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三峡》翁长溥著抄自《恶水缘》P223-P235
[本文是《论三峡工程》(文信选集)翁长溥著2010年5月23日 开始篇]
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我虽未直接参加过具体工作，但半个世纪以来，也确曾魂牵梦绕。
一、一往情深
1945年末，我在同济大学听了工学院院长江鸿教授的学朮报告TVA与YVA，得知美国萨凡奇博士提出的《扬子江三峡工程初步报告》(YVA)，十分振奋。1946年末，我由重庆去上海过三峡时，日夜凭栏眺望，不断向人发问。体验《水经注》中的“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立志献身三峡工程，一往情深。
1958年初，我在黄河三门峡工程局工作时，王英先同志有次向我诵出了“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并透露我局将转战三峡，约我将来合作，我欣然应邀。当夜挥毫写下:
鲍尔德*，中国人民定超越。
圣人出，滔滔黄河变清澈。
到那时，举杯共饮庆功酒。
奏凯歌，同往大三峡进发。
(*当时属于国际先进水平的美国大坝。)
当年底要调我到广西时，我得到党委书记张海峰同意并在局领导中讲了，将来三峡开工时，一定要调长溥归队。
1972年，我在广西河池地区“五七”干校学习时，接到葛洲坝工程局政委王英先来信，邀我前去共事，为上三峡工程做准备。虽经我长期坚持向广西组织请求，又经钱正英同志出面，向出差北京的广西支左军代表扬振宗洽调，终未遂愿。先英逝世时，我致其家属的哀悼诗以未能合作开发长江为憾。
二、冷静思考
1980年9月我调到电力工业部时，暂时安排我在部长办公室上班，协助部领导工作。李锐副部长把有关三峡工程的材料给我，嘱我认真研究，准备代表电力部出席小平同志提出的三峡讨论会。此一讨论会后来沒有举行，但我看见了若干高层科技人士的不同见解，既要着眼整个长江水系，又要着眼古往今来。要吸取黄河三门峡现实的经验教训，对实际问题，绝不可轻视泥沙问题和库区淹没。我单纯想干大工程的热情，转向了对国家大事要冷静思考。
1980年底我到昆明设计院任职后，经常听人谈起传奇式人物张冲将军。我为张冲九次亲自踏勘金沙江虎跳峡的行为所感动，于1981年6月12日踏勘了虎跳峡，写出《念奴娇》(见《常思南流水，化电向东行》篇)，落脚在“赫赫盛名，巫山石壁，怎得失评说？长江万里，沉沙石鼓调节”。意即三峡工程的得失争议太多，长江的调节应早瞩目龙头水库虎跳峡。此词曾在内部散发。1992年底香港出版的诗词选要收入此阕时，上三峡已明朗了，后五句我改为“廿载虚糜，早生华发，志亦何曾灭。擂鸣石鼓，催来开发群杰”。
1985年是我国确定“七五”计划之年，一般是先在内部讨论，数易其稿。报纸、电台、电视顿时刮起了三峡风，甚至提出1986年至1987年主体工程就要开工。地方报纸如《广西日报》也在展望“高峡出平湖”。我忍不住于5月7日写了一封致李鹏同志并请核转耀邦、紫阳同志的信。提请中央警惕经济形势一好转头脑就发热，三峡工程就紧锣密鼓，动手动脚。指出水电部开的三峡科学论证会，会中无傲骨，“风烈不折身”“睫茂不迷沙”的马寅初式学者岂在被邀请之列？并指出，我国习惯的主管部门作技经论证后，向上汇报、宣传、造声势、谋求支持的陈旧决策程序，应向现代的科学决策程序转变。我收到了国秘327号机密通信0750号的回复，他们都传阅了。我后来参加三峡工程审查时，才知道有中发[1986]15号文。摘其内容有“要注意吸收不同观点的专家参加，发扬技朮民主”“重新提出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成立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水电部提出的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等。这令我感到欣慰，但我认为，15号文并不只是我一封信的影响。
