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参加中国水电部代表团访苏记》（节选）
作者：翁长溥 《中国水力发电史料》总第3期   1988年第1期P36-43
《恶水缘》P75-P76、P83-P88.    后部分有《恶水缘》P76-P83、P85.P88.-P90.
   
 一 、 一桩美差事
   
    如果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是从迷信境界中解放出来的话 ,1958 年的解放思想就是放到了浪漫主义的境界中去 。 当时 , 我在黄河三门峡工程局工作 , 年初在领导层中就在背诵 “ 截断巫山云雨 , 高峡出平湖” , 预计1961年我局的主力就将转战长江了。 后来明确我局当时的近期任务 , 是包打黄河8个梯级 , 但至今万家寨 、 八里胡同、 任家堆 、 小浪底等一个梯级也尚未兴工 。 刘澜波副部长在太原开华北区协作会议时 , 来电话要我局派人去接受任务 , 副局长马兆祥和我即时起程 。 在太原 , 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茄说 , 万家寨不只要发电 , 更要扬水400m 以引黄济汾。 在内蒙古呼和浩 特 , 乌兰夫第一书记接见后由王再天书记接谈 , 三盛公工程不只为发电 , 要引黄河水至大青山以北 , 开发内蒙古大草原 , 余水并济华北 。 如果黄河水量不足 , 就在长江上游的通天河引 , 他骑马进军西藏 时就已沿河勘察过了。 为了实现超英赶美的任务 , 当时我钦佩我们这些领导人 , 对我所在的行业 , 也是有眼光有胆略的。 我们是在此一特定历史条件下访苏的 , 在后来的访苏期间 , 我注意到了已逾四十 而不惑之年的苏联 , 在拟建工程的总规模方面 , 还不如我国的宏伟； 当苏联同行朋友听到我代表团介绍我国的建设打算时 , 我注意到了他们的态度 , 是有礼貌的冷淡 。
    勘察黄河回来后 , 局党委书记张海峰告知我 , 要我参加水电部代表团赴苏联参观斯大林格勒水电站截流 , 并顺道去列宁格勒水电设计院与苏联专家讨论三门峡的截流工程 , 要我做些准备。 黄河三门峡工程1958 年的目标是实现截流 , 我兼了截流技术准备组的组长 , 着重抓这项工作。 但那时局机关的干部 , 支农要到农村去割麦 , 大办钢铁要上山去挖矿石 , 在办公室门前用瓦罐子炼钢铁 , 把我房里冬天取暖用的生铁炉也砸了 。 这种不务正业 , 由于刚反过右派 , 我不敢脱口而出 , 但借截流准备忙而未身先士卒 , 这可隐隐地受到了压力 , “ 一个对党的中心工作不带头的处长 ” , 尔后才得知海峰同志当时保护着我 。 古比雪夫水电站 、 斯大林格勒水电站这些名字 , 正是引我技术归队归到水电上来的引子 , 在当时的情况下接受此一任务确是一桩大美差 , 喜悦之情至今犹存。
   
