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最初也可以说是老人的；而未来却是孩子们的。老人们对孩子们的抚养教育只有一个阶段；而孩子们却要品评老人的一生。人的一生总是有功有过的，要得到后辈人的爱戴和好评，就须在生前对于每一项事情的处理时，对待子女要公正、合理，切不可偏心偏爱。同时还须处处为孩子们做出表率。而作为后辈人则应该正确看待前辈，肯定、继承、宏扬他们好的方面；记取他们过去的种种挫折和教训。
江河有源，山树有根；
子女之心，父母之恩；
生命延续，来自双亲；
十月怀胎，负重在身；
产期分娩，切肤之疼；
哺养教育，沥血呕心；
节俭度日，艰难历尽；
缝补衣衫，纳底穿针；
含辛茹苦，儿大女成；
悲哉吾母，积劳成病；
母亲早逝，难尽孝心；
父亲一生，忠厚为人；
官民贫富，看待平等；
学习办事，认真勤奋；
一丝不苟，精益求精；
廉洁奉公，两袖清风；
团结友善，公道清正；
工作多年，群众好评；
进入耄耋，疾病缠身；
病床之上，食排全停，
来时纯真，去的洁净；
弥留之时，从容淡定，
临终交谈，心态平静；
老人去兮，怀念永恒，
精神财富，世代相承。

  （一）
 

   我的父亲王万根于1932年在卧佛寺出生，他是奶奶爷爷所生的第十二个孩子。只是他的十一位哥哥、姐姐在他出生前全都在幼年、少年时半路夭折。爷爷三十六岁时有的最后的唯一活下来的一个儿子——我的父亲。用奶奶的话说，父亲是“沙里澄金”给家里留下了一根独苗，因而倍受爷爷奶奶的宠爱。
  父亲在村里上完了初小，又到矾山镇上高小。刚去不到半年，奶奶想儿子想的厉害加之矾山当时是沦陷区，奶奶爷爷又不放心 ，硬是让父亲停学回村。爱学习是父亲的天性，在他的请求下，爷爷为他找来了旧书本，一有空就看书学习。他经常在晚上躺在被窝里回想书上的内容，并用手指在自己的肚子上写字。          
 一次表亲带父亲到天平堡区公所去玩，区公所的两名办公人员其中一名曾是父亲幼年时在天平堡舅舅家常在一起玩的玩伴；他们正在为撰写一篇有关婚姻纠纷的文书作难，父亲一时高兴，来了灵感，就主动的用了不大一会儿功夫为他们写了一篇短文。两名办公人员看后，不禁用吃惊目光来重新打量起这位穿着开山鞋和一身庄户衣服的农家小伙子，没想到眼前这个土孩子能够写出令他们都感到满意的小文。从此便对这个小伙刮目相看。
  父亲十四岁那年的一天，村里开大会需要在戏台的房顶上插红旗。他自报奋勇，从戏台相邻的一处高房跨越到戏台房顶，插好红旗后，在返回跳跃时不慎蹬挫了瓦片，从房顶滑落下来，跌折了胳膊。把奶奶爷爷给急的，心都要疼裂了。好在经接骨医生的治疗没有落下后遗症。

  父亲十六岁时即1948年初与比他大四岁的我的母亲李翠英成婚，迎娶那天，一下花轿，母亲的一双脚就暴露在爷爷奶奶的密切审视的目光下，当时新娘的审美标准不论你是何等的花容月貌，而首选的却是双脚，讲究的是“三寸金莲”；而偏偏母亲的脚是一双没有完成的裹脚。这还需从母亲的娘家说起，母亲是仓上村的娘家，外祖父弟兄三人即：老大李先仓、老二李先库、老三李先进，也只有排行老二的我的外祖父生了一个女儿亦即我的母亲。老哥仨把我母亲视如掌上明珠，从小娇惯、宠爱有加。在裹脚时外祖母看着女儿裹脚后那个痛苦的样子，不忍心看女儿难受，也就随了女儿意，没有坚持再裹下去，于是这双脚就解放了一大半。没料想给了婆家个不好的第一印象，奶奶爷爷因此不喜欢这个媳妇。本来按当时当地的封建习俗，新媳妇在家庭中的地位就低，加之公公婆婆又不喜欢这个大脚（没裹小）媳妇；母亲从“掌上明珠”的女儿转为不受喜爱的媳妇，这一变化给母亲心灵上一个不小的打击。农历十月初三，母亲第一胎生了个女孩，也就是姐姐，父亲很高兴，奶奶爷爷虽然也高兴，但是他们一直期望的却是第一胎能生个男孩。
   四九年春的一天，天平堡管理区的领导找父亲谈话说：“听说你还有些文才，我们想安排你去当教书先生”，父亲说“我只有初小文化，恐怕不能胜任。”对方说“你会写教书的教字不会？”父亲答道“会”。拿起笔随手写了个工工整整的“教”字。那位区领导说：“会写教字，就能教书，就这样定了，你回去准备准备，后天带上行李到虸蚄口村教书”。父亲于第三天匆忙地赶到距离卧佛寺四十多里路的虸蚄口村，走进了两年多的以小米为工资的乡村教书先生的生涯。
  父亲走后，母亲带着不到半岁的姐姐住在爷爷奶奶分给的两间小西房里。到现在我也不理解家里除了做库房的两间东房还有五间大正房，为什么偏偏让母亲去住小西房？母亲和爷爷奶奶分开过生活。母亲边带孩子边种地，加上她又性格直率要强，一切农活自己干，所有苦累自己当。由于劳累过度种下了气管炎哮喘的病根，困扰了她的后半生。
 
