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牌子的自行车，产自上海。文革前，永久牌锰钢自行车是名牌。因其价高，好像不凭票供应，交钱就行。后来，物资紧张，自行车是凭票供应的物品之一,记忆中，好像没有不凭票的东西。我家有一辆，记不得何时买的了，车身是靛蓝色的男式26型，很漂亮。
不知父母为何买那辆自行车，我家并不需要：公交方便，家门口就有2辆电车，坐车的人很少，上车从来都有座。父母上班不远：老爸单位离家几栋楼；老妈上班虽3站地，但她不会骑车，和楼里的同事们步行上下班。
我的课外活动之一就是放学后，蹲在家门口的马路边上，盯着和平里大酒店—那时还叫和平里浴池，旁边的小夹道，等老妈回家，其实是等零食--她经常会路上顺带买一些水果小吃等带回家。我们几个孩子上的小学和幼儿园，也不远。
家里只有老爸会骑车，老弟想学，我也是。老妈同意老弟学骑车，但反对我学，说危险。我比较听话，到底没学，导致后来高龄偷学车。老弟个子矮，骑车时，脚够不着车蹬，不能坐上去，就掏挡骑。男孩子应熟悉这种姿势，技巧高但不雅观：一只脚在左边的脚蹬子上，另一只脚从大粱下伸到右面的脚凳子上，身体悬空，双脚使劲蹬车。
这样，我家就有2人骑车：老爸骑车去商店买东西，窝家大衣柜柜上的镜子就是老爸从西四玻璃店驮回来的。老弟纯属玩，和楼里的一帮男孩子比车技，先推着车助跑，然后一下子跳到车座上。多数时间，这辆车就放在家里的走廊里闲置着。
文革时，大呼噜下乡，父母带老弟到干校，因没想到还会回京，走时将房子交公--这是很大失策，导致回京后无房，几年后很费劲地分到单元房。搬家时，父母清理了很多东西，干校地点也几经辗转，从东北到河南，家私越走越少，但自行车是少数保留下来的东西之一。在那些年里，这辆车立了大功，交通不便的乡下，驮行李，外出购物等全靠它。我到干校探亲，老爸用这辆车，驮着我骑了好几里地，送到长途汽车站。
父母从干校回京，原来的房子有人住，单位给了筒子楼里的2间房。地方小人多东西多，自行车白天放走廊里，晚上推进屋里，我起夜，曾多次撞倒自行车。
后来，老爸单位分房，般过几次家，最终落脚到东大桥。家里地方大了，有地方放自行车，但却被搬到外面了。因改革后，人们生活水平提高，自行车不再希奇，每家好几辆，我家就3辆，那辆永久牌的老车，弟媳和我的自行车，家里放不下，在外面见缝插针。父母家的楼道走廊和楼下，到处都是自行车，占据人行道，堵住出口，人们叫苦不迭。后来，世风日下，偷车的多了，时不时地有人丢车。老爸单位将大楼地下室开辟出来放自行车，开始免费，后来雇人，包月收费，也不贵，每辆车10多元钱一个月。但存的车太多，找车就像找地雷，费死劲。
工作后，有能力买永久自行车，还是没买。因那阵子，北京丢车成风，名牌车都不长命，咱没有多余的钱丢车玩，决定买个稍大型的杂牌车，最后选了武汉出的24型女车，牌子忘了。这辆车质量不错，除了车胎被扎坏几次外，没出过大毛病。
杂牌车没名牌车好听，看起来也不漂亮，但省心，乱扔都不丢。有时坐地铁，扔到地铁那个出口都忘了，过几天再回去找，那辆车还在自行车堆里安全地趴着。这辆车劳苦功高，我上下班靠它，单位分东西往家里驮也靠它，我走前，将这辆运行良好的车送人了。
后来，家里人再买自行车，也不买永久牌，这牌子太亮丽了，在丢车问题严重的环境下，买车还是低调点好。家里那辆旧的永久牌车，最后也不知所终。
现在，自行车时代已向汽车时代过渡，拥有一辆永久牌自行车不再晃得人睁不开眼，取而代之是各种名车。自行车除了代步，更多是为了健身。
虽然自行车的黄金时代已过去了，但愿生产永久牌自行车的厂家还在，日子不会太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