 二 、 参观斯大林格勒水电站截流
   
    此行的主要任务是参观设计流量达6000立方米/秒 的 、 世界水平的截流壮举 。 我的回忆 , 现在只能说大有实际收获 。 我回国参加黄河三门峡截流后 , 就写有 《斯大林格勒水电站截流工程 》（ 刊 《水利水电建设 》杂志1959 年第6 期） 。 尔后 , 自己主持设计 、 试验 、 施工 , 用极简陋的技术装备于1960 年11 月顺利地实现了广西西津水电站的截流 , 初始流量624立方米/秒 , 截流完后流量超过1000立方米/秒 〕 。 取得如上实际成就 , 有赖于此行受到的启发 , 认清水情和拥有的技术装备 , 周密准备 , 一举取胜 。 再重复忆述工程方面的详情已非必要 , 因为截流是技术装备与水力的较量 , 当年三门峡截流所需25t 重的自卸汽车5 台 , 是刘晓大使亲自拜会米高扬得来 , 而今天更加重型的技术装备 , 国际制造商会争相承揽 。 平堵法不再是唯一可取的。 
    我代表团于10 月24 日由阿格巴波夫陪同乘机抵斯大林格勒工地 ,25 日李团长和李名播在列宁格勒水电设计院援三门峡专家康宁可夫陪同下乘火车抵达 。26 日亚历山大洛夫局长接见代表团全体成员 , 并介绍工程情况与解答问题 , 陪同参观工地 。 因截流延期 , 27日赴古比雪夫水电站( 此时已命名列 宁一伏尔加水电站 )参观 , 其规模与斯大林格勒水电站近似 , 于29 日上午返回工地 。30 日由工地副总工程师陪同, 一面介绍截流计划 , 一面乘船渡河 、 看龙口 、 监视平堵浮桥。 晚上 , 李团长接见在工地 的奥德萨建筑工程学院和莫斯科建筑工程学院共13 名中国留苏学生 。 31日上午10 时开始抛四面体 , 工区副总工程师向我们介绍截流进展情况 , 至晚间块体抛填已出水面 。 当晚9 时半工地就开了截流祝捷大会 , 会上当日赶到工地的苏联电站部部长巴甫连科向工地提出了下一步的任务 , 工人代表在会上提了保证 , 李团长在会上致了贺词并赠送了锦旗。 次晨巴甫连科与我代表团全体人员共进早餐。
     截流前后 , 我国留苏专门研究导流截流的研究生肖焕雄热情地向代表团提供了技术协助 , 成了我们在工地的技术顾问。 肖与他的指导教授正承担着此一截流工程的研究课题 。 团员奚总是搞施工专业的前辈 , 我是带着问题去学的。 除一般谈之外 , 奚总提出了些有启发的问题 , 我个别找肖、 奚求教尤多 , 靠他们及时指引迷津。 友好国家的盛情邀请 , 不等于会把他们看不见的技术向客人和盘托出 , 何况既有语言之隔 , 又难找到忙碌的主人 。 如果没有知情又知心的肖焕雄 , 我参观此一截流工程之后 , 也会不甚了了 , 也写不出 《斯大林格勒水电站截流工程 》一文 , 更没有尔后与肖教授的截流论辩 。 此点 , 对今后出国考察 , 仍有参考价值。
    斯大林格勒水电站共装机的额定出力为235.5 万kW , 最高可发257 万kW , 为当时世界上投产的最大水电站 , 与我国目前的长江葛洲坝水电站在一个等级上 。 但其挡水前沿总长5km , 土方工程量就达1.5 亿立方米 , 1955年前主要作准备工程 ,1956 年开始混凝土浇筑 ,1958 年就截流并开始发电。 当我国目前嚷着水电站工期长的时候 , 就令我想起伏尔加河上的强力吸泥船和架空的缆斗式的砂石料输送系统 , 30年之后我国还不曾有过相似的生产力。 在工地几天 , 我们陆续地看过些分项目工地和附属企业 。 奥斯特洛夫斯基的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书里的忘我工作精神找不到了 , 同我三门峡工地热火朝天的干劲比起来 , 也差远了。 在工作岗位上的人们 , 显得那么不慌不忙 , 当夜幕降临以后 , 白领和艳裙的人们在衣帽间寄存了衣帽步人暖气洋洋的文化宫。 而那时的三门峡工地 , 晚上十点钟以后 , 住在史家滩的局领导人常常还要拉几个人下工地去走一趟 , 看着苦干着的人们 , 就像服下了睡前的安眠药。 我们还在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青少年时期 , 而他们这时似已进人了成熟期。
    11 月2 日我们乘上游艇 , 游览了伏尔加河的风光 。 顺流而下到了斯大林格勒市（已改名伏尔加格勒） , 这就不能不令人想起苏联国内战争年代的 “ 斯大林到察里津” 和西蒙诺夫小说中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 “日日夜夜 ” 。 观光市容 , 留在我头脑里的是： 到处都有堡垒上面加坦克的纪念碑 , 未知而今安在。 别了 , 英雄的城市。

