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两年半》
翁长溥著 寄给翁晓萍的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的院报复印件（图片在纪念馆相册《爸爸的诗词》）：
《难忘的两年半》
热烈祝贺昆明水电勘测设计院建院三十周年。向曾为之伤亡的同志致以敬意。向全体职工问好。
我在昆明院工作的时间只两年半，不到院龄的十分之一，占我工龄的比例则更小，但却令我难于忘怀。这是我院改归部属的初期，正值全国拨乱反正的时期，又值领导干部新老交替的时期。我之来院，是鉴于我院在水电建设上所处之战略地位和已有的技朮力量，坚信我院定将大有作为。在党的领导与同志们的合作支持下，在有限的时间里，与同志们一道做过些有限的应做的工作。回首往事，记忆良正，未负初衷，于心无憾。在此期间，我比较关心的是拆墙、下闸、加荷，其间又是相互联系互为因果的。
我是未曾共经动乱的外来干部。消除历史遗留下来的隔阂即折墙，团结一致向前看，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对于同志问在“文革”中的是是非非，我不自充裁判，只想充任和事佬。个别同志间的僵化关系，实属历史悲剧，到院不久，我即着手调解。若能捐弃前嫌，合作共事，扩大影响，就能为我院的工作带来生机。对重要问题的表态，我不回避、不含糊，但力避别人成见的左右，自作判断，让历史去作出检验。在处理人事问题上，我目中无墙，也无所谓“一碗水端平”，而是有步骤地推行唯贤是用，兼容并包。但我心余力拙，缓解有之，拆墙未竞，有待来者。我修养不足，作风较粗，常出语伤人，殊深歉仄。
我院曾大有“孔雀东南飞”之势。勘测设计属知识密策行业，沒有“角色”，如何当“剧团”团长，我是来下闸的。想那曹操留关羽，也不是靠三步一岗五步哨，而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真要走了，还赠锦枪送行，下闸当以留心为上。我无以为宴，想那两个在国外的技朮人员，还不曾晤面，便登门去拜望他们的夫人，或拜个年，或关心有无困难。对广大技朮干部，在工作、住房、职称、工资、家属、新来大学生的接待等方面，我曾尽力发挥影响，亲自过问。但难免顾此失彼，某些技朮合理的必要流动，某些非技朮干部面确应关心的问题，也有照顾不够之处，引人不快，甚面切齿。但我想，谋求者非为一己一家之私，日子久了，总会体谅初衷溺面谅解的。
有人进言，昆明院早该面向大江大河了，现在不应再受省界的限制，此见甚合我意。一个群体，负重拼搏奋进则兴，轻操闲逸则衰，我欢迎给我院加负荷挑重担。我院的长期战略是瞩目澜沧江以至金沙江，但要相机行事。在这两年半中，我院愉快地接受了我国水电第一个引用外资的任务，并完成了鲁布革水电站的发包工作;接受了南盘江天生桥(一级大湾)水电站的勘测设计任务，并完成了坝址选择工作;进行了澜沧江规划;宣传了云南的璘电结合;着手研究了西电东送。为了加荷，我去爬涉过若干山山水水，在我《离任小诗》中曾有所反映。这首小诗，院报编辑曾要求发表，也有同志索取，均为我拒，因鉴于离任伊始，恐生误解。时至今日，可任凭取舍。为了加荷，我曾主张院长要象王熙凤那样当管家婆。如果有被泼辣的管家婆打了板子的，该是消气的时候了。
南宁更适宜于我的晚年。虽于同志们分别了，但我继续关心着昆明院，看见三大工程一起上之势已成，澜沧江开发也出现了好势头，我怎能不从旁喝彩！今年五月我因公务回到同志们中，上上下下相见均甚亲切，毫无“人走茶凉”之感，此种精神文明，令我由衷高兴。现在院庆筹备委员会又给我以机会，来与同志们叙旧谈心，不亦乐乎。祝昆明水电勘测设计院日益昌盛，祝同志们在继续前进中立新功！
兴之所至，偶成一律，求正于院内大方之家:
身在春城常享春，
漫天大雪有余惊。*
取得鲁布一沟水，
