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的春天
——我的自述
（一）
1931年9月24日生于广西马山的一个小山村，有文字记载的是农历八月十三日，听母亲说过，生我后两天就吃月饼过中秋节，所以记得很牢。
父亲叫卓吉通，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有一个叔叔叫卓庆通，自幼父母双亡，靠祖上留下的几畝山地维持生活。除父亲和叔叔外，还有四个大姑，一个嫁到壮族的波浪村，一个嫁到甘谷村，一个嫁到潭岭村，一个嫁到马草村。
母亲郑氏，也是一个勤劳的农妇，有一个舅舅叫郑端文，自小在外打工，30多岁后才回到老家与一个三家村的女人结婚成家，但不久就因病不治身亡。听母亲说过，还有一个小姨，四五岁时下到池塘里去捞别人洗藕时扔下的莲节而被淹死。
听母亲说，在生我的前面有一个姐姐，不久就夭折，故生下我后，父亲就给我取名“阿陶”，客家话中的“陶”字就是捆绑的意思，和北方人称“锁住”是一个意思。我在家族中排行“先”字辈，故名“陶先”。开始是写桃花的桃，被人以为是一个女人的名字，故后来改成姓陶的陶，或称陶瓷器的陶，其间还改叫过卓成山，别人都叫阿陶惯了，没人叫新名，渐渐的就遗忘了。加上我认为，名字好听不好听无所谓，只要当了官，出了名也就自然好听了，所以后来没有再改名。
母亲在我小学将要毕业的那年，我十四岁时就去世了，享年只有四十多岁，在此之前不久，父亲娶了一个壮族的继母，同时带来一个叫阿桶的妹妹，后来继母又生了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妹妹叫阿岩，弟弟叫堂先。
我还有一个同胞妹妹，叫卓团秀，在她下面还有一个妹妹，不足一岁就夭折。母亲逝世时团秀妹妹才五六岁，还经常叫肚子痛，是胃酸过多造成的，也没请医生看，痛时往地上打滚，过了两三天，吐出酸水就好了。这样一闹，身体就差多了，面黄肌瘦，邻居伯母叔母们见了都非常可怜她。然而继母则经常虐待她，有时还打她骂她，有一次都分家了，不知道为什么打她，而且打得很厉害，我告诉村上老人，做我父亲的工作。所以当我有条件的时候就叫她出来跟我，村干部们也都非常支持，很快给她开了户口迁出证。1957年初到洛阳后不久，就与雇她当保姆的广东老乡，叫林汉忠的工程师调去焦作市。1958年出来参加工作，结婚生子定居焦作。继母去世时，她和丈夫孟宪林去广西老家奔丧吊唁，我则因故没有回去，只寄去200元做丧葬之用，可见她对继母还是不记前仇的。
外祖父外祖母逝世很早，母亲在附近一个叫“龙口墟”的地方认了一个干妈，干爹姓梁，据说是当年走广东兵时从思恩府迁来的，有两个舅舅，大舅叫梁厚林，是一个有名望的人，解放前当过县长的秘书，解放后被捉去劳改。所以我每次填登记表，在“社会关系”栏内填了与他的关系。除此之外，我所有的亲戚朋友，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没有哪个值得填上去的。
查家谱得知，老祖宗在河南固始县，唐代是因中原战乱逃入福建福州，人称“客家”，后分支广东平远。清乾隆年间迁广西宾阳，后分支马山石塘，故在我们身上体现出许多“客家”人所具有的拼搏精神，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
有了这种客家人的精神，加上父母有点好运气，好几年每年都养得一两头大猪，卖了猪，卖了些山地，凑够一些钱买了一些较好的水田，这样打下来的粮食不仅够吃而且有些节余，加上父亲有时也去做盐贩，家中日子好过多了，这给我日后上学读书打下良好基础，打破了世代不识字的状况。
然而好景不长，倒霉的日子就来了，母亲去世后，再也见不到大猪了。牛瘟袭来，唯一的一头耕牛死了。卖了几亩田，刚买回一头牛，又跌到山沟里摔死了，一个种田人家，无牛使用，惨况可想而知。
（二）
六岁上了村里的一所私塾，教师是村上稍有点文化的人，名叫林树青。在那里混了半年，识不了几个字，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学校停办了，就到离村一公里的石塘小学去读。这就比较正规了。记得当时叫“那马县石塘乡国民基础中心小学”，设有初级部和高级部，初级部归石塘街管，高级部归石塘乡管。初级部学制四年，毕业后经全乡统考升入高级部，高级部学制两年，但由于走日本，所以读了三年才毕业。然而却没有拿到毕业证书，原因是我们和班主任苏绍理照了全班像，没有请校长韦相贤参加，他认为是我们不尊重他，一气之下叫我们找班主任要毕业证去！幸好在此之前我们手写了一张毕业证书，偷偷到校长办公室去把印盖上，不发正式毕业证书也无所谓了。可后来却引出我连小学都没毕业的话来。