三 、 为三门峡工程到列宁格勒
   
     代表团在列宁格勒的停留时间为 11月10 一13 日 , 由列宁格勒水电设计院接待。 该院承担黄河三门峡工程的设计任务 , 主要专家曾多次来华 , 并在三门峡工地派有常驻的技术援助专家组 , 此时已回院 , 年夏我曾陪这个专家组考察过我国各地的水电建设达月余之久 , 三门峡工程还在该院派有常驻代表沈崇刚工程师 , 因此 , 我有走亲戚看老朋友的心情。 我们被安排住在欧罗巴旅馆 , 是一个陈设舒适外观较老的旅馆 , 但环境很安静 , 门前有一个小广场 , 场内石碑上有一尊普希金的全身小铜像 , 给环境更增添了一层诗意 。 
    日程的安排是围绕三门峡工程进行的。10 日上午访问列宁格勒水电设计院 , 由总工程师接待 , 由承担三门峡任务的该院水工处长格鲁司金和施工处长耶戈罗夫分别介绍水工和施工方面目前设计情况 。1957 年黄河大洪水冲垮了郑州黄河大桥 , 周总理曾亲临视察 , 我带到苏联去讨论的问题是 , 如果到了设计截流时间实际流量还大于设计截流量怎么办？ 推迟截流时间是我们所不愿意的 , 因为后面的工期安排已经很紧了。 在沈崇刚的协助下 , 耶戈罗夫找出图纸和铅笔 , 在图纸上同我进行了认真研究 。 同斯大林格勒截流平堵抛投法不同 , 三门峡采取的是立堵进占法 , 这在审查三门峡工程初步设计时是我国专家极力主张的。 若实际流量比设计截流量大了 , 原设计的截流抛投体在龙口处更大的集中落差作 用下就不一定再站得住脚 , 这是问题的关键 。 耶戈罗夫提出了双戗堤进占、 分散龙口落差的解决办法 , 即在上游围堰戗堤进占的同时 , 也在下游围堰戗堤处同时进占, 下游戗堤进占形成的扬水盆就消减了上游龙口处的落差 。 当耶戈罗夫讲得我们理解之后 , 我们 “ 啊 ” 了一声而喜形于色。 这在理论上并无奥妙之处 , 讲出来也不难理解 , 单凭自己去冥思苦想就是想不到 , 只能西游取经 。 工程技术 , 实践是第一位的。 不能等到我回到三门峡工地再着手准备了 , 当晚就向三门峡工地通了传经的长途电话 , 我们同唐玄类的时代比起来 , 当时的某些神话已变成了现实。 
    列宁格勒金属工厂承担三门峡的水轮机设备供应 , 参观这个工厂时我注意到了水轮机叶片曲面加工工艺用的是模拟模型的自动化机床。 季诚龙代理团长向厂方介绍了我国 “ 大跃进 ” 中电力工业紧张的情况及发展计划 , 要求厂家及早提供三门峡设备。 列宁格勒电器工厂承担三门峡发电机设备供应 , 在参观该厂时该厂科研所副所长介绍了发电机设计进行情况 , 并建议由我国向苏联国家计委提出 , 由苏计委召集有关单位共同研究统一布置两国平行设计。 在此期间也访问了列宁格勒水工科学研究院和列宁格勒水利设计院 , 部分团员还参观了火电技改分局 。
     好客的主人知道我们初到列城 , 11日和12 日两个上午都是安排我们观光游览。 陪同的是副院长 、 人事处长 、 三门峡专家康宁可夫 , 并临时雇用了一位专业导游员 。 副院长是 “ 十月革命 ” 的参加者 , 导游员则是大学历史系毕业的青年女性 , 整个游程显示了她的知识渊博 , 一开始就表现了她的口齿不凡 。 她说 “ 列宁格勒是好几天也看不完的 , 你们不是自法国来的游客 , 而是来自伟大中国的同志 , 在你们有限的时间里 , 请相信我给你们作的安排。 ”30 年的时光过去了 , 两天合计的一 日游却给我留下了难忘而美好的记忆 。 群岛组成的列宁格勒是我们在苏联境内所到的最北之处 , 比伊尔库茨克还偏北纬8 度 , 但我在室外却脱去了厚皮大衣而无寒意。 苏联的中心在国土的西部 , 是有其地理条件的。 从阿芙乐尔号军艇开始 , 我们沿 “ 十月革命” 攻打冬宫的路线 , 进人冬宫博物馆 , 后来又到革命时列宁的指挥所斯莫尔尼宫 。 留给我的印象 , 不只有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 , 同时有雄心勃勃的彼得大帝 , 为了出海建立舰队 , 彼得以大帝之尊而自己学航海并上车床作工 。 彼得格勒的地名改为列宁格勒了 , 但俄罗斯人并未丢掉这一历史人物的旗帜 。 同莫斯科比较起来 , 列城没有那么现代的高大的楼宇 , 有些街景与我颇熟悉的旧上海的租界建筑相似。 但列城的浮雕和塑像是普遍的 , 若干小中心街景布置得各有特色而美妙 , 墙画中呈现出历史的故事 。 历史的名城 , 美丽的城市 , 导游员讲起来是那么眉飞色舞 , 提起莫斯科 , 她出现的是 “ 不在话下 ” 的神色 , 使我再一次看到苏联人惯有的自负。 列宁格勒吸引我多次把胸前的照相机取下 , 劳驾他人为我留影 。 12日晚 , 列院招待全体团员看了芭蕾舞剧 —蓝色的多瑙河 。 
    11月13 日下午 , 列宁格勒水电设计院院长耶尔诺夫斯基为我代表团举行了茶会 , 互赠了礼品 , 情绪热烈友好 。 但直到此时 , 我还未见到曾常驻三门峡工地的5 位苏联专家 , 于是我提出了会见的要求。 很快波赫组长就前来与我会面了 , 但表情是萎缩的 , 握手之后就主动退回工作岗位去了 。 又一次令我感到他们等级森严 , 至今我还不知我这一举动是否失当。 当晚我们离开了列宁格勒 , 水电 、 水利两设计院的院长和总工程师都到车站送行 。（ 本文摘 自《中国水力发电史料 》总第3 期） 

