免有缺点,这样认识才能进步。这次会见,给我印象深刻,感想良多。关于会见,他当时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主持日常工作,是经常外出的大忙人,在京时,省委书记找他也得排队等候。可他还专门安排时间见我,说明对我有情。关于谈话,对我去留的上层意见,他岂能毫无所知?却滴水不漏,纹风未泄。我过去对李锐的认识,只有说话无顾忌、肝胆相照、直话直说的一面;而这次谈话的干脆利落,只在我需要吸取教训才有进步这一点上。我初感不快,继而深思,李锐是老共产党员,是有坚强的党性的,他这次的全部表现,是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新岗位的需要。我不仅毫无埋怨情绪,对他更产生了由衷的敬重。

异地老友时期

    我与李锐彼此退出一线工作岗位之后,平时是书信往来,作品互赠,不时电话问候或交换意见。我去北京时,总要去看望他,他出来开会相遇时,就聚首恳谈。
    我与李锐在水资源开发上结缘,对三峡工程交换意见不少。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当前正在顺利进行,我希望也深信,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中国人民一定能建设好此一伟大工程。至于历次争论的是非,李锐著《论三峡工程》已面世,有待今后的实践检验和后人评说,我不愿因回忆而引起再争论。但国内外都有人认为李锐是“三峡工程反对派的代表人物”,对此,我只回顾他在此问题上的人品。李锐论三峡工程,历来是在建设时机和建设规模等重大的实际问题上,反“左”倾主观急躁,从未反对过在三峡建水坝工程。1958年,毛泽东找他讨论、周恩来带他现场考察时,就是如此。1982年,他同意过按正常蓄水位150米兴建三峡工程,当时邓小平也是此见。他著《论三峡工程》一书,封面上标题“关于长江开发的不同声音”,和封底所标“我已经说了,我已拯救了自己的灵魂”,是切合实际的。至于确定兴建三峡工程前后,他曾以个人的名义或联名几次上书党中央,据我所知,参加联名的人都没有任何政治或经济背景,而是在科技、经济、金融等方面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关心三峡工程的人士,这些人若要称派,只能叫独立思考的实事求是派。我亲身的经历就更有所感。
    1991年1月,我被聘请为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160位专题预审专家之一。1月底2月初在宜昌参加第一次预审会议时,我被推选为工程规模专题小组的召集人主持了预审,但我仍感到大环境很难容不同意见,科学民主决策的环境远未形成,大失我望。在京未参加评审但曾参加论证阶段工作的老专家陆钦侃、覃修典两人,在2月底就各自给我来信,都说在此关键时刻,寄希望于我能充分发挥预审专家的作用,他们知道我越级上书给当时的总[▲本文作者(右)与鲁布革工程国外专家组长哈里森(相片)]理也会被受理。与我交往甚少的陆、覃二老来信,而同我来往颇多的李锐却一直毫无表示。他不找我,我就去找他。5月25日我去北京参加第二次预审会时,就把我写成的一份拟越级上书稿带到他家,请他指正。按约定时间去取稿时,他仅指岀要省略那些文学性内容,应写成严肃性的论文,未发表他自己对工程的任何意见。当年到他身边工作之初,他就要我参加三峡工程讨论,如今我参加国家正式审查三峡工程了,他却表现得如此不寻常。我认为,他忌在会外插手,或是完全尊重我的独立自主,二者必居其一。他真是一身正气,同拉帮结派丝毫无缘!
    李锐离开水电岗位后仍主张优先发展水电。他对优越的龙滩水电站的上马一直很关心。1984年9月,他在向中央领导同志《再谈关于三峡工程的意见》的上书中,列了20座水电站来替代当时三峡工程的上马。但指出:“四川二滩、红水河的龙滩和福建水口等没有包括在内,因为这些水电站不论兴建三峡工程与否,都应列入‘七五计划开工兴建。”1987年9月我到他家,谈起龙滩水电站因广西和贵州对水位不能协调而卡了壳,我已于6月16日写了封信给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请他协调。李锐说,胡锦涛现在北京,前几天才来看过他。我立即说,请介绍我去会胡。李也立即说,胡虽是省委书记,但你是老前辈,我告诉他来找你。后来,同我一起在京参加国土工作会议的贵州省计委副主任找到我房里,说胡书记因省里来电话,有急事提前回省了,临行前表示歉意并嘱他来听取我的意见,带回省去向胡转达。这也是李锐关心开发优秀水电资源的一个侧面。
    1989年4月我去到他家,他作为访美学者回国还不久,对我谈的访美观感要点为:对过去我们头脑里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不应再是绝对对立的。他们现在正在学习我们的东西,我们也应学习他们的东西,以利于发展生产力。这样,趋势将是相互逐渐接近。我认为,在改革开放进程中,老年的李锐是跟在前列,想大事,不断学习研究新事物,并积极主张的。
    李锐送过我10本他的著书,均题有“长溥同志指正”,其中却没有著名的《庐山会议实录》。这本名著初版后不久,我的一位朋友得到一本,他知道我认识李锐,看完后就送给我,并嘱我不要外传。我一口气读完,深觉摆的全是事实,但引人深思,耐人寻味,影响着自己的若干传统观念。不久我去李锐家谈起此书,我对他说,读后令我感到,在中央这些老同志里搞策略,“老人家”的城府太深,个别负责同志又见风使舵,你怎么敢出这样的书?难道不怕别人又抓你的辫子?李答:第一,是同胡乔木商量后,他要我写的。第二,全是真实史料。第三,只在内部发行至师级以上干部。我认识到,他未送我此书,是因为他严格遵守既定的发行规定之故。后来另一次去他家,正碰上他同两位将去美国的、青年时代的湖南旧识在说话,他未介绍,只叫我坐在一旁稍候。我听他说道:外面出版了一本笔名为京夫子的书叫《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美国纷传京夫子实为李锐。他要两位旧识到美国后,在相识中为他辟谣。他说:“我李锐写毛泽东,只写《人民日报》可以发表的,或可在内部刊载的。不会为了到外国赚钱写毛泽东。”后来,李锐1993年5月28日在美国加州大学答学者提问时,有人问他对京夫子写的书怎样看,李答:“翻过一下,看见许多胡说八道,是否为了赚钱?”
    李锐也不时向我流露出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1985年11月,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在广西南宁市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李锐此时已退居二线,很愿意来见见众多的老朋友。会后我单独约他去看看我俩于1959年曾失相逢之缘、现已投产了21年的西津水电站。经过横县一座小桥时,我对他说,这叫海棠桥,指着河边一块地对他说,这是秦少游被贬时读书的遗址。这就把他的话匣子打开了,在车上边行边谈,谈不要在官场上混日子,去媚上邀宠。中华文化提倡人生在世,要立功、立言、立德,中国历代那么多当宰相的,有几个是流芳后世的?李白、杜甫当过宰相吗?人生在世,要多读一点书,多做一点事,多思考一些问题,多写点文章。这是他的心声流露。1989年4月我去他家那次,李锐曾把他写的《悼耀邦同志》诗稿示我,让我抄录。此诗未见公开发表过,结尾是“此情此景张家界,活在人心便永生”。这两句既是悼耀邦,也是李锐自己抒情言志。尔后,我去游联合国指名要保护的张家界,觉得确实很不寻常,写有“鬼斧神工几度秋,奇峰异石一瞥收”等诗句。在我一生所接触的人海景观中,李锐也是“奇峰异石”,所以我此文标题用了“奇”这个形容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