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归队在黄河三门峡工程局*》
翁长溥著 *原载《中国水力发电史料),1996年第3期,36-43页。 《恶水缘》P63-P74
一、全国支援三门峡
我由上海奉调,于1956年9月到黄河三门峡工程局,任生产技术处副处长,到后就先看现场。来黄河三门峡不像长江三峡沿江有串连的三个大峡,而是黄河在进入峡后的大转弯处因河中三岛束河为并连的三个口门而得名。这里的古迹和传说不少,令我印象最深的是砥柱石,面对汹涌急流,岿然耸立,“中流砥柱”即缘于此。再为鬼门石岛上有一个大坑名马蹄窝,相传是大禹治水时骑马过此,马蹄踏出的遗迹。工程局的后方即后来建成的三门峡市,那时是一片空地,我去跑一趟量后,穿的藏青色衣服变成了黄色。这里地是黄土的地,刮风或过车时黄土蔽天。会兴镇是土坯墙的法骡马市集。看乡下民居,平地上一个广口竖井,沿梯坎而下,在井壁掘进的就是窑洞民家。路见赶喜事的艳妆妇女,“青布弓鞋配彩袜,银镯坠腕头抽花,厚施脂粉膏药脸,带笑含羞手互拉”。河南省虽为古中原,但长期受水旱蝗汤(国民党汤恩伯统治时期)四大灾害之苦,当时还相当穷困。我从上海初到,对此甚觉新奇,将此景象写给为我送行的同志们,请其分享。
集中力量保重点工程、继承革命优良作风、全国支援,使三门峡工程在那个年代快速建成了。它在我国建设史上有突出的时代特色。
集中力量
工程局党委第一书记兼局长刘子厚为原湖北省省长,党委第二书记张海峰为原武汉市委书记,带来了大批湖北的党政干部。山东省委部长谢辉任副局长,带来一批山东干部。河南省委部长齐文川任副局长,调集了大批河南干部。后来,福建省委部长肖文玉来任党委副书记,又带来一批福建干部。来自中央部门的有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电力部水力发电建设总局副局长张铁铮,均任副局长。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副部长、治淮委员会工程部长汪胡桢,狮子滩水电工程总工程师李鹗鼎,均任总工程师。荆江分洪工程的总工程师雷鸿基任副总工程师,丰满水电厂总工程师张文彬任机电副总工程师。把原官厅、狮子滩和淮委的施工老队伍转来组成坝一、坝二和混凝土制造分局(相当工区,当时三门峡的二层机构都称分局)。这两个部和其他产业部还有个别抽调的,我属之。不只是数量的集中,在相互谈论中得悉,被调单位是立即落实,被调人员就立即动身。一到艰苦之地均感到自豪,被分配工作完全服从需要。湖北黄岗地委书记石川任坝一分局党委书记,恩施地委书记王英先任坝二分局党委书记,另有若干原厅局级干部也是如此,行政十四级的也任科长,未闻有人计较。来自四面八方、五湖四海的同志,马上合作共事,毫无隔阂和门户之见。能这样集中力量,就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了。
优良作风
那时刘子厚局长的工作作风令我终身难忘。跑上面,他直接找邓子恢副总理。跑下面,对由交通部和铁道部的下属工段级机构承担施工,打通坝址对外交通的等级公路和铁路,他这位大人物不是找别人来开会,而是带着我们到别人住地去拜访。他自己介绍急需通车的形势,关心别人有何困难需要协助,当别人说出施工机械不足时,他马上落实由我局立即借调。工程局的办公楼和永久宿舍建成后,他不肯搬进为他建成的局长宿舍，我到他住的平房宿舍时,见他吃饭时用的饭桌是一张小方凳。就是这样的用餐,他有时也要做出牺牲。一次在局本部开完会已是吃晚饭的时候了,他对秘书和我说去工地,秘书习惯地到食堂去拿些馒头,一路上我们就在车上啃馒头当晚餐了。一个单位的第一把手,保持着这样的优良作风,上行下效,虽然是新组成的队伍,但迅速形成了战斗力。
全国支持