补充完整：
二、在北京莫斯科航线上
    见到水电部副部长李锐时,他劈头就说:“苏联电站部原来的电报说是我李锐提议要去斯大林格勒参观截流,后来才查明是你们刘子厚同志(刘为我局局长)访苏时提过的。”出于这一缘由,前苏联电站部邀请中国派出水电专家代表团,参观(还有指导的客气用语)斯大林格勒截流工程,费用由苏方承担。由李锐任中国水利电力部代表团的团长。团员还有:水电总局副局长季诚龙,北京院副总工程师、代表团的长者奚景岳,水总专家工作室主任李名播兼秘书、翻译,长办水工处处长魏廷琤,长办三峡工程组长曾留苏的陈纪生和施工导流组长蒋子德。
    出发前在北京作的思想准备,我突出的印象有三。一为中苏关系当时是友好的,但在战争与和平上已开始出现看法分歧,勿作争论。二为前苏联社会上有酗酒醉鬼，见到中国人可能来给你讲友好而纠缠不休,要回避。三是一个现实因素,前苏联图104飞机首次空难事故,以郑振铎为团长的中国访阿富汗文化代表团不幸遇难。而我们这个代表团是原拟购这班机机票不成而被推向下一航班的,大家要镇定一下惊骇的情绪。
    10月21日凌晨,我们代表团登上了图104第12次班机,离开北京起航了。前苏联的空中小姐送来了吃的,生火腿片、沙丁鱼罐头令我有点难以下咽,我这才懂得上海的俄国菜馆是迎合中国人口味的。向下望,地球表面有一块大大的璧玉,有人在说这就是苏武牧羊的贝加尔湖。听见在报告气温零下摄氏50度,快在伊尔库茨克着陆了,注意望一望外景,这才真可谓“千里冰封”呵!在进入机场候机室的途中,刺骨寒风吹掉了我头上的礼帽,真悔恨不该戴这个招风的洋盘。飞机继续在西伯利亚上空航行,清一色,没啥看头。在鄂木斯克第二次着陆后因下一站莫斯科的气候原因而受阻。两小时后再听消息的声音,在32小时之内接连出现了16次,在此期间怎能安睡。再次起航后,以为可以顺利抵达莫斯科了,殊不知到莫斯科上空后气候仍然不良,飞机在上空作盘旋,在机室外,可以看见碎雨般的云雾。望望每个乘客的面孔,在肃然嚼糖,李名播头上冒出豆大的汗珠,我的心也很悬,在准备着某种事态的可能来临。飞机终于在莫斯科伏努可夫机场着陆了,机场时钟是22日下午5时,看一看自己的手表已是23日1时了。我们已航行了时差8小时的距离,这是一次不愉快的航行。

