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三峡工程,回顾半个世纪》（2000年1月）
作者： 翁长溥 《红水河》出版日期2000-03-30
【首先发表在《红水河》第19卷第1期2000年第1期。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面向21世纪中国电力可持续发展研究》一书收入“优秀论文选编”。《面对三峡工程，回顾半个世纪》被《面向二十一世纪中国电力可持续发展研究》第488页至493页全文刊载，书附有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请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研究院、中国环境出版社联名的“优秀论文著作证书”。中国科技与人才开发中心发过此文入选《中国科教兴国战略文库，社会科学卷》的通知。(《花甲颂》P25)。又收入《论三峡工程》翁长溥著P48-P61】
我少时 ,家住在四川省资阳县临江寺的禹王宫内 ,上的资阳中学 ,因反轰炸疏散到昆仑渡的禹王宫内 ,距家 10 km。星期天回家 ,金山寺渡口为必经之地 ,每看见沱江边高耸的崖壁上刻的金山寺三个大字 ,就会令我想起川剧中“白娘子水涌金山寺 ,法海和尚镇河降妖” 的故事。 我年逾古稀离休时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回忆录《恶水缘》。我离休后耋耄之年 ,回顾我五十年来参加有关治水的若干往事 ,以供决策总结参考。
1. 五十年代我曾醉心于单纯依靠现代工程防洪
1948 年 ,谢家泽教授到上海同济大学担任坝工学和水力发电学教授时 ,我担任他的助教 ,协助传授西方在这方面的现代科技。上海解放后 ,为服从党的工作需要 ,我一直在企业里担负党政领导工作。 建国初期 ,我耳朵里经常听到“人定胜天 ,要高山低头 ,叫河水让路” ;脑海里也经常闪着美国的鲍尔德、 大苦力、 苏联的古比雪夫、 斯大林格勒这些工程的名字。1956 年初 ,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开过后 ,黄河三门峡工程和新安江水电站要开工了 , 我提出技术归队请求 ,到已调北京的老领导同志那里去。1956 年 9 月 ,我怀着当今大禹治水的豪情 , 奉调到黄河三门峡工程局任技术处长。该工程的首要任务是防洪 ,其次是发电。1958 年初在“大跃进” 的形势下 ,又听说我局很快将把主力转战长江三峡。 当时我以欣喜的心情 ,在日记本上写下:
鲍尔德 ,中国人民定超越。
圣人出 ,滔滔黄水变清澈。
到那时 ,举杯共饮庆功酒。
奏凯歌 ,同往大三峡进发。
认为依靠现代筑坝技术 ,控制住黄河之后 ,再控制住长江 ,就解除了我国洪灾的心腹大患了。
建设拦河大坝 ,难点是要把天然河水改变为通过已建工程下泄 ,难在截流 ,并随着截流流量而增大。我一进入实际工作 ,就被摆在难点上 ,局党委叫我任截流准备小组组长并派往苏联考察。黄河三门峡的截流流量在国内是破历史记录的 ,1958 年实现了“锁住黄龙” (中央电影纪录片片名) 。接着 1960 年我又主持了比三门峡截流流量更大的“斩断郁江” (广西电影制片厂对西津水电站截流的片名) ,详见 《中国水力发电史料》总第 25 期和第 4 期。我那时还写了论文:《斯大林格勒水电站截流工程》登载《水利水电建设》杂志 1959 年第 6 期 ,在 1998 年 9 月作家出版社《李锐日记》 (出访卷)中还全文收入;《对我国立堵进占截流若干问题的看法》刊登在《水力发电》 1964 年第 4 期。
经过学习、 实践、 再思考之后 ,我的决心之外又增添了信心 ,醉心于依靠高坝大库防洪 ,坚定不移 , 并希望早日再显身手。
2 六、 七十年代我的反思与醒悟
有了壮志和信心之后 ,还要继续走着瞧。
60 年代初 ,三门峡工程拦洪蓄水后 ,发生了库区泥沙淤积 ,严重威胁了西安市 ,以致不能再按原设计蓄洪。这使我想起 1958 年 8 月 ,我同北京水电设计院总工程师崔宗培、 赵人龙等难忘的晋西北万家寨之行。一阵不大的雨就使前后道路中断 ,迫使我们夜宿鄢家圩。次晨 ,我们一行人含苏联专家 ,都舍不得用水洗脸。察看黄土高原 ,大地上遍布光秃秃的历史大冲沟 ,心存惊吓。后来我回到偏关县查阅县志 ,却得知宋朝杨六郎镇守三关时 ,偏关尚有森林密茂的记述。 我当时感到了生态破坏、 水土流失很严重 ,但我过去看到的黄河流域规划报告 ,只叙述了一般性水土流失 ,并认为经治理是可以很快见效的。 我也就相信上级结论 ,等看效果了。得知三门峡工程初期蓄水情况后 ,我想 ,原在黄河下游筑堤防洪 , 但堤随淤沙而不断加高 ,成了地上河 ,堤溃就具有毁灭性了。我原以为建成三门峡工程后 ,就圣人出、 黄河清 ,根治水患了 ,殊不知很快就使水患转向了上游。此时正经历了庐山会议后出现的全国性的困难时期 ,因而引我反思 ,对人定胜天急于求成 ,应冷静深思。
