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难兴邦忆少时》翁长溥著《恶水缘》P3-P17
原载《龙门阵》，1966年，第6期，35-43页，题为《我的童少年》
今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许多老同志回忆了救亡时代，我却回忆起那时的教育一一“多难兴邦”、“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最近我乘便回故里访旧，环顾六十年前各家，多难兴邦之义，应验于家、国。与总角之交的叙旧，引发出我这篇回忆。
一、出身寒微
我1924年8月11日出生在四川资阳县临江寺乡下。我爸(父亲)翁熙培，字清泉，是个火爆性，与人打架闯了祸，外逃到成都、五通桥等地，打工卖力，当兵卖命，等积了点钱之后，才有脸回家。回家时，我前娘(母亲)刘氏已死，续娶我亲娘童素菊，在周家坪佃地耕种。我同母异父的大姐名待弟，同父异母的二姐名有弟，我比二姐小14岁。我初懂事时，两个姐已出嫁，家已搬到临江寺街上了。爸到不惑之年才生我，叔父等又无儿子，我是翁门的独儿，乳名松林，长青也。我属邦字辈，读书时取名永邦，长久也;字长溥，寿长福广也。从小又让我拜认方叫化子(乞丐)作干爹，意在吃了百家饭不会短命，街坊上就叫我“翁叫化儿”;我肤色黑，有人又叫我“油罐儿”(上黑釉的瓦罐)。
二、故里崇古
1964年我在西津水电站与陈毅交谈时，互操川音，陈问我是哪里人？我答临江寺，陈毅立即说:“我们是邻县，我在成都读书时回乐至，一早从赵家渡上船，当天就歇临江寺。那是个水码头，街上还有些栈房和红锅舖子(旅店和饭铺)。临江寺豆瓣好吃呵！”
临江寺是滂沱江险滩的一个庙名，供奉镇江王爷和观世音等偶像，我家就在庙门口的街上，靠在家门口摆个货摊，“买升升米卖筒筒米”谋生(1竹筒为1合，重约200克，10合为1升)。那时街上的一般人家，都是按季节用红苕、玉米、豆、萝卜、牛皮菜与少量米伴煮，以吃杂粮为主。我是独儿，平时碗中的米饭较多，逢生日或读通了一本书，才奖我一个煮鸡蛋吃。这就是那时的经济和生活水平。
30年代初期的四川，军阀割据，十分闭塞。成都与重庆间尚无公路，老百性的思想还相当落后，迷信的势力还很大，哥老会盛行。
临江寺街上的庙宇多而密。因为我国的佛教顿渐糅派袒师智诜开山于资阳，“资阳弹丸百余里，而寺累相望于路，南朝四百八十寺，尚非其比”。临江寺北面的觉林寺“起于东汉，当其盛时僧侶千人，丞相王钦若曾题诗，元明过客争和”。街上还有文武宮、南华宮、禹王宮、万寿宮、三圣宮、天上宮等。在乡下，各方都有庙宇，沿路还可见土地庙和“泰山石敢当”(镇邪雕石)。还有古迹，距街数千米处，名墨池坝，与西汉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等文士齐名的王褒读书时洗笔砚之池犹存。
民风崇古。庙宇内外建于戏台，一年中有若干庙会，请川戏班子唱戏，我印象最深的剧目是惊险的木莲戏。
街上茶馆很多，白天有走江湖的艺人打道琴、打花鼓、打金钱板上等;晚上有说评书的登台讲侠义;有时本街人晚上也在茶馆内打围鼓，即锣鼓伴奏的川戏清唱。
女人是不兴坐茶馆的，婆婆妈妈们晚上就坐在街边，听老说书人施瞎子说圣渝，劝人行善。一年中男女老幼齐出动的大热闹，一次是元宵节看舞龙灯、烧花筒;另一次是端午节看划龙船、抢水鸭子。
