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9日下午，我来到北京 ，相约第二天去医院看看老书记，没想到早晨六点接到信息，老书记辞世了。我一下就懵了，我在房间里来回找这找那，手忙脚乱，明明手里拿着手机，却在一直找手机，心里腾腾剧烈的跳动，有一件事情，我没忘记，我得洗一把脸，去见老书记，得洗洗脸。可是水管一开，我的眼泪哗哗流下来，怎么见了水，就止不住泪水。我快速下电梯，到酒店门口，曾经把红旗渠宣传到纽约时代广场的宋国仑在等我，原来约定我们一起吃早餐，吃完早餐去看老书记，没想到以这样的方式去看！作为林州市委书记的王军，心急如焚的给我打电话，“你在北京，代表市委第一时间到家里，我立刻动身赴京！”我住中国农大附近，离方庄有一段距离，我和国仑不时的催促司机，我知道再催促也没用，不是司机开车速度慢，而是我们心里着急。在车上，我打开微信，王军书记把这个信息发布后，市委圈内刷屏了，乡镇局委圈刷屏了，可是朋友圈内一条也没有，我知道无论那个领导也不敢或不愿向社会公布这个噩耗。百万人会承受住这个噩耗吗？因为杨贵不仅仅是智勇的父亲，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悲哀，不仅仅是林州人民的悲哀，整个太行山都有他的灵魂。在林州谁不知道杨贵，在河南，在中国，乃至世界许多人知道杨贵，而知道杨贵的人没有知道红旗渠的人多，也就是说红旗渠的知名度远远大于杨贵本人。二十多年前，到杨贵老书记家里，他摸着我的手，对我衷衷教诲，你要当好红旗渠精神的传承人，把咱们的老传统一代一代传下去。每一次他总是称呼林县的所有的干部同志，问问最近谁谁最近怎么了，有些我都不认识，他都一一详细安排，代表他去看看，而去看的时候，许多是当年修渠最普通的人，有些是受过伤的修渠劳模。他几乎所有的农村支部书记的名字都能叫出来。我接触杨贵无数次，单独聊也很多次，但我奇怪，他从来没有在我面前谈论过那个同志不好。我说修建红旗渠，这么大工程，你会不得罪人？他说一切都用历史回答，在工作中只要是为了群众的长远利益考虑，时间长了不理解的都会理解。他唯一遗憾的是如果红旗渠源头能再往上游移一下，红旗渠水就能放水到南谷洞水库，可是他也说，如果我们不抓住机遇，错过一年也许就没有红旗渠。他最深沉的话语是，周总理那么忙，还知道咱们的引浊漳河的水，浊漳河水量大，还专门给咱们安排医疗队，治疗地方病。杨贵住在方庄，没有换过房子，无数林州工队长说，送给他一套大一些的房子，他都是笑笑、谢谢，他很骄傲，这是组织安排的，他对组织的忠诚，房子就是一个见证，太行山可以见证，人民心中的这杆秤就是一个见证。他对党和人民的忠诚是始终如一，不离不弃，无论有无委屈，他都是初心不忘，永葆共产党员的本色。灵堂设在家里，我和智勇商量能否设在院子，他说那可不行，不能影响别人。灵堂主位对着对门的邻居，大姐让错开一些，别对人家不好，并让智勇去和邻居说一下，这些天老家会来人，会打扰一下。房子总共宽不到三米，屋门距离灵堂也不到三米，开门还要占几十公分，为了用一个大桌子还是小茶几，我们比登了好几次，最后我说，我们不能用小茶几当桌子，人来了鞠躬的时候关住门，委屈一下鞠躬的同志，但我们再不能让老书记委屈，而且他的灵位也能尽量高一些。屋里长不到六米，沙发围了一圈，我们移开沙发，勉强放了一个桌子，好让客人留个言，按照老家的规矩，要设个礼房，智勇说，坚决不行，必须按照老爷子的要求，家里从来就没有这个规矩，见面是最大的礼。王军书记坐高铁火速赶到了老书记家里，老市长李庆瑞也到了家里，周祥，梁雪山也很快来了。毛万春、靳绥东、丁巍、李功乐、王新伟、来亮、郑中华、王宝玉，韩爱民，呼明山等同志，在京老同志，身前好友都以不同方式沉痛悼念。农业部的余部长亲自到家，会同老干局的领导一一做了详细安排。魏金林，王永强，王成松，郝雷……许多林州的同志跑前跑后。第一天老书记简洁的灵堂搭起来了。杨贵不仅是林州人民的，他是一个群体的代表，他是人民群众中的一个优秀代表。没有杨贵老书记带领大家修建红旗渠，就没有林州今天，林州有了红旗渠，也孕育了伟大的红旗渠精神，由于忙前忙后，大河报的记者也联系了几次我都没有顾上回话，许多媒体都很关心，我很对不起他们，但安排好老书记的后事，比什么都重要。其实大家最关心的是想让老书记回家，回林州的家，把遗体用冷棺运回林州，让大家再看一眼，我说老书记是党的干部，一切按照党的规矩来。大家又把焦点放在让老书记的骨灰运回林州，我说我们尊重老书记的遗愿和家属安排，同时会积极争取努力实现林州百姓的愿望。大家又纷纷要来北京，我说王军书记亲自安排，会把大家像表达的意愿按照党和人民群众要求去安排。王军同志还要求大家要化悲痛为力量，做好各自工作，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对老书记的哀思，让老书记不要再惦记。回到宾馆已经近十二点，我打开朋友圈，几乎刷屏，大家用诗词、软文、音乐、朗诵、网上灵堂等方式寄托哀思，而最多的一句话是：杨贵，我不想让你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