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现代化建设中防洪方针问题的探讨*》
翁长溥著 《论红水河开发》P21-P33
*原刊《红水河》1984年第1期
《关于我国现代化建设中防洪方针问题的探讨》
黄河自邙山以下,河底高于地面,是两岸的分水岭,一旦河堤溃决,水势汹涌,席卷生命财物而去。洪既出槽,不能复归,轻则泛区长期积水,重则黄河改道,紊乱水系。水患频繁,灾荒动乱,农民起义,许多人口外流,谚称“黄河百害”,历代治黄设官,黄患闻名于世。建国之初,我党就以很大决心和精力,带领人民治黄、治淮,取得了很大成绩。并在控制黄河流域面积92%的三门峡,修建了总库容相当于全流域年径流量80%的水坝。锁住黄龙,一举治服了长期历史遗留的祸害,振我中华民族之精神,影响及于疆外,成绩巨大。在四化建设中,防洪仍是应该引起重视的问题之一，但是否沿用在治黄、治淮中总结的“堤库结合”“蓄泄兼施”“流域性控制工程”等治水方针,则需要加以研究。现提出下面四个问题,于以探讨。
一、适应洪水与控制洪水
人类得以延续和发展,首先是在其本身所处的自然环境中,逐渐形成了适应环境的能力,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才逐浙具有改造自然环境,使之适应人们需要的能力。水、旱、寒、热、台风、地震等自然灾害,我们今天对之改造的能力,仍然是有限的。但俗称“近水知鱼性,近山知鸟音”,对于千差万别的自然条件,当地居民都有不同的适应能力。适应就是承认自然力
这个现实,认识其规律性,从而防止或减少它对人们的危害。
世界上著名的洪水泛滥的河流颇多。黄河,是我国文化的摇篮;尼罗河,抚育了古埃及的灿烂文化。其它各沿河带也多为人口稠密之区,远都不是偶然的。沿河居民的抗洪历史,是利用河流并适应洪水环境生活的历史。
我国大河的上游和支流,基本上历来是无工程措施防洪。我们悠久的历史和足智的祖先,掌握并适应了洪水活动的时空规律,趋洪水之利避洪水之害,发展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具体适应之法,难以尽知和尽述,兹举两例,以窥一斑。
例如四川沱江资阳地区,沿江的低平之地叫“河坝”,
实为非主流侧的洪水河床。“河坝”沿河低处,植亲水的芭茅(芦苇),以固岸保士。“河坝”上均按洪水活动的时空规律种植经济作物,如不太惧水的蔗、麻;或在时间上避水的麦、油菜、薯类,或在空间上能避水的高杆高穗作物如高梁。一场洪水受害不大，反得泥肥之利。而稻谷则都种在高阶地上或梯田里。旧社会的豪门巨富,多属拥有易为洪水淹到的“河坝”土地者。镇集的低街,洪水时也被浸,但镇的上下游都有临江的山摒挡,洪水过境颇受控制。镇低处为露天市集或坛、缸、瓦等市场,中部为一般居民房屋,最高房屋为泥塑神像庙宇,大洪水时供居民临时迁居。洪水累浸,成灾少闻,特大洪水也有灾情,如“戊戍年发大水”,但有以丰补欠的能力。1981年发生罕见的大洪水,灾情重,一般无死亡,有抗灾自救能力。人们又作为灾情观念和历史经验来吸取,不断富适应洪水的知识。
再例如广西郁江横县地区,气候和,稻谷两熟,大洪水多发生在7、8月份,属台风雨性质,涨落较快,水退后不积水。适应之道,一是培养早糙早熟品种,6月份就可收割,收获期涨水,不淹到穗粒不提前收割。二是推迟晚稻播秧,可以推到立秋之后并留足备用秧。在禾苗生长初期,淹了4、5天只要洗净表层淤泥还可成活,或者不需耙田就直接再插,再淹再插,有插第4次的。早糙一般是靠得住收的,晚糙则有失收情况,小水收,大水丢。2年一遇就淹的地,当地群众说10年之中可得8年,今年淹了,由于洪水带来潮泥，次年的增产就可补回一部份损失。年年必淹之地如南乡，是横县最富、人口也最密的地方，南乡大头菜曾闻名？
