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家里穷全家人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着，万般无奈情况下爷爷用独轮车推着大奶奶和老奶奶闯关东去了，一路上受尽了煎熬，因长时间行走无食充饥体力不支露宿街头，患伤寒无法医治腿部受伤但他咬紧牙关继续前行，为了求生把衣服和随身携带的日用品都卖给了人家用来换东西吃。父亲为了一家人能生存下去，14岁时就放弃了学业，同村里的长者赶着大车去隆尧山口拉石灰，有时自己舍不得吃喂了牲口好使它有体力，晚上睡麦秸垛、牛粪堆是常事，还把钱省下来好为家人糊口。有一次被子、随身带的东西都被偷走了，一家人盼望他挣的生命钱全部没了，他心疼地失声痛哭，经长者耐心相劝自己才平静下来。一次教训之后他不但不睡还把挣到的钱订在一个小板下，以防再次被偷。有一次卖西瓜时他不会算账就让买瓜者自己给多少钱算多少，有的买主说：“你小小的年纪不去念书，就拉脚卖瓜是你自己要做的还是家人叫干的，念书去吧孩子”。从那以后他悟出一个道理，上学不能丢下拉脚也得做要不家里没吃的。从那以后每当拉灰回来不顾劳累在油灯下把落下的课程补回来，弄不懂的就找本村同学问一问弄懂为止，并把作业做完。后来在赵同春老师的教导下他学完了应学的课程，成绩进步的也很快。由于他从小就受到赵老师的良好教育，为他的人生也打下了好的基础。父亲是个知恩图报的人还时常看望赵老师，他的举动也深深地影响着我们。还有一次爷爷给了一毛钱叫父亲在寻召乡洼里村老姑家的会上买糖吃，他舍不得买想来想去买了三个小糖人，自己卖了起来，一个上午卖了三次，结果一毛钱成了四毛，爷爷高兴极了还说他有出息。
   常言道，好男儿早晚要分家，可是我们的祖宅是个刀把子宅基，也就是说南边贯通东西两个巷道，北边东侧有张氏南北一半。大祖父和祖父分家时我家分得了北边。因不成局势，我父亲和爷爷经与东邻张氏协商，分两次将东邻张氏的宅子买了过来,这样才有了现在的完整宅基。为了买张氏这片宅基还借了本村张林福24担麦子，由于还债困难他和爷爷开过孵鸡房、馍馍房受尽了苦和累。
   17岁时他与马上屯村马雪芹结了婚，娘是一个农家女孩，没有文化，但是心地善良，性格温良，吃苦耐劳，是非较少，从此他俩人共同支撑着这个穷困的家，娘对公婆关心如己。1974年爷爷得了膀胱癌不能为生产队喂牲口挣工分，奶奶又常年有病，由于那时一切都是政治挂帅，吃住在单位，早上晚上开会学习，表现不好就给你上纲上线，他在不能耽误这些的同时，每遇星期六很晚到家，黎明一早就去北李庄请胡医生，时隔几天又去重义町请霍西坤医生为爷爷看病。由于他工作时间紧一切家务都落到娘一人身上，这时我娘只能起早摸黑天不亮就起来做饭，待料理好爷爷奶奶的起居和我们姊妹三人的早饭后，去生产队上班。一天只能挣8分工，特别是下午天黑才能下班。到了晚上她不顾一天劳累还得把明天的干粮做出来，吃饭的时候已是很晚了。待爷爷奶奶和我们入睡后，娘还要纺花、做鞋、织布她一晚上能织一丈二尺，是我村有名的织布能手。由于爷爷的病情越来越重使他的起居受到了困难，这时娘为了照顾行动不便的爷爷就为他端屎接尿。村里看电影她每次都是把我们先送去，然后回来搀扶走路不变的爷爷，看一次电影往返就要三四趟。娘的孝敬之心为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1976年腊月29日爷爷去世后，父亲为更好地照料奶奶便把她接到县城，同我们一起租房居住。
   由于奶奶身体不好行动不便，每逾冬日她习惯卧床不起，这样一来她的生活需在床上料理。为了让奶奶畅心过冬全天候的伺候都是我娘一人承担，但她从未有过怨言。在伺候奶奶之余，娘还要去影院看自行车，做些加工手套、自行车座套等零活以补家困。从我记事后娘从来没有和奶奶吵过嘴、闹别扭、红过脸，以自己的一份孝心给了奶奶无微不至的关怀，奶奶1982年腊月初6病逝。奶奶去世后，娘才过了一段不照料老人的安静生活，可是她的心灵、身体和精神都受到了创伤。
   大跃进时期全国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全村人都在集体食堂吃饭，并按年龄等级和青壮年分配食量，我家分配的不但不够吃还得捡一些残食吃，也算勉强维持生活。由于父亲没有时间照料一家，这样一家人生活的重担就落在娘一人身上，种地、家务、照料生活等都由她一人承担，缸里没水她一担就是12担总是把缸提的满满的，辛苦极了。由于劳累过度，积劳成疾，得了脑萎缩，经四处求医，久经治疗，疗效不明于2000年11月17日溘然长辞，时年67岁。父亲对我说：“想起你娘觉得愧对于她，在我们这个家这么多年受了不少苦，没有享过一天福，你们大了，条件好了，她却走了。她的离去我的泪水和想念、思念、怀念也无法与你们相言，有时也彻夜难眠，真是苦了她一辈子”。
   16岁那年父亲考上了工作，分配到平乡煤建。每月18元的工资不但供全家花销，还得照顾穷困的姑姑，别看这项工作当时在村里还是挺受人羡慕的。初到煤建才知道正是国家煤炭资源匮乏时期，人年均分配的煤量只有19斤，一般情况下是不够用的，但是在煤紧张的情况下，他没有忘记北流渠的乡亲们，只要是找到了他张开了口，在不违犯大的原则情况下他每次都为其解决2元钱的煤（当时2元钱可买100斤）。他说：“本村的乡亲几乎我都为他们解决过这个困难”。虽然从“后门”给了乡亲们2元钱的100斤煤，省俭着用也只能烧两个月，怎样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他经常思索着，后来他把煤打成饼再扎上几个窟窿，不拉风箱慢慢烧省了很多，经过试验研制成了节煤炉在全县推广得到好评。煤的供应量由原来的年分配70吨、下降40吨，缓解了煤炭紧张趋势节约了资源。这种做法不但在平乡首创，而且也在全国推广，他给史玉顺经理写的经验材料多次在省内介绍。在申报先进个人时商业局指明报他，都被他拒绝。史玉顺说：“成绩是元捷的要报他”。他说：“你是经理，报我不合适”。最终史玉顺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并同国务副总理李先念合影。
   1958年大炼钢铁时因为父亲年轻组织性、纪律性强，干工作非常认真，组织上让他组织人炼铁。为了完成任务，他带头把家里的铁制品都奉献出来。如铁锅、门鼻、废农具等，结果炼成了铁疙瘩。为了支援农业生产，组织上又安排他负责提炼尿素，父亲和同事们一起到每个单位和农村收集尿液，但最终失败了。这事也成了他一生最为伤心的事情，并在他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为以后工作中用科学的态度解决问题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