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回忆录》
                                      
                                                         (1991年7月6日开始动笔)
     
    写回忆录的心思已萌生二十年了。我是这样想的：我虽然文化水平低，但只要把自身经历如实的记录下来，它就是旧社会的真实缩影，让我的儿孙后代做有益国家，有利社会的人，做一个高尚的人.

    我写回忆录有两方面的目的：一是让后人了解我的身世，二是让后人知道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社会，人们是怎样话下来的。不要忘记祖辈过去的苦，懂得今日生活的甜，不能身在福中不知福，热爱祖国，只有国富民才能强，没国就没有家呀!

                                       我的家

    我的家祖籍山西太原府，小地名叫星星村。曾祖逃荒到本溪新洞沟落户。
    听妈妈讲，她三岁时就因父母爱好订亲了。当时双方家庭均比较富有，外公是满族，是清朝一个小官。祖父是汉族，营商为生。按当时的规矩，满人是贵族，权族是平民，是不能通婚的。但双方老人十分要好，就破例结了亲。
    不幸的是外祖父早逝，家境破落，外婆带着三女一子 (母亲行二) 过着孤儿寡母的清苦生活。在母亲十几岁时，外婆也去世了.母亲为了照烦妹妹弟弟，直到二十岁才结婚。舅舅十二岁被过继到族中当继承孙子。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父亲十岁时，祖父患暴病离开了人世，享年四十一岁。那时大伯父，二伯父虽已结婚，却是书呆子从不管家。 “人在人情在，人不在情不在”，祖父过世后，随之而来的是“墙倒众人推”，处处受人欺凌，打官司也输了。为了求生存，父亲仅仅十三岁就到县城店铺里当学徒，过着挨打受骂的苦日子。父亲曾跟我们讲述他当年的遭遇，他曾立志将来自己儿女宁可拣大粪，也不去学徒，绝不让儿子过童养媳的生活。
     父亲二十一岁那年娶了母亲，婚后不久就分家另过了。没有更多的家产，奶奶由大伯供养，仅有的三间草房做了奶奶的养老金，父亲只分到三百吊的饥荒(外债)。父母当时投靠我的舅舅家，就寄住在舅舅家的小东屋.
    旧习俗有句老话:“喝了腊八粥， 姑娘就得往家溜”。意思是说出嫁的姑娘在娘家只能住到腊八，不能在娘家过年，更不准看娘家灯。因为从年三十到正月初五，还有正月十四到十六再加上二月二“龙抬头”，这些日子家家都要在大门、天地灶王、祖先堂两旁点上灯或者蜡烛，这就叫“上灯”。出阁的姑娘不能看，谁要是看了娘家就要受穷的。
    我记得每年到三十晚上，“ 上灯”之前，舅妈就喊:“二姐姐，我要上灯啦!” 妈妈应后去趟厕所，回来就上炕用被子蒙住头，顺着脚底墙躺着直到天亮。算算我们住在舅舅家有六七个年头，每到年节人家都是欢天喜地，妈妈却要蒙头盖脸地躺在炕上，可想而知心是啥滋味呀!那时，常常看见妈妈在没人的时候偷偷的流泪，我当时似乎已经多多少少能理解妈妈的苦衷。
    当时家里的生活来源就靠父亲开个小铺，卖些糖果、烧饼、麻花之类的食品。当时中国处在旧中华民国，东北南满铁路已被日本鬼子占领，坐火车要用奉票换日元才能买车票。我家住在本溪岭南思山岭村，去本溪湖(县城)中间隔着太子河，河上架有通火车的大桥，行人都要靠木船摆渡。
    有一天，父亲去县城进货回来天已近傍晚，赶上刮大风，船不能下河。父亲左右看看没有火车，就和姨父背着货物跑上了大桥。桥长约有两华里。父亲刚跑到桥中间时，突然，日本鬼子的验路电瓶车 飞驰而来。姨父身体强壮，很快就跑出老远，而患有肺结核的父亲被鬼子撵上了，父亲瘫软在桥头上，大口的吐血。鬼子见状哈哈大笑扬长而去。打那以后，父亲的肺病更加严重了.
    在我六七岁的时候，父亲到本溪县城家油坊当店员。我九岁那年春天，家搬到了本溪西三家子，租了一铺北炕(南炕房东住)。
    有一次，妈妈在炕上做针线活，让我看小弟。那时小弟才一岁,睡在吊在房梁上的悠车里。我把悠车推得老高老高的，然后猛地撒开手，小弟从倾斜的悠车里甩出来掉在了地上，摔的不轻啊! 妈妈跳下地，抱起小弟放到炕上，遂后就来打我。我吓得飞快地跑了出去，脚下穿的是妈妈刚做好的绣花鞋。我拼命的往前跑，妈妈在后边追。跑到了村外小河边，河对岸就是座小山，我不管不顾地穿着新鞋就淌水过河，这下子更气坏了妈妈，要知道那时能做双新鞋太不容易了，妈妈能不心疼吗?妈妈用手指着我喊:“小玉春，等着你回家的”妈妈说完转身回去了.我登上小山坡，坐在一棵山梨树下发呆。响午过了，我也饿了，摘下两个生梨充饥，眼巴巴地盼着有人来说情接我回去。一直等到太阳快落了，总算盼到在本溪煤铁公司当苦力的姑父回来了,我便拼命的喊姑父，被姑父接去他家。姑姑看到我数落着说:“你这孩子也太调猴，哪有穿新鞋淌河的?不是找着挨打吗!”最后还是姑姑把我送回家的。其实妈妈的气早已消了，只不过由姑姑给个台阶下罢了。

                                  重回新洞沟

    在三家子只住了一年，父亲把典出的三间草房抽了回来，我们又搬回妈妈最不喜欢的新洞沟。那里是名副其实的穷山沟，没河也没井，山沟里的几户人家只能取极小极小的泉眼水，要用瓢或勺子一下一下地把水舀到桶中才行，水质也很差，坐清后盆底全是红色，老人说是樊水，下大酱都不行。谁家想做大酱或是做豆腐，就要翻座小山走上三里路挑水来用。
   
    妈妈是位能吃苦又极刚强的农村妇女。种园子，割柴禾，打短工。白天干农活，夜里做针线。 我家住的是泥草房。每年的秋天，妈妈都要带着我们抹墙，妈妈当泥瓦匠，我们姐弟是小工.妈妈有胃病，衣兜里常常揣着一小盒面碱，胃疼得厉害时，就咬口碱块。 因为高梁米饭害胃，妈妈只能常年喝高梁面糊糊粥。
    贤惠的妈妈对奶奶特孝顺，家里有点儿好吃的都要给奶奶吃，还总劝奶奶不要给孩子们。她说，“孩子小， 吃的日子在后头呢!”有一回爸爸给妈妈买双毡鞋，妈妈却送给了姑姑。爸爸说，“你胃口不好怕凉，就自己穿吧!”妈妈的回答是:“ 姑姑是奶奶的老女儿，姑姑穿不着，奶奶会惦记的。”这件事给我的记忆是深刻的，以后我逐渐地理解了妈妈不仅能孝老人的身，更明白孝老人心的道理。为人子女能体量老人的心，顺从老人的意，那才是真孝啊!

