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硝烟岁月上大学*》
翁长溥著 《恶水缘》P18-P33
*原载《同济人》 1997年 第1期 39~47页。
《硝烟岁月上大学》
在旧社会里,一个贫民的儿子能读完大学,曾是我在“文革”中受审查的重点问题之一。
一、大学预科
1941年,我在资阳初中毕业后,考入了在重庆沙坪坝的国立中央工业专科职业学校土木工程科。我把此一时期看作我的大学预科,不是因为它是现在的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的前身,而是由于当时的学习环境。抗战时重庆是陪都,沙坪坝是最著名的文教区。除原有的重庆大学外,还有几所内迁的大学:南京中央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后来才迁去九龙坡)、中央工校、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南开中学和大公职业学校。中工与中大紧邻,教师是互相兼课的。沙坪坝的学生多是外省人,我的同班同学中也是如此,他们都是流亡者,如我的好友湖北人李泽厚是随家庭内迁的,湖南人颜亢宗是只身与同学结伴逃亡来的,谢自佳是从印尼棉兰回国的。这类沦陷区学生除了依靠战区贷金外,还要靠自己挤时间挣钱,以旧物旧书卖钱。校区经常到处贴满求交易的字条,也是一个市场社会。
马寅初在沙坪坝反孔祥熙和宋子文的著名演说,我未听到,但郭沫若到重庆大学来讲“屈原”我闻风赶去听了。蒋介石兼任中央大学的校长并非只挂个虚名,有次听说蒋介石来中央大学,还到学生食堂与学生共同进餐,蒋离开食堂后学生们哄抢他用过的碗、筷,对他十分崇拜。1942年夏初,三青团在复兴关举行了一次沙磁区五大专青年大检阅(沙坪坝的中大、重大、交大、中工,磁溪口的四川教育学院)。检阅期间各校停课并退发学生伙食费,由检阅团免费供应三天伙食,所以班上有一半以上同学报名,像我这样的穷学生,是乐于去凑合的。检阅由张治中主持,前两天由军官编队练操,听军官讲前线战况。最后一天蒋介石亲自来广场进行检阅,然后集中到大礼堂立正听他训话,讲力行之道。蒋介石是高个子,站着讲话,警卫森严,威风凛凛。当时我只感到蒋委员长伟大。珍珠港事件后美国的影响也是明显的,学校不仅给每个学生发了一套衣服,布料叫罗斯福布,还不时在露天免费放映美国电影,同时在学生中流传开了美国歌,我至今也还记得几首。这是当时的政治氛围。
一年级的课程,课堂上主要学高中数、理课,专业课为制图,这是从事工程的基本技能,教师要求得非常严格。以练字来说,每周交一篇仿宋体汉字与阿拉伯字,必须横平竖直,行距均匀,否则重写,太差者被点名。土木工程科每周也有三个半天的劳动操作课,学锻、铸、钳、车工,也是要求得非常严格。动作都按图解,必须规范化,稍有差错即被纠正,难改者受训斥。
我力戒一味“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信奉“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以文会友,文如其人”。入学不久,教国文课的田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个“稚”字考大家,等了很久无人作答后我才站起来答,是秋天的秋字的古写法,尔后就渐与追求学问的同学走在了一起。李泽厚同我睡架子床的上下铺,其祖父曾留日父亲为留德工学博士,泽厚比我小,好奇乐怪,标新立异,与我兴味相投,涉猎颇广,有时睡在床上谈至深夜。颜亢宗比我大,古文根底既好又曾就业工作过,很谈得来。余不列举。有了若干朋友,就不再是孤雁了。
那时的学生生活,吃“八宝饭”,即陈米甚至变质米中不只杂有谷子、稗子,还有沙子、石子。对这样的米饭,同学们还得争先恐后地去饭桶前争抢,唯恐盛不满或盛不着。后来发展到饭还在灶上,学生就站到灶台上去等,我也有过这一经历。结交了朋友,可以互为照应,空碗而回,看见朋友碗中有饭,就可分着吃。
