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大学学生运动史》1919-1949
萧中尧保存史料的折迭部分p91-p95（翁长溥、萧中尧当年在读）

第九章   勤业、勤学、勤交友
                   小镇上的大学
    一九四一年一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把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到了顶点。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加紧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进一步镇压学生运动。同济就是在这样恶劣的形势下,从民主力量较强的昆明,迁校到蒋介石顽固派直接控制下的四川李庄,医学院和附属医院则迁到宜宾。
    宜宾和李庄相隔只有六十里,但两地生活环境迥然不同。宜宾是川南的重镇,李庄是四川南部南溪县一个只有几百户人家的小镇。它面临长江,背靠群山。镇上一无电灯,二无书店,三无影剧场。同济的校舍设在禹王宫、东岳庙、慧光寺等庙宇祠堂里,校园就是江边、山坡和田野。这里,没有敌机的骚扰,不见抗战的烽火,好象是“世外桃源”。可是,国民党顽固派对这个交通很不方便,消息十分闭塞的小地方,也不放过严密的控制。镇上茶馆、酒铺里贴着“莫谈国事”的标语。同济学生在昆明建立起来的几个群众组织被解散了。三青团却堂而皇之地“招兵买马”,甚至到邮局里检查学生们的信件,并加紧对进步学生的监视。沉闷的政治空气笼罩着李庄。
    同济地下党员除刘光琚因毕业离校外,况礼文等八人均随学校来到李庄和宜宾。上级党组织宜宾中心委派钱寿昌与况礼文联系。多数党员以隐蔽、小型分散的形式,利用各人的条件进行一些活动。例如任天润利用云南同乡的关系和为一些同学补习德文的办法来团结群众、向他们揭露蒋介石的黑暗统治,宣传我党抗日的方针、政策。由于云南籍同学多次在一起聚会,引起了三青团的注意。于是,他们派一名云南籍的三青团员前来刺探情况,使云南籍同学的集体活动受到限制。医学院有一个学生名叫潘世和,酷爱文学。他写的诗篇《我愿做个扑灯蛾》,表达了自己追求真理、向往延安的意愿。他的诗中写道:“十九世纪的德国出了一个大胡髭,一手拿着解剖刀,把社会的病根,解剖得清清楚楚;一手拿着一支笔,把医治社会恶疾的良方具体地写下来”。潘的诗篇和文章都被复兴社分子看到了,他们竟对潘严密监视,妄图进行迫害。一天晚上,况礼文约他到江边散步,向他指出目前处境,暗示他离开李庄。于是,潘世和先到重庆《新华日报》社,然后转移到云南大理。
    在李庄的恶劣环境中,有个党员由于共产主义信念脆弱,思想发生动摇,借口“生病”,拒不参加党的活动,却去参加三青团组织的校庆营火晚会,为反动话剧《野玫瑰》摇旗呐喊,甚至和一些复兴社分子,筹划建立“棠棣剧社”,党支部对他进行教育无效，决定和他断绝组织联系。
    总之,同济迁到李庄正是皖南事变后的白色恐怖时期,政治环境恶劣,党的工作难以开展。为数不多党员基本上都是高年级学生,低年级学生中没有发展党员。到一九四四年,原有的党员毕业离校,同济的党组织几乎中断。
                          不平静的李庄
    一九四二年前后进入同济附中的刘传陆、肖荣铮、蔡明德、张荣昌等,曾先后于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由“民先队”转为中共党员。皖南事变后,他们失掉了组织关系,各自根据党的一贯教导,没有停止革命活动。他们分别团结着一批进步同学。有的把《反杜林论》、《论持久战》、《大众哲学》等革命书籍借给别人看,有的设法订了《新华日报》,在周围同学中传阅。他们还组织一些学生集体学习和讨论,提高大家对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认识,扩大党的政治影响。