且借盘江两岸薪。
凤庆绿尖交口赞，*
峨嵋嗜者耐心烹。
花开花谢秋冬易，
人走茶温渐吐芬。
注: *1983年春，西北利亚强劲寒流南下入侵，昆明降了百年不见的大雪，闻有树折屋塌者。
*澜沧江的关键梯级小湾水电站坝址在凤庆县境内，这一带盛产绿茶，余啫凤庆茶胜于西湖龙井。
(本文作者翁长溥同志曾任我院院长)
另纪念馆文章101.《常思南流水 化电向东行》
《常思南流水 化电向东行》 翁长溥著 《昆明院报》1996年“院庆四十周年征文”二等奖（电力部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
《常思南流水 化电向东行》
一、泅趣无穷 洪波短暂
1980年9月，我吟着“桂岭春风难越渡，一付愁肠，岁月滔滔去”离别了广西，到北京电力工业部报到，听从安排工作。选择吾生工作的最后一站，我是很慎重的。到水电总局，或留部机关，均为我所拒，我主动提出要去昆明水电勘测设计院。我国能源的长期格局是西电东送，云南不象西藏那么偏，不像四川那么怕淹，昆明院在“文革”中又是少有的未经拆庙、遭神的大院老院。再者，我在黄河、珠江工作过，涉猎过长江，都属一江春水向东流;一江春水向南流的西南国际水系，希以余年一试身手。这就是我的思想。确定我任昆明院院长后，副部长李锐面示，昆明院2800职工中有900多技朮干部，据说有500多技朮干部请求外调，去后首先要稳住队伍。我于当年未到昆明院就职。
我在昆明院工作的时间不长，1983年全国调整领导班子时，我因年龄即将到限而去职，重返广西。当时《昆明院报》的编辑曾要求发表我的《离任小诗》，为我所拒。其自序《沁园春》借北戴河景抒情的上阕为“漫步长滩，神爽风清，心同海宽。潮涨潮落，婵娟舞袖，惊涛骇浪，峭右岿然.，泅趣无穷，洪波短暂，暮降离喧自渡闲。单思恋，望穿山恶水，了此前缘”。至于送别，在院内为我举行的欢送会上，我听到了朗诵诗“众人恋恋已有缘”。
我离院已十多年了，《昆明院报》每期都寄给我，使我的感情经常同该院共起伏。得悉云电已送到广东。我就写出“常思南流水，化电向东行，一纸晤亲故，钩牵无限情”。得悉小湾水电站可行性报告已审查通过，我就翻出《离任小诗》“且把蕉叶作雨伞，烟峦云树费登攀，天门边际惊回首，荒径百折弯套弯”。惊悉丽江地震，我多次翻阅《离任小诗》“玉龙云涌，眺平川，五凤潭边捞月，笠现笔端风雨至，象、马、狮、龟环列。千海缤纷，玉峰花奇，世外桃园国，蜂忙蝶舞，丽江一派春色。仕贺飞渡金沙，柳烟百里，浩荡大江折。如愿张冲归虎跳，倾注半生心血。赫赫盛名，巫山石壁，怎得失评说？长江万里，沉沙石鼓调节”。1996年2月29日我还把这首《念奴娇》寄给和志祥省长，请这位地质专家出身的省长关心虎跳峡坝区的区域稳定性。我与昆明院同志的联系也是不断的，共述往事，情真意切。去年10月成都院40周年院庆时，主人吉文儒书记在宴会上不去陪省、部的首长，却同昆明院旧识们团聚一席叙旧，昆明院同志异口同声邀请我在院庆时返昆一聚，盛情难却。今年春节期间，我突然接到曹克明从杭州打来的长金电话拜年，并说，好不容易才打听到了我的电话号码。我俩相约，待院庆时到昆明再见。
祝40周年院庆，何以为礼？全院职工正以辉煌的现实成绩在祝贺，澜沧江的前期工作全面启动并取得显著成绩之后，现在又已进入了金沙江。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之际，在全国水电建设处于不理想的条件之下，该院去年创收了7500万元，又正在“两头延伸”，走出国门，向东南亚发展，实不愧早已跻身全国勘察设计综合实力百强单位之列。
老夫賀30周年院庆文，落脚在“人走茶温渐吐芬”，今天变成了“无私无畏拼老命，活在人心便永生”了。玆献出几瓶陈酿老窖，供温故知新，承前启后和实践检验的思考吧！
二、稳住队伍尊重人才