三、在活动的中心莫斯科

    到伏努可夫机场迎接我们的,是前苏联电站部部务委员技术司司长、对外司副司长、技术合作处处长等人和我大使馆的同志,接待住北京饭店。次日代表团去我驻苏大使馆报到,会见张化东商务参赞。下午前苏联电站部副部长斯米尔诺夫和契诺夫接见代表团全体成员,接见时在座的有水电建设总局局长、对外司副司长、技术合作处处长等。这位处长是我在上海电管局会过的我电力工业部的前苏联专家组组长马雅可夫斯基,那时在我心目中的大权威,此时处于第三层次,使我感到前苏联有点等级森严。但以后到各处去时,对我代表团的接待,都感觉到是够规格的、热情的。晚上在餐厅里就餐,邻桌走过来一位和善的中国妇女向我们打招呼,这是我卫生部部长李德全。我们问她到莫斯科多久了,她说“两百多年了”,当她见我们的诧异神情时,紧接着补上“在我国,现在不是一天等于二十年吗?”大家一阵子“哈!哈!”富有幽默感的李大姐把大跃进玩笑开到了异国。
    李锐在这次过海关时,身穿整洁西服手持红派司,但他的行李中有热水瓶、辣椒和四川榨菜。他不是一位道貌岸然的部长,到他房里品茶时,他穿的是彩条睡衣,当我谈起砸生铁火炉和铁锅来搞所谓的炼钢时,他不但不回避,反而在我们面前公然指责。更有甚者,他主动谈起对吃饭不要钱的反感,说如果部机关吃不要钱的大锅饭,他就自己带饭吃。当时我想这种谔士品格,也许是毛主席通信秘书所需,使我困惑的是,一位副部长怎可在下属面前无所顾忌?
    莫斯科北京饭店我们所住楼房的服务员,是一位快活的绕舌的长裙老妇。当时前苏联是兴小费的,为节省外汇,我们一到就赠送了北京工艺的小礼品。老妇似乎在精心照顾自己的孩子们,一次我见他和陈纪生两人在笑,我插进去问纪生笑从何来?纪生说,她说我们的代表叫“娃娃代表团”,我们的李团长也只有二十多岁。老妇见纪生说完,又用眼睛转向我笑一笑。李锐当7时是40岁,但是,在俄罗斯人眼里,我们都比自己的年纪小。不仅如此,全程陪同我团的,是前伏尔加工程局局长阿格巴波夫,类似我国如今退居二线的老干部,是参加过“十月革命”又经过党送去作专业培养的一代。他送给我的一只苏制计算尺至今还在我的身边,使我常常想起这一位头戴鸭舌帽、身着厚呢大衣、嗜好伏特加、话必想当年、不时发牢骚的老人。在尔后的行程中,迎接我们的,还有一些“十月革命牌”的人。我们代表团的成员,绝大多数在“十月革命”时尚未出生,在这些老布尔什维克眼中我们确是娃娃,但现在多已垂垂老矣!10月23日阿格巴波夫陪着我们“娃娃代表团”离开了莫斯科,赴斯大林格勒工地。
    由斯大林格勒回到莫斯科是11月2日下午,住乌克兰旅馆。这个旅馆当时也是接待中国上宾的,几天中就碰上了我在上海电业工作时的两位领导人,纪康是在维也纳国际工联任职的归国途中,李代耕部长助理是刚到莫斯科的以顾卓新为团长的中国经济代表团的成员。这家旅馆留给人的印象,不仅是高层建筑,而且更富有异国风情。难忘的是红场观礼之日,错过了买热狗的机会,观完礼后感觉到又冷又饿。知道乌克兰旅馆底层是对外营业的高级餐厅,约了纪生等几人去享受节日美餐。灯光是柔和的,陈设是高雅的,音乐是轻松的,还有钢琴伴奏的时装艳丽的献唱者在献唱。但侍者拿来的不是菜单而是饮料,我们不好意思不要饮料但也急于要了菜单点了菜。一催不上菜,再催也不上菜,从进入餐厅到食品进入口中,时间在一个半小时以上,饱尝了饥饿的滋味,而简单的一般的菜,摊到每人头上是50多个卢布。纪生后来说,这是有钱人谈恋爱、搞交际的高级场所,钱是花来买环境与时间的,侍者过早上菜就是催客早走,是违规犯忌的怠慢客人之举。理论说得对,可留苏的中国学生在前苏联还未实践过,这次碰上了,难免事后方知。