1941年重庆的“五·三”、“五·四”大轰炸和“六·五”教场口隧洞事件,是轰动全川的,我这个独儿的父母总是不放心的,寒假到了也看不见儿回家,爸实在忍不住了,趁别人有小木船到重庆,他就凑钱买了点高粱秆扫把,由资阳搭船到重庆跑一趟生意。船停重庆黄沙溪后,走路到沙坪坝中央工校来却见不到儿子,听说到大公职业学校去了,他又找到大公职业学校门口等。我出校门见到爸时,我说现在正有急事,请他先回黄沙溪去,过一天我去找他,我就又进了校门。在黄沙溪与爸相叙吃碗摊头小饭后告别,爸要给我点零用钱,我同他一算帐,他的回程路费又不够了,只好空手而别。我在大公职业学校有什么急事?李泽厚的一个有钱亲戚报考大公校,泽厚推荐我去陪考递条子做手足,得了点报酬。我惜天下父母心,发奋男儿当自立。市场经济中沙坪坝的廉价劳动力不是无出路的,朋友中在外面拉来的抄抄写写的事,也是我的经济来源。
我穷有穷作乐,常同颜亢宗去游泳,一路谈学问。一次在嘉陵江中从石门(现已建桥)游回岸边,他先跳水后,埋头急游,我按他原处跳下水后感到腹部奇痛,咬牙猛游回岸边。上岸一看,我小腹有个小洞鲜血在滴,至今仍留有伤痕;颜则擦破了阴囊皮,也在滴血,原来都碰上了水下的礁石。颜君现为退休教授居秦皇岛,致我忆重庆诗有“嘉陵犹忆洪波险,瘴掩山城雾盖天”。那时我们并不停止跳水,改到沙坪坝对岸的盘溪小水库去学跳燕式、剪式了。
1942年暑假,同学中有的回家有的投亲友了,我无钱回家却患上了疟疾,三天三夜忽热忽冷,卧床不起。全靠谢自佳喂水、倒尿、拿奎宁,得以痊愈。尔后与他虽无联系,但患难之交,永世不忘。
大学预科的主要意义,还在于进入了大学文化氛围。不只是前述的唱洋歌,我是爱看课外书的,读物转向了《鲁宾逊飘流记》、《天方夜谭》之类,莎士比亚和歌德等的作品,也开始涉猎。朋友间一扯谈,就是海阔天空,天文、宗教、哲学、世界名人,无所不谈。好高骛远,当时我们议论要读懂两论即《资本论》和《相对论》。也接受了探奇、冒险、奋斗等竞争意识。我同颜亢宗、李泽厚在暑假前很久就认为该跳着前进,本暑假中就要考大学,并打听各大学的情况。后来颜亢宗考上了中央大学土木工程系,我考上了同济大学土木工程系。
我为什么要报考同济大学?当时内心是追爱因斯坦、马克思。生长在德国的犹太人爱因斯坦著的《相对论》和马克思著的资本论》,属当时我崇拜的学术高峰也。上同济大学虽然要多念一年德文,这是必要的。用什么报考?用高中未毕业的同等学历。但籍贯不能用四川资阳,这要交全部伙食费学杂费,用沦陷区籍则可享受战区贷金,不交伙食费外还可定期发点钱(当时认为是当局的善心,尔后才看到这是同延安争流亡知识青年)。湖北宜昌与四川相邻,语言相近,我又在同学中学到了一点湖北腔,弄个假高中二年肄业成绩单就够了。考场设在重庆上清寺求精中学,不坐便宜的轮船冒烈日步行属平常事,难在晚上睡觉,求精中学的课桌是单人桌连椅固定式,只能睡在约30厘米宽的窗台上以臂挎窗框过夜,这种经历,我是引以自豪的。假学历、假籍贯等,我在加入中国共产党时曾自觉交待清楚。无产阶级的政党对此,是只要说清楚了就好。如果没有抗日战争形成的此一特殊环境,我是很难上大学的,更不可能初中毕业一年之后就上了大学。
二、李庄时期
“狼烟驱校屡搬迁,扬子江滨聚俊贤,映雪囊萤追爱、马,卧薪尝胆咒凶顽”。同济大学在抗日烽火中,几经辗转,流离颠沛,最后迁到四川省南溪县李庄镇。当时有理、工、医三个学院,校址多是借用原有的寺庙。李庄这个农村镇集,原有省立宜宾中学、宪群女中,除同济大学之外,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馆、中国营造学社等单位也迁到了这里。在街头,看得见外国教授和梁思成、傅斯年等中国名人,这是当时川南的文化中心了。
在同济,无论理、工、医,在进入本科一年级之前,都要先集中学一年德文,叫S.K,混合编组。那时的同学们学德文是很用功的,一早起来就听见一片背诵声,有的同学用不成熟的简单的德语会话,甚至一看见德国人就找上前去讲。我的德文没有学好,一直是个平平之辈。我喜欢跑图书馆。我借的第一本书是李宗吾著的《厚黑学》,一见名字怪,就想看。我作文也喜欢作不俗之作。听国文老师讲了李白之死后,我就自选题“论生死”交了一篇作文,结尾是:“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但求死得其时,死得其所。马革裹尸,柴市尽节,咬金笑卒,李白乘鲸,余其·得之平?!”