（二） 
  1951年初，父亲改行到孙家沟区公所工作，结束两年多的教师生涯。初到时，他身穿着奶奶给缝的庄户佬棉袄和大裆裤子；头戴一顶毡帽，脚穿纳帮布鞋，十足的农民打扮，一看就知道是从山沟沟里来的。听爷爷说，当时区里有个打杂的人名叫王元善，在他给工作人员打水或者整理杂物时，每遇我父亲这个“山沟人”，难免流露出轻慢和不屑一顾态度；在偶尔一次交谈中父亲对王元善说“您这个人，各方面都很好，只是眼光太高。”，王元善不解其意，问区长说“刚来那个孩子，说我眼光太高是啥意思？”，区长说“人家是说你目中无人，看不起人家。大家都一样，都是革命同志，要平等对待。你自己去想想吧。”；自那以后王元善改变了态度，两人成了好朋友。
    1951年8月25日，母亲第二胎生下了我。家里添了长孙，爷爷奶奶自然十分高兴，但是这也并不能因此改变他们对母亲的看法。到51年底，爷爷奶奶和母亲的关系发展到水火不能相容的地步。父亲不知是否出于本人的意愿或是出于因家庭及亲戚们撺掇的压力而走走形式，曾一度提出与母亲离婚，母亲坚决不离，母亲说“你们拿不出充分的理由，休想婚！”父亲不回家，母亲就带着我和姐姐到孙家沟区找父亲，并且找区领导理论。他们夫妻感情本来就没有破裂加之区领导耐心做工作，家庭的离婚风波终于得以平息。离婚风波虽然平息但却导致了母亲的哺乳期断奶，当时生活条件极差，尽管也想了很多办法，但我由于营养不良小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两只眼珠也变成蓝色。当时就有人说：“这孩子是水蜻眼，活不了！”。父母亲无计可施，只好捎信给爷爷奶奶，奶奶爷爷闻讯后，爷爷急忙骑着家里的大白马把我接回了卧佛寺。
   回到卧佛寺,爷爷奶奶急着为我找奶妈。先是找在了附近的野场村的一家人家，去了没几天，奶奶爷爷就到野场看我；刚走进这家奶妈的院子，便听到我在大声的哭叫，还听到奶妈的“骂！”、“骂！”的高声训斥。奶奶爷爷感觉孙子在受虐待，于是就把我接了回去。紧接着在本村找了第二家奶妈，即沈德林的妻子，这家奶妈很喜欢我，我在他们家也很乖。谁知有缘无分，一周后这个奶妈却意外断奶，没办法只得再找奶妈。第三家奶妈也就是最后一家奶妈，也是在本村距离我家只有一箭之地，奶爸叫王万君，奶妈姓邹是上梨园的娘家。奶爸、奶妈对我宠爱有加，详细已在《悠悠岁月 3》里谈及。在此期间爷爷还为我的蓝眼睛求了医，医生说主要是由于营养不良和脾弱所致。奶奶亲自为我割了脾（一种土办法），在爷爷奶奶和奶爸奶妈的精心呵护下，我的身体眼睛都恢复了正常。

（三） 
 
   1953年底父亲担任了孙家沟区团委副书记，1954年调董家房区任团委书记，1955年担任驻辉耀乡指导员。
  在辉耀村我5岁多，当时的一些情景，还在大脑模糊存在。记得有一次下起大雷雨，我和母亲住在一间小小的土屋里，天空响起一个接一个的震耳欲聋的霹雷，我吓的躲在母亲的怀里，母亲用双手紧紧的抱着我。
    还有一次，我裸着身在一个泥坑里玩泥，全身糊成了一个泥人，回家后，没人理我，也没人给我洗，我就那样裸身坐在炕上，母亲一边干家务，一边观察着我。半个小时后，只见我身上的泥巴神奇的一片接着一片的呼呼啦啦脱落下来，十几分钟后我身边的炕席上就落下厚厚的一层泥巴片；再看看我的身上，光光的像没有玩过泥巴的一样。这件事给母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过了几十年后，母亲还常常和人们讲起。在辉耀看戏时我吃过一次黑枣，吃过一次栗子，这两种食物都是我第一次吃到。自那以后，黑枣和栗子的形象深深的刻在我的脑海中，直到现在仍记忆犹新。由于我小的时候特别爱吃肉，姥姥、舅舅们都叫我“肉老虎”；在辉耀有一次我一顿吃了一碗肥猪肉，最后导致呕吐，自那以后到现在，我基本上不吃肥猪肉。1956年秋，二弟(树斌）出生后，我又回到卧佛寺奶奶爷爷家。

    1957年初父亲调任县委农工部干事，母亲也随父亲搬到涿鹿县城。夏天奶奶带着我第一次来到县城，记得我们县城的家住在离大仓（当时的广场）不远的一道东西街路南的一处套套院里。我们住的是外院的两间东房，正房是邓武孝家,西房是胡佳琴家，里院分别是胜利、和平、关套和欧欧（女）家，我虽然在县城住的时间不长，但和小伙伴在一起玩的很开心。当时二弟还是不满一周的婴儿,刚到县城时他戴着一顶大灰猫帽子，深受大家喜爱。特别是正房的阿姨（邓武孝的妈妈）对二弟更是情有独钟，一有时间就把二弟抱在怀里，嘴里总是“猫，猫！”的叫个不停；因此大家管她叫“猫姨姨”，而且一叫就是几十年，到如今我也不知她的真正姓名。猫姨姨他们是湖南的老家，一到星期天邓伯伯就去逮些青蛙回来改善生活，并且每次都要给我们家送些做好的青蛙肉，尽管我平时不敢吃辣椒，但还是没能抵御了那十足的辣味加美味的青蛙肉的诱惑。每逢母亲和猫姨姨上街买东西，便留下我在家里看门。遇有树斌弟弟睡着了，母亲说：“你在家看门、看弟弟，弟弟醒来尿尿，你给支缸缸，不要到外面去玩，看好弟弟，别让弟弟抛（掉）地跌着”；我每次在母亲出门后，就把门栓朝里一插，一直等到母亲她们回来。为此母亲和猫姨姨总是夸我听话，说我乖。