1957年在原来的一片空地上刚建起第一批房屋,河南省就成立了三门峡市,由刘子厚兼任市委书记,原洛阳地委副书记任市委副书记主持日常工作。市委、市政府的任务是为建设三门峡工程服务。我来自南方,吃的是无锡大米、涪陵榨菜、桂林腐乳等。就是在工地上,到处也买得到小锅炒菜。文艺界的慰问演出,常年不断,河南豫剧、陕西秦腔的名角,轮流来演。在工地上能明显地感觉得到全国支援,我两次走出去的亲自经历,更令人感动。一次是1957年初工程局同志赴京参加三门峡工程初步设计审查,火车停郑州站时车上厕所门已锁,我突然感到要拉肚子,问明列车员开车时间后我下车去上厕所,但回来时提前开车了,我既未随身带车票,也未带钱和证件。但我向车站说明原委后,站长亲自送我上接着过站的北上列车,并请该次列车的工作人员关照我。另一次是国庆休假,我携妻女去游临潼,突觉肚痛,经人指点就近有黄河疗养院。我找去自我介绍后,疗养院立即给我医治,安排妻女食宿,次日上午工程局的赵科长就赶来了。他说,接到疗养院的长途电话后已与西安陆军医院联系好,该院欢迎我转去治疗。三门峡工程局的工作人员到处能得到社会的关心与支持,难忘的时代！
二、从客观实际和自身实际出发抓好技术工作
我所在的生产技术处没有处长,只有我一个副处长主持工作。我到任之初,首先是集中时间日夜通读前苏联专家协助编制的黄河流域规划报告,以及前苏联列宁格勒设计院作的三门峡工程初步设计。没有清晰的总体概念,就难以开展好今后的工作。我在三门峡时期的技术工作,按序叙述如后。
初期三建议
第一,建议老干部学点技术。三门峡工程是一个高度机械化施工的特大工程,对我们刚从地方工作转到建设岗位的大批领导干部来说,不只技术,就是思维方式、领导方法,也很难适应。从我在上海的实践体验看,老干部钻技术的,研究起工作来就有较多的共同语言。三门峡工程局当时副处长以上的领导干部共92名,我的年龄排第91,属小老弟,我仍不时在领导层中讲,老干部要学点工程技术,变外行为内行,才能适应今后的工作。局领导对此意见是重视的,作了若干安排,也给我分配了一定任务。时至1991年我参加长江三峡工程审查,到葛洲坝电厂时,厂长田茂先迎上前来说:“三十多年不见面了,我还记得你是我的老师,我们福建那批干部调来三门峡时,就是你给我们讲课。”
第二,建议改生产技术处为技术处。总工程师们是我技术上的长辈,在技术问题上我尊他们为师长,向他们请教。我过去主要作组织工作,对技术组织工作自有主见,我把施工比作打仗,技术处要相当于参谋部,工作重点应放在施工的全面性、系统性、关键性、预见性问题上。我建议把生产技术处原有的日常生产行政事务性的工作和相应人员,划归原局调度室成立施工处,我处改名技术处以便集中精力作好“参谋部”的工作。此建议很快得到局领导的采纳,及时进行了调整,然后我转向处内,老干部任行政性的科长,有对口经验的工程师任各业务组组长。内部职责明确之后,放手各组去工作,发挥技术人员各自的作用,我自己超脱于日常事务,着重抓协调,使技术处有效运作起来。
第三,建议管好机械。按列宁格勒设计院的施工设计,三门峡的施工机械设备6972台(套),总重19530吨,电动机装设容量70.87兆瓦,平均每个工人约装备2吨设备7.46千瓦。这在当时,我国习惯于人海战术的老施工队伍也是很不适应的,关键在管好机械,但当时连设备订货也经常弄错规格。李鹗鼎总工程师对此也有同感,在我俩的推动下,工程局成立了以我为组长,有关部门专业工程师参加的机械化施工研究小组,不断讨论研究。1957年1月21日,我根据讨论意见参照《电力工业技术管理暂行法规》,写出了约17000字的《机械化施工研究小组报告》，对转变认识、组织领导、规章制度(订货、安装、运行、检修、报废)和当前要解决的问题等,提出了系统的操作性建议。实际上是把今后全局性的机械管理纳入有序的轨道。这些意见,不只得到了局领导的采纳,还叫我写出署名文章《学会新技术,管理好机器》,配合4月份三门峡工程正式开工典礼,在《河南日报》上发表。
当好领导的助手
