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贯迷恋高位的老部长》
作者：翁长溥 《论三峡工程》（文信选集）翁长溥著20100523      (P83——P94)       
来源：网络 时间：2004年底  百度文库 评分:5/5   6页   注:此文2005年2月已上网，网址 Libins.cc333.com的公共论坛。很快为另外5家网站转载。

    最近，我的一位朋友去北京开了中国老年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回来告诉我，筹备期间原认为钱正英将不再担任主席了，但她有强力支持，结果还是连任了主席，从而引起了我对这位老部长的深思。 
    新中国成立水利部时，水利名家难以入选领导职位。1952年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饶漱石亲自出面推荐，女青年钱正英任了水利部副部长。不久，饶漱石因与高岗结盟篡权发生了震惊全国的“高饶事件”饶漱石被历史唾弃了。钱正英不只未受到影响，由于她识时务讨领导喜好，在以后长期的政治运动中，她都安然在位，她被人称为是部级干部中的“变色龙”“不倒翁”，被水电界老人称作“五朝元老”。直至年限已到才在水电部退位，退后有人说她还在“垂帘听政”。 
　　“文革”时期，她是最特殊的科技人员。1971年是中国知识分子“臭老九”的灾年，水电部科技人员集中的科研院所和设计院统统被解散，要科技人员“下楼”“出院”到穷乡僻野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而钱正英却以女科技人员站出来当了部革委会副主任、副部长。 
　　改革开放初期，1980年党中央提出逐步实现各级领导人员年轻化以后，1981年电力工业部部长刘澜波主动退下来让位给李鹏，得到了邓小平的表扬。1982年水利与电力两部合并为水利电力部，已任部级领导职30年的六旬老妪钱正英却坚持要占据部长职位。她到了实在不能再当部长的年龄后，另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这个职位也到限，又被评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水电界的老科技工作者不平，纷纷在背后称她为“高官院士”，谁为高官代写院士论文，谁为高官代拉选票，都是流传。 
    世纪之交，她借助院士这个跳板，又任了中国老年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主席。为了巩固此一高位，她不断跳出来为自己脸上贴金，对举世瞩目的特大工程长江三峡、红水河龙滩、黄河三门峡大唱高调。从剖析她的高调识其人，很有必要。她2001年6月30日给龙滩工程开工的贺信我在评《红水河传》中已专题评述过，这里只谈三峡和三门峡工程。 
    第一、钱正英谈长江三峡工程 
钱正英1999年9月24日在水利部全体干部大会上的讲话，《中国水利报》、《中国水利》月刊已向全国公布。 
    她谈三峡工程说“人大也算通过了，现在也开工了，但是从我个人思想上讲，我对自己主持的论证到现在还没有做最后结论。 ……我感到最后还是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当时论证中有两个问题是最担心的，一个是泥沙问题，一个是移民问题”。还说“三峡的论证虽然是结束了 ，三峡工程虽然是开工了，对论证究竟行不行，还是要经过长期的实践检验”，“对来自反面的意见，应给予充分重视”。 
    她这么好的科学态度，我听到知情人读报后的反应，都骂她“真不要脸”“真不要脸”。后来又有人寄给我一份张广钦、黄万里、金永堂、金绍绸、田方、林发棠联名于2000年3月8日写的《钱正英应负的责任是推卸不了的》，摆事实、讲道理约一万字，归结为“今天所说的最漂亮的话，也洗刷不了那时极力压制不同意见的责任”。此文一开始就揭露钱正英之流1987年就不让新华书店发售他们合编的《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一书，1989年9月又指责《再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一书是“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动乱与暴乱制造舆论”，并要求有关组织清查考察有关干部。是她“以政治棍子整人”。 