我初到昆明院时尊重原来的院领导班子，日常工作完全放手，力求超脱。新院长初到，休息时住处是门庭若市，前来谈的一般非派即调，我的对策是休息时就逃之夭夭，深夜方回。自己主动找人说话，进行职工家访，逐步扩大，不问派，结识人，了解人。
稳心为上
稳住队伍重在稳住骨干。我尚在部里临时工作时，院里借调到部的蔡瑶忠曾陪我出差，蔡劝我到昆明院任职。离京前总局张铁铮局长向我交待，曹克明正在援外，已定回国后就调总局。我稳住队伍的文章，就从此着笔。我们水电建设者常运离亲人，中国知识分子又受“士为知己者死”的熏陶。对在外工作的几位技术骨干的妻子，我就经常关心，逐渐熟识。曹克明还未回国前，曹妻游瑶瑶就找来向我透露信息，我立即动员她要曹先回家探亲。曹一回家，我就登门拜望。不久，人事部门就来向我报告，总局调曹克明的文件已到，我示意“回复说，我不同意，若坚持要调，就请先调我出去”。曹克明留下来了。通过吳兴华和谢征理，已借调到部里的蔡瑶忠和总局的青长庚，都争取回院了。此三人均任命为专业副总工程师。故意违反上级领导的当面交待，我是这样想的:“我一个人同500多人去缠调或不调，纠缠不起，也留不隹，把你北京要调的人留住，风声一传出去，就稳住大局了;至于张铁铮，在黄河三门峡工程局时，他是我的领导、同志兼兄长，把我由广西调出又是他首倡，彼此心气相通。”事后我并未向他作解释，仍亲切如初。
此后大家多不再向我提出调离之事，我了解到施工处王孔荣工程师年事已大，夫妻长期分居，女方又无迁昆的可能性。他工作与为人老实本分，我就动员他请求调回原籍福建，临行我还出席了欢送茶话会。凡事都不可一刀切，如果一个人也不放，留住了人，也留不住大家的心。
安居乐业
我到院时正在建一批职工住宅，我立即联想起这要为稳住队伍服务。我先在党委会上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落实到当前的住房分配上。取得原则共识后，提出了贴分制的具体办法。即在一般职工按工龄计分的基础上，技朮人员再按级贴分，以分排序分房。此办法由党委决定后，向职工公布，并作为制度。初始时期我亲自严格监督执行。后来建的院领导宿舍，当时有人叫“大官楼”，说明职工有想法，我又坚持把曹克明、青长庚、蔡瑶忠也搬了进去。某次我到延安医院看门诊，一位主治医师对我说:“你们院的知识分子政策落实得好呵！”
气顺心平
1982年全国调整工资时，升级级差是国家机关工资标准较高，但此次调资是以地方机关为主，驻各省的部属兄弟院，是否受到照顾，也很不相同。我院虽然多次争取，但云南省调资领导小组批准我院的调资方案仍！！！按我院原级差标准增资，院内懂情况的老技术人员多有怨言。我想，地处边陲的云南省已有“孔雀东南飞”之势，照顾反不如东部地区，怎能使人才气顺心平？我冒着得罪权威业务部门的风险，直接至信省委第一书记安平生并抄送李启明等有关个的8位省级领导同志。说之以理，动之以情，结尾“曾闻南诏掠唐御使杜光庭至大理，礼遇有加，教南诏子弟读书”“深信我省领导，定能高瞻远瞩;权衡利弊，各方也会同声支持，区区小事，不难迎刃而解。我院技朮人员，也将领支持照顾之情，气顺心平，为开创我省水电建设新局面，竭尽心力”。结果得到了技朮人员按国家机关工资标准增加级差的照顾。
新陈代谢
稳住队伍，尊重人才，不是一个静止状态。
1982年初分配到院32名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毕业生。我对“文革”造成的人才断层深感忧虑，对此辈的接班人寄予厚望，献出了我长辈的爱心。我对每个人进行了个别考试和谈话，亲自帶他们到毛家村水电站见习，具体关心他们的工作、学习和成长。
不断在各层次发现新人充实各级领导，我以上级派来的单独个人之便，唯贤是用，看准一个提一个，在党委的支持下，逐渐选择提拨了若干领导干部，充实到各级领导岗位。
适时适当调出人才，对巩固提高队伍，也是有益的。我院的吉文儒调任成都院党委书记，梁炎调任贵阳院党委书记，令我感到十分欣慰，并希望后继有人。
