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拂煦上海滩》
翁长溥著 《恶水缘》P34-P59
一、入党
商办闸北水电股份有限公司,是解放前上海最大的华商公用事业,董事长为江浙财团首脑钱新之,高级职员中曾留学国外者24人,其中有若干大学教授。电厂发电容量34,500千瓦,水厂日制水能力10万立方米,均在军工路闸段路口,统称新厂。馈水科、馈电科在恒丰路底,称老厂。1949年初我已辞去同济大学助教职务,专在馈水科任见习工务员。总办事处在四川北路阿瑞里,我住阿瑞里单身宿舍。
1949年初,上海地下党为了开展护厂斗争,迎接解放,进行了将各系统的党员按所在单位归口的组织调整。闸电原有的共产党员冯大文、王振仁、孙显明等,原各自有单线联系,分散活动,在此一调整中被调在一起,第一次组成了公司党支部,由1942年入党的冯大文任支部书记。党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白区工作方针,此时也改变成了“把一些经过考察和锻炼已经成熟的积极分子吸收到党的队伍中来”。在此一形势下,1949年4月我被吸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刚到公司不久,既无政治表现,又无深相知者,对匆匆吸收我入党,我当时曾心怀疑虑,一直不甚理解。我任支部书记后就以此面问冯大文,冯答:“上级交代,你是由中共上海学委介绍过来的发展对象。”
我入党之后就参加支部领导的护厂斗争,闸北发电厂在解放上海时的护厂斗争是很有名的,那是新厂孙显明、李连发、梅耀华等同志的工作。我在老厂的经历一般。解放后分配我办《闸北职工》周报。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紧接着庆祝活动之后,组织上派我到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第二期学习。学习内容为共同纲领、群众工作和党的建设,陈毅等市委领导同志也亲自来讲过课。1950年2月6日,美蒋飞机对闸北、杨树浦、芦家湾、浦东、南市等电厂进行狂轰滥炸,全市停电,党校立即提前结业,我提前转为正式党员被派到上海市人民政府公用局,另名上海市军管会公用处。公用局局长兼上海市公用事业党委副书记叶进明原为人民解放军九兵团后勤部长,我政治上受叶领导,日常业务受二处处长陈敏之领导,派我驻闸北水电公司任联络员,办公室与公司经理室相近。三月份公司党支部书记王振仁调党校再学习,我被任命为党支部书记兼组织委员。
二、联络员兼党支部书记
反轰炸
我按市里的统一要求;监督公司采取若干工程防护措施。促劳资双方组成防护委员会。提出“保证不停电,不断水,敌人炸得凶,我们修得快”的反轰炸号召。一遇空袭警报,我就去叫王经理:“走!”一同坐上汽车后说:“去新厂。”到厂区后,敌机尚未离去,就拉他卧到地沟里隐蔽,敌机去后,进厂慰问并满足群众提出的要求。
某天,公用局人事处李石农处长来电话,要我下楼等候,李一来我就坐上他的汽车,在车上李对我说:“郭化若政委要叶局长恢复江湾机场的正常水电供应,叶局长把此任务交给你,现在我就陪你去会见江湾机场的负责同志。”在机场内我看见了若干高鼻子洋人,没有人讲我也猜出了这是前苏联老大哥在帮助我们建设空军了。机场必须保证,我得集中精力尽责。敌人撤退时把江湾机场破坏得很厉害,恢复水电正常供应的难点,在于地下管线没有图纸。我就找“识途”的“老马”,机场是闸电的营业区,我找出原来铺设水管、电缆的工人和领班,找机场专人配合,我亲自带领他们日夜奋战,也就很快恢复了正常的水电供应。3月底的一个夜晚,我眼见敌机被击中着火坠落,5月以后就再没有空袭了。
镇压反革命
公司的反动势力和封建势力有深厚基础。我党在公司的基础已如前述,工作是相当困难的。敌我斗争集中反映在合法地夺取对工会的领导权。1949年10月王振仁从市党校第一期毕业回来,冯大文就主动把书记职务让给王。我1950年3月接替王振仁任支部书记时,将在4月份正式成立工会,此时的形势非常严峻。81个执委候选人中,共产党员仅4人,而后来镇反时逮捕的反革命分子中有13人为执委候选人。在1949年末,老厂一共产党员写文章拥护市政工会审查候选人时,被老厂的旧势力召开了百余人的斗争大会赶出了老厂。新厂解放前入党的党员毛根桃、顾福洲在此形势下自动退了党。党员和积极分子悲观失望。我支部的多数党员,对迁就反动势力已早有意见,但1950年10月中央才指示全国要纠正镇反的右倾偏向,1950年初就形势难转了。我根据闸电的实际情况,主张在闸电对反动势力应改团结为斗争的方针,并不断向上级党委力呈这一主张。4月15日得到了上级党委的肯定和支持,我当夜就通宵开全体党员会议,统一思想,布置工作,研究方法。4月16日协助公安局逮捕了执委候选人、新厂的幕后反动头目、在夜间用手电筒给敌机发信号的杜守俊。4月18日在永安电影院召开了千余人的全体职工大会,上级组织各兄弟工会到场助威,宣布杜守俊被捕,又组织了4人对执委候选人、封建把头范根林的残酷剥削行为进行了揭发控诉。会后,范根林低头、坦白、悔过,请求宽大。群众说:“闸电现在才算解放了!”党员和积极分子情绪高涨。在群众的要求下否决了原来的81名执委候选人,在重新产生的候选人中,选出了工会的执行委员,于5月24日成立了党所领导的有广泛代表性的正式工会。6月12日公开了党的组织。这是闸电的重大转折,在当时的上海市也具有突破性,在市委秘书长黎玉的关心下,中共上海市委党刊《支部生活》的创刊号报导了闸电的这一斗争。虽然形势有很大好转,尔后的斗争仍然是复杂的艰苦的,直至全国镇反之后,才根本好转。
