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盛花从这个周开始正式上班了，周末佳佳姥姥过来了，这几天在这里照顾佳佳，他舅舅还怕佳佳不跟姥姥，老打电话问怎么样。妈，佳佳很乖，也不闹，有她姥姥在这，爸也轻快不少。妈，如果您在佳佳会更幸福的。
  妈，一百六十八天了，儿子一想起您离开儿子了，就觉得非常的孤单无助。这几天正宇姥姥在这照顾佳佳，做饭，从正宇身上总是能看出来，和您在这不一样的感觉，也说不上来什么，和您相比，应该是和他姥姥多了些客气，少了些亲昵。妈，您宝贝孙子孙女没有奶奶了，也是很可怜的。
  妈，咱娘俩一起继续看书吧
                      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
                               第九章    
    不要小看它，它的力气其实很大。单是把它装进纸盒，再把纸盒用绳子捆上就费了我不少力气。

    一路上它更是鬼哭狼嚎。

    我一手扶着自行车的车把，一手背过去不断拍打着夹在自行车后座上的纸盒，口中还不断喊着“咪咪、咪咪”地安抚它。

    它在纸盒里乱蹬乱喘，弄得自行车摇摇晃晃很不好骑，又赶上修路，不时还得绕行或下得车来推行。到了先生家，已是晚上十一点多了。

    在十月下旬的天气，我竟能汗流如雨。

    把它一放进客厅，我注意到妈没让人扶，一下就坐起来了。

    我马上想，妈真是躺下就不会坐起来吗？

    我也看见妈欣喜的笑了。妈，我为的不就是您这短短的一笑吗？可是我突然发现，我的背包忘在门户不严、等于是废屋的老家里了。那里面有我全部的钱财细软，只好返回去取。等再回到先生家里，已是午夜十二点多。我一头扎在床上，一下就睡着了。

    不过睡了几十分钟，又突然醒了。然后就睡不安稳了。虽然有小阿姨陪妈睡在客厅里，我还是不断起身到客厅里看望她，见她安详地睡着，便有了很实在的安慰。

    当然，大功告成的兴奋也使我无法入睡，我长久地注视着她，就像欣赏自己的一个的杰作。我怎能知道，那其实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败笔，而妈就要离我而去？

    十月二十二号，星期二。

    很早起身，说是给大家做早饭，其实真是为妈。

    煎蛋和“培根”。国产的“培根”质量不太好，只能拣最好的几块给妈，余下的是先生和我、小阿姨平分秋色。

    妈的手又不大好使了。一块煎得很好的“培根”从她筷子里掉下来，妈像犯了过错，轻轻地“哎呀”了一声。

    我说：“没事。”

    她懊恼的也许是那块煎的不错的“培根”，更懊恼的也许是我为她的劳作让她白白地掉在了地下。

    这是很小的一件事，可我现在仍然能清楚地记起，我想它肯定不是无缘无故在我心里留下了痕迹。

    对，我懊丧那么好的一块“培根”妈没有吃到嘴里去。一块煎得很好的“培根”

    就那么容易得到？要以为那仅仅是一块煎得很好的“培根”就错了。

    还有，妈那像是犯了过错的神态让我为之心痛。妈，您就是把什么都毁了，谁也不能说个什么。这个家能有今天，难道不是您的功劳？

    后来妈要上厕所，我有意要她锻炼自己从马桶上站起，没有去扶她，也不让小阿姨去扶。

    她先是抓马桶旁的放物架，企图靠着臂力把自己拉起来。我把放物架拿开了，迫使她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

    可她就是不肯自己站起来。

    我那时真是钻了牛犄角，认为站得起来、站不起，对她脑萎缩的病情发展至关重要。如果从这样小的事情上就倒退下去，以后的倒退就更快了。

    为了让她自己站起来，实在用尽了心机。

    我先是假装要把她抱起来，然后又装作力不胜任、歪歪扭扭像要摔倒的样子，嘴里还发出一惊一乍的惊叫，心想，妈那么爱我、疼我，见我摔倒还不着急？这一急说不定就站起来了。

    可是不行。

    我又推高发动的档次，打出唐棣这张王牌：“唐棣年底就回来了，她不是说要带您去吃遍北京的好馆子吗，您自己要是站不起来，她怎么带您出去呢？”