寒假已到,收到一封家信附汇票,这是离家后从未有过的,一看信文,父亲病危,叫我速归。我匆匆赶路,一路未成眠,一进家门,只见泪汪汪我娘老眼,小妹妹拉住我衣袖,堂前一副白对联,引出我几多酸泪,顿成了孤儿吊父。娘说,爸由重庆回来后就发病,暑假去世,临危时留下遗嘱,不要写信告诉儿,以免没有路费干着急;现又要过年了,再看不见儿,这个年怎么过?故把什么东西都卖了,凑得点路费,叫儿回家一见。我心中默念,爸你的大学生儿子回来吊念你了。我翁门中还没有过大学生呵!你安息吧!我这次离家后就整整十五年未再回家了。返校后,清明那天,我自选“扫墓”为题,仿朱自清《荷塘月色》作了篇语体文,哀忆先父。国文教授打高分并加批“文心雕龙所谓,唯情造文者,庶足当之。”
我这个假湖北人真四川人,平时交往,多与四川同学为伍,如后来成为终生之交的程仲华、廖顺江。那时大学男生爱取绰号,按为人廖顺江叫“廖方头”,按爱好廖顺祥叫“廖诗人”,按肤色叫我“黑哥”、“黑子”、“黑娃”,给女同学取名只在背后传,一个偏颈被取名“6点零5分”(时钟指针状),一位背影美的麻脸叫“不堪回首”,一位温柔善良的叫“羔羊儿”等。街上饮食店挂牌有“留芬”,“不醉无归”,那是富家子弟的去处。我这个穷学生也有过机会去品尝。四川江油人王锡雍自认豪富,与校外女朋友谈恋爱,就求我给他代写情书,每写一次,就一起去“留芬”。四川人喜欢坐茶馆,同学们去坐茶馆复习功课,中间体息时就打桥牌,我在那时学会了桥牌,成了我的终身爱好。下河游泳,我自度可以横渡长江,一个人向北岸游去,在抵岸处遇到了回旋水流,精力已耗,一再冲不出这个回旋流。好在我既会直立踩水呼救,又会仰游休息,百多米外有王德华等同学又正在划船。听呼救声后,同学们急划船来,伸出了篙竿,我才得救。
1943年暑假到了。李庄是农村,无处挣钱,光靠甲种战区贷金不好过了。爸死后娘的生活更困难了,我决心临时休学到重庆去谋事。陪都谋事谈何容易,现在的解放纪念碑处是当时社会局的职业介绍处,我只看墙外贴的招人广告,由自己去找。我找了很多地方,虽为青年大学生,但回答都是已招满了。我钱已用完,只有投奔颜亢宗。我到重庆前就知道他在暑假期中已谋得一个野外测量工作,在距重庆颇远的金刚坡。顶烈日、冒酷暑,步行找到他时,已是三天未进食了,先要了饭吃后,躺下一睡就一整天。以后我便协助他们搞测量工作,免于挨饿,十月份我考上了财政部花纱布管制局赴河南收购棉花的工作。按当时河南属前线,是去同日寇抢收棉花的危险工作。在李子坝报到集中训练一段时间后,被告知河南不能去了,在该局的重庆办事处安排工作。先后在东水门仓库和江北仓库从事验收、发放、造表等工作。
我在陪都重庆期间,同时也是在上社会大学。初中好友李少柏写信引荐我去认识了他在重庆自来水公司任职的好友李铁夫,铁夫是公司董事长的同乡人,颇受重用,人又聪明,已熟悉当时企业运作情况,并兼做生意。我是他的常客,向他学到很多社会知识。初中好友陈吉康的姐姐陈廷书在市政府合作社任会计,她有几位成都立信会计学校的同学都在重庆任会计,同她们往来,经常听她们谈财务会计并插嘴问,从而懂得了一些财会常识。初中同学杨仲昭在金城银行工作,相聚时就谈金融、物价黄金、美钞。李泽厚家在重庆,相会较多,泽厚同我谈的仍是怪题。我对颜亢宗有资助,相见时颜就谈志同道合的清贫之士该联络组织,轮流工作,互助完成学业。日寇打进湘、桂,贵州的独山失守,山城震动,程仲华专程找来商讨对策,我俩约定,若重庆失陷,就一起到他有亲戚的大巴山区去搞武装游击,后因形势转缓未遂。