婚姻是全凭父母之命。据说有女方嫁过去同灵牌子结婚后守寡的。一个女学生吴秋华同男学生相好，她哥怪她败坏门风要把她沉到沱江江心去，传遍了街坊。
那时的工业品者冠以“洋”字，石油叫洋油，火柴叫洋火，肥皂叫洋碱，市招“洋广杂货”。
三、私塾启蒙
资阳素称“三贤故里”。东周苌弘，世称忠烈，曾接受孔子问道。西汉王褒，擅长辞赋，骈文始祖。东汉董钧，享誉通儒。我幼时，资阳县的师范学校校长李光基、第一小学校长朱会、第二小学校长杨晓邨，都是临江寺人。在这样的地方，我家弃农上街从商，实指望独儿成龙。1930年街上陈仲其请资阳余家寺的陈子麒老师来办了私塾。爸领我帶着香、烛、纸钱、刀头(一块肉)、酒等，去与孔子神位和陈老师磕头，我有了启蒙老师。读三字经，填红写字。
让我记忆深刻的是，有次老师叫我背诵，我背不出来，就叫我趴在长凳子上挨打屁股。我规规矩矩地趴着准备挨打，老师举鞭时因为生气，顺口骂了声“妈的”，我猛地站起来说:“老师不该骂妈。”私熟里师道尊严，是绝不许忤上的，老师就用鞭子向我打来，他越打，我越哭越闹“老师不该骂妈”，直至双手拖着他案桌的脚，拖到了天井里，孔子牌位也翻倒了。
次年，陈子麒老师转到乡下甘家河坝天公庙教书，我跟到天公庙读住学。我和陈老师同睡一个被窝，下面垫竹席，上面盖一床老棉被，冬天很冷，他尚节俭，怕磨了衣服，要我脱光了才许上床。我上床后冷得发抖，他要抱我去取他胸前热气，我就是不肯，坚持自己睡。
一同读住学的还有街上的朱家两兄弟，开伙食是各人轮流买一斗米。某次该轮到朱家买米了，朱父久出末归，无米下锅了，急得陈老师每天到街上去张罗。我一连三天三夜粒米未进，饿极了。学东乡绅甘明宦与我爸相识，察觉后，叫我到他家去吃饭。好说，歹说，软的，硬的，我就是不去，要等老师煮了饭一起吃。甘明宦认为，这娃儿太犟了，是犟得有志气，就收我做了干儿子。
陈子麒老师是懂古的人，他最珍贵的是他的一部《纲鉴》(史书)。他见我的一次挨打和一次挨饿后，就把他在临江寺乡下的外甥女戢青云的女儿作媒许配给我了(后因我家更穷，我又外出了，爸死后，其母毁约)。至今我小妹还记得娘同她谈起我这挨打、挨饿、既心疼，又得意。
过了一年，陈老师回到街上文武宫教书了，我又回到街上来走读。陈老师对我可好了，私塾是在文武宮沿陡坡高处的后殿，坡坎很多，每遇雨天，陈老师下来亲自背我爬坡。
我自幼好奇、爱动、逞能，放学回家后，就去找自己的世界。
弄神弄鬼我也要插一脚。巫师做道场撒水饭后，别人跑到他袍袖下去望，说看见了鬼在抢水饭，我也跑去看，也想看见，就是看不见，就说“看不见”。巫婆催人走阴，无论男女老幼一个人臥在床上，跟巫婆念咒之后，巫婆问:“看见你死去的xx沒有？”“看见了”，从而引人作阴曹地府游。我也臥上去照样做，看不见，就答“沒看见”。街上来了一个道家，教武术和练功。早上教拳朮，晚上坐功，就是在神像前闭目盘膝落坐，每天跟着师父口中念念有词。若干天后，这个说“看见金光了”，那个说“看见仙师了”，我看不见，就说“看不见”。当时别人都说我的阳气太重。
晚上我爱听评书，有瘾;也爱听打围鼓。平时与街上几个小朋友在一起时，这个自称“我是刘湘”“我是扬森”，那个自称“我是刘文辉”“我是邓锡侯”，拿起芭茅杆做的刀枪武器，打仗比武，闹着玩。某次与钟姓小孩闹红了脸，钟骂“x你的妈哟”，我回手不回口，一巴掌就朝他的脸上打去。我的整个童年，街坊多说，从未听见我骂过脏话。
