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值清明，想起在另外一个世界的父亲，那份深深的自责再一次的让我心痛不已。 

    一九九八年的那个夏天，对我们姐弟来说真是祸不单行----开始是母亲被莫名的腹痛折磨得苦不堪言，在三个月的时间里，跑遍了沈城的大小医院，找遍门路，小弟请来沈城数位著名的专家教授，仍无明确的结论。最后做了剖腹探查的手术，还是没能找到根本的病根，只好继续住院观察。 
    紧接着，与母亲相濡以沫六十载的父亲因为终日担心母亲，着急上火食量日减，原本行动不便的身体越发的虚弱，在家专职照顾父亲的大姐更是一筹莫展。小弟和我商量：“是不是送父亲也去医院？”......望着几个月来为母亲看病竭尽全力，早已是疲备不堪，分身无术的弟弟，我无奈地吐出了一句话：“还是等妈妈好些吧！”一向尊重我意见的小弟，决定请来社区的医生每天到家里给父亲打点滴。 

    母亲更是每天牵挂父亲，术后刚刚拆线就急着出院.
    此时的父亲已是卧床不起了。
    我们把母亲抬回家安顿好，立刻把父亲送到医大二院，在经过了拍片、化验、彩超等例行检查之后，被告知父亲患的是急性肝萎缩，医生业已无力回天。 

　  我真是追悔莫及呀，恨不得狠狠地抽自己几个大耳光，如果不是我当初的一句话，早些送父亲上医院，一定还会有希望的。我犯下了无法弥补，悔之终生的大错、大错啊！ 

    在父亲最后的日子里，我守护在病榻前，把老人家干瘦的手轻轻地握在手心，祈祷能够拉住父亲渐渐远去的脚步。整整的七天七夜，我几乎是没有离开病房，无论谁要替换，都被我坚决地拒绝了。亲友们都说我们姐弟中，我最像父亲.不是赎罪，不是乞求原谅，只想再好好陪陪我亲爱的爸爸。

    在童年的记忆中，父亲不苟言笑不怒自威，关爱我们的最好形式就是常常买回几本小人书，或是从他工作的厂图书馆借来一本又一本厚厚的长篇小说，令我和小弟在昏暗的灯光下，如饥似渴爱不释手。当然，我们姐弟也以优异的学习成绩和一张张三好学生的奖状，回报父亲那如山的爱。 

    父亲一生清贫，宽厚仁慈，与人为善，不嗜烟酒，唯一的爱好就是书法，写得一手人人称赞的毛笔字。文革期间，偌大的厂区内外到处林立的语录牌，大都出至父亲的笔下。可惜的是父亲的手迹，我只保存了一本小楷。 
     ...... 

    父亲走了，在我四十七岁生日那个寒冷的早晨静静的走了。留给女儿的是无尽的思念和永远也抹不去的悔恨。伫立在父亲的墓前，我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呼唤：爸爸，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