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诗人许立志跳楼自杀死了。从医学角度来看，他的死归于心理障碍，是文学害了他，若及时给予心理疏导，这个坎可能就过去了。他给普通民众的感觉是自己看破红尘，对前途绝望之后的厌世。他在遗诗中说，他比任何一个人都想站起来，但是他的骨头不答应，他的胃也不答应。生存是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最低要求，显然，许立志作为一位打工诗人，他连自己的物质生活问题都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这样的诗人把他架在诗歌的高地上炙烤，是痛苦的，他只有去死才能解脱。所以，一个人不论你怎样的喜欢文学，首先要明白一点，文学不能当饭吃，也当不得衣穿，把它当作一种爱好就好。人首先要生存，先养活自己，只有活着才能谈发展和未来。我们可以不当诗人，也可以不当官，没有人会说你什么。这些都是小概率事件，并且有相应的责任和担当，既然担当不了，能做个正正常常的普通人也是很好的。
我不是说解决了生存问题的人就快乐。现在那些富人你别看他大把大把花钱，潇洒无比，但他们遇到的痛苦并不比穷人少，他们的快乐并不比穷人多。那些当官的你只看到他满面春风、耀武扬威的一面，其实他们内心的痛苦可能会更多。他们减轻痛苦的方法，就是放弃自己的信仰，把自己从正常人变成非正常人，不然也会痛苦、抑郁得跳楼自杀，我们时常会听到某某官员又抑郁自杀了。
情感、尊严也是一个人活着的需要，没有尊严，有时我们宁愿去死。但现实是，为了生存，社会逼我们每一个人苟且偷生，放弃尊严。为了维护尊严，有时我们要付出很多代价，包括物质的、精神的，这也是我们必须承受的一种苦难。要么在自行车上微笑，要么在宝马车上哭泣。与命运抗争的人到头来只落得伤痕累累，湮灭在风雨里。更可悲的是，现在已没有人为平等、为自由而去与这个社会拼命了。生活在底层的大多数人是没尊严可言的，人穷志短，马瘦毛长。这是以占绝大多数普普通通的劳动者而言的，不是一个打工诗人许立志的问题（听说许立志在血汗工厂富士康打过工）。端人饭碗受人管，下层劳动者在领导者面前是这样，下级在上级面前也是这样，中国人在国外也是这样。做中国人有时真没有自豪感。
小时候，我也是想过死的。大概是七八岁，觉得吃不饱穿不暖，生活太苦，父母为什么还要生下我们姐弟几个来受罪呢？还不如死了的好！对死一点都无所畏惧。这当然是幼稚的，女儿到了十一二岁的时候也同样说过“一了百了”这样的傻话。稍大一点，叛逆期的我又觉得整天忙于X+Y=Z之类的学习对生活一点用处都没有，觉得人活着没多大意思。读高中的时候，正值“文革”拨乱反正，一下子觉得现实社会并没有书上说的那么好，到处都是阴暗面，超出想象，思想特别迷茫。到煤矿工作后特看不惯领导借改革之名，胡作非为，搞些鬼名堂，直骂院长是没改造好的“劳改犯”。但我阻止不了“改革”的大好形势，直到有一天千千万万的工人下岗了，人们才对“改革”有了一点质疑。如今，普通民众只要一听领导说要改革，心里就害怕，就知道那是利益再分配，搞得人心惶惶、心惊胆战的，就想着有什么倒霉事情折腾着又要来了。
国有企业迟早一天要倒闭我是早有预感的，就想着真的到了那一天自己该怎么办？这是1988年我思考的问题。对改革形势不看好，就得防一手，想着如何给自己找一条出路。病人不多的时候，我就在化验室里试验造肥皂。读卫校时学过有机化学，无机化学、生物化学、分析化学，造一块肥皂的知识我绰绰有余。上课时老师随便一说我就记住了。一个电炉，一块石棉网、一个烧杯，工具是现成的。找一块腊肉皮子放在烧杯里煮，在天平上称几克氢氧化钠放入，煮4个小时，这个过程叫皂化。待冷却后倒入模板就凝固成一块黄生生的肥皂了。如果放入一些香料或颜色，就成一块香皂了。
造肥皂的原料我也想好了。那时岳父每年中秋节前都到昆明冠生园拉火腿油回来叫我帮忙卖，一次拉一大货车来煤矿，有六十多桶，每桶200多公斤，共十二吨多。我下了班就跑那些小卖铺一家一家的去推销，后来发觉小卖铺销量不大，几个月都卖不了一桶油，就跑那些几百人的中学后勤部联系，吕合中学、沙桥中学、徐营中学都买过我送去的火腿油，一次就要四五桶。南华坝区的几个供销社也赊销过我的火腿油。南华街上杀猪的有六七家，有一年全部卖我送去的火腿油。只要到了农村收烤烟的季节，香喷喷的火腿油就十分好卖。1993年物价大涨的时候，还有楚雄、姚安、牟定的顾客抢着来要油呢。我是个读书人，不懂得什么生意经，只想着帮岳父一个忙，把油推销出去作为对他老人家把女儿嫁我的报答，就把海口夸下了。万一第二年还卖不掉，这些油就只能用来造肥皂了。
没想到的是，这样的景况竟延续了八九年，在我手上前后卖出去80多吨火腿油，并没有出现卖不出去剩货的情况。矿山如我所料国营改民营，成为股份制有限责任公司，工人买断工龄。只是把我们职工医院和子弟学校交给地方政府管理，我也就没有走到失业自谋职业那一步，现在仍然当我的医生。我试验造肥皂的那些技术至今也就没有派上用场。
(2014-10-07 21:2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