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绪回溯至半个世纪前那个震撼世界的岁月：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指挥人民解放军开展的辽沈、淮海和平津战役，接连不断地取得了伟大胜利，不久，又指挥百万雄师过大江，一举占领国民党首都南京，迅速攻克杭州、上饶，直插浙江、江西、福建、湖北等广大纵深地区，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实施钳形包围，在市郊进行了十分激烈的攻坚战，使上海这座城市完整地交回到人民手中。
战略重地浏河镇
包围大上海的战争是在5月12日开始的。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的二十九军、二十八军、二十六军、三十三军从苏州、常熟向浏河、罗店、太仓、嘉定、昆山、黄渡等上海的北翼和西北翼进逼；第九兵团的三十一军、三十军、二十七军、二十军从南浔、嘉兴向南汇、川沙、奉贤、松江、青浦等上海的东翼、南翼和西南翼进逼。一把铁钳的两个顶端是黄浦江进入长江的吴淞口。开始是8个军，后来又调集二十五军、二十三军，共计10个军和三野特种兵纵队参战，可说是大军云集，重兵逼压。
实现钳住吴淞口，锁住国民党军队从海上出逃的后路这一目标，太仓县的浏河镇有着重要的地位。
据三野参谋长张震回忆，4月底，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判断国民党军有迅速自上海撤走的可能。中央军委曾提出过以一个军攻占浏河，威胁吴淞，使敌人不敢从海上逃走。总前委（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邓小平为总前委书记）和三野指挥机关（由粟裕、张震率领）顾虑我军一旦行动，会促使蒋军迅速撤退，造成我们接管不及，引起城市的动乱，因此，总前委向中央军委建议，为作好准备，避免被动，拟推迟攻占浏河和进入上海的时间（见张震：《回忆淞沪战役》）。
浏河镇地处长江口，紧靠吴淞、小川沙，西扼长江腹地，南屏上海之安危。明代郑和率船队七下西洋在此出海。日本侵略军1932年挑起的“一•二八”事变和1937年发动的“八•一三”战争，都在此强行登陆，逼迫中国军队败退。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派重兵在浏河守备，与我苏北解放区对峙。然而，我地下党也一直在浏河镇和周围地区活动，埋伏力量，发动群众，还在浏河开辟了直接与苏北、山东解放区联系的地下交通线，运送药品和重要战略物资，护送人员来往，支持人民解放战争。4月20日我军渡江以后，浏河已常有便衣的小部解放军零星出没，被国民党反动派宣传机构称之为“土共”。
当时，我在浏河镇新闸桥小学教书。我1948年12月毕业于江苏省立太仓师范学校三年制简师班。国民党的嘉定县教育局寄来通知，要我去新庙中心小学任教，但我没有“服从分配”。和我在“太师”一起办地下刊物，从事学生运动的几个战友，知道我家在浏河镇附近，早就提出，应该到浏河去，那里太重要了。我在毕业实习时的指导老师、“太师”附小教师虞贻钲，希望我到她父亲虞英才当校长的浏河镇新闸桥小学去教书。虞贻钲是我心目中的大姐，几年来一直在思想上、政治上帮助我，包括给我阅读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华岗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沈志远、徐懋庸、艾思奇、胡绳等人的经济学、哲学、社会学、文学著作。