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们一行十七同学来到古都洛阳，其中三个分到矿山机械厂，十四人分到第一拖拉机厂。此时两个厂在筹建中，住宿办公都是租的民房、不久分到矿山厂的三个同学中有两个被派到大连俄专去学习；分到拖拉机的十四位同学中有七位同学被派到第一汽车制造厂去实习，我是其中之一。此时分到第二汽车制造厂的五位同学也到一汽，我们又见面了。五十年后和老同学聚会时，分到其他单位去的同学说，当年非常羡慕你们这些分到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援建的重点工程里去。然而说这话的时候，却是我们羡慕他们了，如分到广东的，分到银行的，仅是退休金就是我们的两倍。
和我们一路同去一汽实习的还有一批从地方上转业来的干部，其中有地区级的干部和县级干部，他们分别担任处长或科长。在火车上还发生一件小事：一位转业来的县长，为争坐位和一位解放军吵了起来，那位解放军拿出枪来指指点点，县长毫不示弱，战士后被一位军官劝阻。当他们途中下车时，来到车窗前说了声，老大爷，对不起！我想这不是老大爷，而是县太爷，他们口袋里的抢比你们的高级多了。（转业初从地方带来的抢，过了一段才上交）
还有一件事也是发生在一位转业来的县长身上。刚上班不久，他们住得较远，每天坐公交电车，很是不方便。一天这位县长看见一辆大轿车停在办公楼下，他就上了车，有人过来要撵他，说这车你不能坐，“为什么不能坐，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双方吵了起来。要是在他管辖的县城里，胜利者肯定是他，可是在这工业建设的前线，最终他还是被撵了下来，还受到处长的批评。他哪里知道车上坐的都是些专家、工程师，国家对他们都是有特殊照顾的。
同学们仍然还可以自由结合地住在一起，但都被分到有关部门去工作了。我被分到计划处基本建设科做基本建设计划工作。当时一汽刚进行到土建，所以做的就是土建投资计划。我的土建工程知识就是从那里开始学到的。建厂初期整个工作都很忙，我们到那里去，说是实习，其实是去工作，连组织关系，户口都转过去了，只是工资仍由原单位发，所以一些差事正好派我们去应对。
我第一次被单独派出去工作的是参加长春市计划委员会编制《建筑材料单价表》，在编制过程中学到了在学校没有学到的很多知识，如材料价格是由原价+运价+耗损+管理费组成，程序是很多复杂的又是很科学的，既不是具体价也不是抽象价而是平均先进价，在采用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作适当的调整。编制初稿出来后，大家都认为很不完备，很难满足像一汽这样宏大的工程的需求。于是在讨论会上我提出的建议，是否在编制说明书上加上条：“本价格表未尽事宜，大厂可自行决定。”意思就是你满足不了我们大厂需要，就放权由我们自己来定吧！这个意见被不少人认为是“大国沙文主义”的思想，当然没有被采纳。回厂汇报时不仅没有受到批评，反而受到表扬，说是维护了大厂的利益。
第二次被派去与施工单位共同编制“工程项目估计表”，即现在的“预算定额”，这是一项非常复杂又非常重要的工作。我初出茅庐，什么都不懂，当不了主角，只能当助手，做些测量之类的工作。如汽车运模一天能运多少次？但仍然从中学到很多东西。当我看到每个项目只要稍有差别，就出一项估价，这样就永远有做不完的估价表。于是在一次讨论会上，我提出是否可以把近似的综合起来，采取平均先进的办法把主要项目编出就可以了！我的意见是正确的。然而当时一些老工程师、专家并不接受我这个刚从学校出来的小青年的意见，结果编出一大本定额来，后来又不断补充修改。为了省事不重印以《勘误表》未应付，结果又是一大本勘误表。被《人民日报》公开批评为“伟大的勘误表”。以后正规编制出版的《定额单价表》就是采取综合的办法编制的。虽说不是我的创造发明，但说明我的看法是正确的，是代表群众的一种意见。