三、认真求实
水利电力部根据中发[1986]15号文聘请了412位专家进行14个专题论证，重新编制了三峡工程的可行性报告，于1990年7月向国务院汇报。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聘请160位专家进行予审，我被聘为“工程规模、枢纽建筑物与施工”专题予审专家组成员。本专题组于1991年1月31日至2月7日，在湖北省宜昌市召开了第一次审查会议，建设部部长林汉雄是本专题组组长，他主持开幕宣布成立三个小组的名单，然后堆选小组召集人，我被分在工程规模小组，并被推选为该组的召集人。实际审查工作，以后就分别在三个小组内进行了。
我主持工程规模预审会我感到很难。首先，令我回想起我在黄河三门峡工作时，是周总理、彭德怀、习仲勋(彭、习是西北局的老领导)等于1958年4月下旬亲自到现场来最后审定水位的。其次，三峡工程在论证阶段，工程规模专题叫“综合规划与水位专题”，所有其它论证专题组组长为本专题的专家成员，可见其重要性。再次，本小但共11位成员，但对照被聘专家名单只有6位，其余5位为非聘专家，又未注明列席，反常。我问林汉雄，如此重要的专题你为何不亲自主持，只作一般成员，林答，不愿由自己主持闹“翻船”。难也得审，讨论的焦点是三峡工程的正常蓄水位是定在175米或160米，被聘专家中3对3。5名非聘专家中，从北京赶来的国家计委重点一局局长、论证领导小组的特邀顾问王京，积极维护175米，其他4位也如此。175米的主张者在11名小组成员中成了压倒多数，工程规模预审小组的书面意见如何写？我委托何格高起草，我再亲自斟酌文字，提供大家讨论，最后由小组通过。关键文字落实在:“160米方案不能满足1870年洪水保证荆江河段的安全”和“在移民能妥善安置的情况下，最终蓄水位以定在175米为宜。”这是把再次审查讨论的问题推向:荆江河段的防洪是否应以1870年洪水为标准？和100万以上人口的大移民是否能妥善安置？
在文件中我注意到世界银行指出的“不支持采用比160米更高的正常蓄水位”之见，已被拒绝。在会后，我遇见一位四川省计委的负责同志时曾对他说，四川是三峡工程的主要淹沒区，现在该是你们讲话的时候了。他答:省里几大班子的明智者都不再讲话了，反而劝我也不要再讲，说讲了也沒用。1988年起我就写有座右铭“要提前预言一个时代的真理就必须承受时代落差造成的悲剧”。我感到我对三峡工程起不了作用了，不必再白费心了！但2月底收到了陆钦侃来信，3月12日又收到覃修典的来信，陆、覃二老是水电界令人敬重的知名前辈，又长期从事过三峡工程研究，二老都寄希望于我在此关键时刻能发挥预审专家的作用。遂促使我再认真审。首先，重读《三峡工程专题(14个)论证报告汇编》，注意到了在专题论证报告上未签名的专家名字，水位专题论证组顾问覃修典末签名。与水位密切相关的专题:防洪专题论证组顾问陆钦侃未签名，生态与环境专题论证组顾问、中科院学部委员国务院环委会顾问侯学煜未签名，移名专题论证报告国家土地管理局建设用地司总工程师李玉光未签名。使我感到，少数甚至是个别专家，不只有真知灼见，而且有高风亮节，令人鼓舞。其次，我再认真阅读《国务院三峡工程论证汇报文件、发言汇编》(1990年7月6日至7月14日)，摘录要点并写了读后感。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副组长兼技朮总负责人潘家铮在1990年7月6日代表领导小组向国务院作的《关于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以下称《汇报》)我写的读后感为“近百岁老人的最后发言，将经得起历史检验。”7月14日汇报会结束时，主持会议的姚依林副总理对蓄水位问题谈了“在审查可行性研究报告时要认真研究”。李鹏总理说:“我认为这次汇报会对审查委员会的审查工作是一次很好的预备会议，应该把经济上是否可行作为审查的重点。”我感到国家的最高当局还是希望认真审查的。于是不顾自己刚做完青光眼手朮，集中精力，不怀成见，对自己初审时向再审查时出的题目一一1870年洪水和库区移民，进行了广泛深入认真的研究，为自己发言作好准备。