    还是没用。

    深知她盼望着一九九二年我带到她美国去和唐棣团聚，又说：您也知道，飞机上的厕所很小，根本进不去两个人。您又爱上厕所，要是您自己站不起来，我又进不去怎么办呢？

    这样说也没用。又知道妈极爱脸面，在先生面前更是十分拘谨。便故意打开厕所的门，明知先生不过在卧室呆着，却做出他就在厕所外面的样子，说：“你看，妈就是不肯站起来。”

    妈着急地说：“把门关上，把门关上。”

    就是这样，她还是站不起来。

    后来我发现，她起立时脚后跟不着地，全身重量只靠脚尖支撑，腿上肌肉根本不做伸屈之举。既然不做伸屈之举，自然就不能出劲，不能出劲怎么能自己站起？

    我立刻蹲在地上，把她的脚后跟按在地上，又用自己的两只脚顶住她的两个脚尖，免得她的脚尖向前滑动。以为这就可以让她脚掌着地。但她还是全身前倾，把全身重量放在脚尖上。而且我一松手，她的脚后跟又抬起来了，这样反覆多次，靠她自己始终站不起来。

    现在回想，这可能又是我的错。

    她术后第一次坐马桶的时候，突然气急败坏地喊道：“快，快，我不行了。”

    我吓得以为出了什么事，奔进厕所一看，原来她上身前倾。两脚悬空，自然有一种要摔向前去的不安全感，难怪她要恐怖地呼叫。

    那时我要是善于引导，将她整个身体前移，使她两脚着地，并告诉她坐的时候重心应该稍稍往后，起身时重心应该前移，以后的问题可能都不会有了。

    我却不体谅她大病初了，在正常生活前必需有个恢复过程，反而觉得她的小题大作让人受惊，根本不研究她为什么害怕，就气哼哼、矫枉过正地把她的身体往后一挪。她倒是稳稳地坐在马桶上了，可是两只脚离地面更远了，如果不懂得起身时重心应该前移，使两个脚掌着地，再想从马桶上站起来就更不容易了。

    对于一个本来就脑萎缩、又经过脑手术的老人来说，手术后的一切活动等于从头学起，第一次接受的是什么、就永远认定那个办法了。以后，没有我的帮助，她自己再也不能从马桶上站起来了。

    人生实在脆弱，不知何时何地何等的小事，就会酿成无可估量的大错。

    也许她的敏感、她对这个手术的一知半解也害了她。自己给自己设置了很多受了伤害的暗示。她认为既然是脑手术，自然会影响大脑的功能。

    大脑的功能既然受到伤害，手脚自然应该不灵。

    这时她又叫小阿姨扶她起来，我因为急着到装修公司去，就嘱咐小阿姨别扶妈，还是让妈自己站起来。

    在装修公司忙了一天，回家时一进胡同，恰好看见妈和小阿姨从农贸市场回来。

    小阿姨没有搀扶她，而是离她几步远地跟在身后。她连手杖也没拿，自己稳稳当当地走着。这时她看见了我，就在大门口停下，等我走近。

    我搀扶着她走上台阶，她的脚在台阶上磕绊了一下，我想，好险，幸好我扶着她，就回头对小阿姨说：“走路的时候你可以不扶她，但要紧跟在她的身边，万一她走不稳，你得保证一伸手就能抓住她。上台阶的时候可得用劲搀扶着她，不然会出事的。”

    妈还买了半斤五香花生米，这就是妈这辈子最后一次上街、最后一次买东西了。

    不过半斤五香花生米。晚上我问小阿姨，妈是不是自己站起来的。我是多么想要听到这样的消息，那会比什么都让我高兴。

    小阿姨说不是。还是她扶妈起来的。

    我感到无奈而又失望。

    她说，妈还对她说：“你干嘛不帮助我？我请你来就是要你帮助我的，你怎么不听我的净听你阿姨的呢？你别听你阿姨的。”