                                       母亲的心愿

    旧社会女孩很少读书识字，大都认为女孩长大出嫁是婆家人，花钱读书没用，因此妈妈也没读过书。婚后父亲常年在外谋生，来信要求别人念， 复信又要求人写，妈妈深深体会到不识字的难，所以不顾家境窘迫和亲友的反对，坚定地要让我们姐弟读书.妈妈常叮嘱我们:“咱家穷，供你们念书不易呀!就是让你们别像妈妈当睁眼瞎。念几年书能记个家常帐，写个往来信。念中学、大学咱是没指望了，就希望你们给妈争口气。”我们姐弟四人，都没有辜负妈妈的一片苦心，我和姐姐特别珍惜女孩家能上学的机会，拼命的学习，在学校总是名列前茅，两个弟弟虽没得过第一名，但也没出前三名。
    不幸的是父母早逝，大姐师范读了一年半，我和大弟高小毕业，小弟仅上小学四年，大妹五岁，小妹才一岁多的时候，爹妈先后离世。小妹在妈妈逝世后仅二个月因患麻疹合并痢疾死在思山岭舅舅家。两个弟弟在沈阳伪满株式会社作童工，当时大弟十六岁，小弟十一岁。

                                       被迫搬家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我和弟弟都住舅舅家里，在思山岭小学就读，日寇占领了东北，到处扫荡，土匪四起，民不聊生。农村的家家户户同样不得安生。
    一九三二年农历二月初七夜里，我家被土匪抢劫一空 。第二天日本鬼了又来扫荡，无奈之下举家逃到县城:在城里租了一铺小炕: 挤着全家老少七口人.父亲失业，家中差不多全靠借高利贷过活，艰难度日.
     一九三二年春，父亲总算谋到了职业，在吉林省梨树县二区四平街税捐局做内勤，月薪三十元，也就在这时八十岁的奶奶病逝，埋葬在新洞沟老坟.同年，大姐出嫁.
    那时家里真的是举债累累，取借无门。我记忆中最深刻的是，有一次家里又没米下锅了，妈妈到菜地摘了几个南瓜到街市卖掉，换回两升发了霉的小米.中午，我们放学进院那股霉气味扑面而来，那饭吃到嘴里真是难以下咽呀！小弟弟还不懂事，就哭闹起来，大姐的眼泪都掉饭碗中。在炕上给小妹妹喂奶的妈妈流着泪说:“就这米还是用窝瓜换的，这米比好米便宜呀！这点儿米吃完了，连这有味的米都没有啦。”
    无奈之下，妈妈带着我们投奔爹爹，在四平街东二马路租了半间房住了下来，我们几个进了第十九小学读书.那回，妈妈给我们姐仨的学费三块大洋，被我在路上给丢了。我吓得在学校哭了起来，校长知道以后，决定免去我们的学费。全家人打心里感激那位好心的校长。
    一九三四年冬，我高小毕业了，看着有钱人家的同学那升入了县立高中，自己如因家贫不能继续上学，心情低落特别的悲观，经常是以泪洗面，校长和老师也都为我惋惜。一天的晚上，爹爹把我叫到身边，含泪说:“玉春，别总哭了，谁让你摊上个没本事的爹啦。爹也想让你升学，但力不从心奈何？”爹爹哽咽着再也说不下去了。当时看到爹爹伤心难过的样子，我知道如果再淌眼抹泪的，不就是逼爹妈吗？真的是太不孝了。从那以后，我就再未因求学的事而哭泣过。

                                      父亲病逝沈阳

    那是一九三六年的大年三十，全家人接财神吃饺子，爹爹在吃第一口饺子时就感到嗓子似乎有个小东西挡了一下，有点疼，当时也没太在意.再加上过年忌讳说有病，爹爹便未做声。可从那以后，不论吃饭喝水嗓子都疼。一直到了初二，爹爹才把这事说出来。 等到六月份的时候，爹的病情加重， 吞咽食物日渐困难，咳痰带血，身体也明显消瘦， 爹爹以为是肺病犯了，怕死在他乡，就要求调往沈阳县税捐局，地址在皇姑区南大街，随后把家搬到后大街泡子沿胡同。
    爹爹仍拖着病体坚持上班。到了九月时，爹爹为了能挣点出差费，又去姚千户出差五天，回来后便卧床不起了。因没钱治病，经人介绍到沈阳大东区株林寺附近道德会办的性理疗病社。用讲性理免费疗养，根本不用药。
    当时 我在西丰县道德会私立青英女子小学当教员。一九三六年的农历十月初，妈妈来信让我回家。我到家的第二天去看爹爹，爹爹已经瘦得不像样子了。见到我就泣不成声地说:“接我回家吧，这里吃的都是粗粮，上厕所都困难啊。”我们当下把爹爹接回家。
    家中无钱啊！妈妈和弟弟妹妹都患了流感发高烧(老百姓称做窝子病)。只得把爹爸仅有的几件旧衣裳送到当铺，换些钱度日。那日子可真是贫病交加难上加难呀!
    在奉天妈妈有位堂兄名翁恩裕，是本溪市思山岭人，妈妈叫他七哥，时任某银行行长。此人心地善良，乐善好施，虽做官，但没有官架子，对家乡的穷亲戚朋友，是有求必应。七舅家里本来只有五口人，可是除佣人外，每天在家中吃住的总不下二三十人，大多是来求助的。他家设有佛堂，佛像是铜铸的，七舅吃半口斋， 每晚睡前都要拜佛念佛号。伪满康德十年，七舅在奉天病逝，享年不详，
    爹爹病重期间，七舅命他的女儿和女婿，陪爹爹到奉天小河沿英国医院(现在的肿瘤医院)看病，经诊斯是喉头癌，当即住院。白天由我护理，晚上雇位老太太照顾。住了有十几天，病情加重，老太太对说，“你父亲的病不能好啦，夜里总说胡话，这是传染病院，没人活着出院，白花钱哪，再说了，死后抬到太平房，家人连哭都不许呀.“妈妈得知后， 决定接爹爹出院。令人痛心的是爹爹入院时，是我和表姐夫扶着走进病房的，仅仅十几天的功夫，竟是用担架抬着坐车回家的。

                                        为父问卜

    一九三六年腊月十六， 接爹爹出院。当日，七舅的大女儿翁寿朋带我到大东门外株林寺附近，找一位据说算命很灵的闫瞎子问卜.先生五十多岁，身着长袍短褂，容貌端正，态度和善，端坐在炕上，面前摆着一张小方桌，桌上放有黑色扁状长方形木块和一个签筒。
       先生慢慢开口道:你要用真诚心，求什么就想什么。手棒签筒，要摇出三支签。
       我跪在桌前，接要求摇出了三支签，递给了先生。
       先生问:你所求何事?
       答:向父病。
       问:年龄和生日时辰?
       答:四十九岁，冬至月二十六生
     此时先生便不再讲话，不住地翻摸着桌上的木块和签筒。稍后，先生说:“这病人已经病了一年了，他是在年三十夜里得的这个病。当时是阴间小鬼在他的嗓子里钉了一个钉子，直到今天，两个小鬼天天换班钉呢。现在病人的嗓子已经烂了，病情危重。能熬过立春，也熬不过清明.”
     我回到家，把求卜的过程一五一十地述说给妈妈，妈妈悲痛万分哭了起来.....
     未出先生所料，六天后，腊月十二日的下午二时，苦命的爹爹撒手而去。这天正是“立春"时节。
    令人百思不解的是:那先生是如何算出爹爹是在年三十夜里得的病?为什么说得这么准呢?真是神了!