1991月5月25日，本专题组在北京海淀区翠宮饭店召开了第二次审查会议。此时原水利部副部长侯捷已接任建设部部长和本大组组长职。侯一到会就表示要来听两天专家意见，但当何格高说出175米方案不当时，侯接着就说:“本组的重点为工程规模，是以175米为准做的一切工作，定在175米，然后再研究其他问题。若再讨论175米，就把别人都弄乱了。175米不要变了，变了会翻车。”何格高说，姚依林指示对水位要认真研究。侯捷说“水位问题三年五年也争论不完”。侯捷当天下午就提前结束了会议。我准备的长篇发言只能闷在肚里。
兹事体大，回南宁后我于5月28日写信给李鹏总理，请他派一位身边的适当人员到南宁来，听我详细口述我对三峡工程的意见，并看有关资料。广西计委于6月8日把接到邹家华的秘书袁永绪的长途电话记录示我:“翁总给李总理的信收到了，请将具体意见书面报邹副总理。”我于6月28日赶写完《三峡工程的正常蓄水位不宜超过160米》(17000字，附注引文39处)，又写了致邹家华信，报给了邹副总理。现综合两信一文，谈以下要点。
防洪问题
致李总理信“老翁的价值，在言所未言，言人所不敢言”“您四月十八曰向国际排灌会议的讲话，提到1870年11万立方米/秒洪水威胁。此非记录而系说法，现在统一的说法宜昌站为10.5万立方米/秒。至于频率，你们头脑中是120年出现了两次，按宜昌标准的频率曲线，11万立方米/秒为七千年一遇(10.5万立方米/秒为四千年一遇)，而国际上的防洪标准，农业地区最高为五十年一遇(城市一般在50～100年一遇)。至于1870年洪水的灾害在何处？人们头脑里在洞庭湖区，我看史料，是在小平同志的老家广安、合川。这怨不了领导，萨凡奇时代就从事防洪的专家陆钦侃，听我谈及此见时，尚称初闻而惊异，但陆老研究一段时间的史料后，已对我见信服”。
对当今总理如此写信，不是我胆大妄为，而是我认为，认真求实必需在行动上。人们常把水利部提供的长江历史洪小情况视作权威，反复宣传，人云亦云，众口一词，向上汇报，国家领导人也向外去说，谁敢置疑？！我认为，既受聘代国务院审查水利部的报告，在关键情节上就该追根溯源，找出历史上的有关翔实记述。我幼时读的《三字经》就教育我要“读史者，考实录”，我在所发文件资料中找不到史料，就另行索要了《长江三峡工程水文与防洪专题防洪论证报告》(附件)，仍然找不到史料。我又找到北京陆钦侃家里去向他借阅有关水文防洪资料，结果在《三峡论证会资料第二集第四分册》中找到了1788年、1860年和1870年摘自史志的原文。这是忠实的调查员不仅跑遍了长江流域各地翻阅地方志，也跑到故宮查阅了这几年洪水后地方官员给朝庭的奏折，从中摘录的史料。1870年即清同治九年岁次庚午，广安“中桥郭南五里同治庚午倾圯”;合川“大水入城深四丈余，城不沒者仅北郭一隅，登高四望，竟成泽国，历两月之久稍可居人，满城精华一洗成空，十年未复元气”;重庆“江中大水漂流人物有七日之久”。两湖除有“溃堤”记录外，找不到任何灾情记述。不难理解，请研究荆江、洞庭的围垦传统，没有适应洪水能力的人们是不会来这里围堤占地的，他们家家户户有船，出门又有高台可登。“溃堤”当然会带来损失，但黄鹤楼上找不到看见大水漂流人物的记载。陆老都初闻我见而惊异，对其它人我不苛求，但向国务院《汇报》，1870年洪水，对有记载的四川洪灾只字不提，却抽象地说两湖平原“损失十分惨重”“洞庭湖区受到毁灭性灾害”。对干堤的防洪能力，《汇报》说超过十年一愚洪水就要采取分蓄洪措施，这也只能承受40年一遇洪水。而史实是1870年的四千年一遇洪水，当时又矮又弱的荆北大堤在监利以上并沒有决口;武汉的实测水位比1954年洪水位还低2米。国土局总工程师刘善健看了《汇报》中任意取舍的防洪数据之后尚且说“愈看愈糊涂了”，中央领导同志怎能明察？只能担心大量人口死亡的重大政治问题了。
