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立功,男,1919年4月出自于中国贵州省铜仁市德江县煎茶镇下潮溪,曾经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
1933年初,陶立功在贵州沿河县参加贺龙领导的红三军,安排在团部当通信员。
1934年7月,红六军团从瑞金西进,和湖南贺龙红3军(红二军团)会师,为中央红军转移打前站。
说起会师那天,时为红3军20团战士的陶立功难以忘怀:“六军团一位首长和气地说,‘小鬼,你这样小,回去算啦。’我立刻叫起来,‘我不小啦,我能跑路能写字,什么活都愿做。’周围的人都笑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任弼时。”
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开始长征。部队沿途行军打仗,战斗减员和非战斗减员增多,陶立功在首长关怀下学习掌握了初步的医疗技术,为官兵服务。
抗日战争爆发后,陶立功随贺龙领导的八路军第一二〇师转战山西、绥远、河北等地,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1938年底,根据八路军卫生部的安排,赴河北省阜平县向诺尔曼·白求恩大夫学习。
1940年,来到延安,进入延安医科大学学习。
1945年,陶立功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业回到八路军120师,先后担任手术队长、二分区卫生部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第八军卫生部长、绥蒙军区卫生部长
(正军级)。
2006年,87岁的老红军陶立功居住在贵阳市正新街,身板还比较硬朗,每天都要锻炼一个小时,没有特殊情况雷打不动。陶立功很有生活规律,因此我只好把访问安排在他中午睡觉起床之后的一个时间段。
陶立功谈吐清晰,只是听力有所下降,跟他交谈需要放大声量。
陶立功是老红军,也是伤残军人,他的右腿有一条长长的伤疤,伤痕很深,以致大腿都变了形。陶立功说,伤疤是1939年在河北韩庄打日本鬼子时留下的。当时他们的部队被日本军队包围,在突围时子弹打中他的右腿,血流如注。同时一枚炮弹落在阵地上,弹片穿进他的胸部,他被送进医院抢救,虽然保住了生命,但从此落下了残疾,至今胸部都还残存一块弹片。陶立功说,不过比起牺牲的战友们来说又是很幸运的,能活到今天看到国家一天天强大已经很满足了。
陶立功出生在贵州省德江县一个叫下朝溪的村寨,3岁的时候,父母、奶奶在一年内相继去世(爷爷就死得更早了)。他的上面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但都还不到10岁,日子过得不成样子,只能靠亲族的帮助艰难地生存下去。由于家境困苦,9岁的时候,陶立功被一个神父带到德江县城的天主堂里当扫地童子,以便混碗饭吃,还可以读些经书。在天主堂里呆了近三年,陶立功亲眼目睹了一件令他至今都忘不了的事。神父有两个佣人,一个喂马的,一个照顾他生活的,照顾神父生活的这个人只有十五六岁,而喂马的这人大约有三十多岁了,两个都是思南县人,有一天两人发生口角,喂马的动手殴打照顾神父生活的小孩子,打得口鼻出血,过了几天这个人就死了,没有人管,神父也没有追究马夫的责任,死了人就这样不了了之。这件事对他触动太大,至今都还清楚地记得死者的名字。他想,这个地方不是他的久留之地,一天,他和教堂里的周胜利商量着逃出了教堂。周胜利比他大几岁,也是给教堂干活的。
跑出教堂 当上小红军
跑出教堂两人就逃散了,陶立功被路过的一支部队的长官唤上,叫他帮着牵马,当勤务兵。部队走到沿河县城后,当官的嫌他没有把事情办好,在城里宿营的晚上把13岁的陶立功捆在房柱子上不让睡觉。深夜,一个老太太发现他还是个孩子,就悄悄问他是哪里的,怎么被捆在了柱子上。陶立功一一说出了自己的身世。老太太得知他的遭遇后,冒着风险把他带到山坡上的山洞里躲起来。天亮后,那支部队就开走了,陶立功松了口气,中午又来了一支部队,在街上喊着口号: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穷人的军队,不打人,不骂人,官兵平等,有饭吃,有衣穿……
13岁的陶立功听得很明白,虽然心有余悸,但还是走出了山洞,走上了大街,部队里有人问他:小鬼是哪里人啊,想当兵吗,跟我们走不会饿肚皮的。陶立功见这些人穿得并不好,但和蔼可亲,对人特别关心,值得信任,就跟他们走了。后来他才知道这是贺龙领导的红三军。那是1932年。
后来,红三军二十团和肖克领导的红六军团在印江县的木黄会师。红六军团是从井冈山过来的,部队拖得很疲惫,会师时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杵着根棍子,真是很艰苦。红二六军团开始的口号是:我们追赶中央红军,一定和中央红军会师。可到了湖南后却不提了,以后大家才明白不提这个口号的原因。红二六军团不能和中央红军会师,需要在湘、鄂、川、黔边境上战斗,牵制敌人,以掩护红军主力北上。陶立功说,红二六军团在四省边境打了近三年的运动战,他所在的部队打了4个大胜仗:龙溪沟一仗、桃子溪一仗、陈家河一仗、板栗园一仗。
爬雪山时差点没了命
陶立功说他是死过很多次的人,记得有一次在过贵州的鸭池河(乌江上游)时,水流湍急,时间很紧迫,船只、竹伐太少,部队一部分人不得不采取趟水过河。他和战友牵着一匹马向河心走去,突然一个浪头打来,一个战友站立不稳,被波浪席卷而去。危险时刻他顺势抓住了马尾巴,翻腾了几下才被马儿带到浅水处。对岸有敌人狙击,只得强渡,因此死了不少人。他没有被子弹打中,也没有被河水卷走算是万幸。诸如这样的危险可谓数不胜数。长征途中,他们的部队几乎都是晚上行军,白天休息,这样可以避免和敌人发生正面冲击。过金沙江上夹金山死了不少人,很多人被活活冻死饿死。他自己也休克多次,被抢救了回来。在爬雪山时,有一次前面突然发生大雪陷塌,他牵的战马来不及收踢,一下子落进雪坑里,他急忙抓住马尾巴,本能地想拉住战马,不料自己也差点栽进了雪坑……
陶立功说,他们爬雪山过草地时准备了“四皮”:皮草鞋、皮带子、皮斗篷、皮褥子,这四皮既可以作行军用,又可以当作粮食吃,可是还没有走出绝境“干粮”就没了。当时红四方面军走在前面,他们吃的是青稞,但由于消化不好,拉出来的屎里青稞虽然已经变黑,但没有完全烂掉。后面的他们实在没吃的,饿得不行了,只好把屎里的青稞用水清洗后再煮着吃下。有一个排,几天没有进食了,突然碰到一片草,长着大片大片的叶子,大家就摘下来煮了吃,结果一个排的人全部中毒死亡。后来才明白这是毒草,不能食用。
陶立功从13岁走上革命道路,15岁就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身负重伤,解放战争时期,参加了解放华北、大西北、大西南,荣获4枚勋章。
1949年,跟随南下大军转战南北,之后转业到西康省主管卫生工作。
1956年,陶立功同志主动向组织申请,回到贵州支援家乡建设。先后在遵义医士专科学校,贵州省卫生厅,贵州省科委担任领导职务。
在贵州省卫生厅工作期间,多次向卫生部贺彪部长及其他领导反映,贵州省革命老区缺医少药的现状,并积极筹建并落实大连医学院整体搬迁落户遵义(遵义医学院)。
1993年,贵州省干任(1993)101号文件,落实政策恢复陶立功同志享受省级干部待遇。
2012年9月30日,陶立功离开了我们,享年9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