    我在“文革”中长期靠边站的1972年，钱正英亲自出面要调我去为三峡工程做准备，兴建葛洲坝工程未遂，令我终身感恩难忘。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1990年聘请我为160位预审专家之一，由我主持工程规模（即蓄水位）的专家预审，促使我此后长期往深处去挖向高处捅，1997年出版了我著的《恶水缘》，其压卷篇《我看三峡》，如实记述了我的亲历实感。我2000年又发表了《面对三峡工程回顾半个世纪》。我据此对钱正英的漂亮话，谈点如下意见。 
　　中发[1986]15号文要求重新编制三峡工程的可行性报告，成立以钱正英为组长潘家铮为副组长兼技术总负责人的论证领导小组主持论证工作，主要是为了确定正常蓄水位。4个水位比较后，集中在175米与160米的比较论证，175米方案的淹没搬迁大，水库尾水在重庆市将使泥沙淤塞重庆港。中国水电学会第一任理事长施嘉 教授、第二任理事长李鹗鼎副部长，以及规划老专家覃修典、罗西北等都是主张低水位方案的，但论证领导小组不听.我国的国外合作者加拿大方和世界银行都主张水位不宜高于160米，论证领导小组也不听，哪里还有来自反面的意见？钱正英之流好大喜功急于求成，不是科学求实，而是善于用政治权术，我的观感如后。 
    1.论证防洪库容任意打人命关天牌 
    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1990年7月6日向国务院作的汇报，关于长江1870年洪水灾害，对有史记载的四川灾情只字不提，却凭空抽象地说两湖平原“损失十分惨重”“洞庭湖区受到毁灭性的灾害”。“如果再发生1870年那样的大洪水，必将造成干堤溃缺，特别不可避免的要有大量人口死亡，这是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 
    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论证领导小组特邀顾问、近百岁老人孙越崎，指责他们是为保下游的围湖占地而向上游转嫁洪祸，是违反自然规律，必将受到大自然的惩罚。此一真知灼见，正触及了主事者的隐私，不只不被重视，孙老还被诬告。 
    主张175米方案是为防1870年洪水保荆江片，这对赣、皖、苏、沪是毫无防洪作用的。却还鼓动起这些省市的负责同志联名上书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人口死亡的历史实情何在？长江中下游的历史最大洪水是1954年洪水，武汉实测的洪水位比1870年的洪水位还高2米，淹死人口的统计数为4892人，而淮河上游为防洪而修建的板桥水库，1975年8月发生垮坝事故死亡人口数，是此数的40倍。钱正英对这些数字是应该有知的，但至今隐而不提。 
    论证会的资料成堆，国土局总工程师李玉光特注意洪水资料，李说“越看越糊涂了”。
主事者只取自己所需的数字来作防洪论证，如此惑众欺上，中央领导同志怎能明察？难忘的大量人口死亡这一重大政治问题，今天真的成为政治问题了。台独主张者正在打炸毁三峡大坝这块牌。 
    2、论证移民打乐观假牌 
    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组长钱正英亲自兼任移民专题论证的主持人。开发性移民，提高费用标准等，都是应该的。问题在地方代表几乎在移民报告上全签了字，程子华和加拿大人（平行作三峡可行性报告研究者）到库区现场调查时，听到一片保证声，都感到意外和不解。
    我去移民试点宜昌小溪塔镇考察时，也感到确实很好，经过追问后才知道是外力塑造来蒙骗参观考察者的。基层移民官员显现的这种乐观论调，是代表广大基层人民将来的利益呢？或是为了自己当时作官的私利？我—深入之后，就曾深感怀疑。 
    在钱正英直接领导下于1988年1月提出了书面的《移民专题报告》。其主要结论中有“移民都可以在本县（市）范围内统筹安排解决”。总结论落脚在“建议对三峡工程的兴建尽快作出决策”。最近媒体报道三峡工程移民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用伟大的移民实践的实际资料来对照审查《移民专题报告》已经到时候了，此报告是真理或是骗局，由事实来答复吧？ 
