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人的手

 父亲是军人，这我从小就知道。因为父亲一直是穿着军装的。而且母亲也曾穿过一段时间的军装，但后来就不穿了。原因是1954年，部队要搞正规化，实行军衔制，将全军绝大部分的女军人都做出了转业的处理，母亲自然也不例外，转业到了地方工作。1955年，全军正式实行了军衔制，在工程兵机关举行的授衔仪式上，陈士榘司令员代表军委将上校军衔授予了高盘石。军委还为每位被授予校官以上军衔的人员颁发了一套天篮色的礼服。这套礼服非常漂亮，我曾见过父亲穿着这身天篮色的礼服和他的同事们一起站在办公楼前等待着坐大客车去天安门广场参加国庆观礼活动时的情景，在等车的空间，父亲和同志们相互开着玩笑说：穿上这身礼服起码年轻了十岁大家相互都不认识了。是的，当时的父亲和他的同事们是那么的年青和英俊。
在实行军衔制的同时，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国家为参加过人民革命战争时期各类有功人员颁发了不同等级的勋章。高盘石在1957年被授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经查阅，二级独立自由勋章是授予在抗日战争时间，在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游击队之中，相当于旅级、团级及其相当的干部；二级解放勋章是授予那些于解放战争时间参加革命，当时的师级及其相当的干部。勋章的授予，象征着军人的荣誉，是对他们为国家、为民族立下功绩的肯定，是对这些浴血沙场、九死一生的英雄的褒奖。
作为军人的父亲，他的这双手必然是拿过枪的手。我虽然从没见过父亲拿枪的样子，但我知道父亲肯定是拿过枪的，而且是拿过驳克枪的。因为我从小比较淘气，在家中没事时会经常乱翻家中的箱箱柜柜，看看能否找到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有一次我搬了把大椅子，爬到了我从没翻过的大衣柜的顶柜，在里面我找到了一个红布包，打开一看，里面赫然出现两把手枪和几十发子弹。手枪一把是驳克枪，我认识，就象电影里经常出现的游击队长手中拿的那种枪身下边带有弹匣，也叫匣子枪的那种；一把是弹匣在枪把中，类似现在的五四式手枪。两把手枪都擦得闪光铮亮、一尘不染，反映了主人对它的珍爱。为了怕爸爸发现我们乱动，我赶紧将枪包好放回原处。此后我常常想，父亲拿这两把枪参加过什么战斗，打过什么仗？
可惜的是，这个问题小时候我没有问过，在我刚满18岁长大就参军入伍远离了父亲的身边，不久父亲就因病去世了，也再没机会从父亲口中了解到了。可以说，对父亲拿枪打仗的历史我是一无所知。父亲去世时，我当时参军入伍在祖国西南边陲的深山老林之中为国家的战略武器构筑工事，远离了城市，自然没有条件找人了解父亲这段历史。但当我1982年转业回京，调到国家农业部工作后，作为机关公务员一方面是工作比较繁忙无暇顾及专门收集整理父亲的这些资料，另一方面也是父亲当年1952年是从华东只身一人调入北京的，和他一起的老战友们大多留在了华东和山东等京外省市不方便联系；而父亲在京内的一些我们最熟知的老战友们又多身居高位，如华楠曾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张伯祥曾任解放军纪委书记、曹宇光曾任总参谋部国防动员部部长、宫达非曾任外交部副部长等。父亲的这些老战友我们一是不方便打搅他们，二是他们也不是随时想见就能见到的。但最为关键的是当时我并没有很紧迫地要尽快收集整理父亲的这段历史的意识，因此此事就一直拖了下来。直到2015年父亲百年诞辰之际，我当时已过了退休年龄并又被单位返聘了5年后才正式从单位的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才有了较多的时间收集整理父亲的一些资料。为了纪念父亲百年诞辰，我首先尽心尽力地收集整理（包括修复了许多老照片）编辑了一本父亲的影集。这事做好后，我也想到应将父亲在参加人民革命战争年代的历史整理一下，留给我们作为永久的纪念。但很显然，这件事己经太晚了。父亲同期的老战友们基本上都已做古了，已无法从他们的口中了解到父亲的这段历史了。我唯一听到过的，还是在向父亲遗体告别时父亲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警卫员对我说过的短短几句，他说：最困难的时候（指抗日战争），为了突破敌人的扫荡和封锁，你父亲带我们强行军连续奔跑了几十公里都累吐血了，才突出敌人的包围，总算是活下来了。正是这寥寥几语，短短几句，揭示出了战争的残酷和取得胜利的不易。是的，当时敌人的扫荡确实是残酷无比，就连当时党在山东的最高领导人山东分局书记朱瑞的妻子陈若克也因怀有8个月的身孕行动不便而没能及时冲出敌人的封锁而残死在敌人刺刀之下。父亲他们这些亲历了这场战争的人，真是九死一生的幸存者。