                                        丧事多磨

    爹爹临终时，我和大姐都不在家。姐姐出嫁后随姐夫的工作，住在齐齐哈尔北边宁年火车站附近。最可恨的我，腊月二十一到吉林省梨树县树台结婚，家里只有妈妈带着四个不懂事的孩子，多亏七舅一家人前来帮忙。
    腊月二十三， 给父亲买棺材。不料买回的棺材不够长，帮忙的人说，棺材铺也不远，再去换个，随后就又去换了一口棺材才入殓。事后人们议论说：这棺材换的不好啊，无形中抬出抬进的等于出了两回灵。
    大姐收到父亲病危的电报，因路途太远，二十四才到家。而我是二十四晚上到家的。妈妈当众人的面从来不哭，嗓子却哑得说不出话来。
    按习俗，出殡的头天晚上，女儿要“哭九包”，我和姐姐跪在父亲的灵旁，烧一个纸包哭一場。夜已经很深了，帮忙的人都回去了，姐夫在屋里带孩子睡觉，孩子哭闹哄不好，姐夫生气了。妈妈赶紧过来把大姐拉回屋。中孚见此情景也急了，上来就踢我一皮鞋脚，并斥责说，“一门嚎什么?”我气极了，索性哭得更加厉害。事后我怪他太不讲人情，爹爹死了还不让哭。他辩解说，“你看妈都急成啥样啦， 你们还个劲地哭起没完，让老人咋办? ”可我觉得他踢我就是不对，结婚才三天就挨了一脚，也太.....
     第二天清晨，帮忙的人都来了，有人指挥着先把灵柩抬到大门口，德秀抬头杠德绵打幡。这时，头天晚上剪好的纸钱却怎么也找不到了，无奈又重新剪了串 “买路钱”。奇怪的事在摔丧盆时又发生了:北方的腊月是最寒冷的季节,地面结冰，丧盆又是泥瓦盆，按说应该一摔就碎的，偏偏摔了两次才摔碎。在场的人嘴上没说，却在心时犯嘀站，这丧事从买棺材开始就不顺，都觉得不大吉利。
     因当时天寒地冻。无法落葬，将灵柩暂且寄存在北市場寄骨导内。

                                     一生的悔

     后来听德秀讲，三天“圆坟”是妈妈抱着玉兰带着德秀、德绵，玉祥到寄骨寺烧纸，七天“上望”，也是妈妈领着他们几个在家院内烟囱根底下烧的纸。这两次妈妈都哭的死去话来，拉都拉不起来。孤儿寡母大放悲声，哭成团，真惨哪!
     此情此景， 终生难以释怀。每每忆起，都令我追悔莫及永远无法原谅自己，我怎么那么不懂事，简直就是个无心少肺的大混蛋!爹爹危在旦夕的时候还结什么婚?我也曾对妈妈提出改婚期的事，妈妈说:“结婚日子 不好改的，恐怕改了以后出点不顺的事，该落埋怨了。”
    爹爹到死也惦着我的婚事。我结婚时完全按照道德会的主张，男不送财礼，女不陪嫁妆，一切从俭。 因父亲病重， 没有人送亲，就由七舅打发家里的个老妈子送我去婆家。因而惹得婆家不满意，以为我们瞧不起他家呢!他们哪里知道，我家那时的处境是何等的难难哪!
    旧社会礼数特多，新婚第一年只能在婆家过年。为了年前赶回婆家，我无法在家多陪妈妈和弟妹，强忍内心的悲痛和一万个不情愿，腊月二十七起大早赶火车回吉林。临行时， 妈妈抱着小妹，顶着刺骨的寒风，从皇姑区的泡子沿胡同，一直送我俩到老道口.当时的我心如刀绞，不敢想象，妈妈携四个没立事的孩子是怎么过的那个年呀!更没想到的是，老道口一别，竟成我们母女的永别!

                                       落葬不顺

     眼看就到春节了，妈妈赶着给德秀缝棉袍。德绵得知不是给自己做的，大发脾气哭闹不止，猛然夺下妈妈手中正做着的棉袍，塞进炉子里。妈妈慌忙往回抢，已经来不及了。 “不是不给你做，不是没钱吗，你哥哥要出去办事呀!穿得像叫花子似的，与脸面上好看吗?妈妈边哭边数落着，德绵见妈妈哭得伤心，也知道自己错了，跪下来求妈妈不要哭了。一时间全家人哭声一片，
    次年清明节来临，妈妈回到本溪新洞沟，准备为父亲落葬.择选的日子是三月初二。求尚某带德秀和德绵去沈阳起灵。
    雇的驮轿到寄骨寺运灵柩。走到一处巷口，骡子突然跌倒受伤，灵柩被侧翻在地， 父亲的一支胳膊露了出来，德秀赶忙给顺回棺材里。真是难为了德秀，他还是个十五岁的孩子呀↑由手骡子的舌头受伤，主人说啥也不给运了( 其实他有备用的牲口) .现场围观的人看不下去了，纷纷打抱不平，还有人给出土意，让孝子给大家磕头，请众人帮忙。德秀、德绵跪地磕头，大伙伸手把棺材重新抬到驼轿上,一行人继续上路。但已耽误了不少的时间。待来到浑河岸边时，偏偏又赶上起大风，船不能摆液，况且天色渐晚，只得住宿一夜，第二天再走。
    原计划灵柩三月初一到坟地，初二下葬。结果初二上午灵概才运到，在家中焦急等待的妈妈心急如焚，难免上火。 听到鼓乐响，妈妈上前迎接，驮轿的人让妈妈烧些开水。妈妈抱着柴火还没等进屋，突然间头疼，四肢抽搐，不能走了，被我姑姑的女儿搀扶进屋内。德秀借条毛驴接来中医任先生，诊脉后说:老太太此病不轻啊!吃付药看看吧。如不见好，你们就另请大夫吧!
    妈妈服药后没有啥效果，又买来了四个大烟泡，抽了一个也没见强。妈妈痛苦不堪地呼喊地，连声大叫:夫君呀!你带我去吧! 