1964年 ,西津水电站发电时我兼任厂长 ,由于电力负荷很低 ,采取低水位运行 ,已移民搬迁人数 , 只有设计数的三分之一。困难时期的粮食问题教育了我 ,230 MW 的水电站设计移民数达 90 000 人之多 ,我想降低库区防洪标准以减少移民搬迁人数 ,但防洪论者还要提高防洪标准。因此 ,我用 1 年多时间 ,多次请横县移民办公室的同志陪同到库区沿江沿沟和移民安置点去调查访问 ,并查阅《横县志》。 于 1965 年 3 月写出了《郁江西津水库区人民群众历史上如何对待洪水的调查》。此件 ,于 1980 年作为我论文的附件报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成立大会 , 于 1991 年在我报给邹家华的《三峡工程的正常蓄水位不宜超过 160 米》 中再次列为附件。兹举数事:库区移到青桐乡去的移民 ,愿丢掉自己的新房和不受淹的耕地 ,搬回库边每年必淹之地搭蓬而居。我问何故 ? 据答 ,洪水淹到的地又厚又肥 ,一亩产量顶青 桐乡的三亩 ,能得一季就够了;我问莲圹富乡 ,为何常被洪水淹的地反而更富 ? 据答 ,洪水来前早稻已收 ,晚稻多备些秧苗 ,淹了再插 ,损失有时也难免 ,但 十年中平均能收八、 九年 ,洪水还总是带来潮泥肥田 ,这里一亩地顶别处两亩多 ,怎么不富 ? 西津至南宁沿江城镇的主要街道 10 年一遇洪水都被淹 ,沿沟少数自然村 3 年一遇洪水就被淹 ,我访问一个民家 , 他指着墙上一条刻痕上有道光某年说 ,以后洪水未曾超过此线 ,墙又是泡不垮的 ,再指着顶上阁楼说 , 泡不得的东西都放在上面 ,洪水来时多煮点饭 ,一家人上楼去吃几天冷饭 ,水退了就下来 ,躲出去反而食宿不便。从而促我思考 ,沿郁江两岸属丘陵间沟壑地带 ,不像黄河溃堤 ,席卷田庐人畜皆去 ,谈虎色变。 因而 ,此区不宜完全沿用黄、 淮治水之法和防洪标准 ,不能抛弃人民群众传统的适洪经验和群防自救的社会机制。
“文革” 中 ,我被下放到广西龙江拉浪水电工地长期劳动受审 ,从顶峰跌到深谷 ,不可“乱说乱动”我以往买的马克思、 恩格斯原著 ,因工作很忙 ,无时间读 ,现在有时间读了 ,又不犯忌。不惑之年认真学习若干原著 ,加深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 ,扩大了眼界提高了思维能力。对于立志改造山河的我 ,则牢牢记住了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的一段话:“我们决不要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 ,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 , 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黄河史已充分体现了自然界的报复。
1972 年我复出工作 ,在广西革委会生产指挥组 ,要我审查南宁市防洪堤工程 ,按 1968 年洪水标准设计 ,工程投资 3 600 万元 ,投资正与该年洪水损失相当。我先是沿 24 km 的防护河段查看被淹区 , 得到的印象是一根木头也不会被飘走。我认真追问 ,付诸东流的财物 ,一文钱也说不上。洪水损失是来自工业产值 ,由于交通阻断和电力供应中断使工厂停工折合成的产值损失。洪水损失用产值损失 , 是经济观念上的错误 ,产值成本中的原料、 能源、 设备折旧等并未消耗嘛 ! 显然是夸大了。当时我想 , 政治挂帅 ,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就是政治 ,防洪打的是政治牌;经济是吃国家财政的大锅饭 ,各行各地争着吃;主张者既可钱权在握 ,政绩又可立竿见影并久立于世。我不能把防洪堤搞吹了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 ,泡水损失也是加大趋势 ,它对广西首府的发展总是有用的。但我对争项目算账 ,心中有数了。
