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 营 10 年     杭州网 2010-08-17 00:00
口述： 王黎夫     记者： 张藜藜
1929年参加革命，1939年加入重庆国民政府内部从事地下情报工作，1949年解放后全身而退，10年潜伏生涯完美谢幕。如今，100岁的王黎夫在西子湖畔安享晚年。
宝石山下1号大院。武警把门，对于非本区的住户，有严格的进出审查程序。哨卫跟王的夫人庞女士通了电话，仔细确认了访客信息，然后迈着正步，把我带到一个单元门入口处。
经过了将近半小时的隆重梳洗，王老出现在我的面前。满头银发，腰板笔直。
   学生队伍里，我拳头一握，高喊口号，就被抓了。大牢一扔，整整四个月，受尽酷刑。
你要问的，都是些秘密呀。以前，是不能说的呀……
我出生，正赶上辛亥革命，1911年。
我的家在河南新乡，我家是地主，有两百多亩地，父亲抽70块一两的大烟。他得子晚，我是家里的宝，那日子过得可好了！
我在县里读小学、中学。六年级时，我就跟左派人士来往，我们一起在县城教堂里用“两只老虎”的调子高唱：清除列强，清除列强，除军阀，除军阀……我从小就有志于革命事业。1929年，我18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不是因为苦大仇深去革命的，是因为信仰。
我在北大读书（夫人插话：你是旁听的……），对，我跟毛泽东主席一样，是北大的旁听生。我还去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学习（夫人：都是旁听的），对，我就跟《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一样，东听听课，西听听课。
1930年，我进了监狱。啥原因？学生活动。活动队伍里，我拳头一握，高喊着：变反军阀战争为反军阀的革命战争！气壮山河，满脸通红。就被抓了。
是国民政府抓的我。往大牢一扔，整整四个月，受尽酷刑。
出狱后我回到新乡，父亲已经去世，家里没钱了，我做了小学教员。才华嘛我还有点儿，吹笛子拉弦儿我样样会，《中庸》、《大学》、《诗经》背得很熟，“文革”前还是省网球协会会长。我学拉丁文学世界语学日语，虽然都只学了一半，半拉子，但毕竟懂点儿皮毛。
过了几年，我又去省会开封找工作，工作还没找着，“七七事变”就发生了。
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我要去陕北！我要去延安！我要抗日！
去陕北，“云阳”是个关口。这一边是国民政府，往北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接待人员得知我出身地主家庭，迟疑了一下对我说：日本人打到保定了，你还是回家组织民众抗日吧，不要去延安了。
没法子，只得回新乡。家里人问我这段日子去哪儿了，我没敢说。
在家没住几天，就有人来告诉我，国民政府第一战区在新乡成立了，建议我过去。我是新乡的地头蛇嘛，他们看中我人头熟，果然录用了我。我摇身一变，成了国民政府第一战区政训处下属豫北民众动员委员会宣传人员。写标语、贴标语，动员民众抗日，我干得蛮卖力。
第一战区司令部司令叫程潜，湖南人，国民政府元老，但他是反对蒋介石的。后来起义的就是他。政训处处长叫李世璋，他俩关系很好，住在一起的。
有一天，一个叫王伯评的人来到第一战区。他点了根烟，告诉我，想找个人，但一直没找到。 
此人西装革履，皮鞋锃亮，拖只大皮箱，派头大得很。他跟我住一个屋整整两个星期，彼此一句话都没说。有一天晚上，他往床头一倚，突然问我：你怎么一句话都不跟我说？我一愣，马上接口说，你派头这么大，我不敢高攀啊。他点了根烟，告诉我，来了两个星期了，就想找个人，但一直没找到，行头嘛，只是个掩护。我问，你找谁呀？他说，王黎夫。
我愣住了。但很快恢复了镇定。这人你不认识？不认识。他摇摇头。我说，那好，我帮你找找。
