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是河北人，说的一口地道的河北方言。
我们从小就是在爸的河北乡音中长大。有句话，久居其臭而不闻。我一直没觉得爸有口音，也没有交流困难。直到有天，同学到我家，听我爸说话，说听不懂，才明白，我们一直习惯的我爸的口音，是和北京话不同的河北方言。等到爸妈带我们回老家后，才发现，我听不懂河北话了。奶奶说的话，没几句能听懂。也不知道爸的方言，是不是有些改变了。
我小时候在丹东，进京时，应该讲丹东方言，一口大碴子味。刚搬到北京，在和平里一小上学，同学都不爱和我玩，因交流困难。
和平里一小，那时算是准贵族学校吧，都是一些中央机关的子弟，还有中央乐团的子女。记得有位章姓同学，妈妈是中央乐团的合唱演员，家里有钢琴。我们去她家做作业，她还给我们弹了一曲。东方红大型史诗导演，到我们班挑演员，她被挑中，母女同台演出，也算一段佳话。
这种环境，孩子们都有优越感，比较排外。我刚去，说的方言他们听不懂，衣着又土，很长时间才融入大家庭。
中央机关的干部，除了一些技术人员，北京土生土长的知识分子不多，都是一些南征北战，打天下的干部。当时有位名人说过，要外行领导内行。
机关人员来自天南海北，口音五花八门。有些人，口音不重，有些不行，说着什么带着方言味的普通话，还有一些人，坚决乡音不改，只说家乡话，我爸就是其一。
中国官场的风气是，当官的以有口音为荣，以口音分亲疏。看那些国家领导人，天南海北，没几个说普通话，即使说，也带着浓重的乡音。那时，湖南话非常时髦，因说湖南话的人，级别最高。上行下效，爸虽然官不大，但也是官，所以，也就乡音不改。
我猜，有些人之所以乡音不改，除了年纪大，学说普通话比较困难外，也许经常讲家乡话，可以聊解思乡之苦吧。
我妈是四川人，要说口音，比河北方言重的多。但妈在那个文化水平低下的年代，算高级知识分子了。50年代，扫盲时，高小毕业，相当于现在的大专了。妈很努力地学习普通话，以至于听妈说话，没人能猜出，她是四川人。
在家里，一个说河北方言，一个说普通话，爸妈各说各的，没有鸡同鸭讲，交流没问题。我们从小在这种环境中长大，习惯了到了，都没觉得爸有口音。
中国地大物博，区域各异，语言也差别大。语言不同导致交流困难的问题，不是近代才有的。所以，每个朝代，会指定一种方言为官话。能成为官话的方言，基本都是国都所在地，或者是职位最高的人的乡音。
古代，多以长安话为官话，因长安是几朝首都。据说，现在翻译的佛经发音，是以古长安话为准的。以普通话念的佛经，并不准确。古长安话已经失传，现在，只有客家话里，还有一些古长安话的遗迹。
后来，洛阳话，开封话，都曾成为官话，因这2个城市，曾为六朝古都。清代，满蒙文是官话，但因汉人官员居多，多不懂满蒙文，汉文成为次等官话。民国时期，南京话，浙江话是官话，因建都南京，老蒋是浙江人。
解放后，选择官话时，曾考虑过好几种，如东北话，南京话，保定话等，最后以北京话为基础，形成普通话。
严格说，北京话和普通话还不太一样。不过，除非在北京长大，还和北京胡同串子混过很长时间，一般人区别不出来。
我们周围都是机关子弟，没有胡同串子，都是讲普通话，而不是北京话。
得益于多年推广普通话，现在的年轻人，即使讲方言，也会说普通话。不会像我爸妈那个年代，机关开个会，也会成了天南海北的方言大会。
我上学时，最头疼的就是，老师不会讲普通话，用方言讲课，特别时江浙，湖南一带的方言，那上课基本就是开小差了。
爸妈去世6年多了，再想听爸那一口河北话，妈偶尔带出点四川口音的普通话，也是不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