在这一年的年终总结会上，领导叫我在全处大会上发言，谈谈我的心得体会。会后大家都认为我讲得不错，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在一些老同志看来都只是一些鸡毛蒜皮，不值得一提的成绩，如会使用手摇计算器，会看一些简单平面布置图等，所以被提名先进的都是一些老同志。
突然科长出人意料地提出我的名字，大家都感到奇怪。科长看了看大家，然后摆出我的几条优点，结果当然没有评上，但对我的鼓励都是很大的，这也是科长的用意吧！
1954年四季度，拖拉机厂开工前准备工作进入高潮，一张调令把我们搞基建的全调了回来。回来之后，我当然分到计划处计划科，这时已由“替补”变成“主力”，科长专门交代，你只管出初稿，誉写的工作叫他们干，可是我总不好意思。一次我的初稿写得比较乱，改的地方也较多，为了快交卷未誉写就交了出去，被处长看见了，批评说这样的稿子叫人家汇总的怎么看！以后我就吸取教训，宁愿慢些但要好些，不给别人添加麻烦。
在离开一汽的时候，在欢送会上，我对一汽的同行说：“日后我们开展竞赛吧！”他们没有一个人表态。在他们看来竞什么赛，不在一个档次。他们有多年工作经验的老同志杨乾友（后被打成反革命，右派被逼致死）、有清华大学的马志诚（后为二汽副总工程师）、有北京大学毕业的孙正达、有武汉大学毕业的周仲悟、有四川大学毕业的李其秀，真是人才济济，自认不是他们的对手，只是表表决心而已。然而我却暗下决心非比比不可。
那时我们两家都属一机部汽车局领导，上报计划时经常在北京见面。据汽车局的同志说，一拖的计划比一汽的正确、及时、清晰。我相信这个评价是真实的。但不是我们比他们强，主要是客观条件不一样了。我们有他们的经验，有比较齐全的资料，有现成的设计院编好的《初步设计概算》，有施工单位的配合。一句话就是时代进步了。1956年春在编制《基建投资计划》过程中，我发现《初步设计概算》中重复列了一笔200万元的项目，纠正后避免了计划多列多占投资，造成浪费的错误。这个项目就是“工业筑炉工程”，在土建项目中已列，在设备安装工程又列，是建设初期概念不清造成的。
根据我在实际工作中的体会，写了一篇《关于编制初步设计概算的意见》的文章，寄投北京《工厂设计》月刊，三个月过去了，不见回音。一天突然接到从北京寄来的汇款单，说文章刊登在某期杂志上，由于通信地址写错被退回来了。
不久，我又根据当时国家投资国家收税的情况，认为资金在那里空运转没有必要，建议在工程预算中取消税金这一项，此建议发表在北京《建设月刊》上。在以后的一个时期里，的确在预算里见不到税金这一项了。以后随着经济成分的多元化，则又出现了。
1956年是“反冒进”的一年，各项工作都比较实事求是，这一年的年终总结评比，要求要有具体过硬的事迹，才能被批准为“先进工作者”。在评比中我一枝独秀，把那些所谓“特殊材料制成”的先进分子比了下去，被评为一九五六年厂级先进工作者。除奖给一条被单外，还发了一张由厂长刘刚签发的奖状。被单早已没有，而奖状犹存。在此同时被选为职工代表，参加职代会。这时我骄傲自大起来了，在一次生活会上，我批评科里两位共产党员不努力学习，不努力工作，是靠党员牌子吃饭。这就给我埋下了祸根，被打成右派，这是后话。
1979年拖厂恢复计划处，（“文革”时被取消），被任命为计划处处长的叫席光平，他是拖厂党内最大的右派，他特地到我当年所在的运输处，要求放人。当时的处党委书记叫王正威，借口说是我本人不愿意走为由拒绝了他的要求。后来我知道后，给当时的党委书记展堂写去一封信，表明了我的态度，很快就接到调令。