后来我才知道，此人是中国共产党人魏文伯的侄儿，王伯评是化名。几天后我又问他，王黎夫找着了没？他叹着气，摇头。我觉得此人不像有恶意，就说，他就在你面前呀！王伯评眼睛一亮，站起来一把握住了我的手：我听伯伯说起过你，你愿意和我们一起工作吗？
当然愿意！我本来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人么。
中国共产党在国民政府第一战区有个半公开的代表：朱瑞。我的组织关系便转到朱瑞这里。谁也不知道。这是秘密。
1938年日军进攻开封、郑州一带，新乡沦陷。我随程潜、李世璋等人从新乡撤到郑州。在郑州，我秘密参加了工人运动。
那时，我身穿国民政府军装，挎着武装带，武装带上有个大大的“熊”字，这是程潜司令部的标志。那些国民政府官员一瞅，个个都买我的账。夜里，我去纱厂，去工会发展中国共产党员，组织工人运动，每天都忙到凌晨。
这时候国民政府在武汉召开政治会议，会上，我的顶头上司李世璋被免职了，因为他是左派。军统袁守谦接替李世璋的位子，他的上台，标志着国民政府右派势力的增大。我跟军统很多人合不来。形势所迫，我得走。
    李世璋找到农工民主党的丘学训，把我调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办公厅调查室二科当科员。同时我费尽周折找到了周恩来、董必武，终于跟组织接上了头。高兴啊。 
   但周恩来的指示来了：请王黎夫同志加入国民政府。 
    哎呀，我不要加入啊！这我怎么愿意啊！周恩来开导我：加入了国民政府组织，你就是他们信任的人，是他们的亲信，所有活动也都让你参加了。 
    为什么偏偏是我呢？我出身富家，一米八几的个儿，在中国共产党很多穷苦出身的干部中，确实非同一般。康生以前谈起我时这么评价：“王黎夫啊，此人我见过，戴着金丝眼镜，没一点中国共产党员的味道，就是个官僚资本家！” 
    我立马明白过来。1939年，我加入国民政府，国民政府政治部主任陈诚做我的介绍人。 
    调查室一科管组织训练，我所在的二科主要调查国民政府军队的内部情况，在全国各战区都设有调查站。你知道这个科有多厉害了吧，各个战区，一有情况都要向我们汇报的。 
    你懂吧？厉害吧？国民政府军队内部一有啥风吹草动，我第一时间知道。我一知道，中国共产党就知道！迅速得很呐。我只是个小科员，但我掌握的动向遍及所有国民政府部队，通过我的脑子、笔杆子，传递给中国共产党。啥叫情报？这就叫情报！ 
    印象很深的是，周恩来给我讲毛泽东的《论政策》。交代我做地下情报工作必须要交好朋友，要灰色隐蔽，不与左派人士接触等等。周恩来还对我说：在里头工作，有时候，中国共产党你也可以反对的嘛。这样，国民政府就信任你了嘛！ 
   《论政策》你读过没？《潜伏》里的孙红雷看的就是这本书。那都是指导地下情报工作的精髓啊，我建议你去读一读。  
    险情？有啊，有几次差点暴露。 
    有个姓臧的，从一份外泄的资料中得知我是中国共产党，立即向重庆发电报：王力（黎）夫是中国共产党。我那会儿正好分管电报，第一个看的人就是我。他把我的名字写错了一个字。但我知道检举的肯定是我。哎哟！我一下子愣住了。 
    怎么办？周恩来秘密指示我：不承认，要应付。 
    我争取主动，把电报拿给农工民主党的丘学训看。他是我们调查室的主任。 
    有这事？他问我。我说，臧排斥我，所以诬陷我，他连我名字都不知道怎么写。丘学训自言自语说，你是李世璋介绍来的，你怎么可能是中国共产党呢？我当然不是。我立马接上去说。 
    丘学训点点头，按规定把电报内容向政治部的张秘书长汇报。张说：我要会会此人。 
    张一见到我，就说：电报我看了，你是中国共产党。他的语气极其肯定。我说，我不是。他盯着我，不说话。这时，让我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丘学训突然开口说：他不是中国共产党，他是我们的人，农工民主党的。 