爸的同龄人吳殿邦，爱打围鼓爱说笑，经常逗我。一次看灯影(幻灯)，吳指着一个人头像要我喊爸，我说不是。一次我端碗豆瓣在街上走，吳说里面有条虫，我就走每几步又看一看，回到家还用筷子搅。一次与他同桌吃喜酒(爸不在)，吳说“翁叫化儿”能行，我就一杯下肚，他翘起大姆指说“真英雄”，又满一杯。如此喝彩，三几杯下肚后，我就倒到饭桌下面去了。别人把我背回家去，裤子掉了我也不知道。这是我的人生第一醉。
我大姊夫在街上开廖家药铺，他们逢初二和十六要打牙祭(加菜吃肉)。大姊叫我去吃几次后，以后每次我就早些跑到厨房去看她做菜，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我自认为回锅肉、蒜泥白肉、豆瓣鱼、炒泡蛋等我都会做了。过年时我就想在家里实践露一手。娘不开明，喝道:“你娃儿还沒有灶头高，娘不会做？滾开！”
我的家教是娘严，她虽目不识丁，但外祖父是教书匠，她口里常摆孟母教子的“龙门阵”。她还爱用体罚，街坊上说不要打坏了独儿，她说:“半个儿也要打，不打不成人，黄荆条子出好人”不准我骂脏话，不准我去看大人打牌，说赌钱是坏事，不准小孩看。某年元宵晚上，我偷偷地把压岁钱拿去押糖罗汉(当今也有的玩转具，转停在何处则得何奖品，那时奖糖制品，最大是罗汉。当今有奖销售成风，属同类性质)，被娘当场逮回家去。爸、娘板着脸叫“搬长板凳来”，我搬来后自己趴上，爸按着我，娘用竹板猛打我屁股，我直喊“错呐！错呐！以后不呐！”我小妹至今还记得，娘教育她时，常提起“你哥挨一回打，口喊不呐！以后就再未犯过，改过要学你哥呵！”
私塾里读的尽是《增广贤文》、《幼凉琼林》、《四书》、《五经》之类，如我父辈。1934年，我隔房叔翁清晏到成都去考一个训练班，他的文墨虽好，但因补学的算朮等太差而未考上，深感懊恼，从而关心侄儿我的学习。一天晏叔和爸在陈仲乔茶馆内喝茶，见我走去就以指头用茶水在桌上写1、2、3、4、5考我，我睁大眼睛不能作答。经晏叔极力主张，爸虽碍于同陈子麒的情谊，但终于让我改读了街上的私立甘氏小学。
四、我读小学
甘氏小学是临江寺旺族甘家利用街上甘氏宗祠的原有房屋办起来的。正殿上甘氐列祖列宗的灵牌，依然供奉不动，只是利用厢房和院坝等。校长甘殿扬，肚里的料不多，两个主要老师，则是从大地方成都请来的。方老师属本乡人，长期在成都教书，回来任国文主教务。肖老师是成都人，在成都教书，回来任国文主教务。肖老师是成都人，在成都任教，戴眼镜，梳分头，穿翻领衬衣，着皮鞋，洋气！请来任算朮主训育。学生来源，除临江衔上乡下的学生外，临近的老君场、广佛场也有赶来读住宿的，或在亲朋家寄宿的。这时小学生的年龄都比较大，同级中有比我大五六岁的。我入学时被编在二年级。
一到校门囗，抬头就可见醒目的校训“毋忝尔生”，当今的大学生未必能解。我不懂，学校又未解释，后来我就去问方老师。据答:毋是不要，忝是有愧或辜负，尔生是你今后一辈子。我一生中牢记了“毋忝尔生”。
从校训就可知当时的国文课，学校不满足于教科书，老师另选了《古文观止》中的不少文章来教，小学生也爱用之、乎、也、者、耳、焉、哉。由干有晏叔在茶馆考过我的事，我对算朮课就特别用心。有了音乐、美朮、体育等课，确实比私塾有趣。后来肖老师又办了童子军，还不时远足(旅行)，学得活泼多了。
我是怎么一个小学生呢？当今电视剧《林汤元》和《哈儿师长》是刘德一自编自演的，他的姑妈刘志仙(后改先)与我同龄同班，后又在初中同级(男女分开)。半个多世纪以前的聪明漂亮姑娘，今日一见已是个素不相识的老太婆了，但她谈起翁长溥来，却犹似昨天。