    3、对国务院审查打政治暗牌 
    论证阶段的专家，大多数是水电部指定的。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聘请160位专家，对经过论证后的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进行预审，是科学化民主化决策的关键所在。但回顾当时，正是前述张广钦等说的钱正英之流以政治棍子整人之时。 
    我作为“工程规模、枢纽建筑与施工”专题组的被聘专家，于1991年1月底赴宜昌市参加了第一次会议，专题组组长是建设部部长林汉雄，他同李鹏总理、邹家华副总理兼三峡审委会主任，曾是一起赴苏联留学的同学。他主持工程规模即蓄水位的预审本来是上面所定。但他私下对我说“不愿自己主持闹翻船”（即改变已定175米水位），而把审蓄水位的主持人推给唯实犯上的我。我主持讨论时，他自己表示赞成175米。当时我就感到，已在政界多年的林部长，有政治头脑。同年5月25日我到北京参加第二次审查会议，专题组组长已换成了候捷，候不准再讨论蓄水位，何格高坚持要讨论，候就宣布立即结束会议。 
    在两次专题预审会之间我作了再发言的充分准备，由南宁赶到北京，一句话也未听我说，就把我打发回来了。我就要向李鹏说。李接到我信后要我把具体意见书面报邹副总理。我遵办报了17000字的长文，结尾在“水利部应处于被审者地位，水利部的领导不应实际上处于裁判者的地位”。此后就再无音讯。后来我才在报上看到，我刚在宜昌开完第一次预审会的2月17日，原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就把抱病的国家副主席王震请到了广州，来开他们自己挑选的张光斗教授等参加的三峡工程座谈会了，这是公然在同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会唱对台戏。王震亲自批评说“有人跟着外国人跑”。我才恍然有悟“王震老将军已经出面推车了，我还怎么能呆想螳臂挡车？”我对候捷、李鹏、邹家华等当时的处境也谅解了。加拿大和世界银行是主张160米方案的，按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谁不怕王震这根政治棍子？这是决定性的。钱正英主持论证领导小组工作时就用过政治棍子整人，当进入审查她的论证报告后，我只是设想，她不会袖手聆听，而会审时度势，出谋划策，在幕后操作。 
    4、开工后打瞎吹卖老牌 
    在万花千旗装饰的隆重盛大的三峡工程截流观礼的主席台上，是钱正英紧坐在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的身旁。接着这位对三峡工程的突出贡献者又被评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了。我在1998年观礼台旧址时，不禁吟出“京妪喜衣工院士，巫山神女泪频挥”。 
    国务院报人大的文件中称“初期按156米蓄水位运行，有利于移民安置，又可验证泥沙淤积对库尾港口的影响”，邹家华向人大的说明“这是一个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方案”。我认为，这是开工后由实践检验再作决策的慎重的建设指导方针。北京的专家发现此一方针未得到贯彻，由陆钦侃执笔全国24位专家签名于1998年3月上书江泽民、李鹏、朱榕基、李瑞环《建议三峡工程先建至初期蓄水位观测泥沙淤积缓解移民困难》，建议具体落实在“导流底孔应于保留”“溢洪道堰顶高程”等设计修改问题上，这又是不难办到的。此时，朱榕基已接任国务院总理兼三峡建委主任职务。1999年3月24位专家再呼吁，9月钱正英就在水利部大会上讲话并公诸于世了。她讲的开工以后还要看实践验证，还要重视反面意见等，像一位老大姐资深的院士专家在提醒晚辈汪恕诚、朱榕基等。朱榕基对我个人去信都作了批示可见他对此问题的重视。但朱榕基解决不了，钱正英是国务院三峡建委的顾问，她在水利部大会上讲话前，在三峡建委内部做过什么工作，向朱榕基有过什么建议，朱榕基应该是知道的。被外界称为“铁腕总理的朱榕基”在自己任内也未解决陆钦侃的建议问题，留给了继任的温家宝。 
    第二、钱正英谈黄河三门峡工程 