    哈哈哈，原来是这样！张突然笑了，大手一挥，说，没事了，你们都走吧，好好工作！丘是张非常信任的人，我的危机就被丘的一句话给化解了。走出去的时候，我手心里全是汗，但还是有点想笑。好玩吧？ 
    还有一次，我的新四军朋友写信给我，信被特务刘培初截下了。他开始每天侦察我。他侦察，我反侦察。怎么着？每天在图书馆蜗居，哪儿都不去。刘培初就是要我露馅。我哪儿都不去，他拿我没办法，哈哈，我就赖着，小心翼翼地赖着，到他失去耐心为止。 
    第三次遭遇险情是1941年初，袁守谦调来重庆了！袁有个情人叫杨锈怡，这里还涉及一段历史公案。1938年初，杨的丈夫去黄河以北策反土匪失败，被土匪杀了，当时我正好也在那一带，她就认定是我杀的，因为我势力大嘛。她视我为杀夫仇人，一直想报仇。周恩来让我尽量躲着她，但躲来躲去，躲了一个月，还是遇上了。她满脸堆着笑，说他乡遇故交难得难得。谁跟你故交呀！她还说，要和袁守谦一起，请我吃饭。分明是鸿门宴。 
    组织上指示我：赶快离开。我去哪儿呢？郭沫若，郭老手下，当时他是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 
    偏偏这时，“爱情”来了。 
    她叫徐慧，是我在调查室二科的同事。当时，她上尉，我少校。 
这人有文才有相貌，我当时也想过找她谈恋爱的。不过，有点儿担心。在二科的时候，我们之间还不熟，有一天，她突然问我：有一个报告会，你肯定去的吧？我说：谁的报告会？她说：周恩来啊。我心里一咯噔。没说话。 
    我后来秘密去了郭老手下，谁也没告诉。但是第二天，她就来看我了。她怎么会知道我在这儿？怎么会？此时爆发了皖南事变。我怀疑她是个特务。我怕了。郭老那儿也不能待了。 
    我离开了郭老，前往陈诚那儿——第6战区。没多久，徐慧又出现在了我面前。原来，在我走后，她立即发电报给陈诚，要求也来第6战区。 
    我一开始的确喜欢她，但为什么每次我换个新地方她都那么快知道？为什么她总是跟着我？我对她的喜欢逐渐被害怕和警惕冲淡。 
    问过，当然问过。我说，为什么每次我走到哪儿你都那么快知道啊？她笑笑，捋捋头发，没回答。也许她什么都不知道却只是单纯地喜欢我？她到底是不是特务？这些，至今都是谜。 
    后来，她结婚了，我也结婚了，我们参加了彼此的婚礼。直到我去了南京，我们才分开，再也没有见过面。只知道她最后去了台湾。 
    当上储备司办公室主任，所有国民政府部队的军饷、物资调用发放我都一清二楚。 
    1943年，我被调到国民政府中央社会部人事局工作。是郭骥调我的。郭骥是陈诚的亲信、侍从秘书，上世纪80年代曾任国民政府中常委。他当时在人事局当局长。我一开始没地儿住。郭骥叫我别住旅馆，住他家。他太太是学西洋美术的，还有个女儿，一家三口住一栋小洋楼。我吃住都在他家，他家人对我很好。住了一星期，不好意思再住，就联系了社会部的宿舍。 
    同年，国民政府中央部委开会，社会部部长谷正纲去参加了。几个人的小型会议，绝密。会议结束后，谷正纲要接着去做个简短的演讲，他手提包得先找地儿搁一搁。郭骥说，给黎夫吧。我接过包，心里狂喜。国民政府中常会的材料、文件都在包里呐！ 
    赶紧找了个无人的地儿，如饥似渴啊。演讲只有半小时，文件材料却厚厚一堆。我一目十行，一二三四全记脑子里，不敢抄，也来不及抄。国民政府的上层人事任命、地下人员名单我记得一字不拉。我口述给联系人张友渔，毛泽东主席立马就知道，延安周边哪些人是特务。 
    我现在100岁了，记忆力出奇的好。都是年轻时练出来的。 
    做地下情报工作，最忌讳的就是留下证据。啥证据？就是纸条、字儿。我一般都靠脑子记。也有写下来的，很少。当然不会白纸黑字。拿张雪白的纸，毛笔蘸上牛奶写，看起来啥都没有。回去用火一烤或水里一泡，字儿就出来了，清爽得很。 