技术处的日常工作,由张铁铮、谢辉两位副局长主管。张不时交代我研究问题。谢管现场,现场有事就叫我陪着去。刘子厚主持局务会议,听我几次憨直议论后,就不时点名让我发言。局党委常委的学习会,后来吸收林燃和我作为经常列席者。我的参谋助手作用就逐渐更有效了,不只在领导面前经常有进言机会,在局里布置一定时期工作的会议上也叫我发言。后来市委和工程局合办的《三门峡报》,我又成了工程方面的社论撰稿人,直接面向全体职工说话了。1958年上半年针对当时工地实际,写过4篇社论,如3月17日水电部副部长李葆华和局党委第二书记张海峰亲自浇了第一罐混凝土后,我写的社论为《浇筑大坝确保工程质量》。作为一名青年技术干部,我感到自己的技术还很不够,求知欲十分强烈。
顶风护堰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之后,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又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接着是批判右倾保守,在生产上提出了“大跃进”。这种全国形势在三门峡工地很快得到反应,不是工程师而是坝二分局党委书记王英先第一个提出修改前苏联设计,主张修改坝区汽车基地的设计位置。王英先每天活动在坝区,爱动脑筋想问题,对照图纸作修改,比坐在列宁格勒设计院内看地形图作的布置,既节约土石方工程量,也使运行管理更加合理。有关方面包括我在内都支持此项建议,我认为老干部是可以钻得进去的。
突破修改前苏联设计图纸之后不久,在局机关会议室召开了局党委常委会议,吸收正副总工程师和我列席,讨论谢辉副局长到坝一分局蹲点提出的“抢坝不抢堰”的施工方案。前苏联原设计的三门峡一期工程施工(左岸),是在上下游筑高水围堰,保护坝基开挖和浇筑导流梳齿等混凝土,然后再拆除上下游高围堰导流。“抢坝不抢堰”者认为,填筑了又要拆除的围堰工程,应改高水围堰为低水围堰,把节省的力量用以加大混凝土坝的施工强度。既合“大跃进”精神,施工单位又充满信心,在会上诸多豪言壮语。我虽持疑,但见总工程师们没有一个持异议的,我也沉默。已进入枯水期,如何部署力量,时不待我,党委就作了肯定的决议。
会后,我考虑兵贵“立于不败之地”,初斗黄河,岂可冒险?于是找了处内王庭济等工程师研究,均觉不妥,我就布置他们连夜作具体的计算、分析、研究,结论是否定的。在当时的形势下,我并不冒失,我先找到自己认为比较冷静沉着的张海峰家里去,作个别汇报。当我第二次找张时,张叫我去向刘局长汇报,看来张与刘已通过气了,我再向刘子厚汇报。跟着刘局长在史家滩前方会议室召开了局务会议,进行了再讨论。在这次会上,总工程师和一些领导同志发言支持了技术处的意见,但分歧仍然是存在的。刘子厚局长采纳双方之长,作结论为“保证高水,争取低水”。我具体组织作的1958年施工组织设计,忠实贯彻刘局长结论。围堰工程按高水围堰,并明确提出“围堰填筑进度,在施工过程中必须能经得起五十年一遇的洪水考验”,登载于《三门峡报》总47期,让全体职工都知道。在坝基开挖和混凝土浇筑进度方面,考虑了跃进意见,安排得更积极一些,尔后的实践,混凝土浇筑强度的增长,远不如我们理想之快,而黄河当年的洪水又出乎我们的意外。当年郑州的黄河大桥被洪水冲毁,周恩来总理曾亲临视察,而三门峡左岸基坑在高水围堰保护下,正常施工,保证了当年截流和整个工程的顺利建成。
主管截流准备
1958年第二季度,为了准备好截流,由有关单位指定专人兼职,组成截流技术准备组,由我兼任组长,同时调坝一分局副局长吴师德任技术处处长,主持处的全面工作。我着重转向抓关键技术,这符合我的志趣。
当时对大河截流,不只在我国,在世界上也被视作水工建筑的关键问题之一。在北京审查三门峡工程初步设计时,截流是讨论的热点之一,是整个施工过程的重要里程碑,是1958年三门峡工程的中心任务。截流,是人力与自然力的较量,二者都是变化的,既不能简单重复前人的经验,也不能只照设计去办。以生产力来说,当时装备的3立方米斗容挖掘机就属世界水平了,而装卸25吨重的四面体所需自卸汽车,是刘子厚找我国驻前苏联大使刘晓,刘晓又亲自找前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才落实了5台新产品的。以自然力来说,虽然截流设计是根据三门峡的水文资料按选定频率确定截流流量,但届时的实际流量难以准确预测。充分作好截流的技术准备,并让施工人员熟悉与掌握,是完全必要的。除局内各部门的具体准备外,同时求取外援。一是请清华大学教施工的陈祖东教授在史家滩作了截流的学术报告,给广大干部上一堂有关截流的技术课。二是请西安交通大学作三门峡截流的水工模型试验,轮流组织有关领导和人员去看实物模型截流。三是张海峰派我参加中国水电部访苏代表团去学习伏尔加河斯大林格勒水电站截流,并去列宁格勒设计院具体研究三门峡截流有关问题,另有专文。结合实际来钻研技术,使我写出了主要学术论文《对我国立堵进占截流若干问题的看法》。