1951年镇反前,同志间的关心,令我历久难忘。叶进明局长叫我去他办公室说,我在郊区活动,打算给我派一名随身警卫员。我坚决拒绝后,叶就把他身上的德国茅塞手枪取出来说“那你带上这个”,我高兴地接受了。不久局保卫处处长邓明知道了,邓对我说,在这个时候怎么能让叶局长身上无枪?邓把他自已的加拿大制转轮手枪给我,茅塞手枪退还给叶局长。在对敌斗争的危险面前,不是先想到自己的安全,而是先想到同志,这就是当时的同志爱。
镇反的准备,公开地进行反动党团登记,同时发动群众揭发,收集整理材料,确定打击对象。当时非常时期的镇反,在公司范围内是由我负责。按系统上报的逮捕名单,是我最后审定的。得悉全上海统一执行速捕反革命分子的时间是1951年4月27日晚以后,我考虑到新厂地处郊区,不少逮捕对象又分散住在城区,有可能漏网,我立即去找公用事业党委书记顾开极,顾立即带我去找市委第二书记刘晓面呈,刘晓亲自批准闸北水电厂提前在4月27日下午执行逮捕,并嘱江湾公安分局遵办。接着是如何判刑,那时是分系统提出量刑意见,公用事业系统由邓明分别与各单位负责同志个别研究。邓明同我研究后,停一停笑一笑之后说,你老翁真行,逮的人既多,现在公用事业系统还没有一个提出判死刑的,你毫不手软提出了死刑。实际上我是在充分发动群众揭发、检举、讨论基础上,并核实罪证依法量刑的。
我也曾据实网开一面,在上报的逮捕名单中,减掉了几个人,突出的引起争议的是钱强。他与我素不相识,他的言论和怪话,与别人不同,但我一听就感到不同凡响,引起了我的兴趣,追问之下才知他是一个很有技术和才华的大学毕业生,是可教育的。我以惜才之心,持将来要团结、教育、改造、使用的考虑,执意划去了他的名字。镇反之后,我又到钱家去交朋友,证实了我的判断,并把他提到主持生产技术股的岗位。“文革”期间我受审时,上海还有外调工作组来审问我为何包庇钱强,我的答复很简单:“你们到北京公安部去问邓明,翁长溥是否为包庇反革命分子的人?”今天的(中国工程师名人大全》上,钱强是全国首台工业用燃气轮机制造技术负责人,全国首台大功率燃气轮机测绘仿制技术负责人之一;现为共产党员,南京市第八、九届人大代表。
在镇反告一段落之后,我收到谢家泽教授从北京来信,称他已调到水利部做负责工作了,欢迎我到北京去同他共事。谢家泽是南京中央大学教授,1948年他因休假来上海同济大学任教,我只给他当过半年助教。这种名教授桃李与同事众多,看中了我,令我深感知遇,又正合我立志搞工程之愿,我下定决心要求技术归队。找公用事业党委组织部部长陆文达、公用局局长叶进明提出请求,答复均是,现在党的中心工作还不是搞建设,要把过渡时期的各种工作做好。我只得服从组织。
增产捐献
抗美援朝增产捐献中,闸北水电公司1443名职工捐献了两架飞机又3亿元而名列前茅。当时西康省全省只捐献了两架飞机。
1951年6月在为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时,公司职工中自发认捐数字至年底共1.5亿元(旧币,1架飞机15亿元,1门大炮9亿元)。上级已号召在镇反以后基层党组织要逐渐面向生产这个中心。增产节约虽然增强了国力,但我公司尚属私营企业,颇引人思考。某次会议上,听上级顾开极同志说出一句话“不要让资本家发抗美援朝的财太多”,我就抓住这句话在党员和工会骨干中不断传播。至7月份,支部逐渐明确并决定把当时的工会改选工作,与增产捐献共同来推动生产,并提出半架飞机的目标。经过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后,目标改为一架飞机。组织老工人和技术人员拟定方案,经过劳资协调,即按煤耗、厂用电线路损失、减少事故电度损失等定额指标,同资方拟定增产捐献集体合同。核算取得效益的70%作劳方捐献,10%作资方捐献,20%作职工奖金。当时此举属突破性举措,在8月举行的签订合同大会上,还邀请了公用事业各企业的劳资双方参加,以推动整个行业的捐献工作。后来,工会干部吴祜周工程师又建议用增产捐献卡(小合同),即公司的第三层如车间行政主管,就可与职工在统一印制的卡上签字生效,增产节约的50%作劳方捐献,30%作资方捐献,20%作职工奖金(原来全公司性的大合同比例照旧)。捐献卡这一形式经劳资双方认同后,就掀起了非常广泛的找窍门增产捐献的群众运动,在家养病的工人陈鸿年一想到新点子就抱病到公司提合理化建议。小合同内容多种多样,如合理组织劳动力方面,炉子间出灰工由5人减成3人;在节约物料方面,烧开水的老虎灶每月也省煤半吨来捐献;在经营方面,业务科的水电费未收额由14%降到1.8%等等。支部领导则注意洞察全局。9月份炉子间频发事故,10月初支部书记、工会主席就下去蹲点,并开展全公司反事故斗争。该月全公司出现了无事故好形势,捐献数字就比9月份增加了2.4亿元。到11月底捐献数已达11.4亿元,至年底一架飞机可超额完成已属定局,支部就及时提出争取再超额一门大炮。