    妈不但过于敏感，且取向颇为极端。

    她之所以这样讲，一定是又为自己制造了一份寄人篱下的苦情。诸如，因为她是靠我生活，自然在这个家里说话不算数；自然指挥不动小阿姨：保姆自然势力、谁给她工资她就听谁的……等等。

    妈是永远不会理解我的苦心了。她不理解我的苦心倒没什么，让我不忍的是她会从自己制造的这份苦情里，受到莫须有的折磨。

    晚上，大家都睡下以后，我还是不断到客厅里去看她。她似睡非睡地躺着，猫咪亲呢地偎依在她的怀里。它把头枕在妈的肩头，鼻子拧在妈的左颊下面。我在沙发前蹲下，也把头靠在妈的脸颊上，静静地呆了一会儿。妈没有说话，一直半合着眼睛。

    那就是我们少有的天伦之乐。我当时想，妈的病好了，我们还能这样幸福地生活几年。

    为了不影响她的休息，我呆了一会儿就离开了。

    十月二十三，星期三。

    一早我就起床了，把头天晚上泡过的黄豆放在“菲利普”食物打磨机里粉碎，给妈磨豆浆喝。此物早已买来多时，这是第一次使用。

    然后我又让小阿姨去买油饼。

    妈吃的不多。她的食欲反倒没有在医院时好了。

    服侍妈上厕所的时候，我发现她的臀部有一圈出血性紫癍，根据部位推测，显然是昨天我让她练习自己从马桶上起立未成，在马桶上久坐而致。

    当时我倒是想了一想，即便坐的时间长了一点，怎么就能坐出如此严重的一圈瘀血呢？但我很快就否定了可能有问题的取向，心里想的总是妈手术后百病全无。

    要是我能往坏处想一想，肯定早就会发现问题的严重。

    也因为我们家的人，身上常常出莫明的出血性紫癍，过几天就会自行消失。妈也如此。我也就大意了。

    但这一次发展到后来，轻轻一碰就是一片。所以星期三的发现，已是非常危险的信号。

    从这一圈紫癍的发现到妈过世，不过就是五天时间。

    如果说妈去世前有什么征兆，这就是最明显的征兆了。

    回忆妈这一场劫难的前前后后，我甚至比医护人员还能及时发现妈各种不正常的体症，只是我既没有医学常识，不了解这些不正常体症的严重后果，又没有及时的求救于医生，就是求救于医生，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采取应有的措施，我更没有坚持将这些不正常体症的来龙去脉弄个一清二楚。妈是白白地生养我了，她苦打苦熬地把我拉扯大，哪想到她的命恰恰是误在我的手里。我蹲在马桶一旁，等着帮妈从马桶上站起。这时，妈伸出手来，一下、一下，缓缓地抚摸着我的头顶，突然对我说：“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我立刻感到那声音里颤绕着非常陌生的一种情韵。丢失了我几十年里听惯的、她也讲了一辈子的那个声韵。心里涌起一阵模糊的忧伤。

    现在才悟到，那声音里弥漫着从未有过的无奈和苍凉，以及欲言还休的惜别和伤感。

    那是一句没有说完的话，现在我的耳朵里已能清楚地回响起深藏在那句话后面的万千心绪，和没有说出的一半：“……可是我不行了。”

    她也许曾经想要把后面的一半说完，可她还是不说了，咽回去了。

    她的手虽然一下、一下抚摸着我的头顶，却又轻得似乎没有挨着我的头发。

    虽然没有挨着我的头发，我却能感到自她心里尽流着的、而又流不尽的爱，绵软而又厚重地覆盖着我。

    那一会儿，我觉得自己像是重又回到她襁褓中的婴儿，安适地躺在她的怀里。

    虽然她老了，再也抱不动我，甚至搂不住这么大的一个我了。可是，只要，不论我遇到什么危难，她仍然会用她肌肉已经干瘪的双臂，把我搂进她的怀里。

    虽然她的左肩已经歪斜得让她难以稳定的站立，她还会用她老迈的身躯为我抵挡一切，那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肯为我这样做的。

