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从中国撤走了专家，中止了援助，中国的经济建设项目一度搁浅，使刚走出摇篮的新中国不断遇到新的困难。为了长中国人民的志气全国人民共同的心声就是勒紧裤腰带也要还清苏修的债。这种国灾对他来说刚看到一点曙光的家庭又面临着危机。他挖草根，打树叶，找野菜充饥，连最好的东西山药干都涨到每斤3元，谁能吃的起呀，吃不饱，穿不暖，全家人的生命也在奋力抗挣着。
   由于生活困难和营养不良我得了浮肿病，不能走路、只能把大肚子放到地桌上才能站稳。爹看到生命垂危的我也找不到好的治疗办法，医生说也只能让他增加营养慢慢恢复。为了我能活下去他不顾一切趁到岳城水库工作的机会把只有4岁的我带在身边，把省下来的饭菜给我吃，工友们看到我可怜，也主动省点给我，在大家共同的帮助下，我总算能吃上饱饭。没有换洗衣服他就等我睡着了，就把衣服给我洗干净晒干再穿上。没有棉被就让我盖着大衣，尽管这样我也很活泼、天真，无忧无虑和工友们生活在一起。他上班时就让下班的工友看护着我，有时晚上他替换工友上班，目的就是为了能让我吃饱。
   1961年平乡、广宗、巨鹿合并为大县。他在广宗生产公司工作时，托从副食品工作的人买了5斤红萝卜，分别送给了三老姨、老舅、姥姥和我爷爷奶奶。有一次他在单位分了两个窝窝头，父亲自己没有舍得吃，又到饭馆要了几个白菜疙瘩，放在一起煮了一锅吃了一顿饱饭。剩下一个窝头送到了北流渠爷爷奶奶家这件事情虽小但充分说明了父亲重亲情、孝老人、顾家人的精神。
   弟弟小儒出生那年虽说“三年自然灾害”即将过去，但生活仍是困难重重。面黄肌瘦的小儒因不够吃时常在娘的怀里哭个不停，心疼的他也毫无办法。为了喂养小儒二姑经常给娘做一些咸的汤水喝，就这样总算挺了过来。15岁时父亲还让他去“五七大学”学开拖拉机。小栋小时候生活条件还算好，为了照顾爷爷奶奶的生活，平时我们家爷爷和奶奶都是坐在方桌旁每天能吃一顿馒头。我们一家围着地桌吃的窝窝头，这时小栋想吃馒头可是我娘不让他吃。于是小儒就把吃剩的窝窝头尖摞在窝窝上，调皮的小栋看到这东西就摇头不吃，娘就哄着说：“栋，你个子矮窝头有尖，吃一点就会长高不吃你就不长了这样小栋才会吃下一点。每次吃饭他最操心都是变着法哄来哄去，要不他饿着也不吃，拿着棍子敲敲桌子敲敲凳子讨厌急了，但是他也是为我们家带来笑声的孩子。
   1962年夏天省领导为了摸清人民群众的真实生活情况，派出了一些干部下乡调查。县领导让父亲深入到艾村调查，到村之后他看到有的人饿的皮包骨头到躺在斜坡上，奄奄一息，有的弇着身体扒开一看死了，他当时一阵阵辛酸眼泪顿时夺眶而出。
   在汇报会上他一针见血指出：“要我说真话还是说假话”。省领导当即表示说真话。他把调查情况如实汇报后在场的人都惊呆了。他的汇报不但没有给平乡“捅娄子”，反而使调研组掌握了实情。不久省里从外地往平乡调拨了一批麸皮、花籽渣（麻什）填补到艾村。虽说这东西不很好但在当时也是很缺少的，这些东西也给了艾村百姓一时充饥。后来省领导看到他敢说真话，提供了真实民情，要调他去省里工作，他考虑到家里的实际情况放弃了去省里工作的机会。
   “三年困难时期”正是巨鹿大县时期，他去小吕寨调研民情，由于饥饿实在走不动了在树下休息时，看到了露出的山药就一手抓过去，这时他意识到，如果吃了会违反纪律伤害百姓，又用土埋了埋忍着饥饿去搞调研。
   1963年8月2日至8日，7个昼夜的连降特大暴雨达684毫米。太行山区的降水量在1800毫米以上，山洪爆发、河堤决口，形成了南水北上，北水南流，西水东进的态势。8月6日午夜三方洪水越过流垒河，漫过分洪道汇集于滏阳河以西地区。虽经人力奋力抢堵均无济于事，防洪工程失去了作用。滏阳河以西75个村庄在2.5米的水深中时显时没着，远远看去一片汪洋，有的人上在树上，有的人上到房顶，有的人抱着孩子侵泡水中，有的人漂泊在自制的木筏上，还有的抱住了木头固定在树岔上......等待救援。