在一次高小数学竞赛中，全班就我一个人达到及格并取得第一名，数学教师李生仁把他的一本《甘薯皮》奖给我，这本书没有什么看头，也不值几个钱，但给我提高信心不少。
当年小学读完去考初中。那时那马县只有一所初中，春季秋季都招生，考完本县初中又赶去考邻县的初中，考完我很有把握的认为一定能考上，因为我的数学条条都做对，取100分没问题，但结果却是名落孙山，比我差的人却榜上有名，因为他爸是国民党县党部书记，然而假的就是假的，这人连留三级，被除名了。
为了有书读，不得不又赶去考一所私立初级中学——武鸣县私立阳明初级中学，这里学费较高，考生较少，录取率是50%，即两人录取一人，考取的把握更大了。结果不出所料，考上了。但只读了几个月，就因病退学了，别看只读了几个月，也算是一位初中生，有几位同学也是只读了几个月，他们凭此当了民办小学教师。
第二年带病出征，仍考本县唯一的初中，在没有完全把握的情况下，结果榜上有名。该校在县城一个山坡上，离家三十华里，每个星期天回家背米来做伙食，有时是父亲送来，有时在学校开伙，有时在居民家搭伙。一天交一升米（1.5斤），含菜在内。
学习是非常轻松的，记得有一次上数学课，教师在上面讲，我偷偷溜了出来去上厕所，回来后教师把我叫上黑板去做一道题，这题是难题，我三下五除二就正确的做出来了，教师看了只是说，你会了也不要影响大家呀！这一学期下来，全班五六十人中有不少人留级或自动退学，到第三学期就只剩下三十多人了。在这一学期中，一次数学竞赛，我和另一位同学都是满分，但我比他先交卷，故第一名是我的，仅取第一名，教师奖给一刀纸，虽不值几个钱，但对我鼓励都很大。
第五学期开学不久的一天，我在学校的布告栏里，不知不觉的看到一则通告：“下列同学获得二百斤大米的奖学金，并免交学杂费。”其中就有我的名字，我高兴极了，在此之前我正愁着如何从家里背大米交学费呢！这可好了，不仅不用交了，而且这一学期都不用回家背大米来下锅了。记得有一个同学叫黄建功的，由于急着交学费，我就写了一张收条交给他，去领我的奖学金来交，在他方便的时候还我。这又是一次极大的鼓舞。所以第五学期一结束，就向学校要了一张“在校证明”，准备去考高中。并利用暑假期间自学第六学期的课程。课本是从高年级的同学那里借来的。此时正是大热天，也是农忙季节，本来我应随父亲下田干活的，但父亲则叫我在家好好学习，不用去干活了。每当我看到父亲从地里满头大汗回来时，我就感到如不用功学习，真对不起辛劳的父亲呀！
那时一个专区只有一所高中，我所在的专区叫武鸣专区，有一所省立武鸣高级中学，离家一百多公里，要步行二天。头天早上七八点动身至太阳下山才能走了一半，停下来住旅店，第二天继续走。我背着一个小包袱，路上行人稀少，独自一人走在山间小道上还有点害怕。这时从后面开来一辆吉普车，车上坐五六个青年人，我向他们招手，要求搭车，可是他们不仅不停车，反而讥笑我，后来有一个成了同学，见面时笑笑表示歉意。事后我想不让搭车也好，离目的地也不远了，如果我上了他们的车，问我要车费，我连住旅社的钱都不够了。过后想想为什么不叫上几个同学同行呢？可能是比我高年级的不熟悉，同班没人敢去吧！
我拿着“在校证明书”来到学校报名，当一切都顺利办完将要离去时，他们又把我叫住，要再看看我的证明，我想这还有假吗？看后他们小声地说：“校长黄建成”，当时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一年后我才知道黄建成是一个地下共产党员，解放后出任我们县的县长。
在考试过程中，除英语外我总是第一个交卷，特别是数学，用不到一半时间就交卷，而且是经过验算无误才交的，所以我认为考上没问题。然而放榜时名落孙山。同时又在榜边贴出一则通告，说名额未招够，再招第二次，明显是巧要钱，报名费一元光洋，可买大米四十斤。此时我所带盘缠已经用光，正想打道回府。突然来了一个灵感，去和一个在此工作的老乡商量，借点钱给我再应考一次，这个老乡欣然同意，于是我就留了下来，继续准备考试。