广西远销国外,既大且嫩,亩产可5、6千斤,除种植经验外,自然条件是洪水潮泥。广大居民点的建筑,都选在不当洪峰,并有撒退路线不被洪水围困之处。再穷的人在低处也是修砖房,泡不垮,飘不起。当地群众说得很轻松,水涨进门了,搬上搁楼吃两天生食,水就下去了。群众是很有灾情观念的。不少房内有历史最高洪水位刻记,很多老人指得出癸丑年(1913)洪水位所到之处。但自然村所选地面不高,须知,人们考虑的,不只要防洪,同时还要因地制宜,取水之利。
大河下游冲积平原河段的防洪,是工程措施防洪与无工程措施的防洪并存,适应自然与改造自然兼有。堤防在我国三大水系的冲积平原河段,均有漫长的历史,堤是人、水争地的产物,具有“防”同“侵”的两重性,具有为了安全又集中不安全的辩证关系,集中水头越大,威胁也越大。长江江汉平原,史为云梦泽,是长期围堤筑垸和泥砂淤填逐渐形成的水网地区。珠江三角洲,原是一个多岛屿的古海湾,由珠江洪水夹带的泥砂冲积而成,是挖塘、筑基、围堤而成的水网地区。既有堤围,渍水内涝,堤溃成灾,如影之相随。从这些地区的历史看,无洪不成地,有堤始有灾。其适应力首先表现在“鱼米之乡”,鱼字当头,即取水之利,莲、菱、苇、禽等均属之。表现在“披星戴月修堤”的优良传统和丰富的筑堤经验,也表现在房屋建筑。1954年,长江决口1000多亿立米洪水,但保住了房子,球江三角洲的农村多是楼房,这都是居民有洪水适应力的佐证。
就像“祸从天降”的黄河溃堤,居民闻险,也会不分星夜,灯笼火把,扶老携幼,齐奔高处。当什么都来不及了,如小说所述,岳飞初生遇洪,急智出自环境,放在盆里飘治得生,后来干出了一番事业。这也是一种特殊的适应形式。
“堤库给合”,是用工程措施以控制洪水,是防洪的一
个方面,有如用现代军事技术摒障空袭于领空之外。而警报、灯火管制、疏散、消防救护等,仍为防空所必需。挡和撤之间的主从关系,则应视国情地情而定,不能简单地认为撤或适应就是所谓消极的、被动的、过时的、技术落后的表现。须知,技术是为一定目的服务的,在现代化建设中是不能脱离经济效果的,是要受人类实践的检验的,现代的建筑技术可以建造摩天大厦,但高层住宅建筑,目前是走向否定。似此发展,远非一例。美国是在筑坝技术上最先突破坝高200米的国家,也是最早进行流域规划筑坝防洪的国家。但他们现在建议我们不要重复田纳西河的某些错误,而无工程措施防洪,却日益引起美国的的重视,作为新的防洪观点在发展理论和方法。
1979年在伦敦和纽约出版的《人类防洪》(注1)一书说,近年来防洪工程的投资削减,防洪工程的事故增多,无工程防洪措施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人们“不再仅仅简单地企图控制洪水的物理能力,而是以更大的注意使人类适应于他们本身的洪水环境,”兹将他们无工程防洪措施的主要观点,简介如后:
1.通过对洪泛区发展的控制来减少洪水损失。根据不同的洪水频率造成危害的不等程度，把洪水易淹区划分为:严禁区，不允许继续发展,限制区,有限制的发展;并要求建筑物防洪;警报区,要求居民保持灾情观念,注意接受洪水警报。
2.建立预报警报系统。使洪水来临前,洪泛区居民和工作人员有计划的紧急行动,以减少损失。据认为,可使洪水损失减少三分之一。
3·承受洪水损失,这是经济理论所承认的。社会救济,是承受损失的另一种形式,补偿自己无法承担洪水损失的个人。但有人主张要防止不良后果,即损失得以赔偿,势将促进人们迁往洪泛区。洪水保险,是一种较好的承受损失的形式,较为他们所推荐,使人们树立灾情观念,并在保险费方面提供某种可靠的合作形式,使经济上承担得起保险费的才能在洪水易淹地区得以存在。
美国的防洪历史短暂。我国各地的无工程防洪措施若能系统整理形成理论,必将不只对四化有益,对人类防洪也是个贡献,切不可弃如敝履。
