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的人生
鲍俊元二哥代笔
卷首语：苦难过去了，曲折渐渐消失。愿逝者安息，活着的人健康幸福！记忆永远铭刻在后人的心中！
一、身世和人生经历
我叫宋再香（我的母亲），1934年(农历）8月20日出生，祖籍湖北蒲圻县（现赤壁市）车埠镇斗门乡。现年79岁（截至2012年）。我的一生是苦命的一生，坎坷的一生、受气的一生。
我出生在一个13代书香门弟，父亲叫宋世淦(别名禁秋)，解放前是三代有名很受欢迎的中医，一生行医，且上门服务，从来不摆架子。1960年（50岁时）被选送到武昌湖北省政治学校学习，毕业后分配到车埠镇联合诊所任副所长，还被当选为县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文革”期间，被作为“四类份子”被下放到农村，走村串户为村民义务看病治病。1974年因病去世。
父辈有兄弟三人，二叔叫宋世寅，解放初期跑到台湾(据说在台湾发迹，在台中市警察局公干。没有沾到他的光，反而受到牵连)，在那里又娶妻生子，生有一子叫宋志红。和我们一直没有来往。逃跑前在家已娶妻生育子女。儿子叫宋金来，女儿叫宋元珍。三叔叫宋世环(小名幕生）。据说解初期（时间不详）乘船去武汉进货，病死在返回途中
我家祖辈非常封建，重男轻女思想严重。听母亲说：我出生后，母亲买了一个摇窝，祖母都把我母亲痛骂一阵。母亲彭本生斗门上畈彭家人，上有一个哥哥，生有一个侄子叫彭湘连。母亲在我之前，生的都是女儿，所以给我取名叫再香。
我父亲思想进步，在我8岁时，就时断时续地送我读了不到两年私塾(因为躲避日本人的清剿），到1951年(18岁时）又上中学半年，是因为1951年招收志愿军，乡政府动员我去报名，我父母不愿意，怕我去当兵，当天就到蒲折二中报名，就这样只读了半年中学就辍学了。辍学原因是我家开药店，父亲又行医，因此，家庭成分被划为工商业兼地主。
当时，有人说我家是地主，要清算，几次操家将父亲捆绑起来，硬逼着我家把黄金、白银都交光了还说不彻底，就这样我没钱读书便失学在家。不久又把我父母和我及妹妹四人扫地出门，(母亲当时还怀着弟弟在身)。全家被赶到余家桥一个人烟稀少的名叫木里畈村。一路上，父亲挑着担子，我背着行里，从斗门到那里要走40多里山路。我背着行里在前面跑一段，放下行里回过头来接过担子走一段，换父亲休息一下，到村子后，分了半间没有门窗的毛草房，全家人就住在里面。一到晚上，野兽在外面叫，全家人吓得不敢睡觉。刚刚住下两天，母亲就生弟弟了。父亲到别人家借来一把剪刀，为母亲接生。用我白天做事穿过的衣服包住弟弟。
为了劳动改造，我和父亲无偿地帮人家种田、插秧、车水、薅草等混口饭吃，什么粗重农活都做。当时，粮食很紧张，自家又无田地，好在父亲凭自己的医术，还每天走村串乡给村民看病、治病从不收钱，好心的村民就悄悄地送点大米或鸡蛋给他，就这样艰难度日。
由于我读过私塾，有点文化，1952年我参加速成识字班教人识字，被派到中伙铺汪家堡一带扫盲，1953年国家搞经济建设才解放了我这个地主子女。
农村，教育局把我分到太平口，代了半年课。后来我参加过短师培训考试，被录取当教师，但由于交通闭塞，信息不通，不知道情况，就这样错过了机会。一直在农村呆着。到了22岁，家里给我找了一户人家，是农村的，我不同意。后经宋三娘介绍我与鲍华祥（母亲的前夫）结婚。他当时在银行工作，是银行督导组的组长。
