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我的父亲—第二章 含泪忆父生平之第五个十年(1979.1-1988.1)敢想敢做
我的父亲 2018/8/6 17:06:00 浏览:319
1978年11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把我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商量,实行改革开放,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当时我家分得了10亩地,那时我在邢台上班,小儒在外地上学,小栋年幼,耕作由娘一人承担,父亲为了减少娘的劳作辛苦,抽出时间就回家下地干活儿,父亲为了节省把进口的肥料袋染色后做成裤子自己穿,而能花十几元让小儒买成衣裤子穿。父亲割麦子很快,一响能割一亩多是我队有名的割麦快手。在单位他们对改革开放讨论时,他觉得这场变革会给今后发展注入生机和活力。谁能抢占先机谁就能从中得到率先发展。当这股春风吹到中原大地时,可以说这里的人们还在睡梦中,无动于衷,等待、观望,看如何是好。就在这时他从煤建调商业局具体负责业务和统计工作,在那计划经济年代能在商业局工作也是一件很受人羡慕的事情。他倍加珍惜这份工作,致力于动脑筋、想办法、鼓干劲在干好工作上下功夫。当时就商业局领导班子而言,局长史连奎、副局长史玉顺、李计东、宛兴春都没有他的文化高,特别是他提出的业务工作的做法和思路基本上都能得到了局领导认可和支持,并在经营中受到了良好效益。1985年11月五金公司购进上海蝴蝶牌缝纫机30台,飞人牌缝纫机10台,永久牌自行车10辆,还有三五座钟、洗衣机等紧销商品。到货没几天五金公司经理孙建勋到商业局汇报时说,这些商品很难处理找的人太多,如果这样公司就不能盈利,否则还得罪人。这时他提出要放开销售,价格由市场去订,消费者认同的价格就是合法的价格,这个建议局领导不理解、不提倡、不支持,还怕出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他坚信自己的建议是正确的,只有放开价格公司才能盈利,经过一番激烈商榷之后形成了一致意见先“秘密”地把价格放开,从公司到局领导不在从“后门”给熟人开绿灯。最后这批商品为公司盈利7000多元,公司从中尝到了甜头,外销人员看到这种做法购进紧销商品的劲头大了、方法多了,渠道宽了,积极性也高了。
统计工作是一项真实、准确、可信的工作,是调剂经济工作运转的重要参考依据。为把商业系统的统计工作搞好,他制定了《1985-1989统计工作规划》通过每年两期培训各公司统计员,他们从理论和技能上都有很大提升。此做法受到当时邢台地区商业局充分肯定,并在整个地区商业局系统推广,临西、清河、宁晋、沙河县商业局先后来平乡学习,听取他的介绍。1982年10月地区商业系统在统计师评选中,他名列榜首、成为地区首名、首位统计师,并被纳入地区商业系统统计师评选评委,当选平乡县政协第二届委员会常委。由于从商人员思想保守,对改革开发的认识只是喊在口头上,讲在会议上,发在文件上,不见行动上,按照地区商业局的要求,1987年5月他提出了转换经营机制向社会招标能人任国营公司经理,符合改革开放政策,使公司扭亏为盈,这一提法很多人不理解,有人说:“把一个国营公司交给一个农民这不是开玩笑,如果毁在他们手上国有资产怎么办、职工怎么办,他们是一个农民一走了之,剩下的烂摊子又怎么办?为了打消大家对新生事物的顾虑,缩小反对面怎样找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使大家能够接受,他一时忐忑不安。最终想起一个好办法能够使大家接受,索性让方俊格(时任烟酒公司经理至今健在)投标继任承包者。因为那时社会上的人都摸不清改革究竟能落个什么结果,也就是说只要达到投标底线就能中标,但承包方案的要求是严格的盈利和亏损各有约束机制。他向方俊格介绍了对承包的设想,特别是他看了方案后“吓了一跳”,说:“如果完不成任务就可能蹲大狱,说什么我也不包。”改革一时搁浅,他把情况向局领导汇报后,局长史连奎爽快地说:“改革本身就是一场革命,既然已经订了必须做下去”。有了局长这把“尚方宝剑”他的心劲更足了,通过媒体向社会招标,最终在3人投标过程中霍朝安(王固人,现年63岁)中标,霍朝安文化不高但正派、厚道,有多年经营烟酒门市积累的经验,也有完成承包任务的决心。在三年的承包经营中,霍朝安从一个农民一跃到经营一个公司,确有很多不适应之处,但他不懂就问,派出多路采销员扩展公司业务,使连年亏损的公司有了生机。1990年5月承包到期后霍朝安为公司挡清了9万元亏损。从那以后,五金公司、食品公司、纺织品公司、百货公司和饮食服务公司都承包了下去。改革使商业员工尝到了甜头,得到了实惠,看到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