12月份,上级党委召开基层书记会议,叫我介绍增产捐献经验时,我公司11月份同8月份比,一个月的捐献数字猛增10倍,平均每千瓦时的发电煤耗降低了26克,已签的捐献卡有148份。此一势头发展至次年初,实现了前述的捐献总数。并且新涌现了数十种技术经济定额,新建立了相应的原始记录,对生产管理起了很大作用,对我们党群干部如何抓生产,亦是一次很好的学习。
三反五反
1952年2月8日我对宣传员讲“如何宣传三反与学习三反”时,还停留在一般地帮助群众认识的问题上。2月中旬报道了河北省的刘青山、张子善被处决,下旬薄一波由京来沪,接着就是市委秘书长黎玉等八位领导干部下台,我感到薄一波带着上方宝剑,上海市的“三反”紧急启动了。我先参加公用局机关的“三反”,叶进明局长在上面作检讨。他的具体问题就是他手中拿的一支派克牌自来水笔,那是在战争中缴获的战利品,自己没有交公。但他检讨得痛哭流涕的是下级为他这个1927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安排的住房,花园洋房中还有小游泳池,已在《人民日报》上揭露。叶说,九兵团的同志们在朝鲜浴血奋战,自己进入上海后竟居安乐窝而不拒腐,真的变了。短时期内使我受到很大的教育,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警言,毛主席重视的《甲申三百年祭》浮现脑际,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党,定要不愧作这样的党的党员。
各单位的领导干部要先洗澡洗手,才能轻装上阵领导运动。3月2日我在党支部大会上作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检讨”,根据同志们提的意见,3月4日又在支部大会上作了补充检讨和解答。我首先检讨的是“公私观念薄弱,小揩油,接近贪污”。写私人信件用了公家的信笺信封;兼任组织委员3个月,收过党费,零收时间约10天,向上整交是在自己银行帐号上开支票,未结算此期利息上交,上级的收据与核对表又未向党员公布;工会收受的新年日历分送我一份,我心安理得地接受了,未退回去叫送给劳模或荣军属;经上级批准参加闸电赴杭州闸口电厂考察,未承担费用却乘便作了旅游等。这是我当时自觉真诚的深刻思考,要拒腐防变,就要防微杜渐一丝不苟,在思想上就必须严以律己。支部大会一致通过我的检讨后,我公开以公司增产节约委员会主任身份出面,开始领导公司的“三反五反”运动了。
3月23日召开了公司工会会员代表扩大会议,由我作“在工会系统开展三反斗争”的动员报告。指出首先要划清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界线,职工不正当的捞资本家的钱不是工人阶级应有的品质,要批评教育,但不属反贪污范畴。工会会费、文教经费、劳保福利费、总务经费、抗美援朝捐款、医院、工会办合作社(商)等,是职工利益所在,是“三反”的矛头指向。并说明了从宽、从严政策。会后广大职工进行了划清思想界线、批判不良行为、坦白交待的自我教育。接着,根据市里指出的“山高林密必有老虎”和统一布署,组织了“打老虎”的斗争,然后追赃、定案、摘帽、补课、公审并逮捕了重点贪污犯,8月30日宣布运动结束。一轰而起的“打老虎”运动,回顾起来是伤人的,但在高潮时我提出不要体罚,核实定案阶段提出重证据不轻信口供,1000万元以上的贪污分子,由原来的7人降为3人。
上海市的“五反”,我公司资方属市级直接保护过关的303户之一。所谓保护,是不搞职工面对面的斗争,把他们集中在一起开会学习,促他们互评互助,自己坦白交代,职工背对背地揭发检举。从“五反”这一实际出发,我主张打掏心战,即争取资本家周围的高级职员。我强调高级职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要欢迎他们争取他们参加“三反五反”斗争,并在有看法的党员中做说服工作。“五反”开始后,4月6日我亲自召开高级职员座谈会,根据掌握的实际思想,谈高级职员应在“五反”中归队及如何归队问题。会外又发动党员去个别做工作,说明帮资方守法回忆是做好事,对自己有牵连的不咎既往,公开揭发或秘密提听便。我亲自去同会计科长庄泽先、成本会计股长周炳华交朋友做工作。对关键人物,还通过其亲属子女去做工作。高级职员纷纷争取归队,大部分人均有揭发检举的立功表现。挖出了不少新材料与线索。比一般职工只是骂资本家又骂不到刀刃上更有用多了。至4月16日我公司资方在学习班内已随形势4次加码,由200亿元加至1000亿元,并当了学习组长。由于我公司职工内部揭发的不断深入,4月21日增至1897亿元,至7月11日具结的数字高达2018亿元,为资本家最初交待的10倍。当然具结数不等于应退赔数,后经内部核实属于盗窃国家资产需退赔部分为199.5亿元。
初作领导
