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陶先年谱

自序

2015年是我的本命年，八十有四了，回眸人生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这是跨世纪的昨天，可分为：学生时期、工作时期、劳动时期、退休时期。每个时期都有每个时期的特点和收益。所谓一滴水见太阳，老百姓的事，也反映社会的现实，令人深思。
学生时期（1938——1953年），初中第五学期获奖学金大米200斤，从而树立自信心，初中未毕业敢去报考省立高级中学。当了小学老师敢自动辞职去省城考大学。
工作时期（1953——1958年和1979——1991年），参加中国一汽和一拖的基本建设和生产管理，多次被评为厂级先进工作者。
劳动时期（1958——1979年），干过装卸工、起重工、种菜工，战胜了各种艰难困苦，锻炼了身体，提高了思想。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一生的夙愿。
退休！退休！（1991——至今）退而不休，单位返聘三年后又到私人老板处打工五年。将近古稀之年，真的该好好休息了。但是还是坐不住。第一要事是读书，看书成瘾，发现有些书读之恨晚。特别是那些伤痕文学，有时代特征的书。过去不知道，也忙于工作没有时间看。通过学习，开阔眼界、明辨是非。
第二件事就是参与《家谱》的编修工作，被聘为顾问。提了许多建议，还独自编了一本《简明族谱》，颇受族人欢迎。
                                2016年5月

◎一九三一年
9月14日（农历8月13日）生于一个叫三家村的小山村。全村20户人家，人口100多人。有卓姓、巫姓、林姓和温姓，都是从外地迁来的“新民人”（客家人）。至今有200多年历史。父亲卓吉通，母亲郑氏，都是实实在在的农民，靠种祖上传下几亩地为生。
◎一九三八年
年初，进入离村一公里远的石塘中心小学初级部启蒙。那时每个村有一所小学初级部，一个乡才有一所小学高级部，经过考试录取才能升入。
◎一九三九年
2月，日本飞机炸石塘墟，死伤10多人，其中三家村就有3人。那天正是正月初四，随母亲走娘家，午饭后正打算去赶集，忽听轰隆！轰隆！的爆炸声，大家不约而同地躲到菜地里，集也不敢赶了。
此后，学校东躲西藏，一听飞机声，课就上不成了。
◎一九四四年
2月，考入石塘中心小学高级部。不久日本兵路过马山去攻打贵阳，老百姓都躲进深山里，所以两年制读了三年。
◎一九四六年
3月，一次数学竞赛中获得第一名。数学教师将他的一本小说《甘薯皮》奖给我。
5月，母亲病逝，年仅45岁。
7月，小学毕业。但是没有拿到正式毕业证，这是因为班里要照集体毕业照没请校长参加，他生气的说：“问你们班主任要毕业证吧！”
8月，县立初级中学没考上，只考上一所私立阳明初中，两个月后，因病退学。
◎一九四七年
2月，带病去考县立初中，预料之外被录取。
◎一九四八年
3月，在一次数学竞赛中获得第一，奖品是一刀纸（订作业本用），虽然不值几个钱，但给我增加自信心不小。
9月，一天突然发现广告栏贴出一张通告：“以下同学获本年度奖学金大米200斤……”。其中有我的名字和同桌的名字。这样一来学费也可以免交了，父亲也不用每个月给我送伙食米了。这次奖励给我鼓舞很大，敢去考省立高中。
◎一九四九年
8月，拿着初中在校第五学期的在校证明，去报考省立武鸣高中。第一次未被录取，但随榜后又附了一条通知，说录取名额不够，续招20名。（巧收取报名费一元光洋）此时所带路费所剩无几，正准备打道回府，突然脑子一转，借钱去！再考一次，结果榜上有名，且是第二名。在面试时老师问我，这次考得怎样？我说比上次更有把握，也就是说上次就应该录取了的。
9月，学校开学，父亲给准备一些土特产，带到学校去变卖，以便缴纳学费和伙食费。一早我带着货物上了一辆客货混装的汽车，后被车主赶了下来，说是未经同意不能随便上车，我也很生气地下车去坐另一辆车。先走的那辆车途中遭到游击队开机枪扫射，打死5、6个人。据说是命令停车而不停车而打的枪，车上坐着国民党县长的哥哥，是他叫不停的，车被打坏后被捉去枪毙。我们在后面则躲过一难。
11月，我正在学校学习，父亲在家给我和滕全秀举行婚礼，我们是娃娃亲，7、8岁就订婚，我们很早就认识，但没交谈过。时年18岁。
◎一九五零年
1月，因无钱而休学在家种地，成了父亲的得力助手。
2月，刚过完春节，到县城找原初中的校长王建成，他是地下党员，现任县长，要求他找份工作做，因不了解我的家庭成分而拒绝。而另一同学，挑着菜赶集，被他看见了要去参加工作。
3月，广西地主武装暴乱，号称“反共救国军”，占领了乡政府，家乡成了匪区，我的思想非常混乱，不知何去何从，但至少知道我们是劳动人民出身，不能跟地主们跑。
9月，离开匪区赴武鸣高中复读，在学校教师们的教育下思想大有进步。
10月，在校报名参加志愿军体检也合格，因受名额所限没有批准，希望落空。
11月，要去报考四野汽车司机养成所，因欠交学费学校不开“在校证明”而未去成。去的两位同学，一人后来当了团长。
◎一九五一年