1947年底，我们一起报名参加香港持恒函授学校文学专修科读书（持恒校长是孙起孟，文学专修科导师是邵荃麟、葛琴等），通过函授，我们接受了俄罗斯文学、解放区文学和大众文学的启蒙教育，学习用自己的笔写诗歌、散文和小说，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太师”给我教育帮助最大的任阳升，毕业后也在“太师”附小任教，和虞贻钲有很深的革命友谊，但他离开“太师”在浦东活动时，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虞贻钲和我交谈时总会提及他。我把虞贻钲要我去浏河新闸桥小学，照应她去浏河镇中心小学教书的想法告诉了我的入党介绍人柏长华，柏长华也很赞同。我给虞贻钲说定后，她即告诉了她父亲，因此当我去浏河找到虞英才校长时，老先生热情欢迎我去，发给我聘书，连他的夫人、老母和儿女都很热情，把我看作他们家里人一样，临饭吃饭，很随意。
那个时间，我们在“太师”一起战斗的同志，都很重视革命气节，鄙视叛变革命出卖组织的叛徒，大家相互鼓励，要为中国的民族解放和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贡献一切。一些大哥大姐还提醒我要充分利用家庭和社会关系，注意隐蔽自己，保护一起战斗的同志。我们相信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就要来临，但是正如一首歌的歌词所说，“天快亮，更黑暗”，被捕坐牢是“常事情”，一定要坚持到黎明。
在新闸桥的小学教师中，我年龄最小，才16周岁，别的教师都把我当作小阿弟，谁都没有对我留意。有几位教师交际很广，与社会各方都有接触，在教师办公室讲各种信息、动态，毫无顾忌，对我了解情况很有帮助，我听不清楚的还问个明白，只是哈哈一笑不作一回事。有个教师是苏北逃亡来的，骂共产党常放在口头上，我听了佯作若无其事，他与国民党太仓县政府的人有关系，我请他帮我弄一张身份证，说：“看你是不是真的神通广大？”果然没有几天，他就喊：“小朱，怎么样？”把贴有我照片盖上县政府硬印的空白身份证塞到我口袋里。我还与原先认识的几家大商号老板和我在浏河中学读书时的几个同学有点来往，包括象国民党浏河镇镇长莫屺蕃的女儿莫剑英，有意识碰见了攀谈攀谈（解放后莫屺蕃以反革命罪被镇压，想不到他在任镇长时，为我党开辟浏河至苏北、山东解放区的地下交通线出过大力，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好几位老人在文史资料中谈及此事，经莫的两个女儿奔走申诉，法院终于查清事实，宣布予以平反，按起义人员的政策处理。莫剑英和她妹妹莫剑雄因我为此事出过力，与我的联系比那时更多了）。
为活动方便，我平时住在浏河新闸桥小学，周末回到嘉定县吴巷乡的家里。在学校，我请有自行车个子又比我高的一位学生教我学会了骑车。每次回到家里，我总要去拜访在新庙中心小学、唐行中心小学任教的“太师”同班同学樊娟明、樊惠芬和龚守禄，他们读书用心，为人正派，有正义感，我们一面交流教学情况，一面谈时事，谈社会上的动态。在春上，我们还发起办了一次同乐会，在龚家宅的一户农民大客堂里，有唱歌，有即兴小品表演，节目中反映了农民受压迫、盘剥的痛苦，痛骂奸商“你这个坏东西”，唱出要民主，要自由的心声，既隐喻当局腐败，搜刮民脂民膏，又不留把柄，受到数百农民的赞扬。这三位同学在解放时即在嘉定和太仓投身革命，现都离休了。
“我们的队伍来了”
我见到穿军装的人民解放军，是在5月8日下午。那天是星期日，我在家里，忽然觉得气氛有点紧张，国民党的军用飞机在偏北（浏河镇）上空盘旋，有人说，电台里广播“浏河发现了‘土共’”。从浏河镇走来的过路人说，他们亲眼看到穿黄衣裳的“新四军”。
我没有向家里父母说什么，拿了几件衣服，就赶到浏河。半路上还遇到穿便衣带盒枪而不明身份的一个当地人的盘问骚扰。
