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青年时代是在文革中度过的，那个时期孝敬父母被认为是私心杂念、封建思想残余和革命思想不纯的表现。不知道是心理的还是生理的作用，随着年龄的增长，感恩思想越来越浓，尤其进入老年以后，这种情怀益发强烈。每逢年节看到年轻人提着礼物去看望父母，合家团圆的时候，怅然的失落感就会笼罩心头，非常羡慕父母健在的人。
我的老家是大连南沙河口区，父母祖籍都是山东，山东省登州府蓬莱县刘家旺是爸爸远祖的家乡。祖辈闯关东到大连，在父母的童年就已经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了。据说，爸爸的爷爷是富人，有房子有地，我小时候曾经见过那个四合院，院子的门既高又大，是用二寸多厚的木板做的。后来，由于爷爷的哥哥抽大烟，致使家境败落，于是这个败家子立了大功，使家人在土改中没有受触。
爸爸只念了六年书，却是家里几代人的最高学历者。他曾不无自豪地向我们讲述自己考取驾驶员资格的经历。他没进过驾校，也没经过培训，全靠自学取得了司机资格。他的一位本家哥哥是司机，业余时间把自己驾驶的汽车让给他操作训练，曾给他很大帮助。当时，在城郊的菜农家庭，出现一位汽车司机，无论对家庭还是个人，都无疑是既荣耀又实惠的事情。他曾经有声有色地向我们描述他司机生涯的历险故事——深夜长途，在海边悬崖上行驶，由于困倦，瞬间觉得眼前一片平川，既没有山，也没有海，好一片平坦的大地。说时迟，那时快，他突然意识到危险，知道视觉出了问题，立即刹车。定神之后下车观看，前轮距离悬崖边缘仅一尺左右，惊了一身冷汗，十分后怕。
我不知道爸爸后来如何进了铁路部门，从我记事起，他就在铁路工作。他的工作单位经常调换，辽宁省属沈阳铁路局的管辖范围，于是我家随着他在辽宁转了一圈。大连——辽阳——大石桥——沈阳——丹东——本溪——丹东。1963年再回到丹东定居，没有变动。搬迁到沈阳以前爸爸在哪个部门，由于年龄小，我不清楚；在丹东，他先任列车段副主任，后来任铁路分局福利科主任指导员；再后来在铁路食堂当主任；文革后期，在铁路材料厂任车间主任，直至患病离世。
我上小学时，学校处于爸爸上下班的途中，有时会与他相遇。如果恰逢他下班，手里又拿着刚买的食品，他就会招呼我在食品里抓一把。当我幸福地抓取食品的时候，往往会吸引周围同学羡慕的目光——那时候生活很苦，有零食吃无疑是很幸运的事情。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我和绝大多数同龄人一样，没有逃脱饥饿的惩罚。不亲身经历，是很难理解那时的艰难的，我曾经给自己的孩子讲过饥荒的生活，他们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提出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让我无法回答。
为了与饥荒抗争，爸爸业余时间乘坐火车到铁路沿线的农村去开荒种地，秋天用麻袋把粮食运回来，偶尔也会让我跟随。有一次，他由于工作忙，抽不出时间去收获已经成熟的玉米，于是我和大妹妹每人拿个麻袋去收获。那时候铁路家属秋天可以免费去周边农村搞“小秋收”——这是当时的称谓，就是去山上采野果或者到秋收后的农田里捡拾遗落的星星点点的粮食，在今天看来与乞丐无异，但对于当时的城市人而言，却是一种超级幸福。我那时候十一二岁，妹妹比我小两岁，个子长得高，可是毕竟年龄小，又是女孩，虽然扛的比我少，但还是十分吃力。我一辈子都忘不掉那个场景——我们兄妹二人背着救命的粮食艰难地向前移动，将近火车站时，火车风驰电掣般地开过来了。这是傍晚的最后一列火车，如果错过，我们就无法回家，只能在晚秋寒冷的候车室过夜，而且没有饭吃。我在夕阳的映照下，背着粮食拼命奔跑，并不时地回头催促，我现在还清晰的记得当时的情景——妹妹费力地歪着脖子、扛着麻袋、满脸汗水，想跑又跑不动，又惊又恐的样子。我们终于爬上信号员乘坐的尾车——实际上那天信号员为了让我们乘车，已经延缓了发信号，否则我们是追不上火车的。只有当爸爸实在忙不开的时候，才让我们去做这种事情，绝大部分时间，他都是一个人去。那个年代，饭是永远吃不饱的，他是如何饿着肚子开荒种地，我就不得而知了。