2月，学校放寒假，我和另一位同学回到匪区，首先把学校开的介绍信送交县委工作队，并去一信要求指示工作，当时学校要求学生放假回乡，支持解放军的剿匪工作，如写标语、搞宣传等。虽然没有回信，对了解我的思想作用很大。
4月，地主武装土匪被消灭，县委工作队长樊树章叫我出来恢复小学上课，此前因匪患而停课，原有教师不知去向，工资为每天3斤大米，但只领了一个月，还有几个月没领到。
7月，学校放暑假，我向县委工作队长报告：我要去报考大学，队长只是说了声：“到哪里都是为人民服务嘛”。第二天，我就离家赶去省城应考。
在去南宁赶考途中，到学校去要张在校证明，办事员说我欠交学费而不给开。我正灰心丧气地走出校门时，过了十来分钟，我又折回去说我要替别人领行不行？回答是可以，你的也可发，上学期你是有成绩的嘛。
9月，考试结束放榜，榜上有名，待遇是供给制，吃饭穿衣不要钱，每月还发些零用钱，当即报到，坐上火车北上，来到长江边的武昌。
11月7日，苏联十月革命节这一天，穿上刚发的新棉衣棉裤，又坐上火车回广西参加土改。
◎一九五二年
3月，因一同学玩枪走火，子弹从我的左下腿穿过，被迫送回学校就医。当时学校医院只有内科医生，外科医生都被“打老虎”去了，病情久不见好转。
5月，外科医生被解放回来，病情很快好转，很快伤愈出院，这时土改的同学也回来了。
7月，学校宣布：由中专班改为大专班，学制两年。听到宣布后同学们都高兴地欢呼起来。从此一所临时培养干部的学校变成一所正规大学，以后成为“211”工程重点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一九五三年
7月，以五门功课全良好的成绩毕业，本来《政治经济学》这一门，是获优秀的，是口试，我把顺序颠倒了。老师说只能给良好，这个教训终生难忘。
8月，17位同班同学分配到洛阳工作，其中分到拖拉机厂14位，分到矿山厂3位，都住在马市街民房里。
9月，7位同学和8个地方转业老干部去长春一汽实习。途中因水灾铁路不通，在天津停留2天，后改道内蒙，过内蒙古大草原到达长春，当时一汽叫“652厂”。
途中在火车上，一位县长转业来的科长与一位解放军争座位，那位年轻战士掏出驳壳枪指指点点毫不退让，老干部更加厉害，很快来了一位军官，把小战士喝退了。他们下车时来到车窗前说了一声：“老大爷！对不起！”我心想你说错了，这不是老大爷而是县太爷，他们身上带的枪比你们的高级。
不久，又有分到二汽的同学来一汽实习，我们又会师长春了。以后二汽下马，除一人回二汽外，其余都另分到别处去了。
10月，我们分到一汽计划处基建科，其他同学分到财务处、供应处、人事处等处，老干部也同样分到有关处当科长和处长。
我们住在单身宿舍，离办公楼不远，可是科长们带家属的则住在市区，每天上班要走到电车站等车，下班也要走一段路才有站，很不方便。一天，一位科长下班时看见一辆交通车停在厂部门前，他没打招呼就上了车，很快就有人上来说：“你不能坐，快下去！”这位科长也不客气地说：“天下都是我打下来的，我不能坐谁能坐。”最后还是被赶了下来。第二天还被处长叫去批评了一通，科长哪里知道这是供苏联专家坐的。
◎一九五四年
年初，一汽建设进入高潮，连我们实习的也当主力来使用。我上班不久，就被派去参加长春市计委编制《材料价格表》，（编工程预算用）有一段是两个星期休息一天，另一天算加班，为此我领到加班费2元。
5月，一天《人民日报》刊登记者一篇文章《伟大的勘误表》，说的是一汽计划处编的《工程预算定额》，勘误表同原文一样多，令人难以理解。其实是为了快，当时就有人提出重新打印，有人主张搞个勘误表快，却不知道运用起来很不方便。从这件事中，我得到一个教训：“在工作中宁肯慢些但要好些。”
10月，奉调回厂，我以请示工作为由，在北京停留5天，游了颐和园、天坛、北京展览馆。
11月初，回到洛阳，分到计划处，办公地点在道北新建校。
◎一九五五年
3月，“反胡风”运动上升为“肃反运动”，即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厂党委号召大家擦亮眼睛，克服麻痹思想，把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挖出来。在一次小组讨论会上，我检讨说：“我有个麻痹思想，就是认为反革命分子在群众中有，党团中没有。”这话引来祸根，小组中的两个党员认为我是转移目标，为自己蒙混过关，当即上报领导，讨论会变成批斗会，令我检查交代，并派人去广西外调。
外调，正是我求之不得的，这下可把我的问题弄清楚了。外调，不远几千公里，两人跋山涉水，耗时半月，写得报告不会薄了，可从来未公开露过面，估计有实事求是的，有捕风捉影的，放在档案里随机各取所需。这是后话。
10月，妻子从广西来到洛阳跟我，由于没带来户口本，吃饭没有粮票，所以没住几个月就返回广西去了。
◎一九五六年
6月，妻子从广西带来户口，变成了洛阳人，分到了房子，住进10号街坊2栋，一住就是二十多年。
7月，一拖第一届运动会在九号街坊广场举行，计划处唯一的一块奖牌是我的200米短跑第三名。
8月，广西来宾县外调人员来到洛阳，经组织找到了我，要我承认和他们的一位干部叫何俊光的小学同学一起参加过“三青团”，被我矢口否认。我说没有这回事。但从此也背了一个不小的包袱。
9月1日，第一个孩子诞生，取名卓燕燕。