                                          母亲撒手

    德绵自小脾气就大，稍有不顺心就大哭大闹。妈妈病倒之后，仍又哭又闹的。没办法，德秀只好哄他回到沈阳工厂上班。德秀把母亲病重的情况跟工头说明后，又偷偷地返回本溪新洞沟。刚进堡子，就碰上表哥:“德秀你可回来了，三舅母那么啦!“德秀跑进家门，看见妈妈停在地上，玉祥抱着玉兰坐在炕上哭，德秀一下子昏了过去。
    后来听舅舅说，妈妈去世时脸色铁青，七窍流血。出灵后，在炕席底下发现了四张包大烟的烟皮，分析妈妈可能是服毒而死。当时玉祥从外面回来，见妈妈躺在抗上，小玉兰还在吃妈妈的奶呢，她叫了几声妈妈不吱声，跑到院子里喊人，这才发现妈妈已经死去了。
    大姐不在家，我也没回来，没钱买馆材，此事咋办?德秀只得连夜赶往沈阳再向七舅求助。
    新洞沟离火车站十多里地，还要翻座山，路上没有人家， 除了孤庙就是坟地， 德秀一个半大孩子能不害伯吗?人真的怕逼呀!到七舅家已是下半夜两点多了，七舅正躺着抽烟呢，德秀跪倒在地，边哭边说:“舅舅，我妈也那么啦!”七舅闻声而起，喊了一声:“老任呀!”遂后就躺在了床上.七舅母命家人安排天亮乘车回本溪。
    乡亲们帮忙，花十八块钱买了口棺材。阴阳先生说，此时正逢土王用事，不得动上，父母一对棺材并排摆在坟上，定于阴历四月初二下葬，
    玉祥和小玉兰临时寄居在姑母家中。
    大姐接到电报，同姐夫回到本溪先到婆家，婆婆强调要送舅舅公公出门，第二天才能回新洞沟。等大姐到家已是过午，帮忙的都回家了。(每次谈及没赶上给妈妈送葬这件事，大姐就愤恨不已，都怪......
    按说，我是应该提前赶回来的，三月初妈妈病重时,德秀就给我写了信，中孚没有告诉我。三月初七妈妈病逝，德秀又发了电报，中孚和爷爷商量后又给压下了。爷孙俩想的很简单:当时我正有病，走不了那七十里旱路。他们哪里想到，奶妈家里只剩四个孩子，如何处理后事?弟弟妹妹又是怎样的盼着姐姐回去呀↓
    到了 三月十八这天，中孚要回四平道德会，脱下棉袍，我发现了衣兜里有一封信。信是德秀写来的，告诉我妈妈病重。我又气又急痛哭起来，气的是这么大的事还瞒着我。急的是爹爹去世未能送终，妈妈要是走得急，我不是又看不着了吗?
    手无分文， 我哭着去找爷爷公公只给拿了来回路费十元钱。中孚要回四平，与我一同步行七十里路。因为走的急，走到四平时，双脚都磨起了血泡。等坐火车到了沈阳已是半夜时分，没有去本溪的车了，就到七舅家住宿.七舅家人谁也没对我提妈妈已经去世了。第二天没等天亮，我赶到毛织厂看弟弟。十二岁的德绵看见我就哭着喊:“妈妈死啦!”我当时就傻了。德绵身穿妈妈亲手缝制的蓝布小夹袄，我买了两毛钱的糖块，装在他的衣兜里，两个口袋装得鼓鼓的，他可乐啦，到底还是个孩子呀!
    从本溪下火车，又翻过两道岭，下山后就是新洞沟南沟门，往北望一眼，看见坟地一黑一白两口棺材十分醒目，那一定是爹妈的灵柩啊!我再也迈不开步了，一下子坐在地上嚎陶人哭起来。有过路的人见了来劝我，得知我是去三家子的姑姑家，便跑去通知。之后表妹凤英拉着玉祥妹妹来接我。进了姑姑家门,小玉兰正站在北窗台玩呢，看见我就扑过来，搂住我的脖子说:“妈没了。 ”因为是在姑姑家，我没敢放声，把两个妹妹紧紧地抱在一起，百感交集，泪如雨下。
    一九三七年的四月初三为父母安葬。 我手中没钱，下葬是大姐家给操办的。 酒菜是大姐的公公挑着一对土篮子，从唐家庄子(现在的本溪南站)走十五里路到新洞沟，在焕友叔家招待的来帮忙的人。
    大姐做了一床被(叫做团圆被)，落葬时盖在两口棺材上，上面铺张炕席，再埋上土最后堆成坟堆。大姐雇来鼓乐手，哀乐阵阵揪人心肺。我们姐弟六人，唯有德绵不在场。小妹“哭着喊着:“把妈埋土里干啥呀?”大弟德秀在地上打着滚哭。双手不停地抓地，把地都抓出了坑。在场地的人没有不落泪的，姑姑哭得昏了过去。

                                         生离死别
  
     接下来就是合计玉祥和玉兰的安置问题，当年姑姑不到五十岁，儿女也大了，按说可以照顾玉兰，可是姑姑当不了家。大姐不仅有孩子，公婆也不会同意。我想把俩个妹妹都带看，舅舅说:“玉春刚结婚，又是个大家庭，本溪又不是没亲人了，会被人笑话的。我把玉兰抱回家去，有两个舅妈，还有好几个表姐，都能照顾。 ”当时也有人提出把玉兰送人，反正是女孩子，长大了就当亲戚走，德秀坚决不同意，哭喊着说：死活都要在一起！事情最后就这样定了下来:玉祥由我来照顾，舅舅抱走玉兰。
    爹妈安葬后的第二天， 我们从姑姑家起程。我抱着玉兰。玉祥跟着走，姑姑泣不成声送我们到山顶才停下脚步，我边走边回头，见姑姑就一直就坐在山上望看。
     到本溪车站， 我和舅舅坐的是碰头车，南行的先剪票，舅舅要从我手中接过小玉兰，玉兰死死地搂着我的脖子不肯撒开:“姐， 我不!我不呀!”火车不等人哪，舅舅硬是掰开玉兰的手，慌忙跑进剪票口。我可怜的小妹妹就这样像被抓猪似的让舅舅抱走了，软弱无能的我只会哭!在回来的路上.我的耳边总是回响着玉兰哭叫姐姐的声音，我的心真的碎了.
     没想到， 玉兰到了舅舅家，不仅人地两生，又突然断了奶，饮食不当，还赶上流行麻疹，舅母、小舅母的儿子和玉兰都没能幸免，没妈的孩子身处异地，处境有多悲惨，就可想而知了。
     就这样，一九三七年的农历五月十六， 玉兰出麻疹合井痢疾病死啦。舅舅大骂两个舅妈自顾自，不管没了娘的玉兰。事实真的如此，不然玉兰不能死啊!舅舅把她埋到东山坡上.用石头垒了个小坟包，以为我日后能去看看的，可我始终未能去成。
    玉兰是属猪的。她的死，当时我根本不知晓。
    那时，我带着玉祥住在榆树台道德会办的淑坤义务女学宿舍，我担任校长。五月初七的半夜，我从梦中惊醒，梦中的情景十分的清晰:我和妈妈带着玉祥、玉兰经过舅舅家附近的东大河，河上有座独木桥，我们母女四人想过桥，妈妈抱着玉兰先过去，把玉兰放在对岸，折回来接玉样。妈妈来抱玉祥，她死活不让，妈妈硬拽她的手，她就势坐在地上哭喊，顺着河沿拖出好几米，她还是不肯，无论怎么商量她都非要我抱才行。“实在不行，我和她就不去了吧!”  我对妈妈说。妈妈生气地说: “你就累你二姐吧!”随后一甩手自已过河而去。
     我被梦境惊醒，心里很害怕，正犯合计呢，就听见睡在身旁的玉祥在抽泣，我忙问:“怎么啦?”她哭着说:“我妈让我跟她去， 我不去，她就打我。”姐俩的梦竟然出奇的吻合!我更加不安起来，连声说着”咱不去，咱不去，姐不怕累。“过了一会儿， 玉祥说要大便，我点上灯，她下地蹲在便盆上，突然间抽搐起来，抽得人事不醒，同宿舍的范先生用针刺人中穴，稍有缓解，复又抽。到清晨三点时，求人去找我爷爷公公，老人家有种急救药叫“雷云散”。爷爷将药面吹进玉样的鼻孔，无反应，爷爷说，“不打喷嚏就没救啦。”我当时就吓哭了。天亮后，请来一位会看邪病的赵姓老奶奶。她摸摸玉祥的手，看着手心说:不要紧，是“紧撞科”，她妈来接她啦。赵奶奶用三柱香、二张烧纸，在玉祥身上拉了三圈，送到十字路口烧了。玉祥昏昏沉沉的睡着，醒来时已经是八点多钟了，这时她就像没事人似的，吃点儿饭跑出去玩了。
    玉样没事了， 可我脑海中总想着梦中的情景，开始怀疑玉兰让妈妈领走了。我马上给舅舅写信问询，收到舅舅的回信才知道玉兰真的不在了。接到信，我悲痛至极，觉得无地自容，独自走出校门，钻进片高梁地里， 坐在地上放声痛哭。 我好后悔没有把小妹也接到身边抚养， 以至把她送到了绝路上。
    直到现在， 我始终认为是妈妈的灵魂把小妹妹接走。因为妈妈生前常说，我要死啦，也要把两个坠根茄子带走。指的就是玉祥和玉兰，她是怕累赘别人。
    妈妈四十二岁生玉祥，四十七岁生玉兰，虚岁四十九去世时，两个妹妹都很小，玉兰还不到两岁，妈妈真的是放心不下啊!
 