   1958年父亲调上沙河乡任书记。听说有一次山洪暴发，河里有一个人在挣扎呼救，情急之下，父亲当即跳进洪水中救人，其实他根本不会游泳，也不知他们当时有几个人下河，也不知他们怎么战胜了洪水，最后洪水中那个人还得救了。事后，县里还给父亲奖励了一顶蚊帐。
  母亲住在上沙河村时，家里有个石头捣盐罐，原配的捣盐锤不知什么就遗失了。我去上沙河村后，到河滩玩，看见一块石头很像奶奶家的捣盐锤，联想到家里缺个个捣盐锤，我就把它带回家。母亲用水洗净后，在盐罐一试，很合适，像是专门定制的一般；母亲十分高兴，逢人就讲这件事。
 
（四）
    1959年父亲调任大堡公社党委副书记，大堡公社是个大公社，正副社长、副书记就有好几个，我只记得马明泽、张耀如书记，特别是马明泽经常骑着自行车，穿件白衬衣戴一顶白草帽，挎着一把盒子枪，那个威风、帅气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59年5月二妹树芳在大堡出生。我是1960年上小学二年级时和姐姐一起乘坐闫存驾驭的大马车去的大堡，当时正是生活困难时期全家都在食堂吃饭，我在学校食堂，父亲在公社食堂，母亲在缝纫班食堂，树斌在幼儿园食堂。那时我不爱吃莜面，每当我们学校食堂吃莜面，我就端着我的一份莜面到母亲她们的食堂和母亲换小米饭吃。由于口粮有限，总是感到吃不饱，认为炊事员给不够量；我给炊事员曹梅写了一段打油诗贴在学校食堂的门口：
“老曹梅，不公正，勺头打饭克打人，
 我们半斤像四两，张惠香四两像半斤”

  在大堡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当数卖豆腐干的董瑞，和董瑞的豆腐干。董瑞是我的同学董树德的父亲 ，他是一名残废军人，战争夺去他的一双小腿，只能用大腿走路。他靠卖豆腐干供养妻子儿女。董瑞的小铺是当时当地独一无二的私人买卖，想必是由于他本人的特殊情况，经组织特批的吧。他的豆腐干制作与众不同，其厚度约一公分，长度约十二公分，宽度约七公分。他在做成正常的豆腐干后，还要在自己配制的汤里煮熬一两个小时以上，这样他家的豆腐干就要比别人家的好吃。董瑞家的豆腐干要比别人家的豆腐干贵的多，特别是对我们家来说，算是“天价”了，尽管当时把我馋得够呛，由于在那连饭都吃不饱的特殊的经济困难时期，我始终也没有福气品尝到“董瑞豆腐干”，充其量也只能是闻闻味而已。
    1960年的儿童节，母亲给我做了一条新裤子，布料名为“建国呢”，类似现在的那种无弹性的牛仔裤布，穿上后虽然感觉硬框框的，但我还是很高兴，毕竟是穿新裤子啊！ 
   大堡的地里种有我没有见过的大麦和豌豆。有一次一个小伙伴给了我两个嫩豌豆荚，我感觉特别好吃；回家后我说起此事，父亲非常严肃的对我说：“今后绝对不能摘豌豆荚，别人给的也不能要 ，生产队要罚款的！”，两个小小的豌豆荚却给我脑海留下个香甜爽口的美味。几十年后我虽然专门又去品尝了一次嫩豌豆荚，却怎么也找不回以前的那个味道了。 

   距大堡不远，有个倒拉嘴小公社，社虽不大，工作十分难做，两任领导都感到棘手。62年父亲调任倒拉嘴公社社长，上任前就曾知道村里有一起久不能结的窝赃案。于是他没有公开自己的社长身份，作为普通下乡工作人员进入倒拉嘴村， 和几个被认为难缠的刺头村民劳动、吃住在一起。每天一有空闲就给他们讲《三国演义》，人们被《三国演义》的故事给迷住了，大家喜欢这个讲故事的人，把他当成相见恨晚、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一个月后就把他们众人参与的集体窝赃案，有意无意的暴露了。最后做了退出赃物免于处罚的处理。
   