新闸桥小学校园里，几个青年教师和学生，正在和身穿军装左胸别着“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方布条的年轻军人一起交谈，有的在和军人一起扭陕北秧歌。这些军人面带笑容、态度谦和真纯，身背盒枪，腰缠子弹带，又显得英武刚毅。他们讲军人生活，讲渡江，讲人民解放军政策，回答教师、学生提出的问题，话语朴素、实在。我认定，他们是真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党领导的队伍，决不是国民党特务冒充的。早先在“太师”、在浏河、在嘉定，我和国民党的军人、退伍军人都有接触，他们是不可能具有眼前这些军人的气质的。所以我认定他们是自己的队伍。
军人的气质是无法伪装的。军人的气质代表了他那个政治集团的面貌。从我懂事到此时的十多年中，我见到过“八•一三”抗战撤退而拆房、拉伕和逃跑的所谓“国军”；见到过满脸杀气来找“花姑娘”，动不动骂“白格亚罗”，随意杀人的日本侵略军，尽管他们逼中国老百姓讲“皇军大大的好”，但我们平时都称他们为“东洋赤佬”、“日本强盗”。我也见到打着各种牌号的“游击队”，什么李三、李四、邓毅、张龙云、沈元明、邓敬烈……，什么“忠义救国军”，他们听见日本强盗来了就仓惶逃避，老百姓讥之为“脚上涂了油”，走得无影无踪；而敲诈钱财时张牙舞爪，实施酷刑，诸如“烧屁股”、“老虎凳”、“三上吊”，把一些没有背景的自耕农、富户打得半死不活，直到答应拿出钱来才作罢，因此，老百姓背后叫这些“游击队”为“有吃头”。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只听到有一支部队真的“不怕死”，拼了命打日本鬼子，那就是在八字桥与日本侵略军血战的新四军“江抗”部队。据大人们一再说的，新四军“江抗”部队得悉日本军队来了时，立即拿起机枪爬到屋顶上向日军扫射，打仗牺牲的几个新四军战士被老百姓葬在殷泾塘北岸的一个墓地上。后来我父亲被娄塘的日本宪兵队抓去，我每次给父亲送衣服食品，半路上总要经过这个墓地，我对着坟上的棺柩肃然致敬，也更加憎恨“东洋赤佬”。到了1956年我主持《嘉定报》工作，去南京出差，特意去看望中共江苏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江苏省卫生厅厅长吕炳奎，他是率领外冈游击队和“江抗”部队 一起在八字桥狠揍日本鬼子的，我恳请他为家乡小报写一篇《八字桥战斗》，他应约不久就寄来文章，发表在报上。
抗日战争胜利，我正在浏河中学读书。我们拿着小旗，到街上欢迎“中国军队”，但这些军队欺压百姓的作为，没有给人们好印象。1946年春天我进了“太师”读书，头脑中的正统观念，还希望当时的政府为国为民，想不到到处 贪污腐败，苛捐杂税，官吏搜括民脂民膏，弄得百姓怨声载道。更想不到的，蒋介石撕毁国共和谈签订的协定，指挥这支所谓的“国军”，大举进占共产党八年抗战从日本人手里夺回来的中国领土。尤其令我们震怒的，是1947年3月，蒋介石派胡宗南30万“国军”进攻陕北，扬言要半年内消灭共产党。就在这个时候，我们觉醒了。我在任阳升、吴友仁、柏长华、沈天默、杨汝模等人的带领下，义无反顾地投身学生运动，办《活知识》刊物，刊物被勒令停刊，我们又办起《风沙》地下刊物，决意推翻这个反动独裁政权，配合人民解放军消灭这支反共反人民的国民党军队。
人民解放战争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人民解放军越战越强，南京的解放，标志着蒋介石统治集团的覆亡。尽管国民党反动派还要垂死挣扎，但它已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
我们盼望着大军渡江，盼望着上海解放，盼望着自己军队的到来。现在终于看到了自己的军队，人民的解放军。
我加入到教师、学生和解放军交谈的场合，和指导员、连排长们通报了姓名，表示了欢迎解放军到来的心情。但我仍是以一个青年教师的身份，没有公开自己的政治面目。从交谈中，知道他们是解放军二十九军派出的先头部队，大军还没有到达。在和解放军一起唱歌时，我们唱开了《我们的队伍来了》，这首歌的歌纸我是3月间拿到的：