                                          姐妹相依

    妈妈去世后，玉祥跟我过着清苦的日子。道德会的伙食全是粗粮素菜，由于营养不良，她身体消瘦，两眼怕光。天天不说想妈妈，总说心里难受.我给学生讲课，她拽着我的衣襟，一边哭边说:“姐别讲啦，我心难受，” 我知道其实她就是想妈妈呀!
    一九三九年春，我送玉祥上小学。当时因淑坤学校停办，我担任道德会文书兼妇女识字班的教员。上学第一天上早会，玉祥个子小，就站在前排。我刚转身往回走，她“哇”地哭出声，跑出了队列，抱住我说:“姐， 我不念啦!”没办法只能先跟我回去了。
    经过好说歹说，总算又去了学校。可她放学回来跟我讲:上课时就想姐姐。听得我心里这个难受呀，禁不住地流泪，唉!如果妈妈在，怎么能想姐姐呢?
    我二婶婆的女儿与玉祥同班，名叫孙柱馨，小时曾患中耳炎留下耳聋后遗症，反应有些慢，学习上有些差，常被老师批评。玉祥学习好，老师比较喜欢，常常受到表扬。相比之下，婶婆有些妒疾，就说爷爷公公“正坟不哭，哭乱坟岗子”，言外之意，不该养活外姓人。这话也是以后我离开家出去教书的重要原因之一。
                                                   
                                        山村教书

     一九三九年暑假,我为了脱离大家庭，不拖累中孚，求得自力更生，也方便抚养妹妹和女儿。事先争得中孚和爷爷公公的同意，由舅舅托人在离舅舅家二十多里山路的桶子峪村当民办教师。那时玉祥还在舅舅家思山岭公立小学念书,我抱着四个月大的女儿任侠去“上任”。
    桶子峪村的学董派人牵头牲口(是驴还是骤子记不清了来接我。牲口背上搭了条旧褥子，舅舅用晒烟的草绳子绑了两个套，算是脚蹬子，来接先生的年轻人牵着牲口，我骑在上面，舅舅抱着任侠步行，我们就出发了。
    路上全是羊肠小道，要翻道岭， 过好几条小河。“外女小心点儿，上山时身子要往后仰，下山时， 向前哈，两脚要用劲蹬绳套。”舅舅知道我不会骑牲口，一再的叮嘱我。走到下坡山场时，那位年轻人要去方便，他把缰绳递给我，告诉我牲口下山走得快，紧点拽着缰绳。我照本宜科地紧拽细绳，身子后仰，双脚用力蹬绳套，结果“啪”地一声，右脚的草绳断开，牲口也惊了，飞奔起来， 我身子被甩了下来，可左脚还套在绳套里，从半山腰一直被拖到山根底下，牲口才停下米。等舅舅和年轻人赶到时，我已是鼻青脸肿，到处是伤了，好在都是些皮肉伤。牲口不敢再骑了，接着走吧。前边又是条河，齐膝深的水，年轻人说:“任先生， 你还是骑上去，我牵着慢慢走，就不用淌水了。” 我想也行，就小心地又骑上牲口。当走到河中央时，牲口失足前蹄跪倒，我滑到河水中，浑身湿透，成了落汤鸡。没法再走了，只得脱下长衫.铺在河岸上晒个半干，才接着赶路。到桶子峪时，太阳就快落山了。舅舅没顾上歇会儿，立马往回赶。估计舅舅到家，已经是深夜时分了。
    桶子峪是个只有二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整个村子没有一家富裕的。比较不错的有一个卖日用品的小店，还有一个大车店， 接待来往的小商小贩。这个大车店的主人就是村小学的“学董”。我被安排在一户姓隋的家中入伙，每月交五元钱的伙食费。我和孩子就住在教室的炕上,白天把任侠托给村里一位六十多岁的大娘照看。大娘只有一个光棍儿子，家里穷得要命，娘俩住在近似窑洞的山洞里。大娘是山东人，为人纯朴，心眼好，和我相处得特好。
    当时定的每个学生一个学期交学费两元五角钱。实际上极少有人交现金.大都以苞米和山柴顶学费。星期天学生帮忙推磨，把磨好的苞米面送到老隋家，权当我的伙食费了。八月十五学校放假，我抱着任侠去舅舅家过节，更重要的是看看玉祥。到舅舅家，只见玉祥双眼通红，眼角靡烂，边哭边说:“姐， 我想你，我要跟你去!”
    族中的一位姐姐私下里跟我讲，玉祥在这不行啊!她挨欺负总哭。在舅舅家住了一宿，找决定带玉祥走，舅舅送我回学校，他抱着任侠。我背着包，玉祥跟着走了三十多里山路，真的太难为小妹妹了。
    打那起我们自己立伙。当时的学校是五间破草房，东西各两间中间开门.房主住东屋。西屋做教室，一铺连二炕，地上摆着东拼西凑来的高低不一的破桌椅， 山墙上挂块黑板。房顶倒是不漏，可墙壁年久失修裂缝，泥土大片脱落，夜里躺在炕上四处都可以看见月光.冬天屋内飘雪，滴水成冰。火炕烧得热，学生家长给炕席下面铺上了厚厚的谷草，夜里无法给任侠把尿，任其尿在炕上，尿湿了就挪个地方，实在不行，就把任侠放在我的肚子上。 孩子的两手冻肿得像小馒头.好心的学生家长给了一张兔皮，缝在抽口上把手盖住.唯一庆幸的是在那种环境下，我的奶水够用，否则孩子很难活下来。
    做饭用的是一口做豆腐的大铁锅，是用来烧炕的，仅有半个锅盖， 有时对付着做些小碴粥或面糊糊，房东奶奶做大饼子时就给我带几个，从来也不做菜，都是学生家长，这家送些山菜，那家送碗大酱，还有小豆腐、咸菜.
    说是叫桶子峪小学，其实只有我 一个教员，二十几名学生中最大的十六岁，最小的十一岁。初小一二三四年级都在一个教室上课， 每天上、下午各三节课。算术、国语、日语、书法、图画、音乐、体操共六门课程，都是我一人任教。
    所谓的复式教学，就是一节课中，给一个年级讲课时，其它学生或默写或练习书法，而后轮班再讲。学生们都很守纪律，上课时从没有人交头接耳。
    开始时，来读书的都是男生，为了让山村的女孩子也能上学，我就跟各家宣传:如果肯让孩子念，女学生免费。这样有十几名女孩子来上学了。这些女孩子非常高兴，她们坐在炕上上课，学习都很用功。
     到晚上又办了妇女识字班，教妇女们认字的同时，讲些妇德女道:如何孝敬父母和公婆:如何助夫成德:如何教子成才等等。很快全村父老对我尊敬有加，我与乡来们也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好景不长。一九四0年的初夏，中孚在伪满新京(现在长春市) 道德会养病。受朋友建议，要我去长春立家。开始我并未同意，因为一个学期没结束，没法向学生交待。可是中孚态度坚决，不但寄来了二十元路费还在信中说，已经租好了房子，还说到长春，找临时工做没问题，三个月后就能转正。实际上他是无工作无钱，租房和置家具的钱都是向朋友借的。中孚身患肺结核，的确需要人照顾。考虑再三，我向学董提出辞职，把学生托付给姑表妹玉深和姨表妹晶华。说实话，她们俩个的文化程度真不如我。
    农历五月节前的一天，村里出辆大车送我。村民们都来送行，女学生放声大哭，家长也在抹眼泪。大伙一直把我送到大河边，不能再往前送了才停下脚步。我坐在大车上，更是禁不住泪水长流.
    回忆起来，那段时光过得真的很有意义。每当忆起这件半途而废的事，我都非常的自责，真的对不起桶子峪的父老乡亲，对不起我的那些学生，这是我终生深感遗憾的事.
  