1973 年 8 月 ,派我去博白县等地现场考察史无前例的南流江洪灾。我写有《清平乐》 纪实一首: 毁林缘故 ,
南流沙无数 ,
故道淤塞河寻路 ,
洪逼人蛇共树。
察勘不辞炎辛 ,
胸怀灾区人民 ,
屈客推船屡屡 ,
满腔治水豪情。
我要乘船察江时 ,县里劝我只在岸上看就可以了 ,我坚持既来了 ,岸上江中都要看 ,才给我找来一条小船。我认为南流江曾是广西通海的捷径 ,太平天国时期曾取代西江出海 ,8 月正是丰水期 ,我乘坐的小木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实际是在大热炎天迫我不断下水去推船。看来 ,原河槽已经淤满 ,虽属丰水期 ,水面宽了水就浅了要推船了;来洪水就上岸了;来特大洪水就人蛇共树了。这显然是由于上游森林遭到人为破坏造成的严重水土流失所致。流域面积内的玉林地区古称郁林的南流江 ,也蹈黄河覆辙了 ,那长江呢 ? 治水还需治山 ,水土保持是根本之道。
1975 年 8 月 ,淮河上游为防洪而修建的板桥水库发生了垮坝事故 ,一下淹死的人数之多史无多见 , 自然界报复得太惨了。我看《岳飞传》时 ,得知岳飞出生时 ,听到谈虎色变的黄河洪水来了 ,岳母立即把他放在木盆内 ,初生婴儿还可飘泊得生 ,这是由于人们有忧患意识。板桥建坝防洪却淹死那么多人 ,教训实在太深刻了 !
经过六、 七十年代以上这些实践和反思 ,我认为 ,高坝大库防洪仅是防洪手段之一 ,要因地制宜 , 慎重从事 ,不可片面追求。
3 八十年代我让水利部在红水河规划问题上碰了壁
70 年代末水利电力部在全国提出了十大水电基地 ,我在广西主持了其中之一的红水河水电基地 的综合利用规划工作 ,至分为水利和电力两个部时 , 已基本完稿。1980 年 6 月 23 日 ,广西区党委第一书记乔晓光亲自找我 ,说水利部对我主持的红水河规划已有文件报至国务院 ,主张防洪为主的方针 ,问我看到没有 ? 有何意见 ?
我到广西区政府去查出水利部[80 ]规字第 55 号文抄件 ,认为这是面向上层决策者的假、 大、 空话 , 原水利电力部时期的大藤峡水电站在文中已改称水利枢纽 ,其防洪范围竟包括了南宁市和湘桂铁路等。大藤峡在桂平县 ,由桂平县江面到南宁江面 ,要上爬桂平、 贵港、 西津三个梯级 ,怎么大藤峡水库能为南宁防洪服务呢 ? 湘桂铁路在大藤峡库区流域范围内 ,水库壅水只会对铁路带来威胁。
红水河是河流下切形成的河床。都安县水文站的洪枯水位实测最大高差达 53 m ,有的河段枯水河 宽仅 40 m ,水深则有 80 m。1973 年 11 月广西有关 领导同志全河勘察时 ,纪实诗有“河低难灌溉 ,滩急苦航通 ,水足不能饮 ,鱼肥亦是空” ,红水河本身不存在防洪问题。但红水河规划为下游的浔江、 西江、 珠江等提供了很好的防洪条件 ,把水电部原定的龙滩正常蓄水位 330 m 提高到 400 m ,就增加了很大的防洪库容(见《恶水缘》 第 195 页) 。红水河中下游的径流式电站都怕洪水 ,因为尾水升高 ,电站水头减小 到一定值 ,就不能发电 ,这是自然而然的综合利用我逐条摆事实讲道理地对水利部文件进行分析 ,于 1980 年 7 月 11 日写出七千字的《评水利部对大藤峡、 龙滩工程的意见》 ,回答了乔晓光同志的问题。
其后我又将“意见” 抄送曾经陪美国水电代表团考察红水河的电力部副部长李锐。所得到的反应 ,完全出乎我的意外。7 月 26 日电力工业部党组就把我 《意见》 全文转报给国务院总理并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 ,抄报各委并书记处各同志。报文中有“此文较长 ,但很值得一看”、 “颇有较为广泛的意义” 等语。
由于水利部的文报到了国务院 ,我的《意见》又转报到了国务院总理 ,1981 年 10 月 6 日至 13 日 , 国家能委和国家计委在北京召开了“红水河综合利用规划报告” 审查会议。会议邀请我作为特邀代表出席 ,我再一次摆事实、 讲道理 ,说明自己的观点。 同年 11 月 24 日国务院批复 ,同意了两委审查会议的报告。
