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轰轰烈烈的WG开始了。我们龙潭公社青山林场的知青正在深山老林里开荒种地，烧炭种茶。在重庆的校友寄了一些革命造反的宣传资料来，大家一看，才知道外面的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也要造反，上北京告状去！
1967年初，经过大家的一番商量，短短几天，就把已秋收的包谷，背到公社粮站卖了，换成一千多斤四川粮票。我们背上背包，打上裹腿，像当年红军长征一样，北上取道陕西到北京去找毛主席告状。
我们一行二十八人晓行夜宿，取道洪口、川陕边境的镇巴，三天就走出了四川。进入陕西境内，翻越了秦岭的大山，即刻就是一马平川，相对四川的大山就好走多了。路上的艰辛就不一一描述。
一天，我们夜宿陕西境内的茶镇，前方一站就是石泉县城。我在林场是粮食保管员，所以这次长征所有的粮票都归我保管。当晚，我在地铺上为了确保粮票的安全，还把粮票数了一遍，然后小心翼翼地放在一个牛皮纸做的钱包里。但就是这个小小的举动坏了大事。结果在收捡时不知怎么的牛皮纸钱包没有放进我的黄挎包里。
第二天，大家开始向石泉进发。我清楚地记得走了二十三公里，下午三、四点钟左右，我们疲惫地来到一条不太宽的河前面，对面就是石泉县城。在等车渡的时候，突然有一个骑自行车的人来到河边，问有没有四川的串联队伍。要过河的串联队伍很多，我们说我们就是。他说：茶镇招待所一个清洁工捡到一些四川粮票，是不是你们丢失的。我一听，脑袋轰的一声，赶快检查黄挎包，里面果然没有粮票，是我保管的粮票无疑。我丝毫没想后果，把背包托付给知青战友们，然后搭上一辆往茶镇方向的解放牌货车（司机是个好心人）。
二十三公里对于汽车来说也就是几十分钟的事，很快到了茶镇招待所。我见到了招待所里的负责人，他把牛皮纸的小包交给我，我一数，差了两张。要知道，这些都是五十斤一张的全国可以通用的粮票，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何等的宝贵。这个清洁工没有全部截下，而只是留了两张作纪念是情有可原的。我拿了粮票出来，还要去追大部队，不能停留。
这时太阳离天边只有一杆子高，应该是五、六点钟了。我没有犹豫，一头冲了出去，开始一路疾走，然后小跑。要知道，从早上吃了点稀饭、馒头后，到现在没吃一粒米，没喝一口水。白天大半天的行程要在余下的短短两三个小时内赶回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我什么都没想，就是走、走、走。
随着时间的流逝，天很快就黑了下来，长长的公路上就只有一个人在黑暗中小跑。路上万籁俱寂，只有一个机械的脚步声在踢踏踢踏地响着。这时我已是一个木头人了，不知饥饿，不知疲倦，不知恐惧，步履沉重但丝毫不停。也不知过了多久，我忽然在寂静的旷野里听到了一些声音。我立刻感到毛骨悚然，野兽？坏人?尽管害怕，但我仍然义无反顾，必须走，不能停。渐渐地，我发现是几个北方农民在返家。我赶紧打听：这里离石泉县城还有多远？还有车渡吗？河边是否有人家？结果他们的回答让我大失所望。还有三四公里，车渡早收了，河边没有人家的。我一听，就像一个鼓鼓的皮球一下子泄了气，人一下子就瘫软下来。此时饥饿、疲乏统统袭来，我想既然这样，只有就地想办法了。
我来到路边不远的一个小窝棚，里面有一个老婆婆和一个小姑娘。我饥渴难耐，把老婆婆火塘边一个瓦罐子里的豆豆饭狼吞虎咽地吃个干净，还像当年红军长征时一样拿了点零钱和粮票给老婆婆。热心的老婆婆把我安排到附近一个老爷爷独住的小棚屋，我跟老爷爷睡一架床。他问我：怎么一个人在外面走？我把掉队的原因如实告诉了他，并希望他明早早点喊我，我一定要在大家出发前赶上队伍。
第二天一早，老爷爷喊醒了我，并嘱咐我检查一下粮票。我在他面前重新数了一遍粮票，他用电棒照着（电筒也叫电棒）。老实的我遇见了一个老实的人。我上路朝河边走去，外面一片白，并不是天亮了，而是月亮。实际也就是凌晨两、三点钟吧。我来到河边，对面石泉县城一片漆黑，悄无声息，偌大的河滩上就我一个人在徘徊。北方的初冬寒气逼人，我哆嗦着不知如何是好。还好天无绝人之路，我终于发现河滩上有一块巨石，在与河滩紧挨着的地方有一条小缝隙，刚好能容下一个人。我蜷缩着慢慢挤进了岩石的缝隙里，可以避一下清晨的露水了。
不知过了多久，忽然对面县城里亮了一盏灯，然后是两盏、三盏。终于，城市苏醒了，趸船上的人在河边打水了，有汽车上了渡船了，渡船发动了，在煎熬中我终于登上了返程的车渡了。进到城里街上还没有几个人，我迅速地找到串联队伍的接待站，好像是个学校。当我来到某一间教室，里面全是高低床，我们青山红色造反团的战友们有的还在睡觉，有的正在起床。大家看到我回来了，一片欢呼!
事后得知，头天晚上吴克铭和徐谋在车渡的趸船上一直守到最后一班车，他们都差点急哭了。还好，我终于回来了，回到了我们这个集体。
现在这事已经过去了五十年。但回顾往事，仍然历历在目，终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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