我通看了防洪专题报告、防洪答辩和防洪专家意见，三峡175米方案都只利荆江地区(含城陵矶)，对武汉以下只有鞭长莫及、微不足道的表述，对下游江西、安徽的防洪更是无能为力。但1990年5月10日江西、安徽、江苏、上海的负责同志共同签名上书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促早建三峡工程，称“只有兴建三峡水利枢纽才能从根本上改善长江中、下游防洪的严峻局面”云云。这反映的决不是防洪专家之见，显然是受了三峡防洪作用夸大者为寻求政治支持所进行的吹骗。
我认真对比研究了孙越崎和魏迋琤在防洪问题上针锋相对的大会书面发言。孙老认为在指导思想上“违反自然规津必将受到大自然的惩罚”。明朝人张居正堵死北口犯了第一个错误，建国后“蓄洪垦殖”犯了第二个错误，三峡工程将洪水转移到上游四川是第三次错误。魏的观点是，过去的围垦“是自然和社会客观发展的规律”，现在三峡水库防洪是“不可替代的”，“禁止围垦是行不通的”。我看1952年荆江分洪区内只留1万多人，1986年实地调查竟有40多万人，这显然是纵容人囗非法的内盲流，魏的观点却说:“是任何人阻挡不了的。”我对此只能借用一句广西的民间话“站在那个山头上就唱那个山头的歌”。孙老是超脱的，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开过十年，中发[1986]15号文指出对不同观点的专家要发扬技朮民主，但孙的见解不只得不到传播，这位近百岁的老人，论证领导小组特邀顾问在长文中还在抗议林一山对他的诬告。我向国务院领导的呈文一开始就提到:建坝防洪的先行者美国现已觉悟到“人们不再仅仅简单企图控制洪水的物理能力，而是以更大的注意力使人类适应于他们本身的洪水环境”;恩格斯说“我们决不要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这是希望中央领导在重大问题
的重大争论中要“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科技发展到今天，无土栽培水稻已获得更高的产量，垦湖荒就更站不住脚了。
综观防洪论证，主事者不是科学求实，而是如上所述的任意打政治牌。我的文章以四分之三的篇幅计12500字，对防洪认识系统地进行了求实分析，结论为“荆江地区的防洪库容要求，不应成为三峡工程正常蓄水位选择的制约因素”。
移民问题
我从事过三门峡工程移民数量大，西津工程的移民数也不小。在大跃进时代都迁移出了，但日后的状况曾令建设者必有内疚。在市场经济的正常条件下，对三峡成百万移民，国内外人士和世界银行均具忧心。据说库区干部对移民有一片保证声，我见到程子华作库区现场调查后的报告中有“是有点出乎我的意料的”，加拿大人作库区调查后也感到不解。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组长钱正英亲自兼任移民专题论证的主持人，库区各地、市、县参加的代表45人中44人已在白纸上签了字，有此为证嘛！我认为，当时移民费人均1万元不是小数，又宣传开发性移民是先给钱，早迁早开发就早脱贫致富，而我国农村移民是要通过当地干部来进行的，这正是干部经手巨款的难得机遇。签字的44名库区代表多是移民官员，他们提了保证签了字又承担了什么法律责任呢？如果说了“不”字，倒要担心今后再沒有自己的戏唱了。三峡工程工期很长，真到蓄水时签字者已不在位了。更有甚者，当时其他水库有的地方干部把移民费拿去做生意亏了，你向他要钱沒有要命有一条。对移民的乐观论调不可轻信，应慎思之明辨之。至于移民试点，2月6日预审专家去考察宜昌小溪塔镇漁业村时，是由李鹏总理接见过的特等劳模支部书记陈华秀给我们作了很好的介绍，我亲眼所见也是富裕。但我注意到该县县长漏出的一句话“在本县无代表牲”，经追问了解，是外力塑造的。