    12月末，评比先进工作者，这一年的评比要求实事求是不讲空话。我经过认真总结一年来的工作，认为取得以下这些成绩：一是在全国性月刊《设计》上发表《如何编好初步设计预算》；二是在北京出版的《建筑月刊》上建议由国家投资的项目免税；三是简化工程预算中间接费的计算。最后把那些“思想进步，政治挂帅”的人比了下去，获得总厂级先进工作者。发给由厂长刘刚签名的奖状一张，床单一条。床单早没，奖状犹存。以后又被选为职工代表，出席拖厂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听了党委副书记刘翼锋传达的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未修改的传达报告。（正式公开发布时完全变了样）
◎一九五七年
3月，妹妹团秀从广西来洛阳跟我并带来了户口。不久去一个工程师家当保姆，后工程师调焦作市跟着去了焦作。1958年正式出来参加工作，成家立业定居住焦作市。
5月，反右风暴席卷全国。一天上午科长从处长办公室开会回来，叫大家把手头工作停下来，说我们已经落后了并宣布开会，要大家写条子，把科里的右派分子揪出来。于是大家纷纷撕下一片纸，写上名字交上去。十分钟后我被宣布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并责令我做深刻检查交代。
7月，职代会复会，把代表证递到我手里叫我去出席会议，实际上是被叫去被批斗。大标语、漫画贴到住宅周围，我不得不低头。
◎一九五八年
3月初，办公室从九号街坊搬到新建成的厂部大楼东楼。我的检查经过科长的检查补充交了上去；第一条罪状是反对党的领导，是在一次在报纸上看到的一条消息，上海复旦大学取消党委领导，我说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还有说科里一些党员不好好工作靠党牌吃饭。第二条罪状是反苏，在一次和大家交谈中，说苏共领导赫鲁晓夫不行。第三条罪状是攻击“肃反”，说处里作为反革命分子的人送去被退了回来。这个上纲上线的自我批判得以蒙混过了关。最后是要下结论给予处分了。还有一个参加“三青团”问题没有解决，为给我一次机会坦白交代，找我谈话，我问这个问题跟右派有关么？回答是没有，我又问参加三青团有年龄限制吗？当时读小学还没毕业，只有十三岁够条件么？没有回答。谈话结束，最后下的结论是参加三青团死不承认。给予撤销原有职务，下去劳动改造，每月发给生活费20元的处分。撤职无所谓，本来就没什么职位，一个小组长不算职位。劳动，劳动人民出身，不怕劳动。至于发20元生活费，那是无法生活的。还有一个结论至今还是一个谜，就是“破坏土改”问题。开始我一听就去找李宝善处长问这是怎么回事？他笑笑说：“回去问你老婆去！”接着就翻脸说：“你质问来啦？你是什么态度？还不老实！”于是立即召开全处大会批斗我，主要是打我的态度，有要开除我的厂籍的，有要送我去劳动改造的。但我一点儿不慌，处分早定了没有这么严重。他们也只是表现“左”派立场而已。
可是下来以后对“破坏土改”一直想不通，真不知从何说起。说破坏土改，当然这是与土改有关了。土改时我做了什么？1951年11月7日我随大学土改工作队去广西参加土改工作，刚开始把一个兵痞当贫农了，很快发现纠正，总不能与破坏挂上钩吧！对了！处长不是叫回去问老婆么?这可能与老婆有关。记得刚参加土改时，通过学习文件，联系实际，我列出家乡一些人家可能是地主，写信给妻子，她请别人读信把我列的名单说出去了。后来证实大多是对的，就是姓杨的一家和当地的工作队有分歧，引起他们对我的不满，借机对外调人员说我的坏话，这个看法可能性很大，他们把这个姓杨的划为贫农，说我攻击贫农，说他家后来分家了，就由地主变贫农了！这个所谓的贫农若不是有意包庇，一眼就能看出：他大哥解放前是伪保长，他于师范毕业后任小学教导主任，他二弟读高中，一个贫农能这样吗？土改划成分是以解放前三年定的，与分家没有关系。
还有一事也可能是借口之一吧！就是1948年时，家里耕牛瘟死，父亲卖了几亩田去买了一头牛。在我结婚那年，为办酒席借别人一头猪，以后以田抵债还猪。我家中农成分，构不成转移财产罪啊！不过日后成立公社时土地统统上交，我们是沾点便宜的。
俗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一个堂哥曾对我说过：有些人当面对我们说的和背后对别人说的可能不一样。
3月中旬，将要离开办公室下去劳动的时候，一天上午几个保卫干部拿着手枪闯进办公室，把我吓了一大跳，以为是来抓我呢！原来是来抓一个叫黄海鹏的人，他是我们科的主科员，处团委组织委员，正准备提拔为科长，在外调中发现他向国民党民团告密，把一个地下游击队员杀害，是个地地道道的历史反革命。且有血债后被判十五年徒刑。后来听说，在“四清”运动中一党员科长，也是历史反革命，事实证明我所说的党团员也有反革命一点没错。
4月中旬，和同处的另一名右派分子同一张条子下到厂北铁路编组站当火车装卸工。
5月5日，第二个孩子诞生，取名一兵，即普通一兵的意思，一家三口变成四口，生活更加拮据。
5月中旬，在参加劳动之余，参加义务劳动兴建节约村，并以《不花国家一文钱工人自建住宅》报道发表在《工人日报》上。