    从斯大林格勒回到莫斯科后办的第一件事,是11月3日由季诚龙出面去前苏联电站部商定代表团下一步的访问参观计划。我们原来很想参观前苏联当时在建的最大的西伯利亚布拉茨克水电站,但李团长早就提出过我团在苏期间的活动原则为“客随主便”。苏方的安排未包括布拉茨克,也只好算了,据说当时布拉茨克施工工地有劳改犯,对中国兄弟也还存在保密的必要性。这天晚上招待全体团员看了全景电影,够刺激的。记得在入场时李锐阻挡了我一下,低声对我说“让老同志季诚龙先走”。季诚龙在延安是来自上海的工人党员,延安抗大开创期间就以季凯之名是政治工作人员了,建国初期又是全国电业学唐山电厂的厂长。李锐这一即时之举,既使我自愧没老没少,又使我感到他这人,事无巨细都如此直截了当,一般领导同志都是事后背地指点的。
    4日、5日两天,访问了莫斯科水电设计总院、莫斯科水工设计院及其科学研究所,都是院长和总工程师接待与陪同。莫斯科水电设计总院总工程师瓦西林科不久前曾随前苏联电站部部长访华,李锐曾约请他对中国大跃进中的水电建设多加指教,在该院的座谈,是为此而有准备的专题座谈会。我总的感觉是他们对我国的大跃进持疑。总工程师、院长、总地质师三巨头讲话的要点大致归结为:1.李锐提出的问题很复杂,是具有革命性的问题,对习惯于按程序和规章工作的他们来说是难题;2.没有规划就施工不行,上一次李锐来苏时就介绍过了;3.对于有疑虑的坝区要及早放弃,要修建的必须全面进行勘测设计工作;4.不容许忽视施工质量,必须保证机电设备的及时供应,这对中国是个重要任务,但重视得很不够。总地质师直截说出“中国在快速发展中会遇到困难”。这一归结是骨头,他们的讲话则是建设性的。座谈完了,他们又当场宣布李锐为他们水电学会的8名誉会员,并把铜质小会章别在李的胸前。此行中我已了解到前苏联已翻译发表过李锐的若干文章。在前苏联,李锐已是中国水电的名人,就无怪乎把刘子厚也误成李锐了。前苏联电站部部长巴甫连科继11月1日在斯大林格勒工地接见代表团全体人员并共进早餐之后,于5日上午又在莫斯科接见李团长,李代耕、季诚龙、李名播参加,答复全力支持我们提出的有关设备问題。访问莫斯科水工设计院留下的印象是,他们对跨流域引水还在设想和初期科研阶段,而在水力学试验方面是颇有成就的。