我们的队伍来了，
浩浩荡荡，饮马长江！
我们的队伍来了，
强大雄壮，红旗飘扬！
不怕你长江宽又深，
不怕敌人堡垒密如林，
我们的队伍要冲过波涛，横扫千里！
我们的队伍来了，
要打倒卖国贼、独裁、贪污官僚！
我们的队伍来了，
人人翻身，老百姓呀，做了主人！
大家拿着歌纸唱，声音越唱越响，劲头越唱越高。师生们和解放军建立了诚挚的友谊。
想不到的是，这支部队在浏河镇上只呆了一、二天，就奉命后撤。他们已在浏河镇的各处生根，现在又来向我们告别，但说清楚浏河镇是个重要地方，大军就要过来了。
这下子，苦了我们几个教师，因为几天来和部队的频繁接触，大家的政治态度已展示出来。我没有想到部队来了还会后撤，这时倒令我思考，浏河镇是国民党军队派重兵的地方，这次解放军来他们为什么避得远远的？解放军后撤，他们肯定要卷土重来，实施报复。为防万一，我们决定避一避风头，反正学校已停课了。我们的校工说：“我家里住在镇西边乡下沿浏河的一个湾兜里，你们先到我家里住几天吧！”大家觉 得，还是就近躲一躲的好，就拿 了替换衣服跟着他走了，住在他家里，象个世外桃源，确实不错。但住了一天，我母亲跑来接我回去，说家里什么事都没有，她并不知道我们和解放军的交往，我也就和母亲回去了。
家备茶水迎大军
我家住袁家桥。袁家桥是华亭泾上一座桥的名称，桥西是新庙乡，桥东是吴巷乡。当时袁家桥桥面只有一米多宽，由几条石条铺成，桥西有三五间房，都不是店，桥东堍是我家，父亲经营的杂货铺，南首是小染坊，一家肉铺和一家小米厂，形不成市面。
但是不要小看这袁家桥，国民党和日本人的军用地图上都有显著标记，而且勾勒着一条道路，北通浏河镇，南抵潘家桥和罗店镇。这条路的路面宽不到两米，行人、挑担的、推独轮车的络绎不绝，因此称为“官路”。日本侵占的那个年代，鬼子和汪伪沿浏河从长江口到太仓、昆山修建了竹篱加电网的封锁线，封锁线两边米价悬殊很大，罗店每天就有数百名女青年越过封锁线买米，装了担子成群结队地经过袁家桥，贩到罗店就能赚一倍的钱。所以这条路远近都有名。
5月12日上午，从浏河镇经过袁家桥向南的过路客说，浏河镇上人们都在讲，岳王市、牌楼市已经到了好多好多的解放军。看来解放军真要打上海了。
我确信这消息是真的，与前几天解放军和我们分别时说的相符。我又估计，解放军习惯走小路，因为小路比较隐蔽，行军有可能经过这里。我准备了茶缸和瓷碗，如果经过，我用茶水相迎自己的军队。《孟子》中说：“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这我不可能做到，解放军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不会接受。请他们喝一杯茶水总也是表达我的一点心意。
不出所料，下午二、三点钟，从北边奔过来的解放军，荷枪实弹，身背肩扛，沿着华亭泾西岸开来，穿过袁家桥，又沿着华亭泾东岸向南急速飞奔。可以看得出，领队熟悉这条路。有的队伍带队的军人走过桥时，见到路旁有人，就问：“老板，这里是袁家桥吗？”我即说：“是的。”我把煮开的水倒进茶缸，把碗放在路口台上，请他们喝茶。战士们听到我呼“同志，喝口茶，解解渴。”军人们都用亲切的目光看着我。好些战士拿起杯子喝茶了，走时连说“谢谢！”我烧了几锅水，倒在茶缸里，让愿喝茶的战士们喝个够。听有些战士的口音，是南通海门一带的。
队伍一队队的飞奔过去，中间有时断掉几分钟，后来的又按前面部队用石灰做好的路标，继续以急行军速度飞奔。只是在过桥时，脚步有些放慢。我向北望，向南瞧，一字长蛇形，象一条黄色的带子，前后根本看不到头尾。
大军在我家门前行进三四个小时，直到天黑，有时还有数百人，数十人的队伍，继续摸黑赶路。
在开始行进的队伍中，有一个战士过桥时，跌到河中，起来脚有伤，一拐一拐不好走。我给队伍中干部说，让他在我家歇一歇，把湿衣服凉干。后面有人负责收容的，统一把伤病员带走。