(加注: 2002年月10月5日，八十五岁高龄的母亲在儿女的陪同下，终于回到了魂牵梦紫的桶子峪。故地重游，见到了六十多年前的四名学生，还在当年的教室前照了张相，母亲如愿以偿，格外的开心)。
                                 
                                   长春谋生

     一九四0年四月中旬到长春。中孚先前租下的房子，地址在长春市二道河子区民丰街， 离市中心二十多里地，没电灯，烧大灶。
    过了端午节，长春公署地政科招聘临时雇员，日薪八角钱。
    我去面试时，主考官问:结婚没有?我答:结了。又问:有孩子吗?我没敢说实话，答: 没有。 就这样真的录用了，被安排在文书股负责收发文件。
    为了省钱， 不能做电车，每天往返就是三十多里地。任侠才周岁，正吃奶呢，我整个白天都不得喂奶，乳房胀的厉害，又怕露出破绽，只好偷偷去厕所把奶水挤掉。孩子还在家里饿着，当妈的心里那个难受劲就没法形容了。
    任侠突然断了奶，只喂些小米粥，严重的消化不良，便的简直就像小米水饭，瘦成了典型的“大脑袋小细脖”，九岁的祥妹在家里哄任侠，孩子常常哭闹着要找妈妈，对小姨又打又挠。快到下班时刻，小姨就要背着她走出好远来接我。小姨累得满头大汗，任侠可乐了，大老远就拍着小手喊妈妈。此情此景，犹如在昨天。
     当时中孚患了赤痢，家里没钱买药，病情日渐严重，拖到八月节前，已是滴水难进了。二十三岁的我，束手无策，唯有乞求上苍的怜悯.听说长春斯大林大街最南边有个“孝子坟”挺灵验，我徒步不知走了多远的路，来到“孝子坟"，花五分钱买了一柱香，跪在坟前，泪如雨下:“孝子啊!你是天之精，地之灵，有求必应。祈求孝子慈悲，保佑我的夫君病好吧! 如果他的阳寿已到，我情愿借阳寿给他。我发誓:从此吃净口斋。”在我祷告的时候，守坟的道士也跟着流泪了，他到石洞内，取出一个纸包，告诉我: 姑娘啊，心诚则灵，把这药在回去试试吧!
     那时天气酷热，太阳当头，晒得我头晕脑胀，肚子又饿，实在是走不动了，恨不得就势躺在地上.可想到家里的病人和孩子，只能咬咬牙，艰难地往回挪动脚步.
     中孚牙关紧闭，不省人事，根本没法把讨来的药喂下去，急得我大哭起来，房东太太闻声赶了过来，看了看药包说，“这就是香灰， 可不能吃。别说你喂不进去，就是勉强喂了，还不把病人呛死呀!”接着地给我介绍个偏方:石榴加红糖熬水。我急忙买回来两个石榴和半斤红糖，熬了一碗水，一共花了一角钱。
    我用汤匙把石榴水滴到中孚的牙缝上，一点点渗进嘴里， 到喉部自然而然地咽下去了。 我看到了希望，不停地喂到下半夜两点时，中孚终于轻轻地“哼”了一声，从昏迷中醒过来了。我惊喜万分.他说:“我想起来坐坐，炕太硬啦。”我扶他起来，可他坐不住。我就在他身后用身子顶着，他头靠在我的肩膀上。屋子里没有灯，惨淡的月光照在他的脸上如同死人模样，很难看。他用极微弱的声音对我就:“我够呛呀，我死了，你和孩手咋办?不能回家，还是回道德会吧!”我努力用坚定的语气安慰他:“你的不能死!爷爷还等你尽孝呢!苦难的世界还等你拯救呢!”他听后自言自语地说:“是啊，我不能死。
    道德会王老善人曾说过:一个人只要有孝心，患多重的病也不能死。心存孝心，天堂线不断，就死不了。中孚就是有纯真的孝心，天堂线没断，才得以死里逃生。
    说起中孚年轻时得过的几次重病，都是命悬一线。
    一九四二年在长春实在过不下去了， 我们没办法回到老家梨树县道德会之后，中孚的尾骶骨部生了恶疮，生命垂危。
    我在功德祠烧香，跪求已经故去的一个朋友叫董殿中(他生前担任道德会理事，是有名的考子，为人善良，无疾而终，曾一时哄动全城，灵位被供在功德祠内。) 我虔诚地祷念:董理事， 老善人太忙，恳求你救救中孚吧!
    夜深人静，我守着中孚似睡非睡中做了个梦:空中出现了座庙， 我登上楼梯，轻轻推开门，只见董殿中跪在佛前念经。听到门响， 他转过头米，只见他手捧经卷，满脸泪水。
        我奇怪地问他念的什么经？
        他答：《报母血盆经》接着问:你怎么来了?
        我说：中孚病重，求你想办法搭救。
     他送我走到门口，由空中向下看见中孚倚在一个木梯手外，面带病容，痛苦不堪的样子.我用手指着中孚说:你看有啥办法？
    他只说了句：你叫他发大愿吧！
    我向他告辞，走下楼梯就醒了.清醒后一看门还开着一条缝， 深更半夜的不免有些毛骨悚然.慌忙把中孚叫醒，跟他讲了梦中的情景。他“唉”了一声说“ 我是得发大愿，这个大愿就是救世之愿啊!“
    因为中孚病的挺重，有人怕死在会里，主张派人用门板抬他送回榆树台老家.我听后急了，立马去找崔理事长(他是我们结婚的介绍人)。我哭着说:“听说你们要把中孚送回老家，这天寒地冻的四十里旱路，不用到家，人也就折腾没了。我们俩按老善人的旨意，从俭结婚，就是要以会为家，不管他是死是活，我都不同意抬同榆树台。“
    他听我这么一说，不好意思地说:“ 你听谁说的?没有那么回事.自此，再没有人提出要把中孚送走的事了.
    在我们贫病交加，处境艰难的日子里，多亏了中孚念中学时结交了七位换贴弟兄。其中大哥王子明是富家子弟，他主动拿出五十块大洋，请来位中医大夫给中孚做了手术，放出一大碗脓水，又经过吃药、换药，总算慢慢痊愈了。
    解放后，子明大哥一家生活很清苦，直到去世。子明兄的恩泽没报，也是我们夫妇未 了的心事之一。