我担任党支部书记共31个月,“三反五反”之后接着是民主改革补课,不再细述。我初作身负重任的领导,是我力不胜任的,除勤奋工作外,主要是靠努力学习,把科学技术丢在边,做什么学什么。第一,是向文件、书本学。听报告、看文件、阅读报刊书籍,选自己不足的去钻,做摘要笔记。第二,是学老同志,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如实行宣传员报告员制度时,市委宣传部部长夏衍是我公司对口固定的报告员。他每次来做报告前要我给他写详细的群众思想情况,作了报告后要我给他收集群众听后的反映。每次都是到新厂去就工人方便,第一次他一开头就讲他原来留学日本时学的是电机工程,后因党的事业需要才转搞文学。这样作报告是具体针对实际,解决实际存在的思想认识问题。我就学到了如何做思想工作。第三,在实践中不断学习。经常总结工作成为一种习惯,找不足处与经验教训是必有的内容。实践——总结—认识—再实践，不断循环,才能增长实际的才干。工作做出些成效后,听到“关羽温酒斩华雄”这种恭维话后,我逐渐有些恃才傲物了,当时党员同志给我作鉴定时叫“小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这对我今后的一生则起了负面影响。
三、公方副经理兼筹建处主任
公私合营
1951年,上海市经济恢复情况良好,电力供应要增加装机已需预为之谋了。闸北电厂不只在郊区,并且原来就留有扩建厂房的余地,市公用局于6月份通知公司准备扩建。资方7月10日召开了常务董事会,正式答复无力扩建,请求政府投资,并请改公司为公私合营企业。我驻企业感到对如何进行此一新工作,自己责无旁贷,抓紧调查研究公司情况,对董事会、常务董会的文件和会议记录也翻来看光了,并不断向明白人请教。我1951年8月写出《关于闸北水电公司资产估价的报告);11月23日写出《对闸电性质的调查研究以及目前我们应采取什么态度的报告》,呈报叶进明局长,当时上级对此一新事也，是很重视的,中共中央华东局统一战线工作部王公康就曾闻风持介绍信前来找我洽阅我报告的留底。1952年3月底上海开始“五反”后不久,闸电资方就要求将退款作为政府投资,改公司为公私合营,市政府秘书长许涤新等也主张公私合营。我于4月21日写出《关于闸北水电公司五反情况及闸电资方要求将退款作为政府投资的报告》,呈报新任公用局局长李广。据悉因副市长潘汉年认为不宜在运动中着手合营而暂缓。我于7月11日又写出《关于闸北水电公司公私合营的报告》万言书,并附呈了几百字的《闸北水电公司公私合营协议书(稿)》。1952年12月25日,政府和公司代表双方在我拟的协议书(经讨论后只第一条有文字删节)上签字后,经市长陈毅批准,1953年1月1日起,改名公私合营闸北水电公司,由李广局长在职工大会上宣布。当今,随着我国经济体制转轨企业逐渐成为主体,股份制与合营事业又起。我7月11日的万言书,是建国后我国第一次改私营为公私合营企业的由下而上提出的解决办法,兹将万言书的第二部分《关于闸电公私合营中的一些问题》全文列为附件,置于本篇末
合作共事
公私合营后成立临时管理委员会,宋名适为主任委员,王兼士、翁长溥为副主任委员,调刚搞完土改的马苏民任党总支书记。宋名适系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地下党员,解放前是中国技术协会负责人,解放后华东军政委员会成立时任处长。刚成立的上海电业管理局调宋来任办公室主任,一时还离不开。我搬到王兼士办公室同王面对面办公,对面一间房留给宋名适。王原来的工作基本不动,尤其是他在支票上签字就生效,我的不过问令他感到满意,实际上那时我对加速资金周转等理财之学还真不懂,只有竖起耳朵听,慢慢地学。彼此都主动通情况,磋商大事,相处甚洽。市委对公私合作是很重视的。周而复当时任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上级党委转告我,周要我写个专题报告直接寄给他,题目是《闸北水电公司在公私合营后如何团结运用私股代表王兼士》,我照办了。后来全上海推动公私合营前,主管这方面工作的市委副书记谷牧又叫我去作过当面汇报。
7月4日公司新董事会成立,由上海电业管理局局长李代耕任董事长,宋名适到职任经理,王兼士、翁长溥任副经理,临时管理委员会撤销。党总支改党委会,由宋名适任党委书记,马苏民冯大文任副书记。从此,我就分管自来水业务并协助宋全面领导行政工作了。宋名适比我年纪大,党龄长,经验多,善良稳健我们不只合作甚洽,他对我的爱憨直发高论,还不时在背后提醒我要慎言。
主持基建
闸北电厂扩建工程是上海市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唯一的重点工程,总规模5×22000千瓦,第一期为1台,由前捷克斯洛伐克列宁工厂供应设备,其政府副总理柯柏茨基和扬科夫卓娃曾分别到闸电视察过。1953年11月26日成立了闸北电厂扩建工程筹建处,由我兼任主任,留美的教授总工程师、原公司业务科长侯家煦为副主任,留美的原公司发电科长倪吉士为主任工程师。