    我一生爱恋不少，也曾被男人相拥于怀，可我从不曾有过如母亲爱抚时的感动……也不曾有如母亲的爱抚，即使一个日子连着一个日子也不会觉得多余……

    从她手掌里流出的爱，我知道她已原谅了我。不论我怎样让她伤心；怎样让她跟着我受穷多年；怎样让她跟着我吃尽各种挂落……她都原谅了。

    可是上帝不肯原谅我，为了惩罚我，他还是把妈带走了。

    就在那一天，我对先生说，我要给妈找一个心理医生，来解决她的思想障碍问题。我觉得她手术后躺着坐不起，坐着站不起是思想障碍的问题。

    但那时最要紧的是忙着找关系，以便请到最好的医生为她做放疗，心理医生的事还没来得及落实，她就走了。如果这个问题早解决一些，妈的体力一定不会消耗那么大，这又是我的过错。

    下午，妈和小阿姨一起包了饺子。小阿姨告诉我，妈还擀了几个饺子皮。后来妈就说累了。我不知道我是否吃到妈包的那几个饺子，或哪一个饺子，反正这是妈这辈子给我包的最后一次饺子了。

    晚上妈对我说：“沙发太窄，猫也要跳上来睡，把我挤得不得了。特别是昨天，你们两个人还都在我脸上蹭来蹭去的。”

    我才知道昨天晚上我和猫偎依在她身旁的时候，她其实没有睡着。她之所以闭着眼睛，不过是在专心致志地享受我们对她的依恋。

    她又说：“前天晚上把它刚接回来的时候，它对这个新环境还有些认生，对我也有点生疏，昨天就好了。拼命的往我怀里钻，简直像要钻进我的肉里。”妈微微地笑着。这真是妈值得炫耀的感受，连一只牲畜都能分出好歹，那是怎样的好歹？

    所以它来只钻妈的被窝、只让妈抱。当时我就让妈睡到折叠床上，让小阿姨睡到沙发上去。

    妈坐下就站不起来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了，我很发愁，不知怎么才好。

    临睡以前，我忍不住拿出她的核磁共振片子，万不得已地吓唬她说：“本来我不想告诉您，但是现在不告诉您也不行了。您瞧，您的脑子已经萎缩的相当厉害了。

    医生说，您自己再不好好锻炼。再不好好恢复各方面的能力，脑子还会继续萎缩下去。脑子一没，人就活不成了。照这样下去，再有三个月就要死了。但医生说，只要您好好锻炼，好好恢复您身体各方面的能力，脑子还会再长大，那就不会死了。“

    想出最后这一招，是出于这样的想法：妈是不会放心把我一个人丢在世上的，为了这个，她也得拼上一拼。

    妈平静地躺在折叠床上，眼睛虚虚地看着空中，什么也没有说。

    这当然又是我的大错。

    从以后的情况来看，这一招，不但没有把她激发起来，肯定还给她造成了很大的精神负担。她精神越紧张，各方面的功能就恢复的越不好。

    对妈有时可以用激将法，有时不能。火候掌握不好就会坏事。

    我猜想，她后来对胡容说：“我要走了，我活不了几天了，我累了。”肯定和我这样吓唬她有关。我把她吓着了。

    十月二十四号，星期四。

    下午带妈上北京医院联系放疗的事。

    我拿了甲大夫的介绍信去找关系，可是甲大夫介绍的那个关系不在，只好挂了一个普通的门诊号。

    我们先在候诊室等着叫号。为了抓住每一个帮妈锻炼脑力的机会，我装做忘记了我们的号数，问她：“妈，咱们是多少号？是不是该叫咱们了？”

    妈说：“三十七号。”

    我说：“瞧，您比我还行，我都忘记咱们是多少号了。”

    护士叫到三十七号的时候，妈已经拉着前排的椅子背自己站起来走了过去。我想她一定在注意听护士的叫号，否则怎么会在她走过去的时候护士正好叫到她呢？

    尤其是在乱糟糟的人群里，护士的声音又不大，连我听起来都很吃力。而且她自己站起来的时候很利索，这又让我感到信心倍增。

    我们等叫号的期间，先生又去找了他的关系户。很凑巧，先生的那个关系户在，我们希望得到她的治疗的放射科主任也在。

    我对妈说：“妈，瞧您运气多好，要找的人都在。”