我单位的工薪较一般单位稍优,我的节余就用来搭伙李铁夫和结识的纱布客户做点生意。每天看报刊上的经济信息,力求保值增值,逐渐有些积累。追求物质享受甚至高消费,也是当时富家子弟的一种倾向,物质对我并非毫无诱惑力。但我的长远追求是做个土木工程师建国,因而我在陪都虽到处观光,但并不染指,就是看电影,我也要等到名片轰动时才去买票,如《乱世佳人》《魂断蓝桥》。穷而有志,挣了钱,就培养了我的节俭自律性。到1944年底,我已有了若干黄金储蓄,无意再挣钱了,决心回李庄复学。临行到旧衣摊买了一套旧西服和旧的 TOOTAL领带荣归,以示“黑哥”非低能儿也。
那时同济大学招生是不求名额的,合格的才收,宁缺勿滥。理学院的学生很少,突出的是数理系与我同届的只招了刘健恒一名学生,照样在课堂上课。学校的学风一向严谨求实,教授不仅教学认真,而且以身教示范。但管大学生还是靠自觉,不是管小学生那样课堂点名,一直不到课堂听课者,也无人管,但考试是认真严格的。因此,我在本科一年级前半期没有在校,只要自己努力自学赶上,经过考试合格,同样升了级,当然要很努力,很辛苦了。我的学习,历来不是死记老师所讲,而是爱问为什么?四川话叫打破沙锅问到底。朱振德教静力学,讲图解法的数学涵义后,我去请教胡麟助教,感到未能圆满解答,就晚上找到朱教授家里去再问。在羊街旧民房的油灯之下,朱老师是那样兴致勃勃,和蔼可亲,诲人不倦。由于我的勤奋深思,课外交往中我就逐渐成为若干同班同学的力学辅导者了。
同济要迁回上海了,四川籍同学中在纷纷打听,有的富家子弟就不敢去了。十里洋场,花不起这个钱;青帮、红帮,惹不起这种人,要求在本省转学。我是毫不犹豫要去的,向学校领取了路费,按校方规定期限自行到上海报到,利用迁校时间,再到重庆去挣点钱。我同程仲华一道到重庆大田湾,住他亲戚蓝树青家,我有依靠并约好行期后,程就回家与妻别前团聚了。李泽厚、李少柏、李铁夫、陈吉康这些朋友这时都在重庆,李泽厚对我的一再动员深深地打动着我。泽厚劝我同他一起到美国去,他有一位至亲在当船长,远航美国,不仅可免票乘船,还可帮助我俩入境,他说像我这么勤奋,半工半读是绝无问题的。美国既是富强的战胜国,去美国又是当时青年的时尚,我确实动了心,但一想到我丢不开的家庭,我回绝了。解放后即与泽厚失去联系,不知他是否已作赴美之行。李少柏把他重庆新开市小学的教员职位让给我,我欣然领受,等到学校一开学,我就住校任教了。此时蒋介石已撕毁了《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大举围攻解放区,新的全国内战爆发了。学校的具体地址在林园,即林森陵园旁边,林园又是蒋介石、宋美龄的歌乐山行宫,陆军大学也在这里。但是,送报的报童有时从我住房窗口免费给我丢进一张新华日报,我已得出经验,必要有闻。我当时写下了“八年离乱,为何又开内战?!残破的山城凄凉一片,寄身小学校名叫林园。窗外洋槐,透进远山,黄昏漫步,仰叹碧天。金风送爽,时见南飞雁,歌一曲,游子心酸”。歌什么呢?当时正值接(劫)收大员下江南,流行歌有:“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高楼饮美酒,几人呐流落在街头。”我不去沾政治,政治也要撞进我的心头了。12月份已到,程仲华来到学校相会,别山城,出巫峡,沿路观光大好河山到南京起岸,转乘火车抵达上海,时在1946年12月26日。
三、上海时期
同济大学原在吴淞的校舍已毁于战火,复原后同济大学斜跨上海市,十分分散。工学院在其美(今四平)路,工学院院长是有政治背景的江鸿,土木工程系主任是李国豪。我被同班同学选为本班的级长和学生自治会的班代表。令我最难忘的是李国豪、周元桢两位教授。