6月，老家来信说父亲有病，我把刚买来的一块手表卖掉得100元，给父亲寄去30元，其余留作生活费。
10月，随着“大跃进”的兴起，到处“卫星”上天，装卸工大老粗也不甘落后，也大搞技术革新，搞装卸机械化。我被抽去参加革新小组，去北京、天津参观取经。回来后也搞了几件小工具但效果不大。
◎一九六零年
8月，妻子去第三小学当炊事员，有了些收入，日子好过多了。
10月，第三个孩子诞生，取名卓丽丽。
12月，“右派分子”摘帽，调汽车队当统计员，月工资45.1元。有时还得工会救济，最困难的日子算过去啦。
◎一九六二年
1月，当统计员兼核算员，在汽车驾驶员中实行燃油奖，一直延续到1966年，从而大大降低油料消耗，节约了成本。可是被视为资产阶级的物质刺激，受到批判而取消。虽然人人表态不拿奖也要节约，但不久油耗还是上升去了。
7月，父亲从广西老家来洛阳，半月后带着孙子回老家。团秀妹妹也从焦作带着儿子来洛会见父亲。
◎一九六三年
4月，小学时的同学何俊光来到洛阳，我热情地招待并领他到厂里参观，开阔了他的眼界，连声称“伟大！伟大！”在交谈中谈到了关于加入三青团的问题，他也实事求是地给予否认并认为这本是件小事，真有交代了就没有事了，然而作为死不承认问题就大了。后来有人去问揭发人，回答是：“他们还说我是反革命呢！”也就是说报一箭之仇有人就趁机利用了。
◎一九六四年
7月，“四清工作队”进驻各处，从八机部来了一个不小的干部叫卓 飞，传说是邓小平的小舅子，其实不是。邓小平夫人姓浦不姓卓。
10月，妻子带着二女儿回广西把儿子接来，准备上小学读书。
◎一九六五年
10月，妻子去销售处当临时工，增加了一些收入，加之省吃俭用，积钱买了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以后转到农机公司成了正式工。
◎一九六六年
6月，响应《人民日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号召，人们纷纷写大字报痛骂“三家村黑帮”。工人大老粗也不甘落后，我也装着很积极的样子替他们拟大字报稿子，由他们抄写贴出。一位读过几年私塾的工人一口气抄下来，连标点符号也没有，该另起一行的也不另起，结果把我写的“黑帮分子妄图把我们拉回到旧社会去，再受两茬罪，我们坚决不答应”，“打到黑帮！”抄写成“坚决不答应打到黑帮”。这不得了。于是把打到黑帮的大字报都转移到我这个摘帽右派头上，说什么阶级敌人又跳出来了。
可是，时隔不久，报刊上又说，反黑帮是走资派保车的阴谋，那我说的“不答应打到黑帮”不是正确的啦？
9月7日，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首都红卫兵来到拖厂串联，发动群众炮轰党委，我替工人师傅起草一张大字报《质问处党委，为什么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后被处党委领导下的“文革小组”责令我写检查，被称为“9·7”事件。我很快把检查交了上去，但不久被退了回来，说是文革小组执行了资产阶级路线，是镇压群众并开大会宣布平反。
◎一九六八年
4月，各“革命委员会”纷纷成立，小单位的汽车队也成立“革命小组”，由造反派掌权，为了体现他们的彻底革命精神，认为我这个摘帽右派不应该坐在办公室里。于是把我下发到起重班去当起重工。起重工就是随吊车挂钩，比装卸工轻松多了，而且待遇不变，倒也自在。一干就是三年，还学到了一门手艺。
◎一九七二年
3月，春暖花开的季节，各地大办“五七干校”（农场）。运输处也在厂北河滩上办起一个“五七小组”，我被派去当组员。成员大都是些不干净的人，干的是锄地、挑粪、种菜、种麦。“9·13”事件都发生一周年了，才派人到菜地里给我们传达。不久“五七小组”解散，各回原单位上班。我要求回起重班当工人，领导说那不符合政策，叫我回汽车队当统计员。后来才听说那是林彪为把老干部赶出北京的一场诡计。
7月，内弟滕在能出差去安徽，路过郑州时拐到洛阳来看我们，真是机会难得，这是1951年一别相隔23年后的见面。
12月30日，第四个孩子在涧西医院诞生，取名卓雅。是一位老汽车司机开着大卡车去接回家的。
◎一九七三年
7月，儿子卓一兵初中毕业下乡，到伊川县水寨公社谢庄大队插队落户，两年后被招工回厂当工人，比那些高中毕业的早几年参加工作，当时认为是明智之举。现在看来那是受“读书无用论”毒害的结果。
◎一九七四年
4月2日，大女儿卓燕燕高中毕业下乡到南阳地区方城县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至1977年才被招工回厂，当了仓库搬运工。1978年参加高考，被桂林电子工业学校录取，但考虑到已参加工作而放弃。第二年报考中央电视大学，带薪全脱产学习。毕业后分到电工实验室工作，后来当了工程师。
10月，父亲在老家病逝，我和妻子带着小女和在焦作工作的团秀妹带其小女庆丽，会师郑州一起回广西奔丧。这是我离家乡23后第一次回去。不回去不行呀！下决心再困难也得回去。于是在财务上借100元，两位同学处各借100元，老乡处借20元，买上硬座出发。
◎一九七七年