三、国际招标 鲁布革始
1981年6月，电力部首次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在选择项目时考虑到鲁布革水电站，在长途电话中向我征询意见，我当即积极表态愿意积极配合。以后的工作、经验、影响等，已属人所共知，无庸赘言。几年来我注意到了，云南省在水电建设方面，无论在筹资、设计、施工承发包以及水庫移民等方面利用市场机制，已走在全国的先头。现只忆述我亲身经历鲜为人知的两个方面。
我到任后不久，就有人向我提出，由于原区配的阿岗水库难于兴建，鲁布革装机60万千瓦而保证出力只8.6万千瓦，太不合理，主张暂缓。我抓紧研究考察后，于1981年5月10日向水电总局写出《关于鲁布革水电站的开发规模》的报告，提出:当前开发鲁布革是适宜的，但应降低坝高、改变坝型，待阿岗水库兴建时再扩建二期工程，这样可比原预计提前三年发电。此见未获回音，直至1982年6月我出差北京时，才有国家建委重点局的同志主动找来我住处，请我旧案重提，我答时机已过。1983年3月李鹏视察鲁布革工地后由昆明乘机返京时，又对我说:“老翁，鲁布革的规模该翻案，你再提吧！我做你的后盾。”我《离任小诗》中的回复是“而今已是脱弦箭，长恨明公太晚来”。与国外合作编制国际招标文件即将完成，怎么可以停顿下来再摘一年多的翻案设计，从头来过呢？只能比作箭已离弦了。另外，自1981年国家审察红水河规划时把“天广线”列入近期项目后，我认为鲁布革已不再仅仅是云南省的电站，同时是云电东送的搭桥电站，将来在大电网中，其不合理性就相对弱化了。鲁布革在全国水电建设改革开放中的带头作用，在西电东送中的搭桥作用，成了我的主要着眼点了。
另一方面是与上层外籍人士交朋友。我虽同前捷克、前苏联等专家都有过合作经验，但对西方的一套不懂，甘当学生，交了朋友，便无拘束地发问。我陪世界银行顾问美籍华人徐怀云游石林吋，赠他词中有“游林宾客易迷路，望峰亭上美尽收”属我心声。我见他们在研究项目可行性阶段抓住大坝的安全性不放时就问徐:“我们国家已最终审定了，何需再审？”徐答:“那是你们全部由财政拨款的老办法，世行贷款就要审可行性。”我又问:“世行只贷款给引水隧洞，为何要审大坝？”徐答:“大坝垮了，引水遂洞还有什么用？”此类对话，不一而足，值得提到的是徐怀云以爱国之情主动直率对我说的一段话:“鲁布革钻孔已达3万多米，末见过，只有中国才出得起这个钱，五十年代在美国，同规模的一个水电站，我们一些专冢到现场勘察后，当即确定坝址并布置7个钻孔，打完7个钻孔就开工了。坝肩开挖出来后，萨凡奇去看了就说，原拱坝坝型改为重力坝，就定案了。在中国，不知要做多少工作，开多少会，经过多少机关审批。这样的工程师，到那里就找不到饭吃。”我们应该承认，计划经济的中央技朮集权过多，确属弊端。
雪山公司专家组长德裔澳籍的哈里松，度星期天时曾应邀帶夫人到我家作客，打挢牌，合唱德国民歌“玫瑰开在高原上”。彼此熟了之后，平时的问答也多，比较集中的是陈副部长来昆要昆明院担任监理，若在今天，这是求之不得的。当时对此新事物，我专门找哈里松讨教了两个半天，他不厌其烦地详细给我作了介绍。我自度，按我院当时的条件，独立承担我国第一个国际招标工程的监理任务，是难以胜任的，于是建议专门成立监理机构。
四、云电东送 配套成龙
西电东送是我国能源的基本格局，早有共识，问题在于如何具体起步。我对此项事业的促进，并非早有成竹在胸，而是在实践中逐渐形成。
我刚一到院，就碰上了中央1981年的调整国民经济方针。1981年2月在开了9天贯彻此方针的干部大会上，我2月28日在总结发言中有:“有的同志问漫湾还搞不搞？我回答是不仅要搞，而且要快搞，要搞好。我们连漫湾都不搞还搞什么？。我们院要把它作翻身仗来打，而且要毫不动摇。对于上漫湾的看法也应当有所调整，看法要超出省界……要改变‘三边’的被动局面，我们就要做到勘测设计有储备项目。”