三、政治爱护,历久难忘
1957年夏,三门峡工程局正在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时,驻局的前苏联附属企业顾问专家组波赫、节廖夫、弗里曼、马绍尔金等要求参观我国各水电水利建设和工厂企业。张海峰派我主陪,另有企业分局局长王杰和混凝土制造分局主任工程师王菊三同陪,专家工作室林久成、于永笑为翻译兼秘书。此行不计市内和工地交通,行程7712千米,历时48天。回局时,原来大鸣大放的整风运动已转变成反右派斗争了。被揭批的右派分子多是技术人员反对党对技术的领导,如有人尖锐地说齐副局长不懂技术又擅自作技术决定之类。设计分局局长马静庭比我年长老成,定案时虽未戴帽,但被长期批判。听到传达毛主席在青岛会议上的讲话,对让有些人向共产党鸣放,有引蛇出洞之说时,我自度我这条蛇溜了,未被引出洞来,庆幸不只漏了网,一路还学到很多实用的新知识。揭发批判右派分子高潮过后,局党委转了一袋材料给我看,嘱我看后退回。这是上海闸电在反右派斗争中转来的对我揭发的材料,不是几份而是一厚叠。这些材料,如果给反右派能手抛了出来,我是逃不掉的。我深深地感到,局党委是在爱护我,教育我,保护我。反右派运动,没有促我走向看风使舵,而是使我对党献忠心,致有如前所述的“顶风护堰”。
1958年2月在工程局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我作了《进一步加强党对工程技术的领导,促进生产大跃进》的发言。张海峰代表局党委的工作报告,王英先的三门峡工程大跃进倡议和我的发言,一起印发,被列为大会分组重点讨论的三文件。在我5000字的发言中提到“重大问题,总是政策方针、组织管理和技术问题交织在一起的”,“技术人员只从技术角度和已有经验来考虑”,“党清醒地看出总形势的发展,以唯物辩证的方法抓住矛盾的本质和主要方面,来分析和处理问题”,“党必须领导技术”。在工程局反右派斗争之后,我认为要谈党领导技术的理论根据。领导,并不是代替技术工作”,而是“出题目,听议论,百家争鸣,支持先进和正确,作出决定,组织贯彻”。“我们党员和党员干部若不认真钻研技术业务,就很难实现党对工程技术的切实领导”,“必须有技术业务水平提高的跃进,才能保证和促进生产大跃进的健康发展”。我认为反右派斗争之后,党委如何更好地行使领导权是更重要的问题,我的求实态度得到了局党委的肯定。
1958年4月17日三门峡工程局党委向各分局党委等发文:“翁长溥同志向局党委写了一个一周工作写实报告,从这个报告可以看出,目前会议多文件多,领导干部忙于开会办公文不能深人工作的现象,仍然是很严重的,为了转变这种作风,除局党委今后严格控制会议减少文件外,各单位在双反运动中也应进行一次彻底的检查,并提出改正的具体办法。今后不应开的会议,一律不开,能不发的文件一律不发,不应出的通报、快报、简报应一律停刊,以免文件泛滥,会议成灾,发展官僚主义。现将这个报告印发给你们参考。”文中的”这个报告”,是我4月7日写给局党委整风领导小组并张、肖书记的不张贴的大字报稿,一开头就指出目前整风的重点首先是如何转变领导作风。我管技术的关心整风了,写实中对书记、局长、总工程师的活动均指名道姓,因为这是影响局党委当年中心任务截流的关键性问题。虽引发了局党委正式行文,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尔后我就再没如此地向党献耿耿忠心了。