    我们初次来莫斯科的部分团员,6日进行了节前活动,安排我们游览了克里姆林宫及莫斯科画廊。在克里姆林宫的心情类似朝圣。在莫斯科画廊里则是进入了油画美的世界,好几幅名画一映入眼帘之后,就历久不灭。一个人一生用了25年时间,虽然还未作完一幅画,我想在他弥留之际,感觉到的也会是满足。节前之夜,前苏联电站部招待我们在莫斯科大剧院观看了芭蕾舞剧《天鹅湖》。现在的青年对红场是漠不关心的,但在50年代的中国青年心目里,红场比我们的天安门还要神圣,其实红场哪有天安门广场的气派,不过是一段宽街。当时红场挂的领袖像,已经是同时悬挂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像了。11月7日我们被安排在紧邻列宁墓右侧的观礼台高处,赫鲁晓夫等领导人在列宁墓上(相当于我们的天安门城楼上)走向两侧向观礼的人们招手致意。这在当时,是难得的殊荣。这些领导人的面型体态,并不陌生,我们在国内常常见到前苏联主要领导人的影像,因为那时的中苏关系是密切的。
    代表团在节后的活动,是由我驻苏大使馆安排,会见在莫斯科的中国留苏学生,地点在商务参赞处。8日是由李团长向全体研究生作国内形势报告,并当场解答留学生所提出的问题。在那个时期,我国培养高级建设人才主要是留苏,只是莫斯科的研究生就已济济一堂。看见一张张朴诚的亲善的面庞,是那么关心着自己的祖国,会场的气氛是热烈的、活跃的。会见超过预计的时间,持续到下午1时许,留学生们是带着满意神情离开会场的,有的人很欣赏李团长敏捷而得体地对答若干难题。9日会见的只是在莫斯科的水利水电方面的中国研究生,仍在商务参赞处。先由我向他们介绍黄河三门峡工程建设情况,后由魏廷琤、陈纪生介绍长江三峡工程设计工作进展情况。好学、好问、好辩、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显得颇为老练的魏廷琤,与我年岁相当而有不同经历,是个半路出家的,原来学的是社会科学,跟林一山当一段秘书之后就转向了专业,他在会上的谈吐,显示出他已经自学成才。
    9日晚上代表团的活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前苏联电站部由普罗宁和加洛其全出面,在北京饭店宴请李团长及全体团员以示他们的邀请结束。回乌克兰旅馆后,李团长召集会议交待今后代表活动中应注意的事项。当夜,李团长留莫斯科候次日班机回国,李名播留莫斯科协助李代耕部长助理工作,其余团员乘红箭号火车赴列宁格勒。此后的代表团是费用自理,季诚龙代理团长,陈纪生兼秘书、翻译,李桂芬工程师在苏实习期满随团协助翻译工作。代表团14日返回莫斯科时,前苏联电站部对外司仍派处长迎接,并协助当天转哈尔科夫。
    11月17日我像一只失群雁单独回到莫斯科,靠商务参赞处负责三门峡工程设备工作的陆兆鸿接待。在莫斯科两天停留期间陆的工作正忙,晚间陪我,白天由我自己去游莫斯科。我在莫斯科旅馆内向三门峡挂过一次电话,约十多分钟后就听见了张海峰的声音。我不通俄语且俄文市图也看不懂,怎能只身观光全市?靠的是环形地下铁路。从我住处到地铁和平站,是不
会迷路的;每个地下站均各具有各自的民族建筑风格,我记住了和平站的建筑特点就不怕从环形路内回不到住处;我离开地铁,到地面去观光市容。莫斯科街上的汽车已经多到了全都摘去了喇叭的程度。在街上,看了忙碌的行人,也看见了状似颓废的悠闲的青年男女在那里接吻,还有瘦小的老头在拾破烂。商店里的生活用品是十分单调的,衣服都是如我们50年代所见来华的前苏联专家穿的大裤脚类的,日用百货品种是单一的。