漫湾是开发澜沧江的起步。而漫湾供电区在预见期内的电力电量平衡，是上漫湾的外部条件，也是决定性条件，我认为设计院不宜消极等待而要积极促进，云南省的磷矿资源在全国有突出优势，但受运力限制。如果加工成黄磷，加上包装重可节约运力80%，而黄磷是高耗电产品，应该磷电结合。我发动院内有关专业工程师与省內有关部门去深入联系研究，自已遇到省领导同志就提，在兼职的云南省经济技朮研究中心常务干事的位置上谈，促电力负荷增长。1981年5月14日，在国家能委常务副主任、电力部第一副部长王林主持的西南电业管理局筹备小组扩大会议上，我作了系统发言。主张西南要以发展水电为主，打破行政区划界线，反对贵州火电送云南曲靖，主张云南水电送四川渡口，当场得到王林支持，为漫湾争取了市场。回院后我把我的讲话与王林插话铅印，广为散发，扩大影响。
1981年10月上旬国家审查红水河规划时，已确定在天生桥、广州架设超高压输电线路。接着国家能委副主任、电力工业部副部长李锐来云南考察水电，我派冯志先去全程陪同，我自己留在院里做充分准备。李锐一回昆明，我就向他汇报，促成11月2日他与云南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赵增益的会谈。11月3日我就提出由云南省电报国家计委、国家能委，并报国务院总理、副总理等的《李锐、赵增益同志会谈纪要》的铅印本。《纪要》落脚在“云电外送问题”。突出淹没损失极小，如100万千瓦级的漫湾水电站，淹没耕地347公项，搬迁3400人(电量的相对淹沒数，三峡高出20多倍);由于天广线的兴建，云电东送广东的形势已成。并指出，将来按企业化开发水电时，地方可进行适当投资。在院内，我亲自交待机电处，原鲁布革只面向云南的结线设计必须修改，增加至天生桥二级电站的出线间隔。
1982年春水电总局领导给我来长途电话，国家已确定天生桥一级为红水诃首批开发项目，中南院称安排不下勘测设计工作，昆明院如何？我知道建院二十多年来我院只搞过中型水电站，现在搞鲁布革、漫湾后，还要接省外的天生桥一级，压力不小。但我懂得，沒事干会拖垮队伍，压担子会压出潜力、效率与水平。在电话中我一人就满口答应，接受了任务。我接着就亲自去现场考察，《离任小诗》中有“睽别雷滩已六年，河山未改旧时颜，已悲两鬓挂霜雪，犹恋天生不解缘;一曲凯歌鸣龙首，万千能量耀华南，老牛但怕夕阳短，竞自奋蹄不用鞭”。其中“一曲凯歌鸣龙首，万千能量耀华南”包括了云电外送的含义。我指定曹克明任设计总工程师时，就同他当面交待清楚，在坝址选择和枢纽总体布置中，开关站的位置与发展余地，应把转送云电作为重要因素来考虑。曹克明很出色地完成了天生桥一级的坝址选择和枢纽总体布置的任务。
漫湾水电站起步，鲁布革和天生桥搭桥，经天广线东送广东的一条龙格局从而形成了。滇、粵合作开发澜沧江，必将实现现。
抄写于《恶水缘》P201-P210
《苍松吟》P81
五、人走茶温
难忘的两年半
应邀为水电部昆明勘测设计院三十周年院庆之作，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五日院报的院庆专号。
身在春城常享春，
漫天大雪有余惊。
取得鲁布一沟水，
且借盘江两岸薪。
风庆绿尖交口赞，
峨嵋嗜者耐心烹。
花开花落秋冬易，
人走茶温渐吐芬。
风庆盛产绿茶，更难忘的是澜沧江小湾水电站坝址在风庆境内。
《院庆四十年 缅怀不解缘》
(应广西电力工业勘察设计研究院四十周年院庆专刊约稿而作)
翁长溥
一、密切合作
1958年初毛主席主持召开了掀起“大跃进”的南宁会议。珠江水系的水力资源主要集中在广西境内,广西上马就是昭平(45万KW)、西津(22万KW)两个水电工程。为支援广西的大跃进,原水电部广州设计院分一半到南宁来成立广西水电勘测设计院,是为我院成立之始:我从黄河三门峡工程局调到昭平,旋即昭平.西津两工程局合并成立广西水电工程局集中力量建西津。我任工程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长期同设计院密切合作建设西津水电站。