    一九四三年,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国民党阴谋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被制止,胜利的消息接连传到李庄。医学院的杨宁远、翁俊、耿光锦;工学院的黄仁端、文德昭等十余人组成益友读书会,推选杨宁远为会长。这个读书会每月利用一个星期日上午举行一次学术活动,邀请教授讲学,听讲者最多时达百余人。同时,出版《心声》墙报,每月一期,由耿光锦、黄仁端等负责编辑。这个墙报翻译介绍歌德的诗歌和德国学,报道学术动态,刊登一些时事漫谈、读书心得、随笔、诗文等。读书会还举办歌咏活动。开展这些活动,受到广大师生的支持。如英文教授杨烈一直热心指导读书会的工作,积极参加读书活动,并经常为《心声》墙报撰稿。有的新生被读书会的活动所吸引,自动申请加入。这样,读书会会员激增至五十多人。益友读书会的活动引起校方的注意,教导主任表示学校愿意提供经费,妄图把这个群众组织改为官办。读书会领导成员识破这一阴谋,宁可继续从生活费中节约一点钱购买墙报的纸张,拒绝了校方的“好意”。
    在益友读书会成立之后,张洪铭等同学和杨烈又组织了一个“野火文艺社”,推选杨烈为名誉社长,张洪铭为社长,由范郑生主编《野火》墙报,寓意“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个墙报和益友读书会办的墙报都反映了广大青年学生向往光明,要求进步的热切愿望。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至次年一月,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召开会议,总结两年来的工作。这次会议根据中北中央关于在国民党统治区实行“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正确方针,要求把西南地区的党建设成为更坚强更能战斗的党。稍后,周恩来又针对国民党的高压政策和部分党员缺乏工作信心的情况,提出了“勤业、勤学、勤交友”三项任务。
    皖南事变后,在国民党统治区,我党暂时停止发展工作。一九四二年,党的南方局青年组在重庆、成都等地青年工人、学生中建立起一种进步的秘密组织,一般称之为“据点”,其主要任务就是联系进步青年,开展“勤业、勤学、勤交友”的活动。当时重庆中央大学的仓孝和、吴炳南等组织的“据点”,就是在南方局青年组领导下的据点之一。
    一九四四年暑假后,进步学生万孝信进同济新生院,他串联邓祖山、陈太顺一起酝酿组织秘密小组。之后,又联络章克欧和教授杨烈,于十一月正式建立秘密小组。他们除经常以杨烈的宿舍作为读书活动的场所外,还利用江边、田野散步谈心,讨论形势。有时为了避开反动党团的耳目,还借用王家院子的农民茅屋,甚至横渡长江,到对岸农村开展小组活动。
    秘密小组成员努力贯彻“勤业、勤学、勤交友”的方针,他们从《新华日报》、《群众》及其他进步小册子中,学习党的方针政策,认真学好自己的功课。他们通过谈心、传递进步书刊等方式,团结着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不满、要求进步的同学,通过广交友,传播了革命思想,扩大了革命影响。
    一九四四年下半年,由南方局青年组直接领导的、以反映和促进国统区学生运动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学生导报》在重庆创刊,中大的仓孝和参加了导报的筹备工作。导报在十二月出版后,仓孝和即通过吴炳南从重庆每期邮寄二十份到同济,由万孝信发行。从此,同济秘密小组和南方局青年组取得了初步联系。
     一九四五年初寒假中,由万孝信介绍邓祖山去重庆,通过吴炳南找到仓孝和。仓孝和请示南方局青年组同意后,在重庆沙坪坝会见了邓祖山,并代表青年组与邓祖山长谈了斗争形势、组织原则和工作方法。仓孝和强调要以进步力量为核心,对中间群众扩大影响,孤立和打击顽固势力。仓孝和还同邓祖山去新华日报社,领到《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整风文献》、《大众哲学》等书籍共几十册。此后,秘密小组的革命活动,进一步丰富了内容。
    一九四五年,群众性的社团如“南友社”、“蜀光社”、“民锋社”、“旷野人声”、“绿潮”、“二胡研究社”、“夜航”等,似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在广大同学中产生了积极影响。进步势力不断地扩大,顽固势力日益受到孤立。这就为后来成立由进步力量领导的壁报联合会打下了群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