我们的实践也正是这样做的、在第一线同洪水打交道的大型水利水电工地的建设者,布置工地有如新建一个城镇,但未一切上山或依靠堤防,在一定条件下,工厂宁愿作临时撒退之举,而让厂房、机器短时泡水。至于洪水河床,建设者们枯期占用,汛期防汛,更是普遍现象。
二,发展经济与保障经济
当今我国的防洪问题,基本上是经济建设和保障经济建设性质的问题,防洪必须首先估计洪水。若把黄河洪水或常说的洪水猛兽概念引至长江、珠江下游,则可说不属洪水，只是性较温驯的大水,或称涨水。长江和珠江为平原大河,源远流长,水量大而涨势缓,无遭突然袭击之虑;河宽流缓,无被洗劫之處,水位变幅小,大多数房屋无没顶之危有固定的河槽,水随主流消落归槽,土地无长期被浸之优。河堤溃口的地区难免损失较大,但多系联围合堤,相互分割,影响亦受约束。纵观史实,既无大量人口外流,也无著名的赈灾放粮,更少灾情的文字描述,实为水赐沃野千里,形成鱼米之乡,全国均羡称“湖广熟,天下足”。这类地区应该重视防洪,但不要“杞人忧天”。
按长江、珠江的自然条件,能建的最大水库,总库容分别相当全流域年径流量的8%和2%,谈不上流域性控制。但流域性控制的想法,20多年来,就已为这些地区的防洪带来了实际的不利影响。把防洪集中希望于一库之上,具有集中资金浪费,集中淹没、集中潜在危险的性质。
1.集中资金浪费问题:我国提出根治黄河兴建三门峡工程之初,国外即有微言,疑我是否量力而行,能挤出这个财政力量,已为实践证实。但这笔不收回利润和税金的治水投资,是否在国家财力中应占这天比例,是否相称,实有待研究。各种行业的资金纯收入很不一致,我国也缺乏社会平均利润率数字,可暂取贷款利息计算,以取得平均的概念。新近确定的基本建设投资贷款年利3%,仍具有国家低息补贴性质,美国当前最低贷款利息为15%,包含了货币贬值和不同国情,均不可取。中国人民银行现行5年定期存款月息达6厘,同世界银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性建设贷款年息7.3%基本相当,可视作较低利率。按复利计算,粗略的概念是10年一翻番,即1元资金,10年变2,20年变4,30年变8,以此类推。三门峡工程已实际拨款近10亿元,其重心距今约20年,从资金收入和建筑物折旧贬值等来看,至今已付出防洪代价近30亿元。但取得的经济效果呢?三门峡水库形成后,还从未发生过1958年那样的大水。而1958年大水,无论经济损失或国家的财政支出均是有限的。一般洪水,并不需水库防洪,至于百年或几百年一遇的洪水,按资金10年一翻推算,防洪代价就更为可观。库存积压多为人们所注意,而伟大工程所占巨额资金长期缺乏效益的巨大浪费,则为人们所忽略。
治理可与开发相结合,除弊可与兴利相结合,综合利用。这些原则如果导致了最大的经济效益,则是正确的,如果简单地以兴利养除弊,导致综合效益的降低,则不能认为是正确的。譬如,长江三峡工程拟议中的防洪库容,对1954年那样的大洪水,其防洪作用,据有关部门计算,降低沙市洪水位为1.17米,降低武汉洪水位为0.23米,越向下游影响越微。在一条很长的线上,由受益者分散出力,逐渐加高堤防,不难奏效。由国家集中巨资于一库以取得相同防洪作用,在经济上就很值得探讨,再举一例,珠江水系的现红水河综合利用规划,所留防洪库容每年损失电量为16亿度达1亿元,从建国30年来实情看,那一年洪水损失也未价及此数,用国家的实际的大量的经济损失换取群众分散的收益保证,是值得探讨的。回
“以粮为纲”,争超纲要,寄望库、堤、与水争地,“据湘、鄂、赣、皖”四省不完全统计,解放后被围垦的湖泊超过1000亩。“千湖之省的湖北省,湖面减少了大半”。只要米,不要鱼,群众说“想补纲,开湖荒,保住了坛子,打破了缸”。长江中下游减少的蓄洪库容不是拟兴建的三峡防洪库容所能补回。盲目围垦,史有例禁,群众分散在湖中取之,国家在大库中与之,经济建设与保障经济建不能如此处理。
