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崔贯一先生二、三事
卢承钧（2003.9）

2003年农历10月18日，是恩师崔贯一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恩师已辞世6年多了，但他的音容仍时时影映于我的脑海之中。恩师解放前一直在地方上（即泾阳县云阳镇）从事公益事业，他的为人和他的事业，在地方上有口皆碑，德高望重。
我于1939年至1941年就读于云阳小学，先生当时是云阳小学校长。以后我又在先生主持的云阳乡农会任会计四年，在先生身边曾得到先生亲切关怀、照顾，我与先生之间的感情如同亲情，过去之事，铭记在心，永不忘记。在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将半个世纪以前之事回忆二、三，以做对先生的缅怀和纪念。

关怀备至   恩同再造
由于家境困窘，我于1942年终失学。在我为生计和前途发愁之际，崔先生主动找我，说愿为我在西安找一份工作，有个食宿之处，西安有会计夜校，晚上可去学习会计知识，作为谋生之技能，先生并资助我去西安的车费及上会计夜校的费用。我当即征得母亲和族中伯父的同意，打点了简单的行李，带上先生资助的200元钱和先生给西安朋友李子建先生的一封推荐书，去了西安。此时是1943年农历正月初十，适逢先生的学生郭仁旭也去西安，我便由他领我见了李子建先生并交了书信。李先生随即各处奔走，后介绍我到陕西文化服务社为会计科练习生。就此到西安后之第6天我便有了食宿的地方。
我当时是第一次出门，也是第一次到西安，到文化服务社后，利用空闲时间对西安的大街小巷及各个会计夜校作了一番了解和熟悉，最后在6月份，参加了设在五味什字正本小学内的工商会计夜校学习。学期为四个月，每晚7点至9点上课，由于这一段学习加上我在会计科的实习，对会计工作有了初步概念。到了43年底，我回家过春节，不料染病，延误了返回服务社的时间而被社里除了名。在西安期间，先生曾两次去西安找我，并叮嘱处处小心，谨慎从事。白德全师和杨永茂同志也到西安看过我一次。后来将文化服务社除名之情况当面向先生做了汇报。
1944年10月，崔先生来我家，说他主持农会工作，让我帮他去作帐目。就这样，在先生一再帮助下，我在云阳乡农会（会址在私立培英小学内）一直做了整整4个的会计工作
4年中，我学到的会计知识，得到了实际应用，使我的会计工作能力有了很大提高，给我在建国以后长期从事财务管理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这是我幸遇恩师并得其培育的结果。
恩师不仅关心我的成长，而且关心我的个人婚姻。先生曾为我提过几门亲事，皆因财礼等多种原因未成。后先生得知杜润涛愿以女儿相许，不要财礼，便和文钵（杜家亲戚，亦和我是亲戚）商量他们二人共同作媒，并征得我母亲、伯父同意，给我订了婚事。以后，行聘财礼的采购、结婚筹办等均由崔先生安排进行。恩师视我为已出，关心我的成长和婚姻，真是恩同再造，使我终身不忘。

高风亮节、鞠躬尽瘁
先生领导的云阳乡农会之业务，初只为农民发放棉花生产贷款一项，以后逐渐增加了棉花购销、小麦良种贷款、打井贷款以及兴修小型水利，其资金来源，全靠先生一人与三原中国农民银行、省农改所、泾阳农场、西北农场联系商洽。特别是兴建引洪渠（云惠渠）拦河坝，先生多次去找农改所所长李国桢，寻找勘测、设计、施工单位，水坝建设期间，常去工地察看，他长年累月，不辞劳苦，呕心沥血，千方百计地为地方做公益事业，为农民增加农业收入而奔波，为此先生劳累害病数次，但农会从未给过他工资，从未支付过先生的医药费和他单独外出的车旅费。崔先生的这种只贡献不求索取的可贵精神，真是少见。这也可能是腐败的国民党政权中一些家伙憎恨先生、迫害先生的原因之一。
1948年，国民党省政府派项琏到泾阳进行“勘乱”，由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刘坚如陪同带兵到云阳，由于当局的意图在于崔先生及其农会有通共之嫌，欲队之而后快，但又苦于抓不住把炳，也令崔先生陪同前来云阳。到先生家中和云阳乡农会视察（实为搜查）了一番，因未发现任何有用之情况，“视察”的第二天在云阳逢集的群众集会上，项琏和刘坚如都发表了国民党勘乱政策的演讲，并指定崔先生也进行演讲，意即让崔先生表明立场。崔先生非常明白他们的用意，也就毫不犹豫地发表了演讲，崔先生讲云阳如何种好棉花农民如何搞好农业生产等等，一点也没谈及政治，演讲反倒受到集会群众的喝彩和称赞。事后，许多听了崔先生演讲的人赞叹道：“崔先生不失为云阳的好人！”他跟反动势力的斗争也是有礼有节的。崔先生的精神和风范对我来说是一种无声的教育，一直激励着我的成长。

对敌斗争  巧妙周旋
1946年，国共谈判破裂，国民党反动派坚持反共反人民的立场，也加紧了对各阶层民主进步力量的迫害。崔先生誉满乡里，当然也是反动当局要加以迫害的对象之一。有一天，我在农会接到在淳化县政府工作的一位亲戚文焕打来的电话，他说，“据国民党政府机关有关情报，共产党有个联络站，设在云阳东门外人和村，负责人是雪贯一，请你和崔先生警惕。电话上说不清楚，我即给你去信。”我赶紧将电话内容报告了崔先生。过了两天由文钵拿来文焕写的一封信，我同文钵一块将信交给崔先生。先生看后，对文钵兄弟表示感谢。崔先生又通过县里的一些关系，进一步证实了这个消息是准确的，国民党反动派确实伺机要对他下手。先生随即采取了相应的保护措施，使国民党县政府的阴谋遭到挫败。
在抗战后到泾阳解放前，由于云阳地区在抗战时期的特殊位置，共产党进步力量和国民党反动势力势均力敌，国民党大小特务遍布云阳，经常对崔先生等进步人士的爱国行为和义举进行干扰和破坏。为了对付这些特务和地方恶势力，崔先生采取了许多巧妙的斗争方式，与特务的破坏活动进行了周旋和抵制。记得在得知国民党县政府要迫害他的消息后，崔先生临危不乱，曾几次宴请国民党政府在云阳地区的大小代表人物，以缓和对立情绪，减少摩擦，化险为夷。使崔先生等进步人士在云阳的为民事业和人身安全受到保护，共产党地下活动没有遭到损失和破坏。每次宴请客人的邀请帖子，崔先生都让我书写。为了使这些反面人物赴约时不产生疑心，崔先生每次还邀请云阳地区进步人士及各界代表人物赴宴，人员名字也是崔先生亲自给我交代，并对我讲为什么要请这些反面人物，而为什么还要进步人士和地方政要作陪。这些都说明崔先生是极富斗争经验和善用斗争策略的。崔先生在解放前极其复杂的斗争环境中，运用这许多斗争艺术和策略，不仅摆脱了国民党反动当局对他的迫害，也在很大程度上保全了共产党在云阳的地下组织活动，为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