我1955年在蒲圻城北一所学校读会计，在学校期间，教育局、人事局到学校看过几次，根据每个人的学习情况，挑选了三个人到合作社(其中之一就是我现在的丈夫钟涛)，另一个人到粮店，就这样走上了工作岗位，被分配到车埠合作社工作。

二、家庭变故和不测
因爱人在神山银行工作，经常下乡去督导会计工作，为了照顾夫妻关系，所以把我调到了神山合作社。1956年生下大儿子，取名鲍俊生（大哥），出生没有一个月就生病，晚上总是哭，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用熟鸡蛋滚就能睡一下，天长日久人就受不了，就与他奶奶轮换守着，一个抱上半夜，一个抱下半夜。产假到了要回神山合作社上班，那时交通又不方便，就请人用箩筐将他挑着。一路上天又下着雪，逢过桥还要迷信丢钱，到了神山后我白天上班，晚上就一个人带他。人都磨瘦了。
1957年我又调到中伙工作，1958年小产了一个女孩都没休息一天，还要下乡支农，下水插秧，因此落下了月子病，（现在人老了，浑身骨头疼得受不了）。到,1959年过年，合作社工作忙，领导没有批假，我和他就只好在中伙过的年。大年初三，他要去官塘开会，还带了很多衣服，临别时还说：可能要好长时间才能回来。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天有不测，听一起开会的人说：晚上开完会，还一起喝了酒。三个人睡在一张床上。第二天早晨开会时，他还没有到，有人开玩笑说：莫非睡死了吧?派人去叫他，到房间一看，真的死在床上了。当时交通很不方便，人死后要运回老家车埠，没办法只好雇佣人将遗体抬回车埠安葬了，单位只补助了40元钱就完事了。
当时，我25岁，还怀着第二个儿子（二哥鲍俊元）只有4个月。到1959年4月才生。别人生男孩高兴，我却痛哭流泪。原因是：当时国家没有抚养费制度，怎么养得活啊！心里着急发愁。我的工资当时只有33.50元，请保姆带大儿子每月要花15.00元，而且，老二又面临出生，在没办法的情况下，我抱着老大从老火车站，步行来到合作总社(现在的惠民医院），要求组织将我调回车埠合作社工作（前夫的父母和母亲的父母所在地是车埠）。老二出生后，老大就由鲍家带，老二由宋家养。
1960年我带着俊元（二哥）到咸宁参加新“三反”运动，俊元脖子和头上生毒疮长疖子化脓了，我每天趁中午休息带他去医院治，晚上他疼得直哭，影响别人睡觉，别人也烦躁，我就抱着他站在门外晃悠，等到夜深人静后，他不哭了再进房子睡觉。那时物资紧张，缺乏营养，连白糖都是凭票供应。带队领导涂区长出入同情，特地吩咐单位说：她小孩有病，多分点给她。

三、伤心不断的家事
基于能按人头多分点物资和其它原因，我有了改嫁的想法。1962年我才与现在的丈夫钟涛结婚，是见他没有小孩才同意的。可他性格和脾气不好，虽然业务能力强，但自以为是，与同事的关系不是十分融洽，领导也不喜欢。结婚后几个月就分开了，领导将他调到赵李桥合作社工作，合作社主任汪奇要我也去，我没同意就留在车埠。直到1977年才调到蒲圻日杂公司工作才相聚在一起。
他在单位一生，房子没分一套。为了入党，与我的家庭划清界限，连我的父母去世他都没有去看一眼，是我与堂弟金来俩人料理后事的。真叫人痛心啊！可他到头来一事无成，到现在也不是党员，可见他一生的为人。