有一年夏季的一个星期天，爸爸领着我，乘了一个多小时的火车，去山上挖山胡萝卜，它的根比桔梗还粗。他的单位在那里有个农场，开荒种粮食。我们父子二人干了大半天，有了一些收获——其实，那都是他一个人的成果，我根本刨不动，只能帮他在草丛里寻找猎物并把他挖出来的捡起来。时间不久，我就浑身冒汗，肚子咕咕乱叫，在石头上坐下来，可是，他好像还很有力气，意犹未尽，刨了一个，马上又去刨另外一个。中午时分，我们收工回到农场，炊事员正在打开蒸干粮的大锅，我一眼看到黄澄澄的玉米面的大饼子，不由得咽了口水，觉得肚子饿得更厉害了。（我当时确信，那是世界上最好的美味，是纯粮食做的——我平时在家里吃的都是橡树叶子的粉碎物，被称之为淀粉的东西参杂在玉米面里做的。之后的若干年里，我都深信不疑，淀粉的概念就是枯树叶的粉碎物。）炊事员拿了一个饼子给爸爸，爸爸把它掰开，给了我一大半，那个饼子真香，比现在的大鱼大肉好吃多了——我毕生难忘那个饥饿的情境。有时候我会听到某些人抱怨说，现在社会风气差，某某时代多么好，就会十分反感，我想这些人一定是没有挨过饿，被好饭好菜撑晕了，才会说胡话。社会风气问题很多，亟需扭转，怎么会不如没饭吃
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爸爸偏爱儿子，而我又是长子，自然受到他的偏爱。我小时候，他多次微笑着调侃我，说我刚会说话的时候，家在大石桥住，有一次，他要回大连老家出差，我咿呀学语地对他说，“爸爸，你给我买大苹果呀！”大连是苹果产区，苹果便宜，我当时不会懂得这些，肯定是妈妈教的。
爸爸是个急性子的人，有时也很暴躁，可是并不缺少爱心，也会耐心说服。初中毕业后我打算继续深造，爸爸从家庭实际出发，主张我念技校，毕业就可以当工人养家糊口。对于他的想法，我坚决反对，自作主张报考了高中——我的成绩很不错，当时无论考什么都问题不大。为了说服我，爸爸把邻居们都很尊敬的史爷爷请到家里喝酒——我很清楚，这是为我准备的。席间，史爷爷终于充当了一回说客，我还记得他的话，“这年头，可不能攀高枝呀！”当时饥荒年代刚过，挨饿的记忆尚未消退，老年人有如此想法并不奇怪。
在这个问题上，我始终是我行我素，没有尊重他的意见。高中快开学的时候，一天在饭桌上，他平和地对我说，快开学了，你怎么办？我也平和地回答，我对老师说，家里经济困难，让学校为我免费。他从衣兜里掏出钱递给我，低声说，“拿去吧！”同时叹了一口气。血气方刚的我，当时并不理解他的叹气，认为那是老年人的保守。
爸爸在文革清理阶级队伍时，曾经遭受批斗。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中期，苏联红军赶走日本人，占领了东北（含旅大）。他们只管军事占领，不管行政。当地的老百姓仍是传统观念，只知道国民党，不了解共产党，爸爸曾经看过一本书«伟大的蒋介石»，介绍蒋介石如何领导抗战。有一天，一个远房哥哥看到爸爸，和他打招呼，“干什么呢？上班吗？”爸爸回答，“失业了，上什么班啊？”“中央军快来了，他们来了就有工作了，咱们组织起来欢迎中央军，好不好？”“好！”“算你一个？”“行！”做梦都没想到，这一个“行”和“好”十几年后给他带来了痛苦的灾难。尽管他入党时已经向组织交代得很清楚，还是没能逃脱被批斗的命运。原来，这位远房兄弟参加了国民党特务组织，他所谓的组织就是参加特务组织，但是爸爸却不知道原委，只想欢迎中央军以便有工作。当时，仅仅是说了那几句话，没有任何行动，也没有参加任何会议。
爸爸的遭遇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他和千千万万对党忠诚却受到严酷审查的人一样，受到不公平待遇，没能逃脱革命洪流的冲击。
在我的记忆中，爸爸一直是忠君爱国的，每次政治运动都积极参加，可谓与党绝无二心。他曾经给我们讲，土改时曾领着农会的人去地主家没收财产。五十年代后期，最早的一批知青上山下乡，他反反复复动员初中毕业的姐姐响应党的号召，去郊区的蔬菜社劳动。那个工作地点距离我家有十几里路，姐姐每天一个往返——她不坐公共汽车，她舍不得用自己微薄的收入支付汽车票。有时候，她回来得太晚了，妈妈就会让我去迎接，因为我是男孩子，不怕黑夜。