1958年吴芝圃主持中共河南省委工作后,河南省的工作急向“左”转,对我国当时“三面红旗”的形成,是起过作用的;后来的困难时期,河南省饿死的人数,是惊人的。我当时感到,省委对工程局的影响日益强烈,若干领导干部也在紧跟省里。大炼钢铁,技术人员也一起上山去挖矿石,在办公室前用瓦罐子炼铁,把我办公室里的取暖用铁炉砸了,把家里的锅砸了,用来炼钢。明知这是无知乱来,但我再不讲话了。我只沉默埋头作截流技术准备工作,对炼钢等只一般应付。
我调离三门峡后,于1961年10月重返三门峡学习安装机组经验,不少同志说我太幸运了,如果不被调走,1959年肯定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了,并列举了一大批比我安分得多的人挨了批斗。还追溯到1958年时,有些负责人已经准备要整我了,是张海峰书记等保护了我,又把我调走了。对此,我深为理解,我们党内,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也有保护干部的公正力量。
四、三门峡支援全国
1958年初,局领导层中传说1961年我局将转战长江三峡。至第二季度,明确工程局近期任务是包打黄河八个梯级。接着,张铁铮、李鹗鼎带人去了刘家峡;赵征等带人去了青铜峡;马兆祥和我去万家寨准备接受任务。截流一完成,张海峰书记动员我去广西桂江昭平水电站(45万千瓦)工程局任总工程师时,说是过去全国支援三门峡,现在该三门峡支援全国了。事实也正是如此,在长江流域,石川带人去了汉水丹江口;刘本初带人去了沅水五强溪;王菊三等去了贵州普定电站。王英先调去北京水电总局任副局长。1958年刘子厚调任河北省省长后,截流之后又调谢辉任河北省副省长。张海峰也调任贵州省委书记处书记。原来的局长中,只留齐文川主持工作了。
在约两年的时间里,由全国支援三门峡转变成三门峡支援全国,这是时代的需要。万事开头难,没有那样集中力量,就难于开创局面。过了截流关后,施工趋于正常,留下的力量也快速地按计划建成了此一特大工程。更重要的是通过实践培养了大批人才。以我为例,来三门峡前虽然曾学过教过水力发电学,但还不曾看见过水电站。经过两年多的实践,跳过了工程师、主任工程师副总工程师这些台阶,去担任大型水电站建设的总工程师职务。我离开三门峡时,却是满怀信心地踏上了转战南国的征途。
摘录：
【1957年1月21日,我根据讨论意见参照《电力工业技术管理暂行法规》,写出了约17000字的《机械化施工研究小组报告》，对转变认识、组织领导、规章制度(订货、安装、运行、检修、报废)和当前要解决的问题等,提出了系统的操作性建议。实际上是把今后全局性的机械管理纳入有序的轨道。这些意见,不只得到了局领导的采纳,还叫我写出署名文章《学会新技术,管理好机器》,配合4月份三门峡工程正式开工典礼,在《河南日报》上发表。】
【后来市委和工程局合办的《三门峡报》,我又成了工程方面的社论撰稿人,直接面向全体职工说话了。1958年上半年针对当时工地实际,写过4篇社论,如3月17日水电部副部长李葆华和局党委第二书记张海峰亲自浇了第一罐混凝土后,我写的社论为《浇筑大坝确保工程质量》。】
【围堰工程按高水围堰,并明确提出“围堰填筑进度,在施工过程中必须能经得起五十年一遇的洪水考验”,登载于《三门峡报》总47期,让全体职工都知道。】
【结合实际来钻研技术,使我写出了主要学术论文《对我国立堵进占截流若干问题的看法》。】
【反右派运动,没有促我走向看风使舵,而是使我对党献忠心,致有如前所述的“顶风护堰”】
【1958年2月在工程局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我作了《进一步加强党对工程技术的领导,促进生产大跃进》的发言。】
【“我们党员和党员干部若不认真钻研技术业务,就很难实现党对工程技术的切实领导”】
【1958年4月17日三门峡工程局党委向各分局党委等发文:“翁长溥同志向局党委写了一个一周工作写实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