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端午节，是伟大的纪念日。人民的功臣，将永远被怀念；历史的罪人，将迟早被唾弃，历史这面镜子是最公正又是最无情的。吃粽子的时候，我不由得想起了妈妈——小时候，无论生活多么困苦，每到端午节，她都要想方设法包粽子，并且分吃鸡蛋。遗憾的是，她老人家没有见到中国富强起来的今天，没有享受一天这样的好日子。
妈妈的一生是辛勤劳作的一生，在她的日历表中，没有星期天，没有年节假日，只有劳动，不休止的劳动，直至生命的结束。妈妈是个文盲，不读书、不看报，是旧时代典型的家庭妇女，只是在大跃进的年代里，参加街道办的小服装加工厂，工作了不长时间。那个时代，参加工作被人们认为可以挣钱、养家糊口，了不起；家庭妇女往往受到轻视，被认为没有能耐，只能围着锅台转。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这种观点，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开阔，特别是家务工作实践的体验，才认识到这种观点的肤浅和荒谬——实际上，家庭妇女的劳动强度绝不低于上班工作，尤其是在过去的时代。
每天清晨，大家都赖在床上的时候，妈妈就起床。她首先把取暖兼做饭用的炉子生着火，然后开始做饭，等她做好了饭，我们这大批人马才开始行动——起床、洗漱、就餐。白天，妈妈要洗衣服，全家人的衣服，一洗就是一大堆。那时候没有洗衣机，洗衣服就是在一个大盆里用洗衣板搓，一堆衣服要洗几个小时。家里有一个用厚铁皮焊接的洗衣盆，很沉重，是爸爸在日本人的工厂背地里做的。她还要为全家七口人制作一年四季的衣服，我们小时候的衣服都是妈妈自己裁剪，自己缝制的。为了减轻妈妈的劳动强度，爸爸买了一台脚踏的旧缝纫机，是金手牌的，她一直用了几十年。
妈妈还要为全家人做鞋，小时候，我们基本不买鞋，偶尔买一双鞋，会高兴得了不得。做鞋的流程是这样的：先把一些做衣服剩下的边角料用浆糊一层一层粘在木板上，待浆糊干了以后，把粘在一起的布料整体揭下来，这个过程叫打“隔帛”（我也不知道文字应该怎样写，自以为是地找了两个同音字充数，反正是地方话）。然后再把“隔帛”剪成鞋底的样子，一层层叠起来，大约一厘米厚，然后用麻绳以很细密的针脚把他们缝在一起，这叫纳鞋底。这是一个很费力的活儿，要用锥子钻眼，然后用一根很大的针把麻绳带过去，费工费时。所以，妇女们做这项工作的时候，往往凑在一起，边聊天边工作，以减轻工作的孤寂。
妈妈是童养媳，十二岁就出嫁，从那时候起，一个四合院大家口洗衣服的差事就由她承包了——爷爷家门前有个小河，水流清澈，一年中有三个季节，妇女们都在那里洗衣服，孩子们则在周围跑来跑去。二零零二年我曾经到那里观看，清清的地上河不见了，变成了一个用石头护坡的臭水沟。
家务事最繁重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是照顾孩子。自己是孩子的时候，只知道玩，上学后，又一心一意读书，对大人的辛苦毫无理会，等自己有了孩子，特别是到了老年，对照料孩子的劳动强度才有了深切的体验。他不仅是体力的付出，更是精力的巨大付出，这是与高度的责任心相关的。妈妈养育了我们一大帮兄弟姐妹，没有享受到现代育龄青年们的待遇，可以得到双方老人的帮助。妈妈没有任何帮助，独自抚养一帮孩子，默默地付出对于她而言，仿佛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妈妈的一生又是穷困的一生——辛勤劳动并没有给她带来幸福，与同时代的绝大多数人一样，一生都在贫困线上挣扎。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时期，妈妈的工作就不仅仅是家务了，为了活命，为了不挨饿，她想尽一切办法，让我们尽量填饱肚子。（一提起那个饿死人的年代，我就觉得心寒。）妈妈把草根、树叶、槐花等一切可以充饥的东西洗净、剁碎，与苞米面（就是玉米面）混合在一起做干粮，这样总比只喝稀饭好——谈不上营养，只要吃得饱一些，肚皮舒服就好。
那时候，姐姐已经工作住在单位，小妹妹和弟弟还小，我和大妹妹在课余时间经常漫山遍野去寻找不太难吃的植物，一切能够充饥的东西都是我们的猎获物。其中比较好吃的是槐树花，甜甜的、软软的、没有嚼不烂的植物纤维，可是季节性很强，花谢了就不能吃了。为了摘取槐花，我练就了爬树的本领，无论多高的树，只要能承受体重，都可以上去。我在树上，把带着很多花的树枝扔给树下的妹妹，她就高兴得嚷起来，并把树枝上的槐花摘下放到筐里。我们把两大筐槐花带回家，妈妈就给我们做槐花大餐，饱餐一顿，这时候我就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深秋时节，树叶已经枯黄、晒干，大妹妹在家里照顾小妹妹和弟弟，妈妈领着我，乘坐免费的火车，到铁路沿线的山上去收集橡树叶。我们拿着麻袋，坐在空荡荡的货车车厢里，去采集连牛马都不吃的橡树叶，运回来送到造纸厂粉碎，然后根据采集树叶的多少分配被称作“淀粉”的树叶粉碎物。这种东西又苦又涩，和玉米面混合后蒸出来的干粮是黑色的，为了调味，加了糖精——一种化工制品。吃了这种食品，会引起大便干燥，排泄很费力。
妈妈的一生又是苦难的一生——她曾多次遭受丧子、丧女之痛。她总共生了八个孩子，但是由于穷困和落后，只存活了五个，就是我现在的兄弟姐妹。妈妈失去的孩子都比我大，是两个姐姐，一个哥哥。其中一个姐姐已经十几岁，上中学的时候失去的，她是我的大姐。弟弟妹妹们不知道这些事，称呼我现在的姐姐“大姐”，其实是不对的，那是二姐。大姐已经逝世六十多年了，她是因为患了脑炎误诊去世的。大姐去离世的时候，我家住在大石桥，她患了脑膜炎，大石桥的医院认为是感冒，于是耽搁了治疗，晚期转院到大连，已经来不及了，那时候我还没有记事。在我的记忆里，关于大姐，只留下了妈妈想念女儿的眼泪。有一次，只有我们母子在家，妈妈又默默地流泪，我知道，她又想念大姐了，于是，我的眼泪也不由自主地流下来，也可能是我哭出了声，妈妈抹了一把眼泪，问道，“你怎么了？”“我饿。”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这样回答。于是妈妈起身给我拿了吃的东西。大姐的模样在我的头脑里是模糊的，依稀记得好像长得像妈妈，长脸。
妈妈的一生又是普通的一生，她普通得像一颗路边的小草。她同那个时代无数的家庭妇女一样，整天囿于家庭的狭小范围，从来没有做过在大庭广众下露脸的事情。但正是无数个像妈妈这样的家庭妇女，养育了我们，养育了中华民族。著名诗人臧克家诗云：“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我总是觉得，妈妈还活着，她的容貌、声音、举止，以至于一些陈年旧事，经常会浮现在脑海里。这篇文章即将结尾的时候，外面淅沥淅沥地下着小雨，雨水顺着窗户流下来，我的泪水顺着脸颊流下来。文章已经写完，言词业已枯竭，但是我的心里却千遍万遍地呐喊：
“妈妈死了，妈妈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