  63年父亲调张家堡公社任社长兼副书记。同年7月小弟树峰在张家堡出生，当时我在卧佛寺老家上初小，母亲带着小弟回老家让爷爷奶奶看小孙子。当爷爷看到出生不久的树峰时高兴的说：“这孩子长得真机灵，眼珠黑亮黑亮的。”接着说：“黄眼珠的人赖，黑眼珠的人掉蛋。”母亲虽然也知道爷爷喜是欢孙子的一种特殊的语言表达，但还是随口驳了爷爷“不是赖，就是掉蛋，照你的说法就没有好人了”爷爷只顾高兴对母亲说的话，犹如耳无所闻。
   我是65年考完初中后去的张家堡。那时我考矾山初中，姐姐考涿鹿高中，和我家相处很好的张家堡曹家的曹姐姐考南京军官学校，三个人都在等考试成绩。最后我们三人全都考取，就是不知曹姐姐考取的是不是军官大学。
   在张家堡我家住的是原铁矿的简易平房 ，隔壁邻居家男的名叫王梅，女的名叫王美玲，他们也在公社上班。他们的儿子王小利聪明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在张家堡期间，姐姐还带着我往返二十里步行到下花园去看了我没见过的火车、铁路。让我这个一直生活在山沟里的孩子开了开眼界。

  中央在全国开展的社教运动即“四清”，到1965年下半年已经由“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转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当时的干部是人人“洗澡”，个个“过关”。父亲被隔离审查了五天，每天都要重复几遍“你要如实回答，有没有贪污问题”。第六天开会宣布任命我父亲担任某一“四清”工作队指导员，带着一批借调干部，也投入了“四清”工作。
   
   1966年下半年“四清”刚刚收尾，轰轰烈烈WG接踵而来。从城市到乡镇，从学校到机关，大字报贴满了所有的墙壁，批斗游街比比皆是，尤其是教师、干部人人心惊肉跳、如坐针毡，个个身感自危、惶惶度日。在革命大潮的裹胁下张家堡公社有些人开始给公社领导贴大字报，也有人开始给父亲贴出几张无中生有的大字报来。就在这时，父亲被调到县副业办公室任副主任，到副业办公室这一段时间是他最轻松，最省心的一段工作。母亲也从张家堡搬家第二次到县城，住在鼓楼北路西的一个住有五户居民的院子里。我从1967年下半年到68年常常于周六下午从矾山中学步行六十多里到县城与父母、姐妹、弟弟们团聚。记得那年夏天的一天，住在东正房的老冯伯伯带着我和同院的张雨到桑干河捞鱼。到了桑干河。冯伯伯不知道我这是第一次捞鱼，他领我到一个二尺多深的水湾口处，把一副小搭网交给我说：“你在这儿等着我去赶鱼”，我望着他的背影向西面上游走去。不大一会儿，就看到冯伯伯从对面淌水过来，他边走边喊：“鱼来了，准备捞鱼！”话音刚落，我的小腿便有碰撞感觉，赶忙抬起网，只见网里有好几条活蹦乱跳的白条鱼，我急忙举起网跑向河岸，与此同时冯伯伯飞奔到我的身边，二话不说，夺过我手中的网，跑向我刚下网的地方。只见他双手把网一放、一抬、一抖，连续数次同样的操作，他竟然在水中把鱼一网一网的抖上了河岸。上岸后冯伯伯对我说；“你端着网上岸的那几分钟，把我赶过来的鱼给放跑了一大半”。那天我们捞了多半篓白条鱼，还有两条鲫鱼，要不是因为我把鱼放跑还能捞得更多。下午我们院里各家一份分享了我们这次捞鱼的成果。母亲给我们做了多半铁锅醋焖白条鱼，那顿特殊美餐，一直深深的留在我的记忆中。

     1967年6月13日奶奶病逝，父亲和姐姐凌晨骑自行车赶回卧佛寺，父亲就要把刚咽气的奶奶当即入棺，还是姐姐仔细，提出给奶奶换换装老衣服；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便于当天上午入棺后，找了几个乡亲，抬到了海里洼墓地，挖了个错了位的坑，草草埋葬，奶奶的丧事共用了半天的时间。中午给我往矾山中学打了个电话，我下午赶回卧佛寺，好像家里没有发生什么事一样，只是没有奶奶了。奶奶的去世就连相距4公里太平堡的奶奶的亲弟弟（我的舅爷爷）也没有告知，为此舅爷爷知道后心中十分不快。父亲简单、草率的处理丧事，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正值文化革命时期，稍有不慎就可能会遭到造反派的批斗；另一方面父亲本身就是只顾工作，不管家的人。爷爷奶奶曾对我说：“你爹刚出生后，寺里的孙道人就相面说，'这孩子不是庄户人，也不顾家，是家里的油篓倒了都不扶的人'”。父亲很少回家看望爷爷奶奶，记得有一次父亲回家看爷爷奶奶，家里还有一丈七尺布票没使用，难得有一次父亲主动提出去给家里买布，他在供销社买了一丈七尺兰花达呢布夹在自行车架上，回到家后一看车架，空空如也，那块布已经不翼而飞了。然而父亲对工作却是认真负责，从不含糊的。记得那次我们在仓上舅舅家，刘汉文表伯对父亲说：“没想到这些年来你的口碑越来越好，调到那个公社，那个公社就能搞上去，现在人们把你叫二诸葛。”父亲听了不置可否，只是付之一笑。后来父亲对我说：“其实咱也没多大的能耐，一是出于公心，再就是团结班子里的一伙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也不知是父亲的人缘，还是运气，干了多年的基层领导工作，几次大的运动，都平平安安过来了。

 （五）
   1968年父亲调任栾庄公社革委会主任党委书记。一任就是九年，是他工作时
间最长一站，也是他最舒心，工作最满意 （本人、上级、群众三满意）的一站。父亲是1972年（41岁）戴第一块75元的青岛手表，同年母亲为父亲做了一件吊面老羊皮袄，当时栾庄公社的人们给他编了句顺口溜“老王三件宝，手表、手枪、大皮袄。”就是那几年父亲不仅风光的拥有了“三大宝”而且工作也十分顺利。