    钱正英去年借8月渭河流域引全国上下关注的洪灾，指责黄河三门峡工程，出语惊人，曾引起中央电视台和各地报刊竞相报导，在一定范围内一时成为热门话题。对今后，她主张“三门峡水库停止蓄水，不再发电”。我认为可以研究，不予置评，但报导她谈往事，上三门峡工程时她就曾持疑，不主张建大三门峡工程，因与苏联专家意见矛盾而未遂，则令我十分惊异。 
　　我去年见到其他人对此的文章，都认为苏联设计的三门峡蓄水位过高对上游水土保持又过于乐观，导致了三门峡工程的失败。 
　　这是半个世纪以前的往事，今人怎能明察？我当时虽任三门峡工程局技术处处长，著有《技术归队在黄河三门峡工程局》和《1958年访苏记》，但对高层在三门峡工程规模上的主张也不了解。幸而1998年《中国水力发电史料》编辑部编辑出版有《张铁铮文选》，其中第118页至125页记述了三门峡坝高之争的全过程。张铁铮是我国的水电元老，在三门峡工程上，他是黄河规划委员会委员兼办公室主任、三门峡工程局副局长，他的亲历实录，是最确切的史料。 
　　三门峡的高蓄水位不是苏联主张的，而是水利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兼黄河规划委员会主任李葆华主张的。苏联接受我国的委托三门峡工程的设计任务后，1955年7月就通过我驻苏联大使馆用电话向我国国家计委询问“正常高水位按什么高程设计”？国家计委向有关部长咨询，李葆华说按375米设计，电力部部长刘澜波则说，应按国务院与全国人大原已通过的350米方案答复苏方。李、刘两位部长各自坚持，张铁铮就说请苏联从350米到370米每隔5米做一方案，在苏方提出初步设计后，在审查水位比较时讨论定案，从而取得了共识。1956年4月苏方提出《三门峡工程初步设计要点》中，由低到高每隔5米做一方案，经过比较认为正常高水位360米比较合理，以后多年，我国部委以至周恩来总理曾主持的一再审查讨论，我就不引用了。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是，1958年3月17日李葆华由北京来三门峡工地，和三门峡工程局的党委书记张海峰亲手为三门峡工程浇了第一罐混凝土，以后一直是苏联设计施工。 
　　张铁铮对坝高之争的记述中，没有提到过钱正英，只是在记述黄河规划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有“水利部一位副部长就提出过375米高程”。当时年轻的钱副部长对党组书记李葆华这位老前辈的尊与亲，在水利部是人所共知的，非技干的李葆华对375米的主张难道不是来源于钱副部长吗？即或不是，钱正英也绝对不会同李葆华有对立思想。今天，三门峡工程失败了，钱正英却说当年她就反对苏方的360米高方案。 
　　1979年伦敦、纽约出版了《人类防洪》一书，书中指出“人们不再仅仅简单地企图控制洪水的物理能力，而是以更大的注意使人类适应于他们本身的洪水环境”，这是筑坝防洪的先行者在向非工程措施防洪转变。钱正英主导的水利建设，是重点瞩目于黄河三门峡、长江三峡、西江大藤峡来舍上保下的“流域性控制工程”。至上世纪80年代初，钱正英大力宣传的治水方针仍然是“堤库结合”“蓄泄兼施”“流域性控制工程”。继三门峡控制黄河流域之后，快建三峡工程来控制长江流域，对红水河规划还以水利部（80）规第55号文报到了国务院，称“大藤峡是关键”“具有不可替代的防洪作用”，需淹地80万亩移民85万人。未能得逞，与我结怨。这是铁的水利史。 
　　上世纪50年代，国际上亚非欧美都正在热于兴建高坝大库，今天我国的老专家，那时也正热于学习这个专业，当时她是人胜天的带头人，会反对在三门峡兴建高坝大库吗？那时她就是人天和谐论者了！妙？ 
　　至于苏联设计对实现上游水土保持过于乐观，也并非责在苏方。1958年我考察过苏联有经验的伏尔加河，与我国的黄河根本不同。1958年8月我与崔宗培、赵人龙和北京的苏联专家等考察黄河的万家寨河段。那是人难到、车难行之处，我实地观察自然访问民情，并在偏关县查阅县志到宋代，得知地貌的历史变化后，才有“我当时感到了生态破坏、水土流失很严重”。苏联专家很难到这种地方，到了也难访民情查地方志，他们怎能判断三门峡的上游大片水土保持的前景很乐观呢？黄河是我过的“母亲河”，天然三门峡的马蹄窝、娘娘河、砥砫石就记录了我国的治黄历史，治黄又是我国当代水利专家的工作重点，对水土保持前景的判断，责在中国水利专家。在圣人出、黄河清、人定胜天，根治水患的大氛围下，也有敢说真话的人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认为水清不了，建大三门峡不宜。他于1956年5月向黄河规划委员会提出过《对于黄河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黄不只是学者，1947年至1949年4月他还任过甘肃省水利局局长兼总工程师，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实际观察分析过水土流失。但黄被打成了右派分子。 且看钱正英等是如何对待黄万里的。 