晚上，天已黑了，有一位单身的解放军干部，身佩短枪，敲门问路。我热情与他答话。我说外面一片漆黑，东南方向有枪声炮声，一个人行路不安全。你今天还是先住下来，到天亮了再赶路。这位干部听我讲得有理，就留下来，和我一起住在我家南边的那间屋子里。我给他打了热水洗脚，两人深夜躺在床上长谈不止。我向他介绍这里的路，附近的集镇，到吴淞经过哪些地方，他向我介绍渡江，这几天的急行军。因我与他谈话是敝开心扉的，讲到国民党的腐败我是咬牙切齿的，他问了我的年龄，说“你一定是自己人”，我说：“自己人”。两人握起手来。他告诉我姓王，是二十九军某团的一个领导干部。第二天清晨，我依依不舍地送他上路。后来我到嘉定工作，家里来人说，那个姓王的解放军团级干部还到我家找过我。
二十九军的大部队，在5月12日中午解放浏河镇，一举消灭了国民党军队一个营的兵力。从我们袁家桥穿插过去，很快占领潘家桥，当晚就到达国民党死守的月浦镇，开始了激烈的战斗，一个个阵地占领、失落，又占领、又失落，反复拉锯，相当艰苦，惨烈。这支英勇善战的部队，和解放太仓、嘉定的二十八军，解放昆山、安亭、黄渡的二十六军，都是属于以叶飞为司令员、韦国清为政委的第十兵团（二十八军原属第八兵团，上海战役中配属第十兵团）。叶飞将军就是1939年率新四军“老六团”以“江南抗日义勇军” （“江抗”）名义进入嘉定钱门塘、望仙桥一带，联合吕炳奎的外冈游击队，收拾国民党的所谓“第八梯团”梯团长，那个不抗日军只害百姓的邓敬烈，还和吕炳奎部队一起到八字桥和日本军队激烈交战，是一个战功赫赫的著名将领。这次上海战役，叶飞率领十兵团指挥机关，从太仓岳王市移至嘉定坍石桥等处，指挥全兵团各军和三野特种兵纵队，在上海北翼和国民党军队激烈较劲，仗打得惊天动地，气壮山河。上海战争结束，战场硝烟未尽，他们立即撤离，至苏州稍事休整，就挥师南下，投入闽南沿海的战争。80年代初，我去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部拜访曾经任二十八军副军长的肖锋将军，他指挥过解放太仓、嘉定的战斗。在闽南作战时，他指挥二十八、二十九军中的三个团攻打金门，广大指战员不幸血染东海，每忆及此，我特别怀念在我家门经过和解放嘉定的这些英雄的人民子弟兵，他们都是好样的。
炮声隆隆学政策
嘉定城是5月13日凌晨由解放军二十八军八十四师解放的。解放当天，中共嘉定县委进城，与地下党嘉太工委会合。接着解放军三十三军进驻嘉定，并成立了以三十三军九十七师师长王羽中为主任、中共嘉定县委书记王雨洛为副主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嘉定县军事管制委员会。不久，嘉定县人民政府也正式挂牌办公。
我在家中等候组织通知。地下党嘉太工委青年小教支部的叶士仁（家住我家东边叶家湾）来找到我，他受组织委托通知我说，你的组织关系已经转至嘉定县委，现在县委要你明天就到嘉定城里南下塘街潘仰尧的洋房里去学习。这时间，大约在嘉定解放后第三、四天。
翌日，我携了一身替换衣服，步行三个多小时来到嘉定找到潘家洋房。进墙门，里面树木花草郁郁葱葱。一经通报，当即有人接待，要我填写表格。我见到了我的入党介绍人柏长华和通知我的叶士仁，认识了热情招呼我的地下党工委书记徐嘉和委员罗明等同志。这是嘉定县委举办的第一期党员干部训练班，不久又吸收了一些要求参加工作的青年学生。我被编入工农大组，迅速认识了嘉丰纺织厂的地下党员王金华、奚前、张守仁、刘祥生、冯云彬、赵雪涛等一批工人党员和叶士仁介绍入党的农民。一天以后，我与一大批嘉定的地下党员，相互已直呼其名了，记得的有：潘世超、潘世和、秦浩、李立群、聂群、孙价、陈学易、徐怀璧、徐鸿宇、张烨宇、潘仁爱、程蕊莲、李毓华、翟彦章、詹彪、詹国栋、水恒、李方、董敬方、孙鸥、朱锦瑾、陆建群、马秀英等同志。