组成三十多人的筹建处在阿瑞里办公后,我的主要精力就转到以抓基建为主了。随即赴京参加燃料工业部的电力基建工作会议。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工程管理是照学前苏联,实行甲乙方的承包制,而我们当权的老干部又多习惯于革命老根据地的工作方法,原在城市工作的人又多习惯于自己的老一套,上下左右的权责一时也难于划分清楚,在诸多矛盾面前,自己经常感到焦头烂额。最令我头痛的问题不是技术而是资金周转,施工单位华东基建局要求付款,付不出,上级拨下来的款,过早地买回了钢材,积压在仓库。找上级财务部门,答复已按计划拨款,没法。那时又没有向银行短期贷款周转的制度,上海交通银行行长是我公司的董事之一,我亲自跑去找她通融,没门。最后找到公用局长兼上海市中苏友谊馆筹建处主任李广,请友谊馆工地选购我库中一些规格合用的钢材,以救燃眉之急。但我卖出去的钢材,又要抓紧再定货运货,以应下一步工程进展的需要。受到如此夹磨,我就转而要求施工单位,严格按单项工程结算后再予付款。结算的单项工程必须验收合格,质量不合格者要推倒重来。当时有些附属建筑质量太差,不能验收结算,施工单位就发不出工资了。施工单位的领导找各方面的人诉苦,各方面给我施加压力,包括我们筹建处内部,我只有据理据合同硬顶住,翁某人办事不讲情面就传开了。如此具体忆述,可见经济体制配套协调转轨,确非易事。基建工程总的进展是顺利的,实现了按计划装机发电的要求。
上海电业管理局隶属中央燃料工业部,后归电力工业部。本公司属市公用局和电管局双重领导,1954年市公用局已在准备自来水的全市统一管理(1955年7月1日闸电的自来水部分划归上海市自来水公司领导),公用局局长李广告诉我,市委已决定调我去任上海市自来水公司副总经理。我向电管局局长李代耕汇报后,李说,你老翁属创业型的人,全国的电业建设大有搞头,去市里对自来水守成不宜,还是留下来吧!至于市委,由我出面去说。我答,那你就去说吧!
四、一长制厂长
1954年年末,电厂当时还叫发电科,事故较多;基建已全面展开,与生产关系日益密切;马天水动员试行一长制后,上海市又要进行一长制试点。李代耕局长要我到电厂去搞一长制试点,把生产、基建统管起来。1955年2月11日改发电科为发电厂,成立职能部门,任我为厂长,原发电科科长汪业鎔为副厂长兼总工程师,调原老区南下的刘立峰任副厂长兼筹建处副主任。我搬到新厂办公,筹建处也搬去新厂。不久,李代耕调电力工业部任部长助理,李中接任局长。至1955年底,公司的馈电科划归电管局线路管理所,业务科划归电管局营业所,发电厂按租赁改为国营企业,改名为上海电业管理局闸北发电厂。公私合营闸北水电公司至此名存实亡,只留少数人作为董事会的办事机构的人员,办理股权股息等业务。公司经理宋名适另有任用,副经理王兼士任电厂副厂长。闸北水电公司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毕。
我作为厂长,认真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严字当头。一长制就按马天水在大会上介绍的中长铁路管理办法来办。我规定,厂长开厂务会议时,未经请假批准者,迟到不得超过5分钟,若超过则超过多久罚站多久,不得就座。第一次是副厂长刘立峰犯了,照罚不误,大家正常开会,刘站够了,才叫他坐下。虽属具体小事,但说到做到,就转变了政令不行的积习。技术业务管理,按燃料工业部1954年9月15日颁布的《电力工业技术管理暂行法规》层层严格遵办。要严也得从自己严起。贯彻《法规〉,我定期到局里接受考试。我晚间回阿瑞里住宿,司机住在别处,为夜间不误工作我学开汽车,会开了尚未领得正式执照前,我从不单独开车,按章接受老师的监护。对职工的业余活动,那时提倡“劳卫制”锻炼,我就参加到青年职工中去跑和跳,并一起取得等级证书。这样去搞一长制,推行起来并不难。
1955年底,同解放前的1948年比,同样的设备,发电量为2.21倍,劳动生产率为313倍,可成本比1950年降低了58%安全生产方面不只改变了1954年末的事故频发状况,而且保持了半年以上全厂无设备事故的记录,1956年工资改革方案发下来时我自我对照,我厂已保持一年以上的全厂无事故记录,我该每月得60%工资的厂长安全奖金了。
电厂扩建工程在电力部和上海市委的重视和领导下,在华东电力基建局的努力和大批前捷克斯洛伐克专家的协助下,进展是顺利的。经过调试运转后投入运行,1956年3月24日在电力部副部长程明升、上海市副市长曹荻秋和前捷克斯洛伐克驻中国大使的参加下,投产剪彩,闸北发电厂的扩建工程告一段落。原来的规划是5×22000千瓦,运黄浦江河泥填场地时也是如此考虑的,但因台湾海峡形势转向紧张,上海要作备战准备,有的工厂要外迁,闸电原拟续建的机组,就改在离上海较远的望亭去另建新厂了。
闸北电厂的工作受到了中央电力工业部的关注,1956年上半年,组织了全国各电厂炼条炉司炉来我厂参观,北京石景山电厂组织了颇大的代表团来厂学习。毛主席主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出版后,电力部带信给我,称毛主席下一步关注和调查研究的重点将转向工矿企业,要我写一篇闸北发电厂的报告。我考虑,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建设和运行管理,对企业都不如技术进步重要,确定选题《闸北发电厂通过改造旧设备、推行机械化、发掘了生产潜力》,写了7600字的报告。部以报中央的“电力工业报告之十”编号280上报,并铅印发至部属基层,现存“上海电业党组大事记”。闸北电厂的旧设备全是抗日战争以前建成的,战争期间日本人接收后只顾使用,战后一位美国专家到厂考察后曾说是“一堆废铁”。至于运煤,虽在上海,公私合营前由船上直至炉顶煤斗,全靠扛棒加箩筐。用我报告的原话,“我厂锅炉改造不是补疤补钉,而是依据新式样改领接袖,运煤机械化是就地取材,自剪自缝自己穿来合身的”。这主要是勤工俭学留学德国的潘鼎新副总工程师在党和群众支持下的主笔。来自全国的司炉认为我厂的炼条炉在全国的旧厂中是少见的。上海港务局的同志看了从船到锅炉全部实现了运煤机械化之后,说是“黄浦江上实惠的起卸者"。捷克斯洛伐克专家原以为需要依靠他们,到厂看了之后说:“你们自己可以解决卸煤问题了。”工厂发展要依靠科技进步,闸北电厂在40年前就已做出了回答。