“你是个精灵倌儿。我最记得，班上的卓顺之老夫子(绰号)考第一名，我不同他争，他一天到晚抱着书不放，后来也未升学;我心里偏要同你争第二名。你贪玩，我努力，晚上回家又要我父兄辅导。结业考试的平均分数，还是你比我多半分，你仍是第二名，我真气。”这是我前所未知的。
“你好恶。那时我们女生坐第一排，你坐第二排正在我的后面。我伸腰时碰动了你正在写字的课桌，你马上就用笔捅我的背，还不只一次，现在想到还痛。”我似有所记。
“你好肇。我们女生踢鸡毛毽子，你来旁边看，有时还见你摇头，小看我们，当毽子误踢到你面前时，你飞起一脚，把毽子踢到老远，就跑开了，我们说讨厌鬼。”
“你是犟牛。我们都怕肖老师，有次你同肖老师顶了嘴，肖老师用教鞭打你，无论老师怎么说怎么打，你就是不停还嘴，我们都围着看。”另一男同学周壁在另一场合谈及此事时还说，我那时不是哭而是大嚎，还把老师从台阶上拉下了三级梯坎，扭到了院坝里。
“你爱打抱不平，到昆仑渡旅行那次，王海波(男生)和方秉清(方老师的女儿，与我们同班，比我们大几岁)在船上递纸条子，被捉住了。回学校后，下面站满了学生，台上摆了一大梱竹板子，正准备打王海波一个人。大家正紧张看着。你突然站出来问，方秉清比王海波大，又是老师的女儿，应当更有家教，为什么反而只打王一个人？”从小我受侠义熏陶，路见不平要拨刀相助。
“你脸皮厚。读县中后，搞宣传演文明戏(话剧)时，你还演女人。我看戏时，见台上有个女子，擦胭抹粉，拖长辫子，身穿短红袄，身子在扭，嘴在唱。我定睛一看，马上对旁边同学说，这是我们临江寺人。”
私塾老师是不准学生游泳的，中午放学还要在脚背上划红，而小学的体育老师却说游泳运动好。我是独儿，家中不许游泳，我却偷偷地跟同学到江边学游泳，我娘经常帶着根竹板子到沿江巡视。我机警地老远望见她来了，爬上岸来，抱起裤子就跑。久了，我想老师说得对，娘是胆小怕事，我就开始不服了。某次，娘发现我后拿着鞭子赶来，我站着不动，等她临近了才跑，跑远了又停下来回头望，等她追近了又跑，如此反复。她是自小缠了脚的小脚女人，哪里追得上？气急了，吼道:“今晚回来，老娘要打死你这杂种！”入夜了，家里一等不见人回来，再等也不见人回来，一家人都吓坏了。一家人分头到处去找，结果是大姐在甘氏小学的教室里发现了我，已抱头睡着了。
游泳是危险的，我在小学时代，就曾两次遇险。我初可以浮起来时，在临江寺边的流向转弯处，水流把我冲向了中流，头沒水下。朱老七(名自鑫)会水，见势不妙，他马上游过来把我推向岸边。此后我就选静水处游，会游短距离后，走到水可及颈的深处转过身来，向浅水的岸边游。旅行昆仑渡那次，方向弄错了，向河心处游去。罗二娃水性好，见势不妙，急游出来把我拉到岸边。这两次遇险，我都未告诉爸、娘，我继续游我的，后来还学会架小木船。但我一生中未忘救命恩人，新近返回故里，只找到了朱老七，聚餐叙往事，敬酒。
在我小学这个阶段，成渝公路已经通了汽车，成渝铁路的勘测人员，有的已住到街上，多是外省人。民族矛盾突出了。红军北上抗日开始了长征，红四方面军的活动到了邻县安岳。安岳县的人有逃到街上来避难的，大人们到处在议论徐向前、“朱、毛”，穷人造反还组织妇女团、儿童团，真新鲜。也有人教唆，“童子军，童子军，拿起棒棒打霉军”(红是吉利，避用，霉是咒骂)，接着，就是引起极大震动的西安事变和芦沟桥事变。城市里的知识青年下乡来宣传救亡了。童子军的棒棒不打“霉军”了，小孩也不自充刘湘、扬森了，而是在棒棒上挂上小旗，旗上写班超、岳飞或戚继光等民族英雄的名字。唱的歌曲“渔翁乐陶然”变成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最感人的国文，变成了语体文《最后一课》。我的课外生活，由听评书变为自己看小说，如《岳飞传等》。要学勾践卧薪尝胆，学祖逖闻鸡起舞了。由于我跳了班，1938年夏高小毕业。