　　1957年9月的《中国水利》杂志是批黄万里专号。三门峡工程投入运行后，实践检验不断证明黄万里意见正确，周恩来总理也做过自我批评，但水利界仍把黄看作“另类”。至钱正英主持三峡工程论证时，抗战时期曾踏遍川江的黄万里不在被邀之列，黄在会外的意见遭遇如前所述，但论证期的1987年黄应邀到美国12所大学巡回演讲水利学、水文学等最新研究成果，黄有真知灼见的学术著作在国内却迟迟未能正式出版。1999年底，美国名人传记宣布黄万里为20世纪世界杰出人物，2001年8月蜚声海外而在国内少为人知的黄万里，享年90岁辞世了。2003年8月渭河流域洪灾证实了黄万里的预见，钱正英就跳出来，在既不了解黄万里也不了解她的底细的后辈面前，根本不提黄万里之名，而把黄万里当年的观点说成是钱正英自己的。 
    第三、深思 
    钱正英连续任副部长以上职务53年，已83岁了，又再连任老年科协主席，这是很罕见的，当代全世界最著名的英国“铁娘子”首相撒切尔夫人，比钱正英还小得多时就回归于民了。1873年美国赢得独立战争时，任总司令的华盛顿才52岁，众望所归要给他王袍加身，他却坚决拒绝，辞却一切公职，解甲归田。在我国正在国际上和平崛起的今天。能不深思？ 
　　今天正在提倡“以民为本”，但我国有长期的封建专制史的负面影响，在某些部门地区和个人中，长期存在“官本位”甚至是“神本位”。今天正在提倡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但官场中的权术谋略，尔虞我诈，往往得逞。早在1995年3月2日，我就曾致信胡锦涛同志，揭露钱正英的人品，特别提醒胡要发扬“求真务实”精神（我保有原信稿）。今春胡总书记倡导了“求真务实”，至年末， 发生了上述事实。可见得深化改革之不易，需要有志者共同努力。 
　　改革开放后成立的同济大学校友会，同代人乔石、钱正英和我，均曾被安排了不同的职位。今天，钱正英谈三峡、三门峡被媒体张扬，但愿我这篇揭批文章的遭遇，不会激我再唱起1947年上海学生运动中我们唱过的《古怪歌》 ——“古怪歌、古怪歌、古怪古怪古怪多，清早走进城，遇见狗咬人，只准黄狗汪汪叫，不准人呐、用嘴来讲话、来讲话。”

 《我所认识的女强人钱正英》
(2004年底初稿,2008年春定稿)
    2004年末,一位已退休的广西区政府副主席去北京开了中国老年科学技术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回来后他主动告诉我说,大会筹备期间原认为钱正英将不再担任主席了,但她有强力支持,结果还是担任了主席,问我有何看法。我当即简单说了我的看法,后来,我又写出书面意见给他。现在重新整理如后。
    先谈谈我与钱正英的个人关系。我著回忆录《恶水缘》的“前言”,一开头就提到令我难忘的1963年。这年初水电部钱副部长到西津工地视察,突袭式地考察了我,令我感到她异常精明老练。这年春水电部在北京开了全国性的总结大跃进大会,我被会议指名定题作了大
会发言,5月14日北京《光明日报》就全文发表(已收入《恶水缘》中),这是“按部领导的指示”送《光明日报》和水电部《水利与电力》发表的。不久,林汉雄就告诉我,广西区党委书记韦国清出差北京时,部领导曾向韦洽调我到部工作,但被韦拒绝了。后悉是要调我去任水电总局副局长,为重用在边疆工地上的我,就在全国先造舆论。1972年我所在的广西“五七”干校通知我,去广西革委会生产指挥组报到。去后是副组长、军代表杨振中少将接待我,亲自为我安排工作、安排住房,甚至亲自为我安排出差小车。我突然受到此殊遇很觉异常,就去找杨谈心,杨告诉我他前些时出差北京时,水电部钱副部长亲自找到他住处来,向他洽调尚在“五