                                         中孚两次挨打

     中孚的身体一直不好，找个工作也不容易。他大哥绍卿托人找到梨树县地政科做临时工，一天一元钱。由于结核病时好时坏，经常请假。勉强上了两个月班，有一天又发烧了，就向日本人登录官请假，登录官不耐烦地说了一句“八格牙路” ，中孚不受地回了一句，日本人抬手就是一个大耳光。中孚一气之下不干了。这是他第一次挨打。
    一九四四年春节， 中孚的大腿根处生了个疖子，卧床不起。初一早晨， 家里来了位全副武装的警察，说话倒还和气：“这里有叫孙绍忱的吗?”那时正抓思想犯(反满抗日份子)，我就说:没有。警察就走了。我和中孚正犯合计呢，那位警察又来了:“有孙绍忱吗?”中孚忙答:“ 我学名叫孙绍忱”“警察署叫你” 我抢着说:“他有病走不了啊！”“慢慢走吧!”
    走进警察署，一个日本人问道: 你把你弟弟藏到哪里去了? 中孚说:我不知道。日本人上来一个耳光，随后一脚把中孚踢到墙角边上，当时就嘴角流血，门牙活动，腿根的疖子也被踢破，脓血顺着裤腿流下来。日本人嚷着:你的什么不知道?靴子、帽子，你的送去的。
    这时，中孚才明白一定是效茹已经说出了实情，这事没别人知道的。
    事已至此，无法再瞒下去了，只能如实说出:弟弟现在西丰碳矿，改名德印。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一九四二年孙绍言被征兵，在佳木斯经过两个月的训练，准备讨伐苏联红军。出发前，官兵们喝酒，他借上厨所的机会逃了出来，路上遇上好心人给他换下了军装，扮成个泥瓦匠。逃到长春。我家不能久留，遂去投奔在西丰矿的德秀，改姓于。为掩人耳日，德秀对外讲:这是他的亲弟弟，因幼年丧母，送给了老于家.
    一九四四年春节， 上边一个令，除夕夜到所有逃兵家搜查。效茹被抓到榆树台警察署，经逼问说出了实情，这才引出中孚第二次挨日本人的打.
     绍言被抓回去，经军事法庭判处六个月监禁，刑满后送往锦州兵营当兵。八一五东北光复， 绍言得已回家团圆。回家后，才得知唯一的儿子在七岁时病亡，效茹再未孕，终年无子。

                                        大成天折
 
      一九四六年 我带祥妹、任侠、大成住在榆树台道德会。六月的一天，大成吃了一个邻居给的高梁米面韭菜馅饺子，夜里开始腹泻不止，到早晨已经全是脓血便了。我到中药店问病下药，买了些中药面，吃了无效。我的一个朋友是助产士，她说有种西药针剂“爱密斯” 专治赤痢，但需要去四平治疗。这时家里老人说，打药针是凉药，打针就得死.当时中孚不在家，我不敢违抗老人的意思，一时不知所措。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可怜的孩子只病了两天就咽了气.我傻了，几乎疯了。全家上上下下七八十口人无不流泪痛惜，任侠更是跳脚地哭喊:老大爷呀! 咋不叫我替小弟弟去死啊!
       大成属猴，一九四四年四月十六出生，死于一九四六年六月十八日，仅仅话了两年两个月零两天，大成聪明超群，小小年纪特别懂事，还会唱好多的歌，大成儿，是无知的妈妈断送你幼小的生命，罪孽大矣，罪责难逃啊！

                                         玉祥受伤

     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八年的四平，城里是国民党占据，城外是解放军包围.其间两年多时间一直处于战争环境。国民党军队的给养全靠飞机空投。城内老自姓几乎昼夜蹲防空洞，人心慌慌，朝不保夕.
    一九四八年正月末的一天中午，炮弹声似乎稀疏下来了，人们都估出防空洞透气。玉祥正站在屋当中央，突然一颗流弹飞进来，击中了她的右脸，从右颧骨部穿入，从嘴唇穿出，右边上下牙齿被打掉，嘴唇开裂，鲜血直流。多亏了在道德会避难的玉祥的老师李玉民和辽源安老所的老所长帮忙，用带车子把玉祥推到一里多地以外的军人急救站，好歹给缝合上了，之后嘴肿得张不开，每天只能用汤匙把喂点儿米汤渡命，险些饿死。所幸不久四平解放了(农历二月初二)，道德会住进了解放军。管伙食的事务长得知玉祥是个孤儿，就天天送给些豆浆还有面条，雪中送炭救了玉祥一命!
    玉祥的伤好了，但是脸部、唇部都留下了伤痕，右边的牙掉了也没钱镶。一直拖到建国后，德绵转业到沈阳，才由他出钱把牙镶上。