在训练班，学习党的入城政策，我们虽然睡、坐在稻草垫成的地铺上，吃大锅饭，用大钵头盛青蚕豆烧肉，白菜豆腐，萝卜土豆，但却充满着革命大集体的温暖，学习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每天都有领导干部的报告，如县委书记王雨洛、县长王元昌、县委宣传部长苏君彦、组织部长张如、民运部长徐芸勤等，还有驻军首长。听了报告，大组讨论。休息时间，在大院子里唱歌，扭秧歌。徐嘉、罗明和我们一起唱歌、扭秧歌。直到今天，我还记着那时唱的一首歌中有这样的几句歌词：
我们是姐妹兄弟，
大家团结在一起，
不分我，
不分你，
一条大路把手来携。
我们学习班的战时生活红红火火，从月浦、杨行、刘行、大场、绿杨桥一线传来的炮声和各种爆炸声也是震耳隆隆，敌机还常飞来侦察、骚扰。大家讨论时听到炮火声，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统治的声讨，更显激昂。我们唱起了“蒋匪帮呀一团糟”、“消灭那黄伯韬”等淮海战役中的流行歌曲，以解心头之恨。对于上海能不能解放，何时才能解放，县委书记王雨洛对我们说：现在上海战事很激烈，解放军在进攻，国民党还在顽固抵抗，但是，同志们，用不了几天，说不定就在这几天内，人民解放军就可以拿下上海，我们就能在学习班看到上海的解放。大家听了兴高采烈，用我们高唱“五月十三，嘉定解放，嗨哟嗨哟”的歌声，来期盼上海解放的喜讯。果然，捷报不断传来，23日各军实施总攻击，包围圈日益紧缩，25日已占领苏州河以南地区，我军的铁钳已经合拢封锁了吴淞口，27日大上海全部解放。我们走上街头，与驻军和广大革命群众热烈欢呼这一历史性的伟大胜利。我们地下党员还和随军南下的党员会师。学习就在这样的气氛中告一段落，学员们分配工作单位。我被分配至嘉定县公安局。罗明同志说：把你们几个同志分到县公安局，是县委几位领导和徐嘉和我一起研究定的，你们熟悉当地情况，要和南下的同志搞好团结，努力工作，把嘉定治安搞好。他给了我介绍信。
我回家稍作安排。我向新闸桥小学虞英才校长辞别，据他告诉我，和我一起同事的李九经已到太仓学习，他女儿虞贻钲也已离开浏河中心小学，去太仓县委报到。可是，我家里父母还把我当作不懂事的孩子，根本不知道我在“太师”参加地下党领导的活动，更不知道我是党员。父亲听说我要到嘉定县公安局，立即虎着脸说：“我要你修成一条龙，想不到你要变成一条虫！”父子间距离这么远，还能说什么呢？
我还是只拿一身替换的“短打”，告别了生养我、疼爱我的妈妈，离开了这个家，持罗明写的介绍信来到嘉定县委组织部转办到县公安局的手续。
写着“嘉定县公安局”大字的牌子，是用白纸贴在木牌上的。站岗的警察还是穿着国民党警察局发的黑衣服（人民警察的制服尚未领来），见到我这副打扮，把我拦住，不让我进去，也不给我通报。片刻，里面出来一个穿人民解放军制服的干部，见我等在门口，一问，大声说：“欢迎你，快跟我来。”一边给门警说：“他是我们局里的朱干事。”警察刷地向我立正。后来我知道，穿军装的叫夏树功。我进去办了报到手续，立即领到军装、被服、衬衣衬裤、毛巾肥皂和牙刷牙膏，还拿到一笔端午节的过节费（节已过去两天）。我早已被安排在侦察课。当我报到后来到侦察课不久，县公安局局长陶清就来看我，说：“小朱，我们早就盼你来了。”此时得知，在我之前，已有三位地下党员报到并已经工作，他们是：孙鸥，任秘书课课长，又称秘书；董方，侦察课课长；还有孙鶽担任课员。他们原先就被党组织派至嘉定，打进国民党政府工作（到了侦察课，知道另有几位地下党员的工作关系在课里，他们仍然处于保密状态）。我到局一个星期，又来了黄渡师范的地下党员徐一钧、张瑞祥、徐仪民、顾鳌，分到各课任干事。还有几位青年学生，也被分配到县公安局。县公安局内，南下的、地下的，新参加工作的，同志们济济一堂。对原来国民党嘉定县警察局的人员，是在稳定的前提下，逐步进行清理、安排去留的。
我来到侦察课，就开始整理堆满房间的敌特档案材料。没过几天，又投入了对反动党团骨干和特务分子的登记工作。
（载《嘉定文史》第15辑1999年3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