离开计划处二十年后又回到计划处，当然不再是搞基建计划工作了，而是搞生产经营计划。此时市场大变化，由供不应求变成卖不出去，很多人包括厂领导都不相信，于是派我们到产品主要市场的东北地区去搞市场调查。同行的有销售处主机科科长金培良，有工艺处一位工程师共三人，为了避开东北的严寒天气，我们先来到黑龙江省的佳木斯，那里有个全国最大的“中苏友谊农场”。过去听说上班从这头开着拖拉机到那头就下班了。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到农场去看。只访问了农机的领导。然后南下访问黑龙江省农机公司，吉林省农机公司，辽宁省农机公司，于十一月底回到北京，历时二十多天，所到之处并不是想象的受到欢迎。要是前两年一定求之不得地热烈欢迎，然而这次反过来由金科长特地带去几瓶河南特产小磨香油送给他们。
通过调查，收集到大量的市场信息，由我执笔写成《关于东北农机市场情况》的调查报告，在召开的厂务会议上散发并作了说明。报告引起了厂领导的重视，也引起了广泛的争论。有一位主管销售工作的副厂长说：“现在我手中还有很多开后门的条子，还没舍得批呢！管生产的副厂长一厢情愿的说：“起码得保持今年的一万五千台不成问题。”
接下来是在新乡独家召开订货会，各省市的农机公司虽然都派人参加。但就没一家订货，都抱着观望的态度。以前是他们求我们，现在反过来是我们求他们，会上发了几百份调查表，可返回的不多。
不久，春节都快到了，厂领导又决定以销售处为主，动员全厂有关部门，走出去，到东北去，到山东去，服务上门，听取用户意见，改善服务态度。我被派往山东方向，我和一装厂的一位青年工人，负责跑鲁北德州一带，结果只订出一台拖拉机。
最后厂领导才痛下决心，接受我们在调查报告中的建议。生产一万台履带拖拉机，把原计划一万五千台减去五千台。即使这样最后还是没有全卖出去。
生产经济滑坡如此之大，全体职工心不稳，不知道如何是好。厂领导决定在计划处成立一个叫“找米下锅办公室”，简称“找米办”。我根据大家的意见，写了一篇《问题与出路》的文章，以笔名季石漱（意为计划处十四个人）发表在《拖拉机报》上，对鼓舞士气，克服困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以后出现的上小轮拖、上自行车，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1983年实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转到“承包责任制”，即企业完成承包基数后，可以留成自行支配。为了管好用好这些自有资金，在计划处成立“基金计划科”专门负责这方面的工作。我由计划科调到基金科，本以为可当科长的，可能处长怕别人说“右派中用右派”而不敢任命，所以只当科员，实际做科长的工作。
首先做些调查研究，清理以往资金使用情况。结果发现不少问题，不少单位只顾争要项目要投资，而不讲效益，有一些设备买来后，长期不安装不使用，放在露天都生锈了。有些设备未经有关部门批准而私自购买等。为此我们发了一个通报，批评了一些人，引起一些人的不满，特别是那些掌握财务大权的处长和科长。财务处处长温清明公然下命令不准我们看财务报表。数年后为别的事，财务科长李中原当众指责我：“你权力大，发通报批评去吧！”然而我这样做问心无愧，并得厂领导的支持。
为了使资金管理走上正规化，制度化，我起草了《更新改造资金管理办法》，经厂长批准下发贯彻执行。这个办法从申请到批准，从实施到验收，都有明确的要求和考核。从而提高了投资效益，提高了生产能力。当然还存在不少问题，那是计划经济体制下产生的问题，不是哪个人，哪个部门能解决的。
以上工作成绩的取得都是在领导们的指导下，在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取得的，当然其中我也出了一份力。故从1980年起，连续五次被评为厂级先进工作者。1983年被授予经济师职称，1988年被评为高级经济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