   1968年底，我和姐姐分别于矾山初中和涿鹿高中毕业，作为回乡知识青年，回到了卧佛寺老家。1969年2月底，我应征入伍到当时的内蒙巴盟额济纳旗边防站服兵役。我刚离开家，中苏边界的战斗就在珍宝岛打响。当母亲从广播里听到珍宝岛的新闻即刻联想到我去的也正是边防站，心中不免为我的安危担心：这么一担心，从此就得了个麻烦病，常常感到心烦意乱、寝食难安，这种症状曾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同年父亲带头响应国家有关居民下放非转农号召，把母亲和弟弟妹妹转为农村户口，回到了卧佛寺老家。母亲又在老家生活了5年，5年间，爷爷去世了，姐姐先在公社广播站，后到矿业厂，最后以工农兵学员到保定河北大学上学，二弟到矾山中学上高中，二妹上初中，小弟上小学；母亲喂养了一头大母猪一头肉猪，家里收拾的整洁明亮。总之家里的日子过的滋润、舒心，有滋有味。我在71年、72年探亲回家后感到家是那样的温馨美好，舒适爽快有一种流连忘返的感受。那时出门人们差不多都要带上洗刷牙具，兄弟姐妹们的刷牙缸在柜子上摆了一排，母亲说“多会儿你们回来把手表也摆成这么一排，就好了”；当兄弟姐妹们的手表手机能摆成一排时，母亲却因过早的逝去而看不到了。在卧佛寺期间舅舅曾从仓上村组织了十几个人，早出晚归每天往返仓上——卧佛寺40里，义务为我家补椽、瓦房。1974年母亲最后一次告别卧佛寺，搬到栾庄居住。
   
   1977年三月父亲从栾庄公社调到保岱公社任革委会主任、党委书记。当年
父亲来石家庄开会，会议结束后来深泽看我；那时我刚调到华北油田，油田初建，条件艰
苦，我和工友姚绵胜住在干打垒的职工宿舍。父亲同情我们艰苦的生活条件，临走时把他随身带的一个心爱的照相机式的收音机留给了我。父亲在保岱4年，工作一直很顺利 。

   1981年3月父亲调任涿鹿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分管全县的工业。 母亲第三次搬到县城后，身体每况日下，支气管炎哮喘无法根治，一直用药维持。家里来了客人母亲做不了饭，常常是客人自己动手做饭；小弟树峰也没少照顾母亲，没少做饭。
  1983年11月父亲改任涿鹿县委副书记兼赵家蓬区党委书记。当时母亲身体不好，父亲又得到赵家蓬区主持工作，父亲离开县城后,母亲的心情不好；紧跟着病情加重，于年底住进县医院。 1984年农历正月初七我接到小弟打来的“母亲病重住院”的电话，我当即乘车赶到下花园，乘上树峰弟和刘继平表弟接我的车到涿鹿直奔县医院。母亲病情严重，输液、输氧同步进行。父亲、姐姐、弟弟、妹妹和妹夫都守护在病房。看母亲什么都不吃，我跑到商店买了一瓶杨梅罐头，没想到母亲还真的喜欢吃，我用小汤勺一口一口的给母亲喂。第二天我又买了一瓶杨梅罐头，可是母亲吃了几口，就不想吃了。开始大家全都在病房一起守护，后来采用两班倒轮流休息。没想到我在休息时却没有一点睡意，于是我决定只要我不瞌睡就坚持守护，说起了也怪，连续一周七天七夜我竞没有一点睡意一直守护在母亲身边。1984年2月14日母亲病情似乎好了许多，给我们也说了不少的话，还说他在柜子里放有五块洋圆，要留给我们兄弟姐妹五人作纪念。母亲还吃了半碗我揪的小薄面片。母亲这天的状况正是病理学上的回光返照现象。第二天即15号下午五时发现母亲的病情异常，20分钟后停止呼吸，医生做人工呼吸，也无济于事。母亲刚刚57虚岁，便与世长辞，过早的离开了我们。当天把母亲送到火葬场。我没想到王玉凤伯伯在火葬场担任领导，王伯伯等人协助我们顺利办理了母亲的丧事。王伯伯主持了追悼会，我也在追悼会上发了言。最后我在现有的最低10元最高75元，分为五六个档次的骨灰盒里为母亲挑选了一个雕有楼阁的75元的最好的骨灰盒，而且我自作主张决定这个骨灰盒我自己出钱，算我为母亲最后再尽一点微薄的孝心。

（六）
   1985年夏天我休探父母假探望父亲，我唯一的一次乘坐从北京到涞水白涧的火车，在白涧下火车后，住了一夜第二天到赵家蓬区。正巧姐姐和二妹也在我之前从县城赶到赵家蓬来看父亲。和姐姐妹妹不期而遇，大家很开心。区里的司机李进元带我们去游览了赵家蓬区的名胜万仞天关和小长城。
  一天，我和李官林、李进元到外面玩，车行至半路，李官林对我说：“我们给你爸介绍了个老伴，因为你不常回来，我们打算现在带你去看看”。说到此，我没作声，算是默认。……看过这个“老伴”，在返回的路上李官林问我：“你看这个人怎么样？”我说：“怎么说呢，说不上好，也说不出不好，只要我父亲能喜欢，我没有意见。”
  父亲带我从赵家蓬返回涿鹿后，我看见父亲的玻璃台下压着我用小楷写的《苏氏若兰锦字回文璇玑图》和父亲在母亲逝后写的四句诗；诗的最后一句是“发誓永远不续弦”，我便联想到两天前在赵家蓬李官林他们给父亲介绍老伴的事；同时想到父亲年龄才五十挂零，身边确实需要有一个女人体贴照顾。于是就拿起笔来拉掉原诗的最后一句，改写为“音容笑貌植心田”。之后，我又对姐姐弟弟妹妹们表明自己的想法，并提醒大家父亲若找老伴我们不要阻止。最后父亲在母亲去世满三年后找了赵家蓬的那个老伴即继母王景莲。