笔试后是面试，老师问我这次考得怎样？我说比上次更有把握了。果然不错，考了个第二名。开始上课了，那位面试老师，向我提问一个问题，我回答后，他说你是同等学历参考的吧？我说不是，是肄业！大概就是因为这个所以没有被录取。或因为我的校长是地下共产党员吧！后来有人据此说我是初中没有毕业的水平，为此我不感到害羞，反而感到自豪。
此时家庭经济已经很困难，耕牛两次死亡，一次是瘟疫，一次是滑坡。这两次打击，使一个中农之家跌落到借债度日的地步。无奈，不得不把买来没几年的水田卖了，以还欠债。所以我虽然上了高中，并不想读到毕业，第二个学期就失学在家帮助父亲种地，但又不甘心在家当一辈农民，种那几亩地过日子。此时正值解放之初，书没有读了，干什么去呢？于是我到处奔走，寻找出路。
第一次去找上面提到那位黄建成校长，他现在是我们县的县长。走在县城大街上，正好看见了他，我把他叫住，他把我领到他的办公室，我把来意说了说，他说没有什么工作可做。实际上解放之初，是有很多工作要做的，只是他对我不太了解，特别我的阶级成分不了解，不敢使用而已。后来我知道一个初中同学，不是直接去找他，而是挑了一担鸭到县城去卖，在街上被县长看见了。认为卖鸭的肯定是贫下中农子弟，就把这个同学介绍到地方工作队去工作，参加革命了。
从县长办公室出来，在一个广告栏看到一张招生广告，是“广西革命大学”，简称“革大”，招收五千人，只要初中文化水平，享受供给制，也就是说不用花自己的钱了，这是求之不得的事，当即前去报名。开始父亲不太同意我去，认为那是当兵的。对于当兵在父辈们来说就是被抓壮丁，然而我下了决心的，即使是当兵也去，不去在家干啥？我有文化，说不定还能混个排长连长当呢！最后说服父亲同意去了。带上两斤自己种的宇麻作为路费就上路了。步行了三天，来到省城南宁市，一打听，此招生已经结束回桂林去了。我只得失望而归。
那是1950年春天，我失学在家帮父亲种田，实际成了主力劳动，三伏天在田野里干活，头上有炎热的太阳，脚下有咬人吸血的蚂蝗，没有一种艰苦奋斗的精神是不行的。然而我把这些困难都克服了。一些农民兄弟都称赞我能吃苦耐劳，经过这半年多的考验，日后什么艰难困苦都能战而胜之。
这一时期使我感到困惑的是向何处去？就这样当一辈子的农民吗？于心不甘，好歹我也是一个高中生，这在山区农村里是没有几个的，如果我只是一个小学毕业生，我也甘当一辈子农民了。此时在我们那里正闹“土匪”，即地主武装暴乱，成立什么“反共救国军”、“解放人民军”，一些我原先的小学教师和同学去参加不少，村上一个地主，叫林肇求的就动员我赶快去参加。我对这些残兵败将能“救国”，则表示深深的怀疑，蒋介石几百万正规军都被消灭了，何况这区区地主武装！
为了认清当前的政治形势，经和父亲商量去武鸣高中复读，依当时家里的经济条件是办不到的。但是为了我的前途，使我不走入歧途，也不得不同意我去复读。经千方百计筹集到几个钱到了学校，不仅学费欠交，而且吃饭也成问题，吃了这餐不知下餐。我曾厚着脸皮去向只见过几次面的初中老师借钱，人家非常同情，把身上仅有的几毛钱都给了我。我的班主任叫葛用中，借给我二元钱，是借得最多的一个，至今也没有机会还他，由于经常想起这回事，所以能记住他的名字，若有机会我是要加倍偿还他的，他是否还活着，不得而知，活着的话也就九十多岁了。
由于生活处在困境中，晚上自习的灯油都买不起，学习难以安心。但是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学到了很多东西。首先是看清了全国的大好形势，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的解放了全国；其次认识到共产党是为老百姓谋利益的党；第三，解放军打仗非常勇敢，冲锋在前，不怕牺牲，是任何敌人不可战胜的。于是我下定决心跟着共产党走，跟着解放军干。第一次是响应号召，报名参加“志愿军”要奔赴抗美援朝第一线。政审时问我为什么要参军？你的父亲同意吗？我说：“同意！父亲对我说过，再没有钱供我读书了，任你自己找出路吧！”身体更是没有问题，十九岁的小伙子，体育运动爱好者。但是最后名单下来，却没有我的名字。共有十几个同学榜上有名。其中有位女同学叫何冬梅的，在欢送大会上她家里的人找来了。坚决不让她走，我看到校长和她都难堪的样子。事后我才想起来，当时我若上去要求顶替她一定能得到批准，我的个人历史就要改写。后来听说这批高中学生志愿并未入朝而是到各大学去深造。