七”干校的我去部工作。他回来后向广西革委会主任韦国清上将汇报后,韦叫他赶快在广西给我安排工作,所以他才特事特办。钱正英又令我终身难忘。1980年初我被告知,来南宁的水利部副部长刘兆伦要来拜访我。这个名字我还从来未听见过,我到刘所住的宾馆去拜访,刘转达了钱部长要我到水利部去工作的好意。6月广西区党委书记乔晓光找我,要我对已报至国务院的水利部(80)规字第55号文提出意见。此文是要把原来的红水河水电基地中的大藤峡水电站改为流域性控制的水利枢纽,从而把红水河梯级改为以防洪为主,以归水利部管。甚至以大藤峡也是为了南宁市防洪的胡言乱语欺骗到国务院。这使我太为难了,我对钱部长既感恩又寄予厚望,但对如此重大问题我只能说真话。7月11日我把求真务实的意见书报给了乔晓光,抄报给水利部钱正英和电力部李锐。未料到,电力部党组7月26日就把我的意见书美言转报给国务院赵紫阳总理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各同志。同年11月我出席了水利部在广东佛山市召开的西江流域规划会议。未料到,我一进会议厅的门,钱部长就迎上前来与我热烈握手,并拉我坐在她身边的位子。我说,我给乔晓光抄她的意见书太直言了,请她见谅,她立即答,共产党人就应如此。我不会忘记,在我的壮年时期,钱正英一而再再而三地要调
我到她身边工作。
    钱正英一露头就令我惊异。新中国成立水利部时水利名家未入选领导职位,1952年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饶漱石亲自出面推荐,年仅三十岁的女青年钱正英由治黄淮水患工地升任了水利部副部长。我同她的年龄、学历、参加革命时间都在同一时段,她比我早两三年,在同辈人中我在解放初期是上升很快的,但我升到处级职务时她已升到中央的副部长了,怎不令我惊异?但一位上海的女大学生深入到黄淮灾区去治水就令我惊异,她做出的突出成绩又感动了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钱正英这个名字一进入我的脑海,伴之俱来的就是女杰。
    水利部早期的实际主持人不是傅作义部长,而是部党组书记副部长李葆华。我在黄河三门峡工【图：李葆华(侧影)和张海峰(背影)在为三门峡工程浇第一灌混凝土】程局工作时,是常住工地史家滩的处长,李葆华来三门峡蹲点时有时也要住宿史家滩。他不只拒绝为他单独开餐,而是与我们一起吃工地小灶,由史家滩到工地也不坐车,而要我陪他步行,还要求参加劳动,三门峡工程的第一罐混凝土就是他亲手参加浇筑的。当时的知情者也在私下议论李葆华、钱正英间情同父女,李在工程技术上依靠她,她在作风上学习李,钱副部长在北京有时也不乘部里的车而去乘公共汽车。我在西津工地接待钱正英,令我感到她是非一般的聪明能干老练,是水电部长的接班人。
    “文革”中的1971年是知识分子灾年,水电部科技人员集中的科研院所和设计院统统被解散,要科技人员“下楼”“出院”到穷乡僻野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而在“文革”中已靠边站了的钱正英此时却站出来任了部革委会副主任、副部长,是在“文革”中再崛起的女
强人。前述她亲自出面向杨振中洽调我由广西“五干校去北京工作未逐,我曾长期引为憾事。
    我对钱正英认识的转变,是在周恩来总理逝世后,我出差北京时与若干水电老同志的接触。他们说,1971年时周总理认为我党的技术干部不多,女干部也很少,钱正英是女技术干部,应让她先站出来工作,所以她在部级干部中早出来工作了。但周总理逝世后,她却不准部里的干部上街去参加悼念周总理的群众性活动,引起有正义感的老同志的愤怒,在背后骂她“变色龙”“不倒翁”。我认为,精明老练的钱正英在此历史关键时刻必然是深思熟虑,面对新政治大局早举旗早站队。这反映的是她的人品与本质,不只是应对一件具体的事件我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全国大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解放开始的。我国过去的水利建设