7月，二女儿卓丽丽算是高中毕业（两年制）下乡，地点是伊川县大王庄公社知青队。当时恢复高考，回城参加，也是很努力的，可是因为学的太少，名落孙山是必然的。1980年返城为市民，后来厂里组织知青社（集体），算是有了工作。再后来就接她妈的班，在洛阳市农机公司工作。
◎一九七九年
9月，错划右派得到改正，恢复原有职务和级别（19级65元），补发一年差额。此时计划处也正恢复重建，我要求回计划处工作，但运输处领导不愿放人，说是本人不愿走。他们哪里知道在此之前，我已给厂党委书记展棠去过一信，表明了我的态度。后经新任计划处处长席光平说情要求支援，很快放人。过了国庆节，我就到厂部东楼三楼大会议室上班。
◎一九八零年
5月，去参加厂在新乡召开的订货会，这是由厂自己召开的会议。以前是由部里召开并分配指标，这次完全放开，想订多少就订多少。然而，想象不到，一台拖拉机也没订出去。发了一个调查表到各省农机公司，只收回三分之一，都是在观望，无一下手。
10月，计划处、销售处、综合技术处三家组成市场调查组去东北调查。我代表计划处参加。因为东北天气寒冷，第一站先到黑龙江的佳木斯再往南，经哈尔滨、长春、沈阳，回到北京。沿途访问了农场、公社和农机公司。11月中旬回到北京，住进了旅馆。我主笔着手写调查报告。
12月，回厂。厂长召开有关人员会议讨论我们的调查报告。报告根据调查了解的情况，建议调整明年的生产计划。由原计划生产拖拉机15000台减为10000台。开始有不少人不相信，特别是管销售的副厂长。他说他抽屉里还有不少要拖拉机的条子，我还舍不得批呢！
在北京调查期间，抽空去拜访了张士荣同志，他是1954年和我一起在计划处基建科搞计划工作的，后调北京八机部。此时他正忙着给部长整理一个材料，当我站在他面前时连头也顾不得抬，只说请等一下。当他发现是一个多年未见远道而来的我时，他啊了一声，还是放下手中工作欢迎我。把我领到对面的河南饭庄点了几个菜，边吃边谈，都认为过去一些事有重新认识的必要。
在长春，到一汽去看望一些老同志。从火车站坐有轨电车直达一汽，下了车找不着厂大门，一问原来大门不在这里。这里仅是一后小门。到门岗说明来意，他要我打个电话来车接，我说还不知道该打给谁呢！门岗指着一条路叫我从这往前走，路还蛮远的，至少20分钟才能走到。走在厂区内，感到很新鲜。那年离开一汽时，一排排厂房还没盖好呢！
走到厂前区，看不到办公大楼，一问得知，办公大楼还没盖起来呢！现仍在一栋住宅楼办公。我走进楼里，找到财务处办公室，一看不认识一个人，也没一个人认识我。但他们说，那边设计院有个老计划处的同志，你过去看看。果然不错，是周仲悟，分别二十多年的手又紧握在一起。他现在是一汽设计院财务科科长。他说在《设计》杂志上看到过我的文章。还说原在一起的王凤翥现在是基建处处长。我又沿着他指引的方向走去基建处，见面我就认出他来了。记得1954年在北京，就是他领着游天坛、游颐和园的。说来话长，天气已晚，他叫来一辆吉普车把我送回旅社。
◎一九八一年
2月初正月前，为了证实我们的市场调查报告的真实性，以销售部门为主，其他部门配合，做一次送货上门的服务。过去是用户上门找我们，现在是我们要改善服务态度送货上门。我和装配分厂的两位老师傅被派往山东省北部，从济南出发，经东阿过景阳冈武松打虎的地方，从聊城到德州只订出一台拖拉机，折回青岛和另一路人马会合。他们比我们更差，只订出一些零件，一台拖拉机也没订出去。往东北的一路，也好不了多少。最后厂领导不得不调整计划，全年生产一万台。就这年底也没卖出去完。
5月，我在《拖拉机报》以《问题与出路》为题，以笔名季石漱发表一篇文章，提出广开思路找米下锅，发展多品种生产的意见。受到厂领导的重视。后来就出现“自行车第一”“小四轮翻翻”的局面。不过对于这个做法是否正确？认识还有分歧。
9月，我和设计处一副处长，被派往河南省机械厅组织的市场调查组。赴河南南阳地区调查，由副厅长王学治带队。他是由拖厂调去的，我们在一汽时就认识。经过一个星期的访问了解，结论是：生产队买不起拖拉机，大拖拉机也用不上。
◎一九八二年
年初，被评为总厂级先进工作者。
3月，计划处计划科分出部分人成立“基金计划科”，专管固定资产更新改造资金计划工作。以后扩大到大修理基金。经我起草《更新改造资金管理办法》和《大修理基金管理办法》，主要精神是：“集中使用，分级管理”。经厂长批准后下达贯彻执行，从而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
4月，从10号街坊搬到北5号住，从原住24平方米增加到70平方米，大大改善了居住条件。可是当时还是高兴不起来。因为搬家当天被处长叫去，一进门就问：“家搬完了么？”我说：“搬完了！”接着处长又说：“你是不是把邻居家的电风扇也搬来了？”一听我火冒三丈的说：“你们知道不知道，我和这个邻居是不说话的，正是欺人太甚！”谈话不了了之。后来又听说，当天这个邻居要赶到家里来捉赃，途中被人劝回去了的。还好这个黑锅没背几天，小偷被抓出来，风扇找到了。我正等着血口喷人的人来赔礼道歉，可是一等再等也未见来。于是，在一次生活会上我公开了内幕，令人吃惊。