李国豪,传说他留德的博士论文,不只引起德国教授重视,还被翻译成了英文和俄文。求学,就要学他富有创见。教学,他要求严格,对于准时,口中不离 Minuten genu,对于学生的写字绘图也求一丝不苟,江鸿教我班水文课,李来上课时见江留在黑板上莱茵河边一个城市的名字写错了,李改正又要同学照改后,才擦黑板。当局为利用李的威望,“五·二○”罢课后推李出来任训导长,但不久李就叫我去他家,关上房门轻声对我说:“听上面说,这两天要抓人,你们要有准备。”我把风透出去了,他从此也就对训导长一职自动卸任了。师者,传道授业以解惑也,国豪师传给我以为人之道。
周元桢,三年级时教土壤力学,写的公式多用微分、积分,画的图用对数坐标,但口才与表达能力较差。有些同学就不来听课,但周出的考题又有难度。临近期考时,同学中就公开酝酿用罢考来赶走他,我认为临考时赶有学问又求严的老师为不当,向李国豪作了报告。引来了李的狠狠训斥,同学们就迁怒于我,以不能代表民意为由,不久,就举手表决,过半数通过,罢免了我的级长。我平生第一次任“长”,不能控制多数,又自行其是,授人以倒翁之柄,不是官料。
从全国性的反饥饿学生运动看,当时在物价飞涨的形势下,学校师生的生活是很困难的。暑假之后,我的积蓄已用尽,又还有一定的家庭负担,就更加困难。但户枢不朽因勤动,梅花喷香经寒深,我已经能够自己找路走了。1947年下半年刘宅仁教授来同济大学兼教授《海港工程学》,他坐私人小车来上课,他要著书,需要自费雇一名私人助教,帮他记录课堂讲义,从参考书上摘图翻译,整理成书稿。刘的朋友向他推荐了我,他给了我丰厚报酬,不受物价影响的每月一石米钱。1951年5月上海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出版的刘宅仁著《海港工程学》自序中有“本书初稿曾经同济大学土木工程系一九四八级同学代为抄写”。另一工作是卢家湾中华工商职业学校教《热机学》的老师急于出国,要请人代课,廖顺祥介绍了我去。未学过的课不要紧,只要有拼命精神“开夜车”,现炒现卖登讲台。路远不要紧,到临平路口租辆自行车,骑着来回跑。做大学生时就身兼数职,今后一生就不怕压担子了。
上海时期的大学生活,不只是在课堂之内,更不是李庄农村那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氛围。我一到上海,第一课就是初识洋场,结伴或单独出去逛街,首先着眼在原租界,因为八年抗战使我的民族意识十分强烈。曾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外滩公园,是我先到之处,立于园内望对街的英国领事馆而兴叹。以法国总统霞飞命名的路已改名故国府主席的林森路了(今淮海路),在人行道上见法籍妇女穿海勃绒大衣只盖过屁股,而两条秀腿在冬天里露在外面却只穿一层薄薄的长丝袜。我想,法国文化是爱美受罪。到虹口去看东洋人,见“司盖亚盖”不是中国味,一问是日本餐馆。进餐馆去只看不吃我已有过重庆的经验,进去一看,推拉门,“榻榻眠”,矮方桌,女人蹲在一旁侍候客人。我想,待我有钱之后,定要享受一次日本人的侍候。初到上海就领略了异国风情,怕什么?不饱口福,饱了眼福。但上海到处是奇装艳服,珠光宝气,美国货充斥,摆地摊的也在叫我“老板”,请买美国奶粉、香烟。感到不是滋味。
一到上海就碰上北平发生了美军水兵强奸北大女生沈崇事件,激起了学生们像火山喷发般的愤怒。我想,刚赶走日寇,国民党又引狼入室,羞辱我中华,是可忍孰不可忍,不能再停留在思考上了,要以身投入。一开始投入,我就投入到了当时反美蒋学生运动中,1947年元旦与同学一起参加了上海市学生的抗暴示威游行。在南京路口外滩,我见有两个戴船形帽的美国水兵模样的老外,我就拿着三角小旗离队去扬旗追打,后有跟者见此二人抱头急逃,我们也就归队不追,为出胸中闷气也。