1968年我在车埠生女儿钟文（我的姐姐），也受了不少的苦。文儿出生后不久，跟老大一样整晚上哭得让人不能安神，用熟鸡蛋滚才睡一下。不到一个月就病了，肚子胀得很大，解不出大便。只好到武汉儿童医院、合作社职工医院、协和医院检查也没有什么结果。只是开点药说三个月来复查，六个月开刀。最后不了了之。回来后我整天忧心如焚，连饭都吃不下。每天用手给她抠大便。那时正值“文革”时期，白天参加运动写大字报，晚上带着她到学习班学习，一个人硬撑着(那时没有幼儿园)。孩子小不懂事喜欢到处跑，一次还碰着铁皮上，把脚划伤流了好多血。学习班有一位同事的小孩，由于照看不周，不幸掉到井里淹死了。所以我每天都是既担心又害怕。
1974年小儿子钟鸣在车埠出生，但没有人带他，表姐见我没办法，就将她女儿但冬香给我帮忙。说是帮忙带孩子，实际上是想今后给她在城里找份工作好脱离农村。当时冬香只有16岁，带了二年后，她父亲见我调到蒲圻县城工作，就借故要女儿回家难为我，我不知流了多少泪，就托人给她在县酱油厂找到一份工作，吃住还是在我这里几年，不要她交一分钱，算是尽力了。后来她在四中找了一位老师谈朋友，结婚后搬走了，现在失去了联系。
冬香工作后就请钟家本模的女儿新民来带钟鸣，直到他上学。我含辛茹苦将他养大，直到他考上研究生时，我又伤心地哭了，原因是我没有钱供他读书，他自己在学校偷偷地卖血（实际上是在同济医科大学读书期间做临床药物试验志愿者需要抽血）。虽然他很争气，现在深圳宝安的医院工作，是副教授级(二哥喜欢自我标榜的言词特点，我只是个副主任医师)，但回想起来内心一直过意不去。
更伤心的是我的父母亲一生生养了14个子女，解放后就养活了三个，妹妹叫宋亚男，弟弟叫宋伟来。1960年妹妹14岁那年发洪水，她把老二送到合作社喂奶后，一个人到河边捞柴火，掉到水里淹死了(据说是被别人家的小孩推下水的)。过了二年弟弟宋伟来（又是14岁）中午放学，在山上摘桃子到水渠里洗时又掉到水中淹死了。一家人好伤心啊！为此，我特别害怕自己的子女游泳或到水边玩，每天只要听到别人跑步的脚步声，心里就怦怦直跳，害怕我的子女遭遇不测。
1972年母亲因伤心过度、积劳成疾，只活了64岁就去世了。1974年父亲他老人家也是64岁去世的，因我工作忙，没时间照顾好晚年的他，一个人呆在家里没有人陪伴，也没有人为他洗衣做饭，孤苦伶仃的，成天唉声叹气，饥一餐饱一餐的叫人心寒。虽然我和他近在咫尺都很少见上一面。有一次我趁人没注意，买了一只鸡杀好后放在桶里，晚上乔装到食堂打热水，悄悄送到他那里叫他自己做着吃，他年老体弱无法做熟。直到现在心里都感到愧疚不已！
现如今，父亲60年代在武昌政治学校留存给我的一张照片以及照片后面的赠言，成为我寄托思念的唯一物品。14和64这两个数字，给我带的来的是撕心裂肺的悲伤，刻骨铭心的悲痛。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慈样的脸庞，母亲忧愁的语音，妹妹乖巧的神态，弟弟憨厚的身影，时时在脑海里浮现。
父亲在世时还说：我今后的命比他好，有儿子、女儿，吃喝不愁。回想起来我一家五口人，在我的中年时代就死了四个，上无父母牵挂，下无弟妹相伴，也是孤苦伶行的苦命人。就为这我才离开车埠这个伤心之地，调到蒲圻县城工作的。

四、受尽磨难的“文革”经历
由于叔父逃到台湾，被认为有“海外关系”，加之家庭出身原因，从解放以来就一直受到管制。1966年，毛主席发动WG，从“5.16”开始就限制我的一切行动和自由，不准我接触家人与外人。打电话、看病、上厕所都有人跟着。我作为地主家庭的子女，一段时间被脱离工作集中反省。与我关在一起的共有七个人，其中有中药材公司的书记赵发明、神山合作社主任覃大本，其它人已记不清楚了。我们白天写反省，晚上到批斗会上交待问题。经常还要参加劳动改造。如挑堤、修防空洞、装卸车，100斤重一包的化肥，我和男同志一样地扛。