五、我读初中
小学毕业后，我到资阳县城考取了县立初级中学。我那个“买升升米卖筒筒米”的家，是负担不起学杂费和伙食费的。距临江寺几千米地有我们翁家宗祠，拥有若干地产，每年收租金。租金用来每年办清明会，后人(不含女儿)清明节去祭祖后，可以免费吃一餐油大，我是吃过的。余下的租金，遵祖训，可以用来资助族中可成才的子弟读书，如前清时的赶考费用。我小学毕业成绩考第二名，资阳县立中学第十六班录取92名学生，我名列第三。一放榜，我们街上就传开了，还有人说:“翁叫化儿考上秀才了！”谋求宗祠资助，就不难了。我三年初中学业的费用，全靠翁氏宗祠的资助。
学校在县城西街上，入学时正值抗日战争初期，学习就不仅是上课读书了。一早起来，就列队拉上城墙去跑步，回来后在操场集合，升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唱悲壮的抗日歌曲，而后才吃早餐。锻炼身体，保卫祖国，寓于实践之中。每星期一做“纪念周”，读“总理遗嘱”，唱校歌“三贤故里”，责任感油然而生。晚上夜自习也仿军事化管理。某晚夜自习，我班闹哄哄的，级任老师庹麻子走来，在讲台上喊声“立正”，大家站立起来鸦雀无声。庹老师又喊“把手伸出来”，然后他用教鞭打了全堂。学生们肃然起敬。有个东北籍老师，隨东北大学流亡到四川三台县毕业，受聘来校任教，每听他唱起“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就见他泪流满面。冯玉祥将军来资阳动员群众抗日，我虽未完全听懂他的话，但他那高大的身躯、激动的语调与表情，给人以感情和力量。我也参加了学生结队宣传、演讲、唱歌、打金钱板、演戏等抗日活动。
小妹还记得我上初中后的变化，“你放寒假回来，第二天一早你就只穿一件单衣跑出去，天气又很冷，很久都未回来，一家人都吓倒了。你回来后，才知道你跑步到了蒙子凹，又再跑回来”。“你变了，无论白天晚上，你都是一个人躲起来，抱着书看。后来娘教育我，说哥最爱书了，书比什么东西都宝贵，总是收拾得巴巴适适的”。
由于躲日本飞机空袭，第二年学校迁到了乡下的昆仑渡上课。校舍利用禹王宮及附近房屋，背山面水，野外话动多了，大规模的活动相对少些，教学比较正常。
最近，当时的同班同学陈吉康对我谈起当时的一件事，他说:“我陈吉康此生教了一辈子中学，还未遇见过我们上初中时你那样的学生。那时，矮矮的几何老师，在黑板上证明几何定律，大家都在静听，你却突然站起来，指出老师的不是之处，老师给你讲理，你也讲你的理，就是不让，使老师下不了台。”许多同班同学都作如是说。
初中时令我最难忘的是我为掉李少柏作的诗“三贤故里榜出新，重义栋臣长溥君;墨效板桥潇洒泼，笔学鲁迅结同心”。“曩者五曾论死生，羡醺李白程咬金;栋臣早走半世纪，奈何桥肩等后人”。诗中“三贤”即胡重义(即李少伯)、黄栋臣、翁长溥，因三个人在中学招生放榜时，均名列前茅。物以类聚，鸟以群飞，我们三个不追求吃喝玩乐而追求课外学问的穷小子，很快就结合在一起，成了终身的好朋友。