“一·二八”集会,我去参加时见到了李济深、张澜、郭沫若马寅初、章伯钧、邓初民、马叙伦等著名的民主人士,并第一次见到公开以共产党人身份出面的华岗,并听他们讲了话。得出的印象是,这些人同共产党一个口气,是站在一边的,蒋介石不得人心。的
1947年5月20日,上海学生代表与南京学生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在南京举行游行示威时,在珠江路遭到反动军警的血腥镇压,同一时期湖北省发生了反动军警进入珞珈山武汉大学去镇压学生的事件,从而激发起了全国性声势浩大的“五·二O”学生运动。我回忆我的亲身经历时曾写有“奋起反饥饿,究根反内战,激众反迫害,抗军警特宪。血洗珠江路,枪响珞珈山,全国遍烽火,战开第二线。游行示威队,机枪水龙陪,警车发哀鸣,飞行堡垒随。街头作宣传,到处麻雀战,演讲简且要,敌来我就散。被捕平民村,蓬莱作囚犯,囚徒闹联欢,窗外战犹酣。校长董洗凡,保释韩格兰,念被捕战友,囚曹氏墓园。到南京请愿,作唇枪舌战,笑群魔乱舞,斥墨吏贪官”。我的以身投入,已经投入到上海市蓬莱警察分局拘留所了,一经学校保出,刚成立的上海市学生联合会又派我与交大冯文、复旦陈雨文代表上海市学联,会同刚成立的被捕学生家长联合会代表葛子卿等晋京请愿,与薛人凤、杭立武等去打嘴仗了。
“五·二O”大运动之后,进入了相对平静阶段,尔后,同济大学的“募寒衣”、“抗议九龙暴行”、“一·二九”斗争,我都参加了。“一·二九”深夜,我们被赶到操场沉默之际,我班教室窗口上突然有人大喊“同学们,不要灰心,坚持斗争呵!”旋即被捕。我听得出,这是我班并与我同寝室的熊忠烈的声音,他平时是一个不关心外事的人呵!反动派的镇压也是大学,使更多的同学唱起了“山那边那好地方”。尔后,校内涌现了若干读书会之类的党的外围组织,我经常参加求是学习社的活动。
我有一个彼此难忘的校外的政治思想老师袁孟超,当时是上海法学院教授,解放后任上海财经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在1946年离开重庆前,陈吉康告诉我袁是资阳人曾留学苏联,当过国际问题研究员,在上海作大学教授,并告诉了他的住址。袁是1927年的老共产党员,党送他到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回国后长期在白区从事国际情报的地下工作,解放前我同他心照不宣,当问才问。1955年上海潘汉年事件后我与他失去联系,但1991年他在长春吉林财贸学院从家乡得知我的下落后,主动写信与我,告知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已恢复党籍。他1994年逝世。
那时袁的公开身份是个进步教授,住施高塔路(现山阴路)。“从乡之先达”属我求学之道,初次主动拜访之后,我往返市区时就取道四平路、四达路、施高塔路、四川北路,经常拜访他了。我性不盲从,对学生运动、对时事有疑问者,就向他请教,我投身反蒋、反美,主要出于爱国正义,自认为将来做个清高的工程师不需卷入党派斗争。他主动介绍我要看什么报,如《时代日报》的军事评论,应看什么书,如科技人员要看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等。以后我逐渐就政治、经济、哲学、解放战争、国际形势、人物等与他广泛交谈。至今,我脑子里,陈毅是儒将,刘伯承是遍体枪伤将军等,就是从他口里得知的。后来当形势紧张时,我夜间还到他家寄宿过。与袁先生的长期交往,使我对中国共产党逐渐有了认识,使我过去单纯依靠自我奋斗的观念有了转变。上海解放前夕,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学委是组织考察者,袁孟超则是思想引路人。