1980 年 9 月至 12 月我在电力工业部机关临时工作时 ,曾叫我准备代表电力部去参加小平同志提出的三峡工程讨论会(后未举行) ,我集中时间读遍了部存的有关文件资料 ,从而得知了历史上各家对三峡工程的不同意见 ,引我思考。我也得知 1979 年 在伦敦和纽约出版了《人类防洪》一书 ,介绍其基本内容是 ,“防洪工程失事在增多 ,防洪工程投资在减 少 ,非工程防洪措施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 ,人们不再 仅仅简单地企图控制洪水的物理能力 ,而是以更大的注意使人类适应于他们本身的洪水环境”。这同我前述的二十年来的反思何其相似 ,这不足怪 ,中华民族的防洪历史与适洪经验 ,远较欧美既久且富。现代工程防洪的先驱者在反思了 ,因为逃不出恩格斯所指出的客观规律。所谓的资产阶级专家 ,不只考虑自己的利益 ,而在关心人类的前景。但是 ,80 年代初我国的治水方针还在大力宣传从治黄、治淮中总结出来的“堤库结合”、“蓄泄兼施”、“流域性控制工程”等 ,为促长江三峡工程早日上马也。我针对此 ,写出了《关于我国现代化建设中防洪方针问题的探讨》一文。这篇以中外古今事实写给各级水政主管者、决策者、学者看的九千字长文 ,此文和前述《意见》均已编入拙著《论红水河开发》一书。
4 九十年代初我认真求实参加三峡工程预审
1985 年 5 月 7 日我曾写信给李鹏转胡耀邦、赵紫阳 ,反映当时把三峡工程吹得过热 ,论证工作又排斥马寅初式的学者参加。我当时得到的回复 ,他们均已阅。1991 年 1 月 ,我接到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办公室的聘书 ,聘请我为“工程规模、 枢纽建筑物与施工” 专题预审组专家。本专题组于 1991 年 1 月 31 日至 2 月 7 日在宜昌市召开了第一次会议 , 我被推选为“工程规模”小组召集人 ,主持了工程规模的第一次预审。焦点是正常蓄水位是选在 175 m 还是 160 m ,预审专家的意见是分歧的 ,关键在能否满足荆江河段防御 1870 年洪水的要求 ,按此条件要增加大量的库区移民。
会后返家 ,我重读了论证领导小组向国务院汇报编写的《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关于三峡工程论证情况的汇报》 (以下简称《汇报》 ) ,并抱病日夜研阅 从会上带回的一大堆文件资料 ,遍阅各家之见 ,并据此线索到处查找防洪资料 ,为第二次预审会议作好 了二万多字的书面准备 ,我认为要指出《汇报》中部分内容是不科学求实的。今举档案全在却鲜为人知 的下例三事:
第一 ,对待孙越崎:《汇报》一开头就称 ,是以中发[1986]15 号文为根据的。该文中有“要注意吸收不同观点的专家参加 ,发扬技术民主” ,论证领导小组聘请了孙越崎为特邀顾问。孙越崎在40年代任资源委员会主任 ,主持同美国垦务局合作进行过三峡正常蓄水位 200 m 的工程勘测、设计、研究。国民党政府要孙把资源委员会迁往台湾时 ,我党争取到了孙把资源委员会留在大陆。孙受聘时任全国政协常委、 经济建设组组长。他不是挂名 ,96 岁了还亲自写出四万字的《关于长江流域综合治理和三峡工程问题》 ,此文很值得一读 ,其观点是“违反自然规律 必将受到大自然的惩罚”,他指责近代对长江犯了三大错误 ,性质都是围湖占地、 转嫁洪祸。我对此见甚感亲切 ,因为我早在 1948 年就读过水文学教授江鸿的《刨天佑垸议》 ,主张那时洞庭湖中围了的天佑垸应该刨掉。孙老因此积怨被诬。
第二 ,对待国际:《汇报》的后部分提到 ,国务院领导同志曾向美、加等国和世界银行表示 ,欢迎他们在三峡工程的技术和资金方面进行合作 ,1986 年 5 月我国政府与加拿大政府签订协议 ,由加方赠款 ,组织外方咨询专家与国内平行地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加方推荐正常蓄水位为 160 m” , “世行考虑移民的艰巨性和经济的合理性 ,表示不支持采用比 160 m 更高的正常蓄水位”。加、美为世界上以高坝大库开发大河最有经验的国家 ,也是三峡建高坝最早同孙越崎的合作者 ,世界银行同全世界在这方面有评审经验的资深专家有合作关系。按国际惯例 , 国外编制的可行性报告应与我国内编制的可行性报告进行平等比选 ,评选者由签定协议的双方在国际权威专家中商定 ,然后再由双方决策。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是国内编制可行性报告的提出方 ,竟可以否定引进技术与资金的、与国内平行的、国际合作成果 ,在《汇报》中交代了之。这是十年前的形势使然 ,在我国即将进入 WTO 的今天 ,对此能不感到愧赧 ?!