近海的珠江三角洲的水患,是由历史上盲目围垦口门，侵占水道,壅塞水流所致。但三角洲多年来的工作,也主要在联围,排洪以建成稳产高产的大片农田上,未见疏畅尾闾之举,而盲目围垦口门,堵塞洪路,仍在继续。
河流上游在历史上从不闻灾,从未修堤的某些地区,这些年来“以粮为纲”,为提高粮的收获保证率,也修了堤。有堤就有涝,有涝就需排,排涝及相应动力设施的利用,有如“养兵千日,用兵一朝”。
日本战后经济增长甚速,与防务支出低有关。我们备战,过去防上加防,非军用工厂也搞“山、散、洞”,背上了沉重的包袱。经济建设中对自然力防护,决不能用国防观点,应放在一个更低的水平上。轻装前进,才有利于社会主义积累,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
2,集中淹没问题:防洪作用来自库容,。库容来自淹没。我国是人多地少,在东经110度附近的所谓流域控制性水库区,都是历史悠久人口较为稠密的地区。三门峡水库移民就未按原计划实现。集中如此辣手的困难于一库,很值得深思。
3.集中潜在危险问题,1975年河南的板桥坝垮,已为前车之鉴。坝越高,库越大,集中的潜在危险也越大。至关重要的大坝,以目前的科技成就,一般可以做到保证安全。但对于战争中很活的军事破坏技术却很难提摸。虽可不惜巨资采取对策,又何以对付日后对策的对策?对毁灭性的潜在危险,应该承认是没有把握的。美国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主席弗里曼、陆军工程兵团司令莫里斯等人在察勘长江三峡后说:“防洪规划是不适当的。”劝我们不要把过多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以免影响国家安全,对这些意见,切勿等闲视之。
三,社会主义与防洪责任
社会主义是否允许洪灾?
洪水是自然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人们可以控制洪水,控制的必要性取决于损益得失,不取决于人定胜天;控制的能力,取决于技术经济发展水平,不取决于社会制度,世界上发达国家都还有洪水,也难于完全避免洪灾。
洪属自然,灾就不能仅归责于自然。在本世纪初长江的一次洪水,死人之数逾10万,长江洪水性既温驯,人又为万物之灵,何以至此?是政治腐败和群众处于对一盘散沙式的无组织、无准备、无援助、无自卫能力的状态,次生灾害惊人。被困不能脱险,脱险又无生计。流离失所,哀鸿遍野饿殍载道,瘟疫逞威,人命微溅,甚至高利盘剥,拐卖人口等罪恶活动,也随之滋生;这些,是社会主义所绝对不容再现的。
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穷大国,优势不在追求昂贵的控制洪水的工程,优势在于组织群众缩小和克服洪水所形成的灾害。在有计划有控制地发展和防护泛区方面,在树立灾情观念、报警、撤退、避难、营救方面,在救济灾民和帮助灾民生产自救渡过暂时困难方面,我们的社会主义较之旧社会或国外,均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建国30年来,各种自然灾害已证明了我们的这种保护人民的能力。
社会主义国家是否要把防洪包下来?
从历史和黄泛区民生凋蔽这些实际出发,过去在一
定时期内由国家包治黄淮是必要的。但国家全包,则过分集权的弊端难免,浪费必大,远不如当地自筹防务能精心斟酌损益。即以江汉平原珠江三角洲而论,国家也要考虑部份与全局关系、贫富关系、上下游关系。这些地区如果洪水损失大,是反映经济发达,经济实力大,按以丰补欠或防洪保险等方式,应自筹资金而有余。国家岂能以全民之力,以上游之淹,以置其它穷困地区不同的自然灾害于不顾,倾全力为之锦上添花?尤其不能助长与水争地,鼓励壅塞洪路。
社会主义国家是否只依靠国家防洪救灾?