   由于油召煤建公司经理外出，正常工作由他负责，在这万分危机时刻他带头全力以赴抢救在洪水中挣扎的群众。在他发烧未退的情况下自制3个筏舟，协调一木制小船亲自带领煤建机关全体人员在漂泊杂物的洪水中，用铁锹拨着水，不顾生命危险抢救被困群众。大家团结协作、勇往直前，把生死置之度外，往返8次救出群众70多人。
   危在旦夕的滏阳河河埝油召段随时都有崩溃的可能，全县干部群众分段日夜守候着河堤。8日就在油召桥北侧河埝出现了险情，由于连降的暴雨无处取土，紧急关头他向指挥部提出用煤加固河埝，避免了河埝崩溃，保住了滏阳河以东十几万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
   1966年5月毛主席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在人民日报刊登，随后不久席卷全国的WG开始，“造反有理”、“破四旧、立四新、谁要反对是敌人”的口号，标语随处可听、可见，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平乡也不例外。县委成立了造反派司令部，八一红卫兵和各乡镇武装部长掌握了全县党政领导权，县委领导全部靠边站、批斗大会经常举行。县委副书记肖永杰等一批老干部成了批斗对象，他们戴着高帽、挂着牌子，游街示众，有时红卫兵对他们还拳脚相加，使他们受尽了折磨。这一切他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恨在当时暗问自己这是一场什么革命，简直是一场祸国殃民的相互残杀，没有组织，没有领导，想斗谁就斗谁。革命老干部挨批斗，一夜之间就成了走资派，文物被破坏，坟上的石碑被拉倒，一家人也相互批斗。家庭出身贫寒的他当时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同红卫兵展开口舌之战。有一次在批斗程风超（县委副书记）时，他当场质问红卫兵张XX，为什么要批斗他，他有什么错，错在哪里，难道他带领全县人民挖沟修渠、排涝抗旱错了吗？他下乡指导农民生产，想方设法提高产量错了吗？红卫兵张XX一时说不出话来，还说他是“保皇派”也得批斗，他当即质问你们敢！“WG”从县城到农村、从工厂到机关、从学生罢课闹革命到公社互相串联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煤建机关也不列外，有的要参加红卫兵组织，要亲自投入到WG洪流中去。面对这种“热情”他坚决反对，不支持、不鼓励、不参与，静观其变。当时有的职工不理解还偷偷地参加了红卫兵得到了他的训斥。因而，有的单位仅红卫兵而言就有两派，搞得不团结、闹分裂、置仇甚深，有的几代人还解除不了。1969年“WG”定论时，对坚决反对和不支持、不鼓励、不参与的中间者和“保皇派”定为“逍遥派”，这样从理论上认定了他的做法是对的。（“逍遥派”是对全国而言，他只不过是亿万人中一员）
   1968年为了稳定农村秩序搞好农业生产，支援农村发展，县里从各单位抽调年轻有为、吃苦耐劳、没有派性、办事认真的干部组成工作组下村扶持工作，父亲被派到田禾村任组长。在这期间他逐户了解情况，分析事因、化解矛盾，并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受到了村民好评。经过一番争论、对比、推荐，选出了群众威信高、工作能力强、政治觉悟高的马仁轻、杜石坤、郑庆坤等担任村干部。他们不辜负全村人的希望努力工作，一心为民、大公无私使田禾村稳定了近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