黄栋臣，出身于早已破落的书香门第，入初中前曾在内江当过多年学徒，比我大四岁。他穷而多艺，他的一切用品都是他自己动手做的，如他自己做钢笔，是用铜质毛笔笔套剖开加工而成，还用以赠我。他更加多才，内江是本地区的商业中心，与外界联系较多，几年学徒生涯中，他自学到了很多东西。对鲁迅、郭沬若、茅盾、巴金等，我当时很生蔬，他对其人其文都知之颇多，还学鲁迅写文章。也懂扬州八怪，学郑板桥体写得一手好字。吹口琴不只调子多，还会吹复音。我视他如师兄，不幸英年早逝。1942年我曾仿他的笔调，写我同他的最后一面，以寄哀思:“几朵浮云，一江秋水，两岸蓼花，一条归途，四只欲泪的眼，两颗破碎的心，再会吧，请自珍重。亲爱的朋友呀，未料到这就是我俩的永别！”
胡重义，其母是成都女学生，被李姓县官纳为妾，迁回故里。重义出生后，其母帶其外逃，初中时重义为资阳胡姓的养子，比我大两岁。后来归宗改名李少伯。他喜文、乐、美、体，也较我见多识广。后毕业于西北师范学院，解放后被选拨到北京全国总工会文工团搞创作，因写剧本被打成右派分子，脱帽后终身任教，卒。
初中三年，我们三人以栋臣为兄长，过从甚密。课余，或议论老师讲课，或漫谈古今文学;吹口琴、笛子、洞箫，唱各种歌曲、川戏。假日则爬山、游泳、访古迹，或相互到家议论，磨墨学黄栋臣写字。
我们的课外自学是很活的。有一年冬天，我们三人在雪景下，黄栋臣拋出打油诗:“江山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少柏从成都客那里学到了“夜半歌声”，晚上他教我唱“谁同我等待着天明”？我小时从临江寺街上“烂肚皮”(专想怪)那里学到些丑角川戏，在赶路时走累了，我就唱出来教少柏唱，多年后他还记得，英雄出场的道白:“豪杰出世以来，两膀具有万贯家财，在家打死爹娘无数………”皇帝出场唱:“王出宫只见得红苕高吊，金殿上摆满了沙锅鼎锅……”我在别人家一幅字画上看到一个字，禾字边一个龟的繁写字，问主人不能答，查字典，找不到，问栋臣，他告诉我“是春秋的秋字的古写法”，同时送我一幅他用郑板桥体写的字:“园林暑渐收，凉风至是清秋，问清秋何在？秋在树梢头，虫唧唧叫彻了长夜悠悠。望碧天云尽雁衔月，闻丹桂花香满楼，菊花尽，百花休，荒园冷落使人愁。”我长期贴在我家的墙上，用来激励自己学文练字。
1941年夏，我们唱“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后，就初中毕业了。同学临别，时兴题字，与我题得多并记得牢的是《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六、远离家乡
初中未毕业前，经我多方打听，我想到成都去考省立石室中学、省立成属联中和私立树德中学。我感兴趣的，不是别人介绍的师资如何好，名气如何大，而是奖学金、助学金有多少？人贵有自知之明。在这三个学校读高中，若期终考试成绩在前五名，下学期不只学杂费全免，奖学金也够伙食费了。初中毕业后，在报纸上又看见在陪都重庆的国立中央工业专科职业学校招生广告，在成都设有考区，从而引起我再思考。第一，国立中央工校，不管期考名次，基本上是公费，能保证读到底。第二，学而优则仕，父教“事可作而官不可为”，侠义之说是官场污浊，我不想做官。我崇尚小学课本中的詹天佑，我己深受工业救国论的影响，在临江寺亲自见过成渝铁路的勘测活动，在机、土、化、电四科中，我决心报考土木工程科。