我文对蓄水位的结论“控制因素在移民，对移民，重要的不是只看试点情况和今天库区干部里的表态，而是要了解当前国内移民的实践，切不可低估了成百万人口移民的困难，对世界银行所主张的水位，不应逾越”。我在致邹副总理信中又说“程子华同志观场调查报告称小溪塔镇漁业村是开发性移民的好典型。我想，宜昌县县长在程老面前或你面前，不可能说出在本县无代表性这样的话”。
依靠要准
我致邹副总理信末指出，国务院审查水利部的论证，水利部应处于被审查者的地位。水利部领导不应实际上处于裁判者的地位。邹副总理应依靠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等作业务助手。
我在宣昌市参加的初次专家预审会议，于1991年2月7日刚结束，2月17日国家副主席王震、全国政协副主席王任重就在广州珠岛宾馆另行召集他们挑选全国水利专家举行了三峡工程座谈会，会上王震批评了“有人跟着外国人跑”。详见1996年10月6日《南宁晚报》发表的新华社记者顾万明奉命采访的《一次未公开的会议》，顾文称:“一次不寻常的会议，对促成三峡工程上马起了重要作用”;两位王老“为推动三峡工程所作的贡献将永垂青史”云云。我的认真求实之见，按中发[1986]15号文和前述会主持人姚依林要认真研究蓄水位的指示，本应受到青睐，但实际上受到冷遇后我直接通到了国务院总理，也沒有用。读顾万明文章后，我才猛然醒悟到，王震老将军已经出面推车了，我还怎么能够呆想螳臂挡车？！
四、寄望未来
三峡工程已可望1997年截流了，我们能够建成此一超大型工程，我深信不疑。今后，不再是争论而是接受实践检验总结经验教训的问题了。李鹏总理指出的“经济上是否可行”，既含该工程本身也含争论已久的它在国内建设程序上的排队，在三峡工程竣工时可作出初步总结;待运行若干年后对上游和下游的影响已明朗了，再作出最后总结。周恩来总理曾为我们树立过榜样，他在1964年召开的治黄会议上曾说:“当时决定三门峡工程就急了点。头脑热的时候，总容易看到一面，忽略或不太重视另一面，不能辯证地看问题。”“底孔排沙过去有人提出过，他是刚从学校毕业的学生，当时会议上把他批评得很厉害。要登报声明，他对了，我们错了，给他恢复名誉。”
必须看到，由于我国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政治运动，加上我国的历史影响，在建设决策上，科学决策与民主决策确非易事，总是由政治权威制约，审查三峡工程是如此，至今仍到处可见，形成银行的不良信贷资产巨大。在今天提出两个根本性转变、进行投资体制改革和科教兴国之际，我寄望透过此文对三峡实例的“认真求实”忆述，认识改革的必要性和长期性，将我国今后的建设事业搞得更好。
明知有漏洞，上马后再讲，也是我国过去争上建设項目中所普遍现象。三峡工程开工后，1993年10月我见到清华大学黄万里教授的文章“三峡高坝如卵石量未弄请楚前则断不可修”，斥三峡工程的主事者认为数量少，可处理之见是“自我安慰”，黄作了令人信服的量级分析。我鉴于黄万里在黄河三门峡的泥沙问题的主张未被采纳曾令周总理后悔，于10月24日我就写信给李鹏总理推荐，并建议:若不采纳“断不可修”，也应及早研究相应措施，如在上游尽早筑坝拦截等。今天，上游金沙江的向家坝和溪落渡两个梯级，已受到李鹏总理的亲自关心，明确三峡总公司为业主，已通过了两个预可行性研究报告，并嘱早日开工了。寄望该早补的漏洞都能早补，务使三峡工程趋于完善。但从而又引出另一问题。我国水力资源居世界第一，主要在大西南。红水河龙滩水电站的优越性早为国内外专家和中央领导同志所知，主张早建，但被三峡挤后了。广西又还长期承担着三峡工程在电费上的附加。在长江干流上由下而上的开发程序，必将影响了大西南优良水力资源的开发，当前已请楚可见了。在发展要倾向西部地区之际，希望中央采取相应对策。
在本文和本书结束之际，愿以文会知音。抄初识者宋晶1991年10月赠我诗于后，作为结束语。
人生高处不胜寒，
岁月磋跎莫说难，
洗耳恭聆开窍语，
悲欢苦乐共玆天。
读后感:体会到爸爸讲理的艰辛，爸爸思维严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