五、好结穷山恶水缘
50年代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解,常引列宁公式“苏维埃加电气化”,宣传前苏联开始建设的古比雪夫和斯大林格勒水电站是社会主义的明珠。有志的青年,在大学里选水电专业,毕业分配时不愿留城市而愿去工地者大有人在,此代人现已垂垂老矣!1956年初,中央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之后,我要求离开上海技术归队之念复起。
公私合营以后,不断从外面调进干部,逐渐感到了权力斗争,否定一长制之后,对我的非议就多了。某次局党委书记、副书记来电厂参加党委会,李越之书记讲话是求实公正的,黎岚副书记却提出了什么地下党、地上党问题,会后又审查地下党同志结小圈子问题。弄权斗争激烈了,我讨厌弄权打手,我领导的从反动封建势力和资本家那里夺来的权,我愿自动放弃,走!5月份李代耕由北京来上海代表电力部视察工作时,我就去他住处,要求技术归队,建议调去正准备开工的新安江水电工程工作。他除表示支持并回部研究外,并未多讲。
1956年8月上海电业党委告诉我,中央工交政治部调我到黄河三门峡工程局任生产技术处副处长。黄河,中华民族的播篮,大禹治黄三过家门而不入,被解放前的中国工程师学会尊为祖师。当今治黄兴建三门峡工程,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出的决定,欣逢盛举,三生有幸。在了解目前三门峡时,报载前不久去过的人还夜闻狼嚎。9月份临行前,局领导全部同我座谈,提醒我到老区要尊重老干部。火车开动时,我对于在闸电的权力和高档的物质条件,没有丝毫的失落感,而是怀着当今大禹赴狼嚎之地的满腔豪情离开了上海。
1957年反右派之后,我就再未与上海同志有任何联系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79年12月我路过上海时,才又主动去晤老同志。李中局长曾被打成右派分子长期靠边,已恢复了工作,亲切地陪我去看了闸北电厂。宋名适这样的好同志,“文革”中已被迫害致死了。有人问我,二十多年杳无音信,我们都以为老翁被打成右派分子了,我说这次漏网了。原闸电地下党员于14日为我举行了聚会,其中绝大部分同志都曾被清除出党,多数已恢复了党籍。有人说:“李代耕就喜欢你老翁,1956年正在准备整你的反党问题时,李从北京回来说翁在工作作风问题上是有缺点的,至于搞一长制,是执行我李代耕的意见,一切由我负责’。不只未整你反党,很快又把你调走了,那时若不调你走,你的党票早就丢了!”我真庆幸!我在上海时期,全是感受党的春风雨露,成长很快。木高于林,风必摧之,但在持久的强台风来临之前,得李代耕之助已把我移到山谷里去了。感春天已到,慰勉尚待恢复党籍的个别同志,作有《劫后情》调寄卜算子:
岁尾早春临,喜鹊欢鸣晓; 花落花开一样香,犹似当年俏。
孤蕾自芬芳,静待时辰到; 寒流消声暖气来,幸会群芳笑。
附件:
1952年7月11日《关于闸北水电公司公私合营的报告》
第二部分关于闸电公私合营中的一些问题
闸电进行公私合营中需要解决问题的中心是公私关系问题,如私股资本额、大耀华兴永问题、股息红利、公股投资额、公私股比例与关系、管理权与组织人事调整、经营方针等。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的政策基础是在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公私兼顾,基本方法是公私协商。必须瞻前顾后做到有理有利有节。玆就上列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1.私股资本额:私股资本额的确定是确定私股在企业中的股权,关系公私比重股息分配,故为解决公私关系时的首要同题,必须有一确切可行之估价。确定私股资本额的方式可有下列几种:
(1)由重估固定资产清查流动资产来估定私股资本额:此为一般的方法,按此种方法资产价值将在3000亿元左右,私股资本额即使打一对折,也有1500亿元,对我极为不利,不宜采取。这是由于公用事业的特殊性,资产的增加不是完全由于经营的结果。此种事例很多,即以解放后一时期的核商电价而论,闸电即获利约300亿元,而有今日相当富裕的流动资产,此为政府维持生产保证供应所采取政策的结果,不是资本家经营有方的结果。即从技术问题上来看此种方法也是复杂,问题很多,颇难得出结论,故不采用,但应正视此一现实问题。