去成都后，那时已有汽车、黄包车，而我们只能顶烈日步行。到成都后，既无亲友可投靠，也无钱住旅馆，靠一个同学在成城中学(望江楼对岸)有个熟人可寄居。所谓寄居，是晚上借用教室里的长课桌，用自己的小包作枕，躺臥桌上，白天做点教室清洁。我对成都的观感“祠堂街头书市好，春熙路看霓虹灯”。但感触最深的是正碰上了7月28日的大轰炸。空袭警报哀鸣，我飞腿向东效长跑，跑到田野，仰臥地坪。敌机来了，3架一小组，9架一大组，共108架，然后听到爆炸声。事后去看后果时，尸体已收，但见少城公园和若干街道旁的残断树枝上，还挂有人肠子和血迹。听说，有的人未被炸死，跑警报也跑死了，跑得口吐白沬，倒地不起。血的教训，工业落后就要挨打。这更坚定了我学工以振兴工业的思想。
成都的三个高中我都考上了，久等重庆无消息，先骑骡子再等马，我到已迁新繁的石室中学报到注册，上课了。感到老师上课的确水平高，但不到一个月，收到了重庆国立中央工校的录取通知，又收到黄栋臣从资中师范的来信，他也在录取之列，我若被录取，希回到资阳县城相会，以便同行。这正合我意，便立即办退学手续回家。
去重庆求学是出远门，寒假暑假也难于回家了。爸、娘、大姐见我主意已定，只能给我煮点吃的，准备点用的，千叮万嘱，送我上了一艘木船，去资阳与黄栋臣相会。在资阳同黄栋臣结伴出发，每人一条扁担，一头是一口破旧箱子，另一头是一床旧棉被，全靠步行。晚上，在别人的屋檐之下，打开各人的被子作铺，相依而眠。白天一早赶路，上午在地摊上吃碗帽儿头(米饭状)，用泡萝卜下饭，下午吃两条煮红薯。从资阳出发，经过资中、内江、隆昌、荣昌、永川、壁山等县，整整七天走到了重庆沙坪坝。我俩那时感到的并不是苦，而是兴奋和新奇，一路谈笑风生，充满着希望。经过内江捭木镇时，这里正在建跨沱江的成渝公路桥，尚未竣工。我俩停下来仔细察看，好高好大呵！我还说“将来我就是修这个的”。
国立中央工校虽属基本公费，但在初入学时也要交一定的注册费用。我俩沿途虽非常节省，但我注册后只剩下两角钱了，而黄栋臣的注册费还差五角钱。我俩同经办人员说了很多好话，要求通融，等以后再补，但就是不让栋臣注册。打听到校长魏元光是留美博士、刚到美国考察过职业教育才回来的教育家、参政会的参政员，我们决心去找校长。只见一个梳油头、戴眼镜、穿皮鞋的高大个子(他就是校长)，笔挺威严地走过来，我俩就抢上前去，苦苦哀求。他面容很冷淡，说小事勿找他，一再斥退。唯一可变卖换钱的，是临江寺大姐给我的一件旧线新织的绿色毛线背心了，我决心要卖出去以凑足注册费。栋臣说:“如此无情的地方，不收注册费我也不读了。还是回去读我的资中师范。”我再也改变不了他的意志。沒想到他回去在资中师范不到一年，就因贫病交迫而死，永別了！
我则一个人留下来，开始了长期在外并不断地进入新的境界的人生历程，时年17岁。毛泽东17岁结束少年时的离家诗，我颇感心声类同:
孩儿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生无处不青山。
读后感：“ 弄神弄鬼我也要插一脚。巫师做道场撒水饭后，别人跑到他袍袖下去望，说看见了鬼在抢水饭，我也跑去看，也想看见，就是看不见，就说“看不见”。巫婆催人走阴，无论男女老幼一个人臥在床上，跟巫婆念咒之后，巫婆问:“看见你死去的xx沒有？”“看见了”，从而引人作阴曹地府游。我也臥上去照样做，看不见，就答“沒看见”。街上来了一个道家，教武术和练功。早上教拳朮，晚上坐功，就是在神像前闭目盘膝落坐，每天跟着师父口中念念有词。若干天后，这个说“看见金光了”，那个说“看见仙师了”，我看不见，就说“看不见”。当时别人都说我的阳气太重。”翁长溥从小就是“求真唯实”的人，一直到老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