四、大学毕业
1948年夏我大学毕业了。当时最大的问题是就业,经过学校联系介绍和自谋职业成功者,我班合计约占全班同学人数的三分之二,就业在上海的很少,多遍布全国各地含台湾省,其余同学只好回家待业。学校留助教,当时不兴走门路,完全根据本人的学业成绩,我属班上留校做助教的两人之一,与谢家泽教授作《水力发电学》助教,兼顾韩布格( Hamburger)教授的《农田灌溉学》助教。另外,刘宅仁教授对我的工作感到满意,他同商办闸北水电股份有限公司经理、留德经济学博士王兼士又系同时留德的好友,该公司待遇较优,刘把我向王作了推荐。只是提供了被考核的机会。第一,到人事部门介绍本人情况,并出示成绩单,甚至工程图作业。第二,公司副总工程师郑葆成约期面试,被询工科的基础知识和若千专业知识。第三,经理王兼土约谈,进门就是用德语会话。我还记得我同他最后的简短对话,王说:" Herr weng morgen anfangen."(翁先生,明天可开始上班。)我立即站起来回答:“ Danks anf wiedersehen."(谢谢,再见。)暑假开始的第二天我就开始去上班了。
我的大学毕业论文原选题是李国豪教的钢桥设计,因要等到暑假中精心设计,故尚未交卷。但我一到闸北水电公司,就一头钻进了解决咸水问题而不能自拔。那是公司供水区入冬后，有时水味甚咸,不只居民难忍受,工厂的锅炉结垢又影响生产呼声常见于报端。我虽不在水厂而是在管理部门工作,但我认为解决此实际问题很有意义,我在海港工程学中知道潮位变化近似正弦曲线的规律性,必然派生出水厂进水口水质含盐量变化的规律性,在水力发电学中有水库调度调节法,把二者结合起来,利用蓄水池容量,避开含盐峰区(时间是变化的)取水,水质就可改善。要解决实际问题,就不只要认识规律性,还要提供具体的可操作性。我第一次在实际技术上进行集中精力突破,连续几个月的钻研,当年11月我写出《上海市闸北水电公司冬季水味过咸改善之理论与计划》,既作为向公司的建议,又作为我的大学毕业论文。首先是引起李国豪老师不高兴,拖了这么久又改了题目,怒形于色。论文给给水工程的金经昌教授看后,金很高兴,他的原话是“不知分数该怎么打”。是的,这是《给水工程》的讲义或教科书里不曾有过的。我当领导后,具体指导和监督水厂改变原来运行方式,冬天按我提出的运行方式生产,1950年开始,1951年冬就在不投资不增加生产成本的条件下,使改善咸水问题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至我离开上海前,该厂的冬季运行一直沿用此一新法。
至今尚有不谙我历史者问我:“翁总在大学里是学水力发电的?”按当今的院系专业划分不知如何作答,就是在我的学生时代,我也还教过热机学,同时又上了社会大学。我有时自称“杂家”,我的实践体验“当总字号”就应该有点杂,对需要自己决策涉及的太专太细的具体技术,要能放下“总”的架子,虚心向该专业的小字辈请教。善于从实践中学习是很重要的。我已有横渡大江的游泳本领了,还一次触礁,一次游进回旋流,这是性命交关终身难忘的事。我所得出的结论是,凡遇大事都不可冒失,都要估计到前进途中有难于预测的意外风险。这一深刻教益,不是从教师或书本上可以得出的。我在大跃进时期从事水电站施工,没有附和当时藐视洪水的侥幸倾向,一再顶住当权者的不当决策,力挽狂澜,实缘于此。
作为学业,我大学毕业了。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我又还正在走向校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