(2)由股票总值来估定私股资本额:各股东持有之股票多是购买得来,股票价值反映了现有股东对闸电的实际投资额,也代表股票持有者实际具有的交换价值。抗战前闸电资本额银洋900万元,每股票面20元计45万股,抗战中期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股票价格始终低于票面价值,由每股四五元至十余元,此段时期股权有很大转移。1947年7月以后闸电调整资本额为伪法币270亿元,每股票面10元计27亿股,正式上证券交易所,每万股经常保持食米一石或固本肥皂一箱或龙头细布一疋之实物比价,此为闸电股票的公开市场价格。解放以后直至“三反五反”以前股票尚有私相交易,由过户者处了解全部股票总价折合现值列为下表:头部基点回
闸电全部股票价值折算表(表略)
查看上表闸电现在的股东对闸电的实际投资或现有之交换价值,为数仅在200亿元左右。目前中山北路900毫米水管工程的投资即在200亿元以上,闸电如此庞大的资产,自不能以200亿元作为私股的资本额,但此一事实作为协商中的重要参考与有力论据,使闸电资方不致要求过高,则是完全有利的。
(3)由原来资本额折合现值来估定私股资本额:以原来投资于事业的股本总额价值折合现值是代表股东(不一定是现在的股东)投资于本企业的总值,资产虽可能有所增加,但由于独占的公用事业的特殊性,不能解释为经营的结果。按抗战前股本900万元以美金折合1951年底牌价,计人民币607亿元。1947年7月重估固定资产价值调整资本时重估固定资产比较具体,调整资本后资本额为270亿元,各按重估固定资产时及增资时物价计算,以物价总数折合1950年底指数资本额为人民币692亿元,若以金属指数折合1950年底指数则资本额为人民币959亿元。1947年的重估固定资产调整资本办理比较慎重周详,相距时间亦较近,足以说明资产之实际情况,合情合理,可作为重要依据。
根据上述情况,确定闸电私股资本额,既不宜采取彻底清算的方针,也不可凭空臆测,适当的方法是根据原有资本额折算,再考虑实有资产状况、股票价格、营业状况,用商谈的办法求得恰当数字,比较恰当的数字为800亿元到1000亿元。此数接近1947年资本额的折算价值,高于任何时期的股票总值,以前闸电资方考虑的估价1080亿元,若五反定案为200多亿元,也相吻合,对闸电资方而言此数我们已属有理。若再过于低估也不相宜,新扩充22,000千瓦设备即需1400亿元,原有之34,500千瓦电业设备再加自来水设备的情况也不容忽视,否则社会影响亦不良好
2.大耀、华兴永电气公司问题:大耀与华兴永电气公司为解放前闸电收购各小电业公司合并组成。解放后闸电董事会决议将其股权50%归闸电企业所有,25%为闸电股东所有,25%赠与闸电全体职工。但此决议并未实现,五反中职工认为25%股权是糖衣炮弹回敬了资方。此二公司为馈电转售,各有职工十来人。将来应为公私合营公司所有。大耀并入闸电,华兴永可考虑单独设立,公私关系上包括于私股资本额中,不再另作处理。
3.股息红利:公私合营后私股在国营经济的崇高威信面前,经营管理将不是争执的主要方面,焦点将成为股息问题,在协商中此又与私股资本额问题密切联系,利率高私股对资本额可作让步,私股资本额估定得低私股对利率必有较高之要求。以前股息一股为年利1分左右,私营企业暂行条例规定不能超过8厘,闸电资方曾打算提出者亦为8厘,私股资本额若在800亿元左右,股息利率以4厘左右为宜。则每年付给私股之股息为30余亿元,按目前每月盈余情况,尚符合于实际,过高对企业的再生产不利,过低恐难为私股接受,社会影响亦需同时考虑。按此计算,每年私股股息30余亿元,从资本利率盈余情况来看均属较低,但大股东孙煜峰一户每年即不劳而获股息过10亿元之巨,直接参加生产之职工势将有所不满。若将股东分类对待,则情况复杂也缺乏政策法令根据,今天掌握实权者又为新的大的股东,必将招致困难与麻烦。若由职工起来争取将部分私股股息作为职工之福利,固可减低私股实得股息,职工此种表示,若在公私协议达成之前,私股必采取“羊毛出在羊身上”的态度,增加协商困难,若此协议达成之后,等于挖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身上的肉,亦非易事,徒增劳资纠纷。即使能达到要求,必为将来其他公私合营企业引作成例,影响殊大。且“五反”中职工已曾拒绝资方之股权赠送,今日提出此一问题亦将难于启齿。故股息问题仍以考虑一恰当数字用简单方式解决为宜。职工中之不满情绪可作为协商股息时不宜过高之论点,将来用前途教育政策教育以说明之。
红利可不作明确之规定,由将来之盈亏情况临时协商决定。盈余分配原则,除政府税收、公私股息、职工福利外,应尽量拨作公积金投入再生产之用。
4.公股投资额:根据目前情况,最近几年内准备投入闸电的资金列如下表:(单位:人民币亿元)(表略)
注:电力部添置发电资产1360亿元已肯定,估计在1955年完成,1500亿元尚未最后肯定。
闸电在“五反”中坦白盗窃国家资财部分,经内部核实为199.5亿元(尚未正式定案),拟作为政府投资。
故公股投资额1952年已可完全肯定者为963.5亿元,1953年增至1926.5亿元,以后每年按企业的发展增加,至1957年公股投资额将在5000亿元以上。
