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晚上听到恩师仙逝的消息，很是意外，虽然春节前打电话拜年的时候韩老师说曲老师住院了，接不了我电话，当时安慰了师母几句，但是内心根本不会想到先生这么快就走了，因为去年七月份我看望先生的时候是近几年来先生状态最好的一次，师母说先生在家里可以推着轮椅走几步，食欲也非常好。所以不会想到先生会走的，尽管今年先生93岁了。正如我的硕士导师，也是先生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林老师说的那样，先生会禀家族强壮之天赋渡过难关。
我是96年考取先生的临床技能博士的，当时研究生分实验室型和临床技能型，相当于现在的科学型和专业型。当年先生特别希望招华建为博士生，实验室特别需要华建能留下来工作，三院那个年代就要求博士毕业才能正式进实验室工作，华建硕士毕业后就放弃了骨科医生的职业，在运动医学实验室做实验，从事研究工作。那年华建的英语分数差1分，当时北医研究生院院长和先生说“曲老师，只要您愿意，我们就破格录取这个学生”，先生说自己做过校长，不能有特权，要避嫌，先生一直没有开口。华建最后没有成为先生的博士到国外读的博士。直到多年之后华建从国外回到我们南大实验室工作，先生和我说，“当年为了避嫌，苦了华建，现在华建终于安定下来了，我也放心了”。避嫌是先生生前经常说的两个字，那时候物质供应不丰富，出国回来后有免税指标，可以买非常抢手的一些家电，彩电冰箱等等，先生做校长经常出国，总有一些免税指标，先生从不许身边的人使用免税指标去买这些东西，“不能占国家的便宜，要避嫌”；还有当时许多人动员先生申报院士，先生说，“我是校长，要避嫌，不报了”，等到从校长职位退下来的时候已经70岁了，不能报了，成为运动医学研究所的一大遗憾。
我是先生指导的第一个临床技能型博士研究生，之前先生指导的都是实验室型研究生，所以先生对我基本还是按照实验室型博士生来培养的。按照学校的规定，临床技能型的学生主要是培养临床技能，要做一年住院总医师，考虑到我去北医之前在原单位已经干了5年的创伤骨科，干了半年住院总后，有一天查房，先生说，蒋青不要干临床了，去实验室吧。就这样，跟着先生在实验室干了两年，这两年让我对科学研究产生了浓烈的兴趣，终生受益。有一次，先生和我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研究设备对研究成果的影响，先生热泪盈眶的说，“我在北医做了十年校长，请了好几个诺奖得主来北医讲学，我就是请他们来中国看看到底中国目前的实验室条件够不够做诺奖级研究。”大部分人给他的回复是硬件不是主要的，关键是“idea”。先生最大的愿望是有生之年能看到中国人拿诺奖，后来北医的校友获得诺奖也证实了硬件不是最主要的。
我在杰青答辩的时候有人问我，你是个骨科医生，为什么对研究如此的感兴趣，我说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导师曲绵域老师，是他把我从开刀匠培养成为一个对科学研究有着浓烈兴趣的研究者。
最近一直在忙着国家基金的申报，听到先生的噩耗后一直不能安静下来考虑问题，希望此文能让自己平静下来，做好自己的事情，也是先生生前的愿望。
曲老师您一路走好，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