                                          
                                         德秀残指

     父亲去世后，德秀和德绵同在沈阳毛织厂当童工.小哥俩平日里免不了吵架，德绵脾气大，一生气啥都讲，有次竟说要告诉日本人“德秀反满抗日”.德秀吓得不敢再继续干了，一九四八年夏天，跑回本溪煤矿公司学徒。德绵被大姐接到齐齐哈尔北宁火车站当擦车工人，就住在大姐家，早晚做些零活。到十九岁时当上了火车副司机。这年,经师博介绍，与十七岁的凤珍结婚。
    德秀在矿上挂小火车时，不小心左手中指、无名指和小指被挤骨折。德秀一看三个指头已经反弹到手背上，当时就要钻进火车轮下一死了之，被工友紧紫抱往，才得以幸免。德秀被送到了煤矿医院。主任医生看了看，就说要截肢。德秀一听就哭了: “我没有家，全靠这双手养活自己呢!”主任火了:“不截肢没法治!”在旁边的副主任医生是位好心的日本人，通汉语。他说:“本人不同意手术，就保守治疗吧!”因为日伪时期都是日本人说了算的，那个主任医生顺水推舟收德秀住院治疗。
    说是住院，普通工人病房连床都没有，病人就躺在铺了谷草的水泥地上.伙食更不用说了。门口有守卫，不给小费别想出去。德秀的手很快就化脓了，大夫换药时下手特重，每次都弄的鲜血直流，从不管你疼与不疼，十指连心哪，可那位主任还说，“ 谁让你不做手术呢!”亏他还是个中国人，简直就是个屠夫!
    过了半年，受伤的三个手指生生烂掉了，残存的指根长到了一起成鸭掌状， 食指虽然保住了，但已无法伸直。新中国成立后才在本钢职工医院做了指根分离手术。
    德秀的手残了， 也失业了，找不到工作先扑奔到长春我家，想找口饭吃。中孚患肺结核抱病在床，就靠我做临时工养家。德秀住了两个月，无奈又去投奔大姐家。火车路经哈尔滨站，他下了车，找个小旅店住下，白天到江边转转，思来想去，决定结束自已的生命。他把一套衣服从邮局寄给我，并写信说：姐，过几天你就可以从报上看到消息了.
    因为江边人太多投江不成，他又买来一包火柴和一盒脂粉，用水和了喝下，躺在苇塘无人处的一块大石头上等死.结果被巡逻人员发现， 一番盘查送回旅店，命店主负责看管，开通知我去接人.
    我因为孩子太小， 实在走不开，求朋友张润华去哈尔滨把德秀接回家来.德秀到家后，像变了个人似的，闭眼躺在床上一言不发. 我担心他再想不开，就请了假，足足劝了三个昼夜，他总算转过弯来.
    后来德秀重新回到本溪煤矿公司做临时工，经人介绍，与农村姑娘燕云结婚.仍然过着清苦的日子.
                                                  
                                         德秀当兵

    德秀婚后不久“八一五”光复，国民党到处抓兵，为逃避抓兵，由妻外甥女婿介绍当上了派出所警察.
    一次到老百姓家收木材修碉堡。德秀客气地对一位老太太说: “大娘，你家有木料就献出来吧！”同来的上司火了，过来就给德秀一个耳光“叫什么大娘? 看见就是拿！“随后不顾人家苦苦哀求，把这家的门板卸下来抬走了.
    后来让德秀站岗.有一次上级来人视察，德秀敬礼时，因手指不全白手套自然三个手指头耷拉着，被长官发现了，大声斥责道“手指为什么不伸直？“逼得德秀摘下手套，长官见状又说了一句：用这样的人站岗有失体面。从此，不当警察了，但是就是这两个月的警察经历，却成了德秀历史上的污点，为以后带来麻烦.
    一九四八年大灾年，庄稼不出穗，饿死的百姓不计其数。加上战事不断，工厂停产，国民党钞票毛得要用秤称。在这种情况下，德秀觉得宁可在战场上被枪打死，总比活活饿死强，干脆去当兵吧！送燕云投奔娘家，徒步从苏家屯走到本溪卧龙。分手时，两人痛哭作别。
    德秀手有残族，体检第一次就被淘汰下来。第二次换了个报名点，德秀长了个心眼，再验视力时，左手故意拿个帽子，用右手挡眼睛，总算蒙混过关:当上了国民党兵。
    由于心里有火，肚子又空，入伍头顿饭一口气吃了两大碗高梁米豆饭，患了急性痢疾发高烧在床上趴了三天才勉强起来编入队伍。此时正值沈阳解放前夕。
    那一天，部队奉命登上飞机，听说是去锦州。结果在机上等了三天三夜，沈阳和平解放了。他们被编入解放军，德秀负责伙食采购。在市场买菜回来时，部队已经紧急转移不知去向。德秀就回卧龙与燕云团聚了。
    一九四九年的九月， 德秀到本溪八盘岭当上矿工，因此患上了职业病砂肺。 入党时，他如实地交待了国民党时期的个人历史。未料想竟成“罪证”，“ 文革”中遭到批斗。燕云也受株连，由话务员下放劳动，因工受伤，终身头疼，重时呕吐.

                                            
                                          德绵受难

    记得那是一九四三年，德绵二十岁，为逃避当“国兵”，由齐齐哈尔跑到四平堂兄任德纯家。没多久就得了“伤寒”，因为是传染病，兄嫂难免有此想法。德绵气性大住旅店:店主也怕死在店里。德绵对店主说:“你别怕，如果真的不行了，我爬也爬到郊外，绝不会死在你这里。” 店主动了测隐之心“小伙子，看你也是实在的难哪!你就放心的在这住吧!”过了段时间大病初愈的德绵，拖着虚弱的身子，硬是走了七十多里路，来到榆树台。到道德会时，已经是夜里十点了，敲开门自我介绍说:” 我是任玉春的弟弟任德绵”。
    别离九年，意外相逢，悲喜交加。我已无法认得出来小弟，不仅是个子长的高高的，而是衣衫褴褛，全身浮肿，面目全非，莫说一奶同胞， 就是铁石心肠也会揪心落泪的.
    古人云：人到难处想宾朋。可是小弟来投再奔我这个自身难保的穷姐姐，我也是有心无力啊！重病后的德绵，本应加强营养，可那时我们都吃住在道德会，全部是粗粮和素食，且身无分文.有一次，听人说，德绵要拿旧毛巾换黄瓜吃，因此有人怀疑他有精神病。
    贫病交加又寄人篱下，德绵免不了敏感自卑，没多久就揣着我借来的四十元钱，重返四平，跟他的唐老师在市场卖棉花。再后来他给我捎回来四十元钱，说是做买卖挣的。
    入秋的一天， 德绵正在卖棉花，市场突然被伪宪兵围的水泄不通，说是抓“浮浪”.大冷天德绵只穿了条单裤，又没有“良民证”，被抓进了鞍山浮浪集中营。开始了犯人不如的苦日子，衣着单薄，全身都是冻疮，夜里只能大伙背靠背挤在一起取暖，熬到天亮.
    那是一个严冬时节，我正在坐月子，突然收到一封来信，发信人是鞍山白系巾。原来是德绵把绵字拆开了，信中说，姐姐，我尚穿夏天见面时的衣袋，现已破得不能遮体，请送棉衣来。
    天哪！我可怜多难的弟弟! 可我两手空空，又刚生孩子动不了，只得给大姐去信求助。是大组拿出套旧棉衣，让德秀托一位当宪兵的表姐夫，去鞍山接德绵。表姐夫说：接到德绵先领到浴池洗澡，人家以为是乞丐，不让入浴.
    德绵被德秀接到家中，慢慢把冻疾养好之后，为了糊口，又到开原做劳工.当时不给工钱，后来用一头病驴顶工钱，没办法只能徒步赶着驴往家走，半路上驴就走不了啦，无奈卖给了屠宰场.
    德绵不能回到齐齐哈尔，妻子凤珍带儿子（乳名印）住在养父母家 . 
    德秀代弟弟去齐齐哈尔接凤珍母子，正赶上凤珍养父病危 ，当天夜里过世.前几天孩子也因病死去.办完丧事，德秀接凤珍回到本溪，德绵得知心爱的儿子没了，放声大哭. 
    一九四六年， 德绵夫妇双双报名参加了八路军，因苦大仇深倍受重视。 德绵担任了铁路特派员，志贤做妇女工作.
    一九四七年，本溪被国民党占领，八路军撤到安东临江一带，德绵进入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被派到临江发电任厂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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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回忆录写至此处，母亲因病无法继续动笔，被迫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