5.公私股比例与关系:为保证领导便于管理,公股股权大于私股股权,应为一肯定不变的原则,今年公股投资连“五反”核实定案数字在内共为963.5亿元,闸电原有之私股资本额中尚包括有部分交通银行之公股在内,故此项投资已形成公股股权大于私股股权,兹将公私比例列为下表:(表略)
以后政府投资逐年增加,公私比例亦将逐年变化,估计在五年后私股百分比将降至20%以下。
公私股关系一般不分类别,权利义务完全相同。为了使私股安心及便于将来之发展,闸电私股可算作债权性质之优先股,无论盈亏每年保证一定股息,优先股对红利及行使权利则不应多作计较,其实水电事业将来绝不至有亏损情况,保证股息的实质是取得私股的信任与安心,优先股也同样推选董监事参加企业的管理监督。
6.管理权与组织人事调整:企业性质的改变引起了公私关系劳资关系的改变,也将引起工作作风管理方法的改变。为加强领导实现公股的管理权,管理权与组织人事的调整是应该考虑与协商的问题。公私合营后正常的情况应成立新的董事会,私股选举私股董事及监察人,公股由政府指派董事及监察人,合组成公私合营的董事会及监事会,“在经营管理上企业的经理部向董事会负责,私股董事向私股股东负责,公股董事向政府负责,政府通过公股董事来实现公股的管理权”,董事名额按股权比例协商产生,董事会在讨论经营行政管理问题时以股权多寡决定之,关于公私关系问题尽量用协商方式,若不能取得协议由工商局仲栽,按今年投资数额董事名额以公股五人私股四人为宜,可设董事长副董事长各一人由公私股分别担任。若在公私合营时,私股来不及召开股东会,新董事会未产生前可组织临时管理委员会,由原有董监、政府代表及邀请工会代表组成,暂时代行董监职权。
为使领导意图具体贯彻实现得到保证,行政管理系统的组织人事必须进行适当的调整,既要保证管理,又要能充分发挥原有行政管理人员的作用,解放三年来的教育尤其“三反”、“五反”之后,一般职员都有显著提高,公私合营后只要执行了正确的政策,绝大部分主管人员技术人员都是可以团结教育,争取改造而倾向于政府的。故调整的原则应采取“下层部门生产部门暂时基本不变,改组领导与管理部门”,经理部经理可仍由私股王兼士担任,政府另派副经理(或者称第二经理)一人或二人,为加强经理部的领导也可考虑改总经理制。管理部门政府须派人事秘书、财务科长各一人。上层加强了领导,基层又有党团工会积极分子的保证,管理权基本实现了。其他部门在公私合营以后也应逐步调整,提拔优秀分子担任副职,逐渐调换不称职的主管人员。
公私合营后公股大于私股,企业内部主要的已不是劳资关系,原劳资协商会议应予停止,又不能如国营公营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行政与工会在实质上是统一于党委的领导,在形式上群众思想上仍须有适当解决,有两种方式可以考虑,一为在政府指派公股代表或董监中包括工会主席一名,参加公股的管理权,以增加群众主人翁感觉。一为建立经理与工会主席的碰头会议制度,沟通行政与工会意见。
7.经营方针:除了改变名称与调整人员之外,要实际做到企业性质的改变还必须经一定时期的努力改造,为心中有数并尊重私股取得思想一致,必须根据闸电情况初步考虑工作的方针与步骤。总的方针应该与公营企业一样实行依靠工人阶级民主团结劳动与技术相结合搞好生产。目前工作重心还应该是搞好生产经营,健全内部发挥潜力,减少事故,降低成本,并加强对基本建设准备工作的领导,将来逐渐加强基本建设方面的工作,搞好生产经营须通过即将展开的全面交代(民主改革补课)加强工人阶级内部团结,解决进步与落后之间的矛盾,进一步了解人员情况,通过企业性质的改变解决因劳资关系而引起的一系列矛盾,然后在党政工团意志集中力量统一的基础上发动劳动竞赛进行生产改革,解决行政管理工作与群众运动发展不平衡的矛盾,进一步了解生产情况。与运动相结合发扬管理上的民主也纠正极端民主化倾向与劳动纪律的某些松弛,建立分层负责制,克服上下推拖不负责任的掮客作风与互不配合互不联系的松弛无组织状况,调整劳动组织,加强生产上的计划性,初步推行经济核算制度。生产经营的改善与劳动组织的调整为基本建设又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
摘录：【 闸北电厂的工作受到了中央电力工业部的关注,1956年上半年,组织了全国各电厂炼条炉司炉来我厂参观,北京石景山电厂组织了颇大的代表团来厂学习。毛主席主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出版后,电力部带信给我,称毛主席下一步关注和调查研究的重点将转向工矿企业,要我写一篇闸北发电厂的报告。我考虑,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建设和运行管理,对企业都不如技术进步重要,确定选题《闸北发电厂通过改造旧设备、推行机械化、发掘了生产潜力》,写了7600字的报告。部以报中央的“电力工业报告之十”编号280上报,并铅印发至部属基层,现存“上海电业党组大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