第三 ,1870 年洪水的灾害:我从陆钦侃家里找到的《三峡论证会资料第二集第四分册》 中发现了史志原文。1870 年即清同治九年岁次庚午 ,四川各地生命财产损失的灾情记载十分详实惨重 ,两湖找不到此类记述。而《汇报》对四川灾情却只字不提 ,称两湖平原“损失十分惨重” , “洞庭湖区受到毁灭性灾害”。 《汇报》 不只排斥国内外专家之见 ,“长办” 自己 的基层工作人员跑遍有关省查阅地方志 ,甚至到故宫查阅地方官员给朝庭的奏折得出的详实史料 ,也弃而不用 ,而以想象两湖毁灭性灾害惑众欺上。《汇 报》还威胁说“如果再发生 1870 年那样的大洪水 ,必将造成干堤溃缺 ,特别是不可避免的要有大量人口死亡 ,这是个重大的政治问题”。须知 ,1870 年属 4000 年一遇洪水 ,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农村防洪标准也只20 年一遇 ,1870 年两湖并无人口死亡记载。 实测的长江中下游历史最大洪水为 1954 年洪水 ,武汉水位还高于 1870 年的水位 2 m ,淹死人口的统计数为 4 982 人 ,只相当于前述板桥垮坝死亡人口的 四十分之一。
我既受聘就要尽责 ,因此作了二万多字的书面准备 ,以参加第二次讨论。5 月 25 日 ,本专题组在北京海淀区翠宫饭店开第二次审查会议 ,大组新组长侯捷说 ,工程规模不要再讨论了 ,当天就宣布散会。
归程途中我想 ,我毕生从事此一事业也费了很大力气很长时间才搞清楚。以 1870 年洪灾而论 ,以我所见 ,只有 96 岁的孙越崎提到了灾在四川 ,因为他有时间去翻遍材料堆也。5 月 28 日一回到南宁我就写信给李鹏总理 ,得到的回复 ,是叫我书面报给邹家华副总理。我赶写完《三峡工程的正常蓄水位不宜超过 160 m》 (17 000 字 ,附注引文 39 处) ,一开 头我就开宗明义“我赞成三峡建坝 ,但不赞成如此不切实际的过高过急的片面追求”。于 7 月 1 日建党七十周年之际附信寄邹 ,信中对论证领导小组有“不是科学求实 ,而是任意打政治牌” “实处于裁判地位” “迹近蒙骗中央” “党风可虑” 等用语。
随着市场经济在我国的进展 ,我又针对三峡工程追求过高的防洪标准撰写了《对防洪问题的几个基本观点》的学术论文 ,在 1996 年 9 月的《计划与市场探索》 杂志上发表。
时至 1996 年 10 月 6 日 ,我才从报纸上得知 , 1991 年 2 月 17 日在广东珠岛宾馆举行三峡工程座谈会时 ,领导批评了“有人跟着外国人跑”。回顾 1991 年的国际国内政治形势 ,我才猛醒 ,我的意见同世界银行等的意见巧合了 ,谁敢支持 ?! 从内心里我再不抱怨侯捷、 邹家华等同志了。但政治形势是在变化的 ,宏观的技术经济结论是较能持久的。
5 世纪末我再上书中央
1996 年 8 月我离休了 ,当时写的《恶水缘》认为我“未负此生”。但如前所述 ,我的防洪治水见解 ,不是来自书斋或办公室 ,很多是用脚板皮在“日夜涛声听入迷” 的氛围中跑出来的 ,是党培养我使用我 ,在学习、实践、思考、辩论、再思考中得来的 ,也是属于党的。建国以来 ,治水取得了伟大成就 ,也付出过一些不应付出的巨大代价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并未离休 ,兹事体大 ,我还要伺机向党中央进言。