  1987年55岁的父亲退到二线县政府，担任了县政府巡视员。1992年9月父亲从正式退休。
父亲退休后，还担任了老区促进会会长，也曾被聘任筑路工程总指挥，领导修路架桥工作。
那年我和父亲到高堡，过桑干河桥时，父亲满有成就感的对我说：“这是我们建筑的桥!”。

    1999年我回涿鹿探亲的时候，我还没有手机。父亲说他有两个手机，一个是二弟树斌给他的1300元的诺基亚手机，另一个是继母在香港的外甥给他买的3000元的三星手机。父亲对我说：“我有一个手机就足够了，这个诺基亚你拿去用吧”，尽管当时还有点不好意思，但还是欣然接受了。同年父亲还给了我一对山核桃。这是父亲留下唯一纪念品，我将永远珍藏下去。
 
  2004年底父亲大病一场，我想病因有两个方面，一是父亲那年正好73岁，73、84是老年人走向长寿的坎，父亲正是赶到了这个坎； 二是王建强摊上点事，父亲和老太太那些年最看重王建强，父亲曾不止一次的对我说：“人家是双校长，副县级待遇”建强有事，父亲的精神支柱崩溃，这对他的刺激非同小可，因而病也就来了。基于父亲的身体状况，我决定全家六口人到父亲家过年（这也是第一次全家一起回家过年），用全家四世同堂大团圆的特殊环境调整一下父亲的心绪。再说我的小孙子王倬自出生后已满三周岁还没见过太爷爷（曾祖父），也让我父亲见见他的重孙子。
  我、老伴、大儿子和小孙子四口从深泽先回到涿鹿，王金刚和媳妇罗梓英从浙江坐飞机于大年二十九的夜间在北京机场下飞机。树峰弟弟和他的朋友二十九下午赶往北京机场接人，偏遇飞机晚点，树峰辛苦了一整夜年三十早晨才返回涿鹿。
  年三十中午全家（仅差耿小平）四世同堂空前大团圆，父亲心情格外好，小孙子王倬也表现的非常好，又乖又懂事，还祝太爷爷“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全家一起过了一个祥和快乐的春节。

    2008年三月底，父亲给我打电话说他要在清明给祖坟立碑，想让我回去。
4月4日（清明节），父亲、我、二弟、三弟一行四人，坐三弟开的桑塔纳，到卧佛寺祖坟祭祖立碑。这次是以父亲的名义为他的父母亲、祖父母、曾祖父母各立碑一块，加上一块明堂，共立了四块墓碑，还栽了四颗油松树。奶弟王树林用赶着毛驴车，拉了一车水赶来帮忙，高明宝叔叔，董学金，还有王生伯伯家的两个儿子他们上完坟也来给我们帮忙，由于帮忙的人多，挖坑、和水泥、固碑打水泥，栽树浇水，不足一个小时全部完成。最后祭奠祖先，祭品也是比较丰盛的。回到卧佛寺后，我和树斌树峰去探望了病危的沈根大哥，我给沈根大哥留了二百元钱，微表心意。中午由沈兆斌做东在卧佛寺饭馆聚餐。一同聚餐的有我们父子四人、沈兆斌、在省会石家庄办校的名人肖平、在地区行署的我童年时最小的牌友五红子（张宝孝）、县城行医的张科、林业上的沈进喜，他们都是回乡祭祖的，难得一遇。
 
  （七） 
   父亲在晚年，身患糖尿病每天都自己在肚子上注射三次胰岛素,2004年以后并发肾病，自费服用一千元三盒的“开同”。父亲多年来深受糖尿病和肾病的折磨、困扰。我最后几次回家，感觉他老人家一年比一年痩，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尽管他多年来一直受疾病的折磨但他的表情总是那副慈祥、亲切、平静温和的面容。2012年父亲在电话里告诉我说：“我在广播里收到一种治疗肾病的方法，已经试过，效果不错，我已经把‘开同’药停了。”当时我感到突然于是就对父亲说：“您是不是因为'开同'太贵，经济上承受不了？考虑您还是继续服用‘开同’好，钱不够我可以帮您。”父亲说：“不是钱的问题，我的钱够用了，再说你已经给寄过几盒，北京那个姨夫也给送过“开同”。以后你们谁也不要寄了，需要时再说”。
   父亲的生活一向简朴，早年五十多元的工资，五个子女，经济一直紧张，晚年有病自付药费昂贵，几乎没有积蓄。住在三间北房两间小南房（伙房）的平房小院，房顶还常常漏雨。偏赶上房管部门进行房屋拆迁，迫使两位老人租房搬家；原房屋折价19万元，虽然新房价格较优惠但还是远远不够新建房屋的价款。面对这一现状，父亲看到当时的科局级干部家中都有几套房屋，而自己辛辛苦苦工作了几十年，位至副县级竟然买不起房，心里很不好受。父亲索性决定不要新房而租房住。小弟看到父亲心情如此，便决定自己买下这套正在施工的房屋，计划让父亲在有生之年无偿居住。虽然小弟有一番苦心，但根据父亲及老太太的性格也未必去住。