10月，参加6号街坊宿舍竣工验收，我不吭不哈地混在人群中，当我看到住户领到了钥匙时，就给处长打去电话报告，确实交工验收了！可以计发奖金啦！这是因为这些年来只注重生产，很少顾及生活，造成职工住房非常紧张。改革开放后，经上级部门批准，动用部分折旧基金盖房。为了加快速度，给房产处一个政策：每交工一平方米奖励一元，每年可提奖十多万元。大板房就是那时兴起的，2个月就可以住进去。但是价高物不廉，冬不暖，夏不凉，不太实用，以后也不再盖了。经过这几年的努力，职工住房大大改善。
◎一九八四年
10月，回广西探亲。这是第一次享受探亲假（每四年一次）。因为我有继母健在，故有此假。和老伴及团秀妹一起由洛阳经南阳，过武昌到南宁，住进一所对外营业的海军招待所。第二天，给从洛阳调回广西平板玻璃厂去的刘远湘同学去电话，他来招待所把我接到他厂，热情招待，并陪同参观玻璃厂生产线。
假满，返回洛阳途中，刚离开南宁不久，团秀妹在火车上晕倒。车上广播找来一个中医，针灸穴位后苏醒，安全回到焦作。
◎一九八五年
10月，去苏杭旅游，这是工会组织的职工福利，是厂工会和苏州一家诊所合办的旅社，由拖厂投资建房，诊所负责管理。拖厂免费使用五年，五年后归诊所所有。厂规定的条件是30年工龄，每季分配名额的办法轮换。这次我是以服务人员去的，不占指标。这批同去的有职工医院、工具分厂等共四十多人。先乘火车到常州，由厂派一辆大交通车在那里等着。第二天先去游宜兴的山洞，然后经无锡会苏州。在路过无锡的汽车上，我给大家讲了一个关于无锡的故事：所谓无锡！无锡！实际是有锡！因为有了锡，大家都来抢。那时战国时代，于是引起战争。人们希望和平喊出无锡啦！无锡即和平的意思。第三天，游苏州虎丘塔，离住所很近，只需步行走去就可以啦。第四天游太湖。第五天游杭州西湖、六和塔……。
◎一九八七年
10月，第二次享受探亲假，怕团秀妹身体受不了，不再相约同往。这次采取旅游方式进行。先到武汉，住进蛇山脚下的一所旅社，靠近梁恒秀同学住处，吃饭到她那里吃。有时她们先吃了去上班，把饭留在桌上，我们吃后去黄鹤楼，在新建的黄鹤楼（原老楼在山头江边上，因建长江大楼而拆迁）上照相留影。
第二天，到原毕业时留校的张鸿翼同学家拜访。他现任水利学院工会主席，得到他们的热情招待。
第二站到桂林，在同学覃美山的小儿子覃杰和女婿郑吉强陪同下，游了甲天下各景点并照相留念。
火车票还剩一天到期，当天签证到柳州，住到堂侄卓朝晖家。在柳州又游了一阵。第三天坐火车到来宾县，同学何俊光就在站上等候。何是小学时的同学，马山一解放就出来参加工作，后被打成右派。平反后调县委办公室工作，多年不见，非常热情。第二天送我们到汽车站，并交代售票员卖给前排坐票。
◎一九八八年
5月，高级经济师职称经厂评委会评定报省评委批准下达。这是洛阳市第一批共14人，大多是处长、科长。开始我也被排除在名单之外，说什么名额有限，我不服气，找组织部，找主管厂长告状，说我敢和任何人比对。我是经济专科大专毕业，搞经济工作几十年，取得了很大成绩，并在报刊上发表过几篇论文。官司打赢了，在论文的评定中，我们7位同学找省建行和农行的同学给予评定。因他们搞得早，早就是高级经济师，是省评委成员，对我们的论文都给予很高评定。
我的论文的题目《在企业经济承包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这是针对当时搞承包出现的问题发表个人看法的。当时企业生产普遍不佳，承包制应运而生，的确起到很好的效果。河北省石家庄市造纸厂厂长马胜利来一拖作报告推广他的经验，说什么当年他承包上交利润17万元，结果上交倒个数71万。我厂运输处当年承包是不赔，结果盈利几十万。经分析其中存在不少问题：一是指标定的过低，二是短期行为，三是包赢不包亏，四是忽视安全生产。文章对当时的实践却值得参考。由于承包制的缺陷以后就不再搞了。
9月，被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一年后转为正式党员，实现了一生的夙愿。这次的申请书打破以往的格局。过去的申请（指入团申请）都是检讨自己的问题和缺点，这次专挑好的说，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年代，我是够做一个党员的。
12月，被评为总厂级先进工作者。
◎一九八九年
12月，被评为总厂级先进工作者。
◎一九九零年
11月，应动力分厂劳动服务公司之邀去广东廉江出一次差，我则以换休假顶换，顺路回老家探亲（用探亲假也可以）。动力分厂在郑州订货会上，与廉江某公司订出一批钢瓶。价格还比较高，但未付定金。经公司领导研究决定送货上门，人随货到，付款提货，请我这半个广东人去压阵。结果货到仍未付款。后经查询，该公司为皮包公司，营业执照已被吊销。当即装车往回拉，车站负责人也非常支持，我们送去一面锦旗，上写“货运卫士”，他们也认真作为一件好事来办。本想送他们几个钢瓶表示感谢，也被他们谢绝了。故此次只损失点运费。在此同时，我们也上门到各公司去推销，其中到茂名石油城。那里有我一个小学同学，叫唐其安的帮助联系，结果是需要是需要，就是嫌太贵。可见那家愿出高价是另有图谋的。
在返回洛阳途中，我在黎塘站下火车，换成汽车返回马山。经大化水电站时，由一个在电站工作的亲戚叫林光凡的带领下到河地下机房去参观。一般人是不允许进入的。