爸爸受触的时候，我在农村的青年点劳动，任生产队的政治队长（那时候叫政治队长、生产队长，政治队长是一把手）兼民兵排长，也是青年点的点长。消息传来，上级认为我不适合担任民兵排长，改任别人，因为在阶级斗争的年代，枪杆子不能掌握在不可靠的人手中。（其实，哪里有什么枪杆子，从来没有受训，也没打过靶，只是在青年点的仓库里有一挺重机枪，偶尔被我们抬出来鼓捣一番，因为没有子弹，所以大家也不甚感兴趣。）这件事对于上进心很强的我而言，是一个强烈的打击，我清楚地知道这就是政治上的判决，入党的事，也就免谈了——其时我已经提出入党申请。这意味着我的政治生涯已经受阻，在那个时代，政治受阻就等于关闭了青年人进步的大门，前途不再光明了，因此思想压力很大。那个时候，我和我的同学们在阶级斗争暴风骤雨的冲洗下，头脑已经完全暴力革命化，中华民族的道德良心已经荡然无存。如果需要我们为WG献身，也绝对不会犹豫的。在极左思想的蛊惑下，为了表示对党的忠诚和信赖，我半年没有给家里写信，直到他解除了审查，才与之联系。
爸爸解除审查之后，被安排在铁路奶场劳动，当时那里饲养了许多奶牛，还有一些耕地。爸爸在那里的工作无非就是种地、喂牛、打扫牛圈之类，可是他对这些工作却很喜欢，因为解除了思想压力，觉得很轻松。他对政治斗争感觉厌倦，主动提出到乡下务农——那时期干部身份的人到农村有个称谓，叫做走“五七道路”，本人被称作“五七战士”。单位并没有动员他下乡，是他自己想离开工作过的单位，因为曾经被他批评过的工作不认真的人批判他的时候很积极，并且还很“红”。他自费去我二舅下乡的地方考察过，（二舅因为历史有问题全家下乡，可是他没有资格做“五七战士”，因为他不是干部，是平头百姓，所以被称作“下放户”）但是不了了之，因为他在城市里住惯了，不习惯交通、文化、经济各方面都不发达的闭塞的深山生活。落实政策之后，爸爸到铁路材料厂任车间主任——他非常珍惜这份工作，尽职尽责，十分卖力，认为党还是信任他的。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在这个新岗位上发挥他的聪明才智，恶性肿瘤使他不得不放弃来之不易的毕生最后一次工作机会。
爸爸一生最大的爱好就是喝酒，好像喝酒之外再没有其他的嗜好。每晚一次，星期天中午加一次。他在食堂工作过，但是从来没有看见他在单位喝酒，都是在家里喝，请人喝酒也都是在家里——他工作时间从来不喝酒。他喝酒不用酒盅，总是用丹东玻璃制品厂生产的自然景玻璃杯，我家里现在还有这种杯子，它本来是水杯，爸爸用来做酒杯很合适，一次一杯，大约三两左右。他喝了酒，话就多，如果我们在跟前，他就会南朝北国、古往今来，以至于他儿时的轶事，慢条斯理地讲起来。他喝酒从来不醉，自己喝是一杯，与朋友同事一起喝，要增加很多，可是从来没醉过。在家里请客的时候，有时会有人喝醉，他在送客的时候，往往会搀扶着对方，口中念念有词，“小心点，小心点！”
有一次，他酒后上厕所（那时候家里没有厕所，只有公共厕所），看到公路上一辆拖拉机慢腾腾地停下，发动不起来。他不由自主地对身边的小孩说，“拖拉机没有油了。”那个小孩看他满身的酒气，以为他说醉话，事后见面每每调侃道，“刘大爷，拖拉机没油了。”于是他假装嗔怒道，“你小兔崽子，是没油了！”
爸爸一生喜欢喝酒，可是从来没喝过高级酒，他享用过的好酒大概就是二锅头，我不止一次听他叨咕，某某二锅头好。他曾经自言自语自己的心愿——亲口尝尝茅台！这大概就是他的中国梦。七十年代初我从农村抽调进城工作，十年左右，工资停滞在38.6元，那时候茅台酒四百元一瓶，对于普通百姓而言，这是天文数字，想都不敢想。“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也！”现在能买得起茅台，可是父子却阴阳两隔了。
爸爸是七六年去世的，至今已经四十多年了——近半个世纪以来，每当我喝好酒的时候，就会情不自禁地想，如果他还活着，送给他尝尝该多好啊！我设想他微笑着，仔细地品尝，满足地咋着嘴的表情，心里像打了五味瓶，说不出什么滋味。
我从小受父母的影响，是个彻底的无神论者，没有宗教信仰，也不信鬼神，可是现在真希望有灵魂，有另外一个世界，那样，我就有机会见到爸爸了。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一定买几瓶正宗的茅台送给他，对他说：“等着我，爸爸，我下辈子还做你的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