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身在外乡，但我怀念太师。解放前太师有两股水流，一股通向黑暗，一股引向光明。不少青年就在这两股流里，认清了反动派丑恶面目，抛尽了对旧社会的幻想，懂得了真理在共产党和人民一边，开始立下献身革命的决心。
1946年春天的一个黑夜，公园的西边，学校里那些“童子军”在举行“营火会”；但在东边，却另有几十个同学，围着熊熊的篝火，高唱起：“黄水奔流向东方……”在这里我第一次听到“团结”的声音，讲话的是和蔼可亲的任阳升同学，他引导大家互相帮助度艰难，以后他要我多寻求书本以外活的知识，并给我写下：“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的题字。给我很大启发。
我常在口字房西边的自修室里，看见天默、汝模、长华和中一同学，低头在读《李家庄变迁》，我又惊又喜的和他们一起，巧妙地逃过那些“青年军”里退伍的学生的监视，阅读着解放区的文艺作品。
物价飞涨，千捐万税；农村里日夜捉丁，城市中到处镇压工人、学生运动，这一股寒气，在太师也特别刺人，仅管校方、特务、三青团监视多么厉害，但同学们的心和上海的反内战反饥饿运动连在一起，到处唱起“五元钱的钞票没人要”和《茶馆小调》，我们还编印起油印册子，向青年传播真理。
反动派的视线，从多方面集中到我们身上，中一被迫出走，参了军，志成停学调到外地。最使人激愤和沉痛的是，我们敬爱的共产党员任阳升同学，在浦东被蒋军杀害了，但我们没害怕，懂得“跌倒算什么！我们骨头硬！爬起来，再前进！”我们为了逃过“训育处”的信件检查，把通讯地址转到校外，这样，进步书籍仍由香港按期送到我们手里。后来我又在一个同学家中，拿到毛主席《论联合政府》和《新民主主义论》等大批革命书籍，每当夜深人静时，我们默默地传阅着，心情激动、兴奋，因为它比宝贝还珍贵。为了安全，我又把它装进布袋，冲过“大军”检查的“城关”带回家去，藏在地下。回到校里，我常想起家中这盏永不熄灭的明灯，从这里我寻到了光明，增加了勇气。
在太师三年，党给了我们许多基础教育，引导我认识了真理，在殷切的要求下，我终于投身革命，找到光荣的归宿，参加了党。我好似秋天的飞蛾，一个认识糊涂的青年，从麻木、徘徊，最后找到了光明。
八年后的今天，当我再去太师时，学校里充满暖流，生活在学校的青年，处处都是幸福，四季都是春天。又使我想起任阳升烈士留下常讲的名言：“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载江苏《太仓报》1957年5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