设什么庙念什么经、吃那里饭讲那里话,工程就要搞工程才能有所作为,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是当作积极性于以鼓励的,又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规律性。采取设机构,搞规划,听汇报,轻于决心,急于事功的作法,就难免失当。工程师的职责和长处在于技术方面,而大江大河的流域性的防洪战略,除工程师外,还应广开思路,需有赖于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土壤、气象学家、林学家、生态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运筹学家、军事学家、政治家与群众结合,广泛综合分析,几经反复,才能逐渐导致较为正确的结论。
四、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如何防洪的意见
黄河、长城都是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象征。黄患和大禹治水,至今仍有不小的心理影响。长城现在虽无经济价值,但仍被视作千古不朽伟业,供人瞻仰这种中华文化同外来的调节径流,高坝大库很容易结合。加之长期以来左倾思想在各个领域的影响,“堤库结合”“流域性控制”赖以呼声高。这同我国人多、地少、底子薄的基本特点很不相合。
进行流域性防洪规划,选择流域性控制工程,并配套一系列工程措施,以图尽快根治水患的想法,是不切合我国实际的,并且,在全世界也找不出先例。欧洲多瑙河干流48座梯级,除铁门梯级水头为34.5米外,其余各梯级水头均在15米以下,法国下塞纳河12座梯级,水头全在22米以下,苏联伏尔加河和卡马河13座梯级,水头均在29米以下。美国密西西比河干流上没有一座大水库。哥伦比亚河在美国境内12座梯级,除最上游2座梯级外,其余梯级水头均在34.5米以下。只有加拿大格拉朗德河4座梯级,三座为高坝大库,但共装机1,019万千瓦,淹没区内共计才1,550人(注2)。美苏等国的每人平均耕地或土地的拥有量,为我国的7、8倍,他们在本世纪的上半叶也曾不借淹没,但他们今天都反对大淹没,主张把高坝大库建在上游或支流的山区里去(注3)。所谓流域性控制工程,实为黄河三门峡工程所仅有,在世界各国的辞典中,可能也找不到这个词汇。我们不宜继续因循黄、淮地区和三门峡的老做法,应及时把思想解放出来。
防洪应考虑得广泛一些。对径流的调节,要依靠植树造林、水士保持,要区别不同情况,斟酌损益得失,进行经济分析,树立允许淹浸和承担洪水损失的观点,加强无工程防洪措施。对灾区要研究救济和防洪保险性质的办法。若遇特大灾情,也不拒绝正常的符合国际惯例的国际性救济。可量力而行地进行堤防,分洪道、整治河道、支流水库等世界公认的常规的防洪工程。要依靠科学和群众的智慧,要依靠地方自力更生和国家适当补助,要依靠政策调动群众的防洪积极性,要依靠法规制度的约束力。只能逐渐地提高防洪水平,大的改善要着眼在几代人。
防护对象要分出轻重缓急,区别对待。防洪方针要因地制宜,不宜用一个技术方针统贯全国。从全国来看,武汉、上海、广州是区域性的经济中心。虽然洪水冲不走,飘不起,泡不坍,但停止运转一天,也将带来不少损失。由于武汉相对高程低,洪水持续时间又长,实为全国防洪之首要,应以建设好荆北滞洪区为首要措施。上海近海,朔望大潮、台风雨、长江洪水三者遭遇,也可发生河水倒灌和排水不及导致的大片淹浸,但持续时间短,控制地面沉降应为首要措施,另外就要求建筑物自身防洪,短期坚持,水便退下。广州介于武汉和上海二种情况之间,“泄”为首要。至于其它广大地区,有的要提高防洪标准,有的如荆江北岸则应作为特大洪水时武汉滞洪防汛的主要措施,作为分蓄洪区来建设,限制发展,确保分洪区人命安全,经济损失给以合理的补偿。盲目围垦阻碍行洪的地区,不应是保护或补偿的问题,应退田还湖,退田还河,或不再允许围堤加高加固,实行得收就收,不能收就丢。并应立法严禁盲目的围垦。
我国江河蕴藏了丰富的水力资源,中下游河段多有航运之利,对河流首先要着眼于开发兴利。从水电和航运观点看,在中下游平原性河流筑坝,均宜低不宜高,高坝只宜建在上游或支流上。筑坝总是对防洪有利,同时发电、航运也要求水库夏蓄冬用。但对防洪库容问题,有待研究,现知有较大防洪库容的水电站,年损失电量均以10亿度计,若要求专门的防洪库容,今后应通过经济合同,逐年按库容引起的电量损失数支付防洪费为好,如果无力支付,也可由国家定额补贴。这同居民住宅装电表、水表计费有相似的作用。开动脑筋,就可避免国家资源的大量的不必要的浪费。河流的兴利除弊,有相互依存关系,不宜相互制肘,宜以兴利为主,积极开发,为四化建设早日作出贡献。
注:
1,参看《无工程防洪措施》,载黄河水利委员会科技情报站编的《国外水利科技情报》1980年第五期。
2.见《国外一些大河流的开发情况》,载水利电力部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编的《国外水利水电发展情况》第二部份(43页至47页)。
3.《苏联科学院院士斯蒂里科维奇的谈话》,载《参考消息》1980年10月22日第三版及《人民长江》1980年第五期第20页至第22页。
摘录：
【建国之初,我党就以很大决心和精力,带领人民治黄、治淮,取得了很大成绩。】
【锁住黄龙,一举治服了长期历史遗留的祸害,振我中华民族之精神,影响及于疆外,成绩巨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