第二次是第四野战军招汽车司机培训班，有两个同乡同学都去报考了，条件只要初中文化水平，学习其间享受供给制，毕业后就参加工作，成为解放军中的一名成员。我向学校要介绍信，被学校拒绝了，说我欠交学费，交齐了才可以开介绍信，这时我连吃饭的钱都没有，哪来钱交学费！于是又失去了一次参加革命队伍的良机。二十年后知道一个叫韦振中的同学当了汽车团团长，后转业到广西南宁市汽车总站当党委书记。据他说是因为适应不了新疆的环境而自己要求转业的。
当兵去不成，学校即将进行期末考试，学校通知我，若不交清学费，则不能参加考试，我要求先允许参加考试，后补交学费，若不交可不计算成绩，答应是不行。这时已经进入1951年2月份，学校要放寒假了，我又不得不回到被土匪占据的老家。回到家后，我就给县委工作队寄去一封信，通过我的父亲去县城赶集亲手交给一个姓徐的队员。信中说我于某月某日回到老家，请分配我任务。因为离开学校时，学校开了一张介绍信，回乡后参加当地的剿匪工作，如写标语、搞宣传等。但没回信。然而这封信对我作用很大，表明了我的政治立场。
4月初，解放军剿匪部队来到我的家乡，三下五除二把猖狂一时的土匪剿个清光，县委工作队队长樊树章叫我出来把乡小学恢复起来并任教师。待遇是一天三斤大米，这在当时来说，每月能拿到九十斤大米，是很不错的了。但是只领了一个月，以后就领不到了。因为学生欠交学费过多，摊派到各家各户去的也收不上来。这是次要的，欠发，以后仍可补发。最主要的是被那些工作队员看不起，他们是国家正式干部，享受供给制，穿着发的干部服，按月领到津贴，多神气呀！我有点不服气。于是暑假一放假，我就找队长去，说我要去报考“中原大学”，当时队长只说了一句：“在哪里都是为人民服务嘛！”并没有做思想工作，也没问我有什么困难没有？对工作有没有意见？于是第二天我就上路去省城。后来听说队长到我家来找我，可已见不到我了。
报考首先得有介绍信或在校证明，我到哪儿去要这些证明呢？在去省城途中，我拐到高中学校，找到了教务处，说明来意，办事员看了一下本子，说不行！这学期你没有成绩。当我灰心丧气地走出校门时，我想我的不行，别人的总可以吧！于是我又返回去，说我要替别人领行不行？她说行！接着她又说你的也可以领，你是有第一学期的成绩嘛！交相片吧！我说那位同学的相片没带，就先办我的吧！拿到了这张肄业证明，我就匆匆赶路。这张粗纸腊板刻印的证书，决定了我的命运，故珍藏至今。
中原大学是现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前身，当时只是一所干部培训学校，学制八个月，享受供给制待遇，不仅不用交学费，而吃饭穿衣不要花自己的钱，每月还发点零花钱，所以能考上这所学校，真是高兴极了。再不用为吃穿发愁，生活条件大大改善，还学会了抽烟，领来的一点津贴都用到这方面去了，而有些仔细的女同学还往家里寄钱呢！
1951年11月7日坐火车南下去广西宜山参加土改，我被分到一个分队当总务，领到一支三八式步枪，成天背来背去，神气十足，没舍得放过一枪。在一次麻痹大意中被一个叫胡梓才的同学，玩枪走火，把我的左腿穿了一个洞，流血不止，被送到宜山专区人民医院治疗，一个星期后回校住院。此时正值“三反”、“五反”，外科医生被当成“老虎”关起来批斗，由内科医生给我治病，结果疗效极差，直至外科医生解放回来，很快康复出院。同学们也结束土改返校，投入正常学习。
1952年2月的一天，系主任张天佐突然向全体同学宣布：根据中南教育局的指示，为迎接我国大规模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要培养一批经济建设人才，把短期训练班改为正规学习，学制二年。听到这个宣布，全体同学都兴奋得跳了起来。
经过再一年多的政治和业务学习，要进行毕业考试了，在毕业考试中，我门门功课成绩都良好，遗憾的没有一门优秀，为此后来被人说成学习很差的借口。其实《政治经济学》这门功课，我是背得滚瓜烂熟的，理解也是正确的，考个优秀是不成问题。这门课是面试，我把要阐述的各项内容顺序倒了过来，答完后老师指出，你背得很熟，但你为什么把后面的先讲，违背书中原意，所以只能给个良好的分数。从此我牢记这次教训，不再把第一当成第二来读，列在首位的都是有其重大意义的。
1953年夏天，我拿到大学毕业证书，结束了没有毕业证书的历史，和十多位同学离开有火炉之称的武汉，来到古都洛阳。从而结束了学生时代，进入工作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