江泽民同志提出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三 讲”后 ,批示了姜春云关于西北生态平衡水土保持的报告 ,批准了《防洪法》 ,又出席了三峡工程截流庆典。我于 1997 年 11 月 30 日就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了一封八千字的长信。在信的前部 ,我概括为赵朴初乘飞机的诗句“但畏密云遮望眼 ,应知身在最高层” ,以示提醒。信中对现实工作的建议“第一 ,改按 160 m 方案建设三峡工程” , “第二 ,重新审查防洪方针”。把我前述的《评水利部对大藤峡、 龙滩工程的意见》、 《关于我国现代化建设中防洪方针问题的探讨》、 《对防洪问题的几个基本观点》合订成“三论防洪” 共一万八千字 ,列为附件 ,建议转给有关部门研究 ,作为今后完善《防洪法》的参考。
1998 年 8 月 ,报载江总书记因抗洪救灾需要推迟了对俄、日的访问。8 月 26 日我再次写信呈送中央 ,谈刚过去的长江第六次洪峰。从长江中下游的洪灾事实看 ,我认为洪灾主要来自水政主管者长期只醉心于三峡工程防洪 ,从而纵容了侵河占地、 围湖造田。甚至在著名的法定的荆江分洪区内 ,现有人口密度已超过全国平均值的 4 倍 ,以致 8 月 16 日 拟在北闸分洪的命令也受阻未遂。此信结尾尖锐地指出“高瞻远瞩 ,就要为子孙后代面对历史 ,不应继续灾由自取”。建议大家看看“三论防洪”。
6 结束语
本文完稿时 ,《人民日报》 2000 年 1 月 10 日头版 ,以“洞庭湖大规模退田还湖”为标题登了新华社电;1 月 11 日又以同一标题在二版头条载了《中国青年报》 的报道 ,声称这是湖南省委、 省政府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的治水方略。不管中央领导同志是否看见过我的前述意见 ,但我耽心半个世纪的问题 ,已见到了转机 ,甚感欣慰。今后 ,我只希望已建 至现在的三峡工程顺利建成 ,再也不说三道四了。 本文写出的亲历实感 ,也只供史家参考与后人评说。 但前面提出的“二初” ,尚有现实意义。
当年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判了马寅初的人口论 ,虽经各方面善意劝导 ,马寅初就是一直坚持不作检讨 ,被识时务的俊杰视为迂腐学究。结果马寅初的学说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他过 99 岁生日时 ,孙辈举杯祝他长命百岁 ,他当即批评咒他明年就死 ,应改祝寿比南山。这种认真唯实的科学精神 ,在我们“三讲” 的今天 ,应该弘扬。当今青年学子旅游时 ,到东湖应看屈原行吟;到西湖应看秦桧下跪。
我国三大河流的流域机构都设在东经 111 度附近 ,都曾极力主张在其上游建流域性控制枢纽工程 , 条条块块结合的权益关系有重要影响。今后各方面的权益关系在一定时期内还将继续起作用 ,赵朴初的“但畏密云遮望眼 ,应知身在最高层”并未完全过时。科学化民主化决策 ,还有待不断加强民主和法治建设。
《花甲颂》翁长溥著P25《回顾半个世纪》:
半个世纪是指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曾醉心于单纯依靠现代工程防洪。经过亲历实践，六、七十年代引起我的反思与醒悟。八十年代我让水利部在红水河规划问题上碰了壁，九十代初我认真求实参加三峡工程予审，但蓄水位的正确意见难以上达。1998年长江大洪水时，我一再致信温家宝、江泽民，批评纵容围湖造田灾由自取。我赞扬“二初”。毛主席亲自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马寅初一直拒作检讨;趙朴初以坐飞机诗，“但畏密云遮望眼，应知身在最高层”，来批判我国的权力最高层。我国的决策受条条块块权益结合的影响很大，我全文落脚在“科学化民主化决策，还有待不断加强民主和法治建设”。
在全国最大工程上回顾半个世纪，是我求真唯实，先自我纠正，再唯实犯上。我的回顾用于“面向二十一世纪”是很适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