西津工程于1958年末开工,1964年5月发电,但土建工程至1961年4月,厂房就下闸蓄水了,此时若装了机组可发电了,工期只两年半,工程质量属当时全国最优。这不只是那个年代我国水电建设的一朵鲜花,就以当今而论,在大河上建水电站从施工人员进场之日起,两年半要满足发电所需的土建进度要求,也非易事。此一成就,首先是在党中央的支持下以韦国清为首的广西区党委的极大决心与正确领导和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但在技术上则是设计者保证了施工对图纸的需求并与施工单位密切协作配合的结果。此工程既是国内第一个投产的河床式水电站又有第一个千吨级的通航船闸,投产至今,经受了运行实践的检验,还为葛州坝工程的设计提供了借鉴。西津工程的设计,是我院建院之初的光辉成就。
那是难忘的艰苦年代。今年春节期间我会见原西津工程设总梁永治时,梁妻黄德馨还激动地对我说“他(指)那时的心里哪里还有家呵?”是的!全体设计人员都是在工地进现场设计,夫妻长期分居顾不了家是普遍现象,在那困难时期,双方都难搞到吃的。现场设计人员的办公与住房,是在江边台地上的一排简陋平房,他们取名为南京路(上海市的繁华街道)。这是知识分子的幽默,但我却亲自感触到了“南京路上好八连”的若干精神风貌,令我历久难忘。我几次夜撞“南京路”,但见人们在伏案绘图,灯光很亮,埋头工作,鸦雀无声,哪有当今的卡拉0K?1960年元旦,工地既不加菜,还号召局机关干部到工地参加“开门红”劳动,排干基积水以便开始浇厂房混凝土。归途上,有的提着桶,有的拿着面盆,有的抱着衣服鞋袜,兴高采烈,谈笑风生,我注意到了其中有“南京路”上的人们。1960年2月24日凌晨木笼围堰失火,自动涌向工地救火的行列中特别令我醒目的是坝工设计负责人岑淳。岑平时是雪白的衬衣光亮的头发属我心目中的公子哥儿,此时救火则是抢在前面,当他拖着疲乏的身子返回时,提着一个桶,衬衣有了破口,脸上有了炭。从而促我改变了看人观念,不要只看表面衣着,应着重看人在关键时刻的实际表现。
西津工程锻炼了我院的设计队伍,造就了一批人才。现在虽然时代不同了,不是要求简单重复过去,但这顽强拼搏的精神,却应继承和发扬。
二、担任院长
我1966年5月至1970年9月任我院院长,正值WG灾难时期。
我到院工作后,考察了广西三线建设的龙江梯级若干坝区,就被通知参加区八一锰矿四清工作队去了。半途撤回,我就到来(宾)柳(州)灌区现场设计队去蹲点,不久,院里来电话要我速回。一进院门,就骇然看见墙上斗大字的标语“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翁长溥”,据悉这在全广西是第一张指名打倒走资派的大标语。当时就有人告诉我,清华大学井岗山兵团已经进驻我院。接着工程局群众在院里贴了大量揭批我的大字报,我就被轰到拉浪水电工地去被监督劳动并接受批斗了。在半年时间里,院长的坐位还没有坐几天,从此就成了纸面上的院长。
我一到拉浪工地就被戴高帽.挂黑牌.敲锣游斗。我院以陈旺为队长的拉浪现场设计队的职工同我相遇时,彼此从未打过招呼,只从目光中察觉到善意。凭我的经验观感,现场设计人员很辛苦,保证了建设进度对图纸的要求。我从大字报上也获悉我院的大事,我院的火种兵团是广西“四二二”派的核心,头头龙铭还当了广西区革委会的副主任。在广西两大派火并之后,工地把当“四二二”的黑后台又揪出来斗争,武斗俱全,刮“十二级台风那天,就跪了一整天。我既无权又未接触过任何一派群众组织的人,批我时也未揭发出任何事实,只是要我老实坦白交待。当时我想,工程局中有的头头过去曾同我接近,设计院则毫无所知,难道也受牵连吗?