为了尽力弥补无法取得父亲在革命战争年代历史的一手资料，我只能借助网络进行查找，看看是否能找到一些资料。终于我在山东淄博党史网中，在淄博的抗日战争《血色记忆》栏目中，一篇介绍《孙攻韬》烈士的文章中，发现了烈士与父亲共同战斗的一段记载：
1938年至1940年，孙攻韬被任命为四支队特务团一营营长、三团一营营长。他多次率部与日、伪作战，因其机智多谋，人称他“智多星”。1939年11月，盘踞在博山东部和南部山区的国民党投降派秦启荣纠集了翟超、翟汝鉴、王洪山、李敬乐、吴鼎章、赵玉堂、王连仲等8个土匪“司令”，在口头、莲花山一带，推行蒋介石“曲线救国”、“戡乱救国”的反动政策，多次与我军制造摩擦。我八路军山东纵队为了维护民族利益，决定对顽军进行一次惩罚性的反击。战斗方策已定，纵队首先命令三团孙攻韬的一营负责歼灭盘踞在口头附近“赵福寨”的土顾司令李敬乐团。李团是由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和土匪组成，有一定的战斗力。孙攻韬与营长高盤石研究，为了减少我军不必要的伤亡，又要全歼这伙匪徒，决定巧打智取。
战前，孙攻韬亲自带人到“赵福寨”一带侦察敌情，勘察地形。得知李敬乐的团部驻在张庄，而他抓来的200多名群众和抢动的物资却藏在庄南3华里之外筑有3道围墙的山顶“赵福寨”内。孙攻韬经过分析，对营长高盘石说：“李敬乐这是狡兔三窟，他的部队虽然大部分驻在张庄、西马岭，但他的家底和大本管却在‘赵福寨’，我们正好在运动中把他一口口吃掉！”高营长完全同意孙攻韬的分析，便研究决定：砸烂儿狼窝，逼他离巢，轰他上山。由孙攻韬带营的主力攻打张庄，高营长率博山县大队一、二、五中队，摆在两翼堵截逃敌，迫使顽军上山，然后聚而歼之。战斗一打响，张庄的李敬乐部顶不住我军的猛烈攻击，窜出庄外，完全按照孙攻韬的预料，被撵上了山。这时，李敬乐只剩下土顽五、六百人，一齐挤到山上的“赵福寨”。顽军踞山固守，我们不能强攻，只能一口一口设法吃掉。孙攻韬正在想点子时，博山县大队二中队长赵炳章和战士黄庭木抓了3个俘虏，了解敌人的口令。孙攻韬高兴地一拍大腿：“有了”。
这天，正值大雾弥漫，十来米以外看不清人，部队轻装筒行，搜索前进，忽听前面有人喝问，战士冒充敌八团机智地回答。敌人放松了思想戒备。战士们迅速向前，用枪点住了一个军官模样的家伙，一问是敌连长，便命令他将敌人一个二个地喊了过来，战士们拉开架势，接收着送上门来的“礼物”，不多时，就有52个顽匪成了我们的俘虏。利用大雾和我们掌握的敌口令，没有半天的功夫，整个“赵福寨”的敌人就被我们“接收”过来，除匪首李敬乐、李敬浩逃走外，俘虏敌营长2人，并解放了被绑架的200多名群众。战斗结束，孙攻韬和他率领的一营及博山县大队的一、二、五中队受到上级嘉奖。
通过这段记载，真实地记录了高盘石在抗战初期参加的一次抗击日寇，打击顽敌的战斗经历。虽然这只是今后父亲参加过的更多战斗的一次，但却充分表明了在日寇大规模侵略我国，国家面临民族危亡的时刻，父亲毅然地放下了锄头，丢掉了画笔，拿起了枪杆，投身到了抗击日寇、打败美蒋，解放全中国的伟大事业中来。至此，父亲的手拿起了枪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加了一次又一次的战斗，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考验，终于打败了日寇，消灭了美蒋，迎来了革命的彻底胜利，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虽然我无法获取更多父亲的战斗经历，但我确信父亲肯定参加了更多甚至更大更强的这种战斗，父亲也正是在这种战斗中逐步成长起来的。这从高盘石建国后所获得的二枚中华人民共和国勋章，即一枚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枚二级解放勋章可以表明。这二枚沉甸甸的勋章，无声地诉说着父亲的那段历史，忠实地纪录了父亲的历史功绩。这是父亲的荣誉，更是父亲的历史。每当我看到父亲的这二枚勋章，内心的敬意由然而起，不由得更加怀念我可爱的父亲。
父亲的手，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毅然地拿起了枪，选择跟着共产党走，英勇地抗击了日寇打败了美蒋，最终赢得了民族独立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这双手是正义的手、是光明的手、是勇敢的手、是胜利的手。你能说父亲的这双手不是一双巧手吗。

                                         高开元
                                   2024年8月写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