指导思想是人定胜天,好大喜功急于求成,这是执行党的“左”的路线。至1980年前后,我国的黄河三门峡工程的实际效果已明显感到失败;1979年伦敦、纽约出版了《人类防洪》一书,筑坝防洪的先行者认为“人们不再仅仅简单地企图控制洪水的物理能力,而是以更大的注意使人类适应于他们本身的洪水环境”,主张以后修高坝大库只宜在河流上游山区中淹没小的地带。此时在我国则在报纸上一再主张治水方针是“堤库结合”“流域性控制工程”,快建三峡工程来控制长江,改大藤峡为水利枢纽来控制红水河,甚至在上报的文件中以谎言来欺上骗下,为称水利女杰而不顾产生负面影响。1980年党中央提出逐步实现各级领导干部年轻化以后,1981年电力工业部部长刘澜波就主动退下来让位给李鹏,但到1982年水利与电力两部合并为水利电力部时,已任部级领导职务30年的六旬老妪钱正英却坚持要占据部长职位,不让位给李鹏。几年后她不任部长,另任了全国政协副主席,“五朝元老”仍在垂廉听政。再到限了,又被评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这在水电科技界曾引起议论纷纷,称她为“高官院士”,谁为高官代写院士论文,谁为高官拉选票,都有流传。院士不是官位,她借助院士这个跳板,又任了中国老年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主席,任期满了,会议筹备期间都认为不宜再担任了,83岁的她还连任主席。
    很老了还借高位发表高见,举几件大事。对于龙滩工程,她延误了开工,但开工时他发来贺信,称通过几代人的努力才使龙滩开工,导致不明真情的后人出版发行了《红水河传》一书,我已有长篇评述。她65岁之后主持三峡工程论证,谎称“为防1870年洪水需要,以免造成两湖大量人口死亡的重大政治问题”;“移民问题都可以在本县内自我解决”,促成了三峡开工。三峡截流时举行了举世空前绝后的隆重庆典,并宣传打破了世界记录,庆典大会上她是紧坐在江泽民总书记身旁,次年她就戴上了工程院院士桂冠,为此我曾赋诗:“万花千旗竞芳菲,消耗民脂里程碑,京妪喜衣工院士,巫山神女泪频挥”,并写出《三峡工程勿再迷恋世界记录》一文。但到了1999年9月24日她却在水利部全体干部大会上说,(报刊印发至全国)“从我个人的思想上讲,我对自己主持的三峡论证到现在还没有做最后结论”谁懂她的真情?至2003年她借8月渭河流域引起全国上下关注的大洪灾,又出语惊人引起各地报刊竞相报
导。报导她不主张建大三门峡工程,因与苏联专家意见矛盾而未逐,则令我十分惊异。半个世纪以前的往事,我作为当时三门峡工程局的技术处长也无直接了解,只能作出分析来判断,后人怎能明察?后来我在《张铁铮文选》第118至125页中才发现,苏联接受三门峡设计任务后就主动询问我方“正常高水位按什么高程设计?”我方的意见是有分岐的,主张高水位的权威人士是李葆华。钱正英的聪明才智是很高的,工作是很勤奋的,但她为的是自己久居高位,死后又能留芳后世,这不是党和人民所需要的女强人。去年《文摘报》选摘《环球时报》的文章《吴仪宣布将退休令世界感概》。吴仪比钱正英小16岁任副部级职务晚39年,不到70岁就
公开宣布要完全退休,无论是官方的、半官方的、还是群众性团体,均不再担任任何职务。从而引起英国、美国、德国、新加坡的媒体发表文章,给她“铁娘子”的称号。美国《福布斯》杂志的“世界百名权威女性”的排名榜上吴仪位列第二名。吴仪才是我国当今从新崛起走向世界的女强人。
    我对钱正英的认识是由正面女强人转向负面。我也有过由负面女强人转向正面认识的经历,那就是对我国历史上活到82岁的女皇帝武则天,社会上认为她是靠女色篡权对人凶残的历人坏人,我少年时是接受此一观念的。后来听一位国学名教授讲骆宾王为徐敬业写的讨伐武则天的檄文时,说武则天看到末段两句“一杯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这是最有煽动性对武则天最不利的,但她更看中了骆宾王的才气。徐敬业兵败后,武则天不只未杀骆宾反而重用,这就引我感叹难忘。一位朋友送我一本诗集,其中有“访乾陵”是痛骂武则天。我曾游过西安,但不知道武则天墓在乾陵,我于1985年过西安时专访了乾陵,深为惊叹。一景是无字碑,我想必定是武的遗嘱不要为自己歌功,否则后人怎敢自己发明无字碑。另一景是61个悼念她的石雕人群像,是各不相同的西域使节。这就令我更感动了,她重用骆宾王、狄仁杰等的才华不只在国内富民安邦,还使西域各国来信服朝拜,
这是国外称中国人为唐人的由来,她是中国历史上男皇帝也难比上的女强人。引我赋诗《访乾陵有感》“皆因脚印深,召我访乾陵。武后何威赫,高宗熟与闻。铭功碑无字,朝拜使成林。遗臭流芳辨,何须燕雀评。”对历史名人评价,因人因时而异,重在真实证据,历史留
下的石雕就是确证。在旅游兴起的今天,游古都西安定要访乾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