1970年9月我被解放回院,回院后就宣布我院解散。回院后才了解到,院党委书记李景亭受批斗时跳楼跌坏了腿;打火种时,设计大楼被炸去了一半,俘虏18名被立即处死,其中我最熟悉的是西津厂房设计负责人瞿嘉麟夫妇。我院在广西“文革”中,是声名显赫的。
我在反右派、反右倾运动中都漏了网,“文革”再也漏不掉了, 但任我院院长被轰到工地劳动,又是一件幸事。第一,身体炼壮实了。初到工地时虽有人监督,肩上负重也超不出25公斤,到后期,肩上少于100公斤,自己就感到不过瘾了,受点皮肉之苦算什么?第二,思想更充实了。我随身带到工地的,是买了多年还未读过的马列原著,有时间读了。我还联系实际学,在书上划些红杠杠,就是针对当时的时弊,“拉浪吟”中又把批斗我的人描绘为红头蝇,他们对我隔靴搔痒的批判,怎能令我忧心?第三,有积蓄了。回院后院财务居帼英就找我结算,除已每月发给我15元生活费外,还按月寄给了我女儿的学费,结余1880多元,既感谢她做了我的好财务,又惊喜怎么把我斗得拥有可生活十年的财富了?第四,保存了精神财富。我的笔记日记.讲稿.文稿等,集成一箱私人档案,从我去拉浪后我在院里住的单间单人宿舍就被锁了起来,我回院后发现档案箱未曾被查抄过,原封保存完好。1991年广西编《党领导广西各族人民前进》一书时,要刊出陶铸在广西的照片,一直找到北曾志处,也找不到,最后由我提供了陶铸视察西津工程的照片。《恶水缘》一书的读者称赞我的记忆力好,几十年前的事记得那么清楚,我说是设计院为我保存好了私人档案。这些资料若在我身边,在“打倒刘、邓、陶”和“破四旧”的风暴中,我怎敢保存?
难忘的WG!难忘的挂空名院长!
三.联系未断
在罗城五七干校时期,我与廖世洁同住一室,与刘逸群、马宗家全家亲如一家。到罗城就找岑淳、张兆娟,去融水就见张星、黄宝琴。俨然是解不散的一帮子。“臭老九”恢复工作了。1972年10月我复出后在广西区建委工作,1980年至1983年在昆明勘测设计院工作，1984年后在广西区计委工作。设计院并未按原样恢复,重组的区级院属主干人数较前大为减少,若干地、市以我院下放人员为骨干组建了自己的设计机构,甚至南宁市建筑设计院的骨干也是由我院下放的人员组成,从而在广西形成了一颗同根生的枝叶繁茂的大树。我在广西上层机关的工作以能源交通建设为主,我就长期靠上了这颗大树。就是在昆明,国家审查红水河规划时请我当特邀代表,昆明院设计天生桥一级时我找旧识协助,大化水电站发电时请我参加庆典,从而促我念旧又重返广西。
直至今日,不只院里未忘记我,老院中同我交往久的七对夫妇每年春节期间都到我家来团圆聚会。今年2月5日女儿翁梅同我拨通了电就埋怨,“爸!春节时我同龙彬白跑了三次和电话多次,不知你下落,后来在沈玉兰处才知道你去了广州,怎么连我都不告诉一声?”我答“那一大帮老同事每年总来,不只不让白跑,今年我还要逐家去跑哩!你不能比。”
最后,在面向跨世纪之时举行院庆,希望在十五大的精神指引下,努力把我院建成现代化的咨询企业,运用同根亲合力的优势,在市场经济中开拓竞争,夺取我院更光辉的新成就。
(1998年3月13日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