    我可能变得极其琐碎、极其牵强附会，不论可供回旋的地盘多么小，我都想在上面挖出点让妈振奋的东西。

    放射科主任给妈做了放疗前的检查。

    她让妈用食指先点手心、再点鼻尖。左手点完右手再点，而且要求妈越点越快。

    妈做得很好。

    主任说：“老太太真不错，这么大年纪，做这么大手术后果还很好。”我听了这话比什么都高兴，这不是又一次得到证明，妈很棒。何况还是一位主任医生的证明。

    主任约定我们下星期一，也就是十月二十八号来医院放疗，同时交付所需费用和办理放疗的一应手续。然后，她让我拿着妈的病理切片到病理室去做结论，以便作为放疗的依据。

    我们乘电梯下楼的时候，电梯里人很多，我用双手护住妈，挡住那些拥挤的人说：“别挤、别挤，这里有个刚动完手术的老人。”

    电梯里的人见妈那么大年纪还接受手术，都感到惊奇，也许还有一点敬佩。羡慕妈在这样的高龄还有这样硬朗的身体；一个老头还向我打听妈的年纪，一听妈都八十了更是赞叹不已。

    我为有身体如此之好、生命力如此之强，能抗过如此大难的妈而自豪。好像她能顽强地活下去是我极大的光荣。

    下楼以后我在挂号厅给妈找了一个座位坐下，然后到后院去找病理室。病理室很不好找，拐来拐去才找到。病理室的大夫看了妈的切片也说，妈的瘤子是良性的。

    他给我开据了放疗需要的病理诊断，我们就回家了。

    下门诊大楼的台阶时，我怕妈摔着，便站在她面前，和她脸对脸地倒着下台阶。

    万一她一脚踩空，我还可以抱住她。

    这时我又忧心起来，我发现她的脚分不出高低了。她果然一脚踩空在我的脚上，并且一点感觉都没有的样子。但是她脚却很有劲，像她术后第一次下地踩在我脚上一样，很痛。要不是我挡着她，非从台阶上摔下来不可。我也立刻想到昨天她从农贸市场回家的时候，在家门口的台阶上磕绊的那一下。

    我烦闷地想，就在手术前妈的脚还能分出高低的啊。

    回家的路上，不知怎么说起她穿的运动衫裤，妈还略微诙谐地说：“美国老太太。”

    她在美国生活期间，见惯了美国人的日常穿着，多以舒服、方便为原则。我认为这个办法不错，特别在妈日渐老迈、手脚也不太灵便以后，运动裤上的松紧带，要比西裤上的皮带简便多了。另外她的脚趾因生拐骨摞在一起，一般的鞋穿起来挤得脚疼，穿宽松的运动鞋就好多了，所以后来就让妈改穿运动衫裤、运动鞋。

    车到和平里南口，快过护城河桥的时候，妈说：“到了。”

    我说：“嘿，妈真行，才走一遍就认出来了。”可不是嘛，走一遍就能从北京千篇一律的街道中认出某一条路口，不很容易。

    到家以后妈满意他说：“大夫挺负责任，检查的很认真。”说这话的时候，离妈去世还有三天半时间，而妈的脑子还不糊涂。

    妈满意我就满意了。

    这就是妈这辈子最后一次上医院了。

    这天晚上妈又发生了“谵妄”。自己下了地，蹲在地上小解后，又自己站起来回到床上睡去了。

    第二天小阿姨问她：“你能蹲下？”

    妈说：“你不扶我，我不蹲下还不尿在裤子上。尿在裤子上你阿姨还不说我。”

    她这样说的时候，好像不存在她近二十年不能下蹲的事实。但她似乎也分不清白天和夜晚、过去和现在的事了。

    我知道这件事后很高兴，当做可喜的事情对先生说，后来又对胡容说。因为她近二十年不能下蹲了。可是在梦中，她不但蹲下、还自己站了起来。这是否说明她白天的表现，并非是各部器官的功能丧失？

    我也更相信妈最后能站起来。可是我也更不能容忍妈自己不能站起来的表现了。

    妈对我把这件事说给先生很不高兴。说：“多不好意思。”

    后来又对胡容埋怨，“张洁干嘛要对老孙说这件事，多不好意思。”

    胡容说，“张洁是高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