  2012年元月父亲来电话问我：“你过年回不回来？”我说：“年前不打算回去了”父亲说：“给你说个事，拆迁房屋给作价19万元钱，用来折抵新房的部分房费，树峰给了我14万加上14万元钱的存款利息共15万元，我打算把这笔钱分给你们姊妹五人每人三万元。”听了父亲的话，我不理解父亲为什么要给大家分钱，感到既突然又莫名其妙的说：“您这么大年纪，身体又有病，我们理应照顾你们，给我们分什么钱呢？姐姐弟弟妹妹们在你身边对你照顾的多，给他们我没意见，我无功不能受禄，所以我不要！”周翠萍把电话接过去对父亲说：“这个钱我们不能要，我们现在也不急需钱花，再说你们又不是多富裕的，况且你的身体有病。钱给了我们，我们也是存起来，还是你存起来吧！”说到此父亲没再多说。没过几天树芳妹妹和志宏一起到邮局把三万元钱打到我的卡上。这件事使我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2013年4月9日10时许，小弟来电话说父亲病危住院；我预感情况不妙，慌乱中草草收拾行装，11点出发，12点半到石家庄火车站，乘13点零1分的动车于14点20分到北京西站。在西站坐地铁三次倒车至积水潭，步行到德胜门坐上了880（公交车）15点50开车18点20到达涿鹿。下车后约20分钟妹夫开车来接，近19点赶到涿鹿中医院父亲的病床前。
  父亲平躺在病床上，鼻子上安着输氧器，身上接着一台检测仪 ，从父亲眼神里看得出父亲因我的及时赶到而高兴，此时老人家仍显出一副慈祥、平静的面孔。一见面便向我问长问短，从回家路上谈到家人及孩子们的近况，我一边谈一边用湿毛巾给父亲擦拭头部、面部及手脚；同时用妹夫的指甲刀给父亲剪了手脚指甲;接着我用手给父亲搓揉脚部（脚心、涌泉、脚跟）和手掌等部位，由于体温过低，搓了一阵子也没搓热。父亲让给他把棉裤脱下来，我继续给他轻轻的按压内关穴。二弟到街口给我买了一盒饺子、一盒小菜，尽管我没有一点食欲，但还是在谈话中稀里糊涂的吃完了。交谈中，父亲的头脑很清晰，毫无不正常之感觉。怎么都没想到这不足两小时的交谈却成了父亲的最终遗言。
  大约21点，病房里只有我和二弟，父亲突然睁大了眼睛像是在向上看，二弟问：“您在看输液袋吗？”父亲没有回答。我下意识的将手轻放在父亲的前额时，父亲的眼睛微微合起。这时小弟提着两个保温瓶进来,我们正要将病床上身部位向高升时，二弟发现心率指数降至15，当时父亲已不能说话，只是微微的喘息，嘴里流下了口水；我们马上叫来了医生，女医生说：“人可能不行了”她让护士注射了强心针，接着女医生便进行人工呼吸（按压胸部）。几分钟后又换了护士按压……十几分钟后父亲就这样停止了呼吸，我看了一下手机，时间是21点20分，父亲就这样匆匆结束自己的人生，走过了81个春秋和我们永别了。医生让通知人穿衣服。
  过了一会老太太以及妹妹、妹夫等众人都来了，老太太悲切的，声泪俱下地呼喊：“老王！你怎么这就走了，连一句话也没给我留下！”
  老太太带来了寿衣，在换衣服前我在妹夫的协助下，打来一盆开水用毛巾给父亲从头到脚净净的擦洗了一遍。接着开始穿衣，衣服是老太太亲自做的，做的很合体，特别是那双布鞋，地道的老北京式，叫人看着顺眼。在穿最后一件大衣时，老人胳臂已有些僵硬，费了好大劲才穿上。   
  小弟安排了料理父亲丧事的主管后，无力的软在了病床上和我们商谈。当时我真担心，怕小弟的心脏出问题；还好小弟终于能起来并在大家的搀扶下出了医院。
  大家考虑我旅途劳累，劝我回家休息；而我当时想：无论如何今夜我必须为父亲守灵！大概二弟也与我的想法一致，他也坚持要守灵。在我们两人的坚持下，定为第一夜由我和二弟在原病房守灵。到了近零点时分，二妹、二妹夫，连英表妹 、存凤堂姐仍和我们待在一起，谁也不愿离去。在我和二弟的强劝下，连英、存风姐近1点才回去；二妹和二妹夫2点多才不情愿地离去。
  10号早晨6点，田总管派人将父亲的遗体转到了太平间，丧葬主持人张栋安排了供品和香火，接着便是人们纷纷来看慰，烧纸上香。
  我们在侯家园旅馆开了二楼的房间招待来宾和从事出殡前的预备工作。10号这天是最忙的一天，要完成11日出殡前的所有事情，写挽联的，破孝、缝孝的……等都在有序进行。
   县政府提出由他们来主持告别仪式，并带主持词和悼词草稿来征求意见；小弟指出父亲一生廉洁奉公，看在这方面如何在悼词中加两句，于是我在悼词草稿里加上了“克勤克俭，廉洁奉公”八个字。
  主持词里有一项“家人致答谢词”，由于我是长子，致答谢词者本来非我莫属，无可推辞。只是父亲去世我心情悲伤，加之晚上守灵整夜未眠，脑子里昏昏沉沉、一片空白，故没有勇气应承。
   晚上八时张栋带着我们子女到十字路口“送山”（以前叫送庙）烧香、烧纸。
   21点到23点我和树斌守灵。换班时，妹夫对我说：“他们给写了个答谢词，你回去看看，感觉不行，咱们就把这个项目取消了”我赶回旅馆看见答谢词稿,也不能说人家写得不好，只是感觉太平淡似乎不适自己的口味，没有心情去修修补补，加之时间将近零点，上下眼皮老是往一起合，只得睡了。一觉醒来，看看表已近凌晨四点。想起了答谢词，感觉“家人答谢词”已列入告别仪式程序的主要项目，取消这一项目，在此特殊场合，是给庄重的仪式造成一个空缺，使得这场丧事不够圆满，采取放弃，显然不妥；再说我们堂堂一大家人竟然拿不出一纸答谢词！想到这些我的灵感也就来了，于是我立即起床，到一间空屋子，挥笔疾书，一气呵成。这篇词从季节——气候——地点——心情—到父亲的品德——最后是对主持单位、帮办人员以及所有来宾的感谢。写完自我浏览一遍感觉比较满意。答谢词全文是：
     “清明时节，冷风习习，黄羊山麓，零星雪飞；涿鹿郡，桑干北，陨星落、我心碎，悲问天、欲何为？夺我父，何太急！？ 一位勤奋廉洁、宽怀大度、深远睿智、仁慈忠厚、可钦可敬、德高望重的长者；一位令人尊敬、受人爱戴的老人——我的父亲——他走了，他永远的走了！他抛下殡仪馆那缕青烟，借助全体来宾目光和意念，腾向空间，驾起五色祥云，飞向天国！
父亲的音容笑貌，父亲的崇高品德、纯朴作风，永远的留在我的心间！
    此刻，我向前来参与吊唁的亲朋好友，特别是于百忙中前来从事我父亲告别仪式的各位领导以及在办理我父亲后事中提供帮助的所有人员表示由衷的感谢！前面《悼词》，将我老父亲的一生作了精辟的概括、充分的肯定和正确的评价，使我及全家深感欣慰！
   我代表全家再一次向各位领导、向亲朋好友、向到场的所有来宾表示衷心的感谢！”
   11号吃过早饭，大家开始穿孝。八点半， 丧葬主持张栋宣布出殡仪式开始！父亲的遗体被放入临时棺椁，抬上灵车，子女们在灵车前烧纸磕头；在起灵时，作为长子的我鼓足了劲在一块预先备好的石头上将瓦盆摔得粉碎。在鼓手们的吹打声中，灵车及灵车后面家人、来宾乘坐的一长串车辆，沿街缓缓而行。
  到了殡仪馆，众人稍事休息，待一切安排就绪，约9点半钟张栋宣布遗体告别仪式开始：主持人潘哲伟副县长宣读主持词（奏哀乐）——全体肃静——向遗像默哀（三分钟）——县委副书记魏红侠同志致悼词——我致《家人答谢词》——最后是在哀乐中进行遗体告别。