四、参观斯大林格勒水电站截流

    我们在工地的生活,是由一位名叫卡萨的妇女料理的,她是中国来访者的老朋友,经常给我们吃伏尔加鱼子。吃饭是在一张约可坐二十多人的长条餐桌上,波兰电站部代表团的一位副部长一位处长经常与我们同桌共餐,卡萨对他两人也并无怠慢。有一天同桌出现了几名前苏联军官,为首的是少将军衔。他们向中国同志又是敬酒,又是寒暄,畅叙两国人民的友情,对两个波兰人则视而不见。当他们知道这两位是波兰人之后,少将发话了:“我参加过解放华沙的战役,并在华沙驻过防,现在我还记得,华沙的姑娘真好。”呵!这个大国沙文主义分子!我若是波兰人,何地自容?回不过神来。这时李团长平静地对我们说:“我们给波兰同志敬酒吧!"国际友谊的气氛立即转入了中波之间。

六、乌克兰的尾声

    我们到乌克兰去主要是参观德聂伯河上的正在施工的克里门楚克水电站,前苏联在战前即已开始开发德聂伯河。11月14日经莫斯科于下午2时飞抵乌克兰的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由乌克兰水电设计院接待,当天下午该院院长库兹涅佐夫就给我们介绍了该院情况和克里门楚克工程设计,并由副院长康及协夫斯基陪同我们参观了城市及工厂。
    当晚11时20分乘火车去克里门楚克工地。在出发前由代理团长季诚龙召开全团会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抵苏以来的第二次思想及生活作风检查会,第一次是11月2日晚间开的。当时我们所有的团员都很自觉自爱,组织性纪律性很强,并能互相帮助,毫无违规逾矩情况发生,会都开得轻松愉快,但团长还是抓得很紧的。
    15日上午抵克里门楚克,由副局长金门接待,代理局长兼总工程师斯特罗科夫介绍德聂伯河规划情况和克里门楚克工程情况。在索夫隆努夫工程师陪同下,参观了主体工程、附属企业及机组安装,看来工程已接近尾声。16日下午我们由克里门楚克乘火车回到了哈尔科夫。
    11月17日代表团将赴南方梯比利斯和亚美尼亚继续参观。代表团后来于23日返回莫斯科,于28日全部安全返回北京。由于我要赶回参加三门峡截流,我只身先于代表团离开哈尔科夫乘机返回莫斯科。正在此时,我产生了出国旅行不应有的疏忽,登机后被检查出身上未带护照。幸好送行的陈纪生尚在,经他向机场值班人员说明我们是中国水电代表团后,允许我们返回旅馆寻找护照。我俩驱车急驶回旅馆,在我住房中桌屉内取得护照返回机场,我看手表,全机乘客已等候了1个小时,我连声致歉。当时中苏之间的友好情谊,于此可见。
    返莫斯科后停留了两日,从莫斯科夜间起航,在西伯利亚上空东航正值黎明,前面望旭日东升,下面是云海汹涌,瞬息万变,不似在人间。在伊尔库茨克转了中国航班返北京,像是提前踏上了祖国的国土,机上的工作人员也像在欢迎久别的亲人,飞机在乌兰巴托中途着陆后继续航行,他们就让我进入了驾驶仓。天气晴朗,下面是沙漠,下面是长城,那是张家口,呵!北京就到了,使我一饱眼福。归程同行者有前苏联人、波兰人、蒙古人民F共和国人、只有我一名中国人。50年代初期学的一点俄语,只会“同志”“再见”“谢谢”几个词了,幸好阿塞尔拜疆一位访华的宗教界朋友与我都还会一些德语的单词和简单句,在这临时的英特纳雄耐尔小社会中,过得并不沉闷,在鸟兰巴托机场,我们还互相摄影留念。这算是对提心吊胆的去程作了补偿。

七、后话

    我回国之后因受李代耕带信之托次日就去李锐办公室,适值人事司长孙石在座。李指着我对孙说:“不要看他穿得这么好,是刚从外国归来的,身上穿的大衣还是借来的。”随李团长一行,感到他讲起话来,真是入木三分。1959年庐山会议后,我所在的广西西津水电工程局在“反右倾”运动中也批过李锐,因为在庐山会议前他到过西津工地,看了工地工人的生活情况就说:要是在外国,他们给你干个鬼。”我少不了是要站出来划清界线的,人云亦云,上纲上线,有何难哉!但我现在对李团长的忆述,仍属新闻。当前些年我见到《龙胆紫集》句“依然一个旧灵魂,虽曾风雨几度经”。对照往事,颇能过目成诵。
    水电界的前辈奚景岳在此行中言语不多言多幽默,1980年我在北京已参加过他的追悼会。据我所知,其他成员均还健在,见此回忆,希不吝提出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