经马山返回洛阳时，得知内弟滕在能出了点事。就是替一位老乡担保租车，租金要不会来，被车站领导停职停薪。后来我和他到南宁汽车总站找党委书记韦振中，韦是我高中时同学。说明情况后，不久这个不合理的处分被取消。在交谈中得知他们全家是从洛阳迁回南宁的，他的老婆就在拖厂大门前的一个制针厂上班，是天天都见面的，可惜并不认识。这个韦振中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个去考四野汽车司机的人，以后听说当了团长，长期驻洛，后来调防新疆。那里气候恶劣，他受不了了要求转业，来到南宁汽车总站任党委书记。在送我出门时问我当了什么官？我说：“高级经济师，享受副处级待遇。”“那你比他们强。”他们指一些同学。
12月，被评为总厂级先进工作者。
◎一九九一年
12月，办完退休手续后留用。除领400多元退休金外再发150元。当时还认为不错，别人留用还不行呢！按厂里规定，留用只能三年，。三年后我到一私人老板处打工，每月工资510元。早知如此还不如不留用呢。
◎一九九二年
3月，编制《一九九二年的更新改造资金计划》，此时我只是一个留用人员说话是不算数的了。总厂党委办公室要购置一台空调，申请时提的是一台整体式的，列入计划后又来要求改为分体式的。在向处长汇报时，处长说按原计划不变。计划经厂长批准后下达贯彻执行。这下却惹了祸，办公室主任找上门来指责我，你有什么了不起，我也说你有什么了不起，吵起来了。按说对计划有意见，经厂长、处长批准也是可以调整的，可是人家不找别人，专对着我个人来的，因为我是名不正言不顺。
◎一九九五年
2月，春节过后，科长宋建一正式通知我不用来上班了，可以再来领一个月的返聘金。
4月，参加市人才交流中心大会，应聘到“精机有限公司”，总经理人称陈老大，真名叫陈永义，原发动机分厂工程师，自动离职开办公司。每月给500元，以后又加10元。
◎一九九六年
3月，接湖南浏阳卓汉初寄来一本《卓氏古今人名录》，内容丰富，范围广泛，都是我等难以做到的。但是同时我也提出一些问题，需要加以研究。如姓源问题，现有多种不同说法，本名录首刊登四川卓正举《卓氏源流通考》，是下了一番功夫的，但其中一些说法是缺乏论据、难以服人。
◎一九九七年
10月，我负责管理的一项厂房土建工程竣工审查，决算是我的强项，在一汽时就干过，以后又多次审核宿舍工程决算。
聘请三个具有土建工程监理资格的技术员来监理，每人每月工资1500元，每月预发1000元，交工验收后再补发500元，比承包监理省一半钱。
工程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在审查乙方提出的工程决算时，我提出20多条核减意见，共五万多元，因为有理有据，对方不得不接受。但在会谈会上，总经理全部放开，一分不减。我感到很奇怪，这是为什么？后来才知道这是一计，在付款时一拖再拖，一拖就是几个月半年，借口是“三角债”，别人也欠我的，要付可以，打八九折，少付七八万，对方为资金周转不得不接受。
第二年，该公司建宿舍，又想叫我去帮忙。我以年纪大了干不动为由而拒绝，实际为给的工资太少，监理拿1500元，我才拿500元，而且是完工走人。
◎二000年
8月，外孙俞卓然参加高考分数公布，总成绩613分，超重点分数线50多分，可是结果是失败的，令人终生难忘。俞卓然在学校不是排名前10，而是排名前2。经常与一个姓李的同学倒来倒去，不是你第一就是我第一。开家长会问老师，回答总是没问题，请放心，这一放心就变成了放松。大意失荆州，各科成绩都理想，就是语文科中的作文只考40分，只是一个及格水平，按一般水平老说也不算错，然而作为一名优等生的要求就不行了。第一志愿报上海交大，差3分不过线。第二志愿报中国农业大学，因是第二志愿需超很多分才行。最后不得不补报四川农业大学，成为该校史上最高录取分。
巧合的是，有一个同学，也是考613分却被上海复旦大学录取，因为他属上海考区。
是金子总是会发光的，俞卓然四年本科毕业，各门功课优秀，学校要保送他上硕士研究生，他放弃而出国留学去了。后来全家三口定居加拿大，现实四口之家，住在一栋别墅里。
◎二00一年
6月，接武汉同学来信，在入校50周年和离校48年之际，约请本系统同学于母校相聚，我和谢桂安及其夫人前去参加，并代表洛阳同学问好。邀请函称除车票自理外，吃住统统免费，并可带家属，费用由广东部分同学赞助（未公布名单）。后来知道李国泰捐5000元，何棠准备捐10000元，后因出国未兑现。虽然到会者只有五十多人，但场景非常动人，说说笑笑，仿佛又回到青年时代。
回洛阳后，我以《0一金秋》为题写了一篇追记，并发往武汉同学处阅读。
◎二00二年
5月，广州同学陈锋、何棠、李国泰、叶松、杨子陪来洛旅游，洛阳同学热情招待。谢桂安、卓陶先、廖采凡、周毓青。劳传养分别举行家宴。由谢桂安陪游白马山，由我陪游龙门和关林。游龙门时不知道有规定：60岁以上半票，70岁以上全免。他们都带有身份证，唯独我没带。我说你们进去吧，我在外面等你们。何棠叫陈锋去买了一张60元的票，把我也带进去，变成客人招待主人，我真有点不好意思了。
◎二00四年