  我们为父亲选了个一万元的紫檀木骨灰盒，将父亲的骨灰盒与存放了29年的母亲的骨灰盒合放在一处；我们兄妹为分别多年的两位老人重获团圆而无比高兴。
   13号到我们去殡仪馆“圆三”：将父亲、母亲的骨灰盒一同请出，摆上供品，点燃香火，由我把预先准备好一壶浆水绕着祭桌周围向地面浇浆，在主持指点下，我提壶顺浇三圈，逆浇三圈，余下的由二弟来浇完。接着是磕头、烧冥币以及用纸糊制的各种日用品。圆完三我专意坐“二愣蛋”的小轿车到华盛楼与大家共进午餐。15号我们又到殡仪馆烧了“七纸 ”。至此父亲的丧葬事宜基本完结。
         父亲的一生正如涿鹿县委魏红侠副书记在悼词中所说：他“忠于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坚守共产主义信念。他的一生是历尽坎坷、艰苦奋斗的一生，也是平凡而伟大、辉煌而光荣的一生；是为党为人民努力工作，克勤克俭、廉洁奉公、任劳任怨、鞠躬尽瘁的一生，也是执行政策、敢于坚持原则，公道正直、团结友善，深受亲人、朋友、群众敬仰和尊重的一生。”

2016年7月31日我的父母亲的骨灰在二弟、小弟筹划、操持下由涿鹿县城的殡仪馆迁往祖坟，并为父母亲立了墓碑。我为父母亲的墓碑撰写了简明的碑文：
 千古留芳
父恩如山，宽容大度，勤政廉洁，德高望重；
母爱似海，贤淑内助，养育子女，含辛茹苦！

 二位老人终于安息在美丽幽静的故土的风水宝地。父亲、母亲，长眠故土、含笑九泉！ 

 我的母亲过早的“走了 ”，而父亲也“走了”三年有余！
 在我的心中最早出现过两个家，即奶奶爷爷建立的卧佛寺的家和随着父亲工作的变动而移动的飘忽不定的父母亲的家；如今奶奶爷爷那个家仅仅留存的五间正房和两间摇摇欲坠的西房，几十年来被一家换一家的用户们无偿居住着；父母亲的家，先是因母亲的“走”发生了质变；又因父亲最后的“离去”而荡然无存。真是：
斗转又星移，悠然岁月催；
短暂人生路，送别诸前辈；
娘走家减半，爹去无家归；
悟得一个空，仅有怀念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