那时政治气候非常浓厚，不能乱说乱动，甚至发生人身意外险情都不允许。在我身边就发生过这样的事：1966年7月16日，毛主席畅游长江，下午要我们去游泳，因我不会游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我自己还在反省期间，没有宣布我解放，心想：如果被淹死了，会被说成是畏罪自杀的。因此，我就在在岸边洗了一下。可是覃大本也不会，为图表现却硬着头皮去游，险些被淹死了。被救取来后，不但没有人同情，反而被说成是想自杀，遭到一个通霄的大会批斗。我的想法果然灵验。
人与人之间疑心很重，怀疑一切。因我长期与经济打交道，家庭出身又不好，因此处处小心谨慎从事，未出现过问题。有人就说：常在河边走，那有不湿鞋的。我无言以答。
我在车埠合作社针棉柜卖过布，后又调到百货柜，人都磨死了。每天钱、布票、布要相符，不能出差错。记得有一次，俊元的奶奶拿着一张没有副卷的布票来买布，单位同事金小琴检举揭发说是我偷给她的。后来查明是奶奶不小心自己撕错了票。真是定人啼笑皆非。直到宣布解放我，恢复我的人身自由的时候，硬逼着我退赔70多元钱。不讲理由，没有原因，单位就将我工资中的福利费20元，每天参加劳动应得的辛苦费，加上我在单位养猪应分得的物资折款相抵，自己还掏了3.70元的现金了事。完事之后，有人在外放风，还在我丈夫面前造谣，说我自己承认贪污了，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真是谎话连篇。
那时候，保皇派和造反派成天游行，相互之间文攻武卫。我由于出身不好两边都不参加，也不敢乱说乱动。怕惹上麻烦开除工作，就老老实实做事。有一次，造反派认为我两边都不介入，不被人怀疑，想让我去保皇派那里摸情况我没同意。有的人受不了政治上的迫害和经济上的追查，像车埠合作社的廖作普，在整风运动中交待问题挨打受不了，晚上逃到山上躲在荆棘丛生之中，抓回来后被整得死去活来的。还有宋先涛，由于工作大意，将两种规格相同价格不同的商品放在了一起，经济上出现差错，被说成是贪污，差点被枪毙了。我的一位同事叫刘旺贵，出身又好，还是中共党员，由于积极报名下放农村参加劳动后悔而哭泣，第二天大字报上贴出来一张漫画，上述：刘备哭荆洲，旺贵哭下放。最后还是开除回农村了。直到1980年，他爱人在蒲纺工行当主任，通过各种关系才将她恢复工作，弄到蒲纺电厂当仓库保管员的。周总理说过：出身不由自己，道路可以选择。就是凭着自己的工作表现和周总理的话，我才幸免于难。

五、晚年的心结
1986年女儿钟文顶职，我退休到现在26年了，现在人老病多，看见儿女在外奔忙，想帮的不能做，想看的看不清，想玩的地方不能去，想起来没帮儿女做点贡献，反而增加麻烦，心里不是个滋味。活到现在快80岁了，老伴耳聋，家里的大小事情他也无力操持，更无法交谈，话说轻了他听不见，声音大了他说我无故吼他，真是左右为难，无可奈何啊！钟文离婚后混得又不好，还带着有病的甜甜，日子难过，加之她有时心情不好，说出来的话难听，母女之间难以沟通：钟鸣虽然很孝道，又远在深圳难以顾及；俊生（大哥）丧偶后一个人过日子，又没有多少兄弟和朋友，玮玮（大哥的独生子）又在深圳务工，一家分为三处，他身体又不好，今后病了谁去照顾?人老了越想越伤心，真是放心不下啊！
 
二0一二年十月于赤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