2月，写完回忆录《迟到的春天》并送在洛诸同学参阅，寄几本回广西老家诸兄弟参读。所谓《迟到的春天》，就是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比喻为冬天，把以经济建设的年代比喻为春天，对我们出生于20世纪3、40年代的人来说，这个春天确实来的太迟了，干不了几年就退休了。文中主要述说自己的一段经历。
◎二00六年
9月，听说广西族人打算修《家谱》，我去信坚决支持，并对关于修谱的建议谈谈我的看法：一是明确修谱目标，少错误多提高；二是做好充分准备工作，完善组织分工，各负其责；三是要克服私心和派性，凡是有根有据查出的错误，不管涉及哪一支祖，都改过来；四是要搞好调查研究，广泛收集资料，听取不同意见；五是列出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
◎二00七年
4月，和妻子回广西老家扫墓，这是首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这一年思想没有负担，心情愉快。加上手中存有几个钱，不回去对不起兄弟们。在此之前，虽然每年都寄点钱回去，但来信总是说不满意。说什么清明节比春节都重要。春节不回去没人说什么，但清明节不回去别人会说忘了老祖宗。
这次回去办了两件好事，一是促成《三家志》的脱稿、付印、出版。《三家志》是我倡议编写的，我草拟大纲后由在老家的卓朝晖编写，已经修改补充，总是不满意，一拖就是好几年；二是协助族人填报《卓氏族谱》资料。报送族谱编委。
5月，回洛后，我以《雨纷纷》为题，写了一篇扫墓记。
7月，我给《卓氏族谱》编委会去信《关于修谱的再建议》，对修好族谱提了不少建议，他们看后认为有参考价值并聘请为顾问。卓雅被请入编委，专事原老谱中的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后给稿费一千元，捐五百给五百。
8月，我根据收集到的资料，除上报外先编了一本《三家村卓氏族谱》，由于范围较小，而且是近代故事易懂，很受族人赞扬。
◎二00八年
5月的一天上午10点，接到一个电话：“我是警察，你家卓雅出了车祸。”另一个人的声音：“我是医生，马上要做手术，按医院规定必须先交钱后再做手术，你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先交三万五千元吧！什么时候可以交过来？账号是xxx。”一听头都炸了，我说“家里没现金，一个小时后可打过去，请告诉你们的联系电话，以便联系。”放下电话，我给远在西安读研的女儿卓雅打去电话，不通！再打还是不通！改打女婿的电话，叫他去电话联系。开始他也打不通，后打座机，通了！卓雅正在宿舍吃午饭，发生车祸没有的事。她说：“怪不得刚才有人打来电话，一接就说打错了，请先关下机呢！”
一块石头落了地，我马上按所给的电话号打过去，对方接电话：“么事呀？”我刚想说钱打去了，电话断了。骗子！马上报警，并以《抗骗记》为题写下全过程以做借鉴。
5月，新版《卓氏族谱》样书印出，编委秘书长卓祥军给我寄来一本，叫我认真给予校对。我尽所能作了校对，共找出140多处需要订正，除在原件上划出外，还列了一张《勘误表》一同寄去，可惜没有得到重视，错的没有得到改过来，正确反而成了错的。
10月，卓祥军来信，要求给新谱写篇感悟。我从《赞新版族谱》为题写了一篇赞扬的话，同时也指出不足之处，作为今后努力方向，但刊登时删掉不提。
◎二00九年
7月，卓雅于陕西师范大学硕士毕业，后考武汉大学博士研究生，因外语只得58分不及格，业务虽得满分也不能录取 。同时又报考四川大学，外语过关并被录取。
去不去读成了一个问题，有人主张去，有人不主张去，都各自有各自的理由。这些人都是我的挚友，是我征求他们意见的，说的都是真心话。开始我也倾向于不去，主张找工作，找到好工作就不去。博士生出来不也是找工作吗？像洛阳理工学院能进去当教师比当小学教师不是强多了吗？于是托熟人拉关系，请学院领导吃饭。饭后该领导说：“国家掏钱让上学为什么不去？差点误了孩子的事。”于是本想开后门的变开大门。
◎二0一一年
4月，收到广西族人寄来《卓氏族谱》，厚三寸，重三公斤，又厚又重不方便阅读。为了方便阅读，我加了一些收集到的资料编写《卓氏简明族谱》，寄去广西五本，寄湖南卓汉初一本，反应不错。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全国各地纷纷进行纪念活动，我也找来有关资料认真阅读。读后有很多感想，于是写成《还他们一个清白》的文章，寄回广西老家给老人和青年阅读。故事说的是，辛亥革命时期，我们那里发生一起震动全省的事件：人称“火烧官”事件，就是起义群众把一个朝廷命官捉去用火活活烧死，后来受到官府镇压，都把这些勇士看成坏人，现该还他们一个清白了。
其中就有我村一个姓卓的，叫卓德河，他的儿子叫卓立坚，很小就随祖母外逃到杨墟壮族山区去，而他母亲则带着妹妹改嫁别村。他有个外甥叫林光华常对人说阿软（立坚小名）是他舅。立坚现有三个孙子，清明时节常回三家村扫墓，并说他们也是三家村人。
此文写成后发给广西老家，叫他们有机会去采访核实一下，但后无音信。
最后借用古人诗两句做为结束语：
宝剑锋从磨砺出，
梅花香自苦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