    1944年，郭骥跟随陈诚去军政部任人事局局长，我也随郭骥到军政部储备司做了专员。我很细心，逗号句号分号的使用搞得十分灵清。“须”与“需”如何区分你懂不懂？同志仍须努力，不能写成“需要”的“需”。下拨某某军15万块，这类命令，多个“0”就要造成贪污，要认真把关。郭骥很欣赏我。不久我就当上了储备司办公室主任。 
    这个岗位，你想想，多重要啊。所有国民政府部队的军饷、物资调用发放我都一清二楚。部队番号、编制人数我也烂熟于心。好的武器给了哪些部队，我都很清楚，从而就知道哪些部队是蒋介石的嫡系。我知道，中国共产党就知道。这个道理跟你说过了。我那会儿的单线联系人依旧是徐冰、张友渔、钱瑛、冯乃超。  
    1945年，我结婚了。组织上要求的，这时我也正好有一个对象，她是省民政厅的会计，不问政治的，我当时就希望找一个这样的人。周恩来同志对我说：结了婚，可以有个人照顾你，也可以掩护你。 
    结婚那天，我请了国民政府部队很多人，只要我认识的，都请来了。从认识到结婚后的很多年里，我夫人从来没有问过我的身份。但她经常会哭，我想她心里肯定是有感觉的，很害怕，只是没说。 
    抗战胜利后，我作为第一批人员到达南京，当时被称为“接收大员”。我任联勤总部储备司代理司长。周恩来住梅园新村，那里也是中国共产党南京办事处。我时常要去那里汇报工作。 
    这一路上也真够惊险的，得制造好多假象。国民政府在梅园新村附近有宪兵监视，我先坐吉普到宪兵跟前，下车，对司机吼两嗓子：你先回去吧！不用等我了！我上同事家打麻将去！然后，我不能进梅园新村，我得直走，去同事家，从另一条路绕回梅园。 
    周恩来办公室一角有个观察口，很隐秘，恰好可以看到宪兵把守处的动静。我那一吼，里面的人自然明白了。绕到门口，里面接应的立马开门，我一转身，一闪，动作极迅速，啪，闪进去了！有点儿像电视里的武林高手吧？ 
    回去也得想法子。不能直接往家走，得往反方向走。那儿有去上海的夜班火车。我前门上车，一边穿过车厢一边向后看，确定没人盯梢，再从后门下车，回家。每次都从晚上8点谈到深更半夜。凌晨一两点回到家，我夫人又是在哭，担心我啊，唉。我们在一起生活了21年，有三个儿子。她是“文革”中含冤而死的。她跟了我，舒心的日子不多啊。 
    我那会儿有司机、警卫员、佣人，还有厨师。但厨师是大材小用。我在外面吃多了好吃的，回家只想吃炒萝卜丝。他们都说我这人一辈子福气好，吃穿不愁，当年在国民政府部队里看起来也算舒服的。但我这神经绷得紧啊，比一般人都紧。弄不好就要掉脑袋，让中国共产党情报系统遭受重创。 
    1947年，中国共产党南京办事处撤退。周恩来也要走。临走前，我苦苦央求，把我也带走吧，我要去延安。求了半天，没用。周恩来将了我一军：你走了，谁来接替你？你找一个可以接替你的人，找到了，你就走！ 
    他都这么说了，我怎么还能走？我服从组织安排。 
    解放战争中，每次，只要蒋介石一着急，陈诚就召开紧急会议，我就有了情报。 
    抗战胜利后，我的工作其实变得更加重要。 
    淮海战役前，我两次去徐州，视察“剿匪总司令部”所属部队粮草、被服装备补给以及存储情况，然后写成材料，秘密交给我的线人何以端，再转交吴克坚。多少兵吃多少粮，吃多久，都是我管的。前不久刚刚逝世的女地下情报员沈安娜（国民政府中央的速记员）的丈夫华明之也是我的线人。解放后，他写了篇关于情报工作的文章，里面提到我。 
    你看过《渡江侦察记》吗？里面讲到江阴要塞，这是非常重要的军事战略地啊。我当时利用视察配给的机会，绘制了长江沿岸江阴要塞军队布防图表，有多少炮台，都布置在哪里，一一标明，交给了何以端。 
    还有陇海铁路沿线，蒋纬国的装甲部队，一公里一列，不允许中国共产党过黄河。我也是假装视察配给，牢牢记住了装甲车的分布情况，画了一张精确的布防图。当时邓小平、刘伯承正带着部队准备过黄河到大别山啊！收到情报，他们立即改变线路，不从徐州走，避开了装甲车…… 
    这个太多了，有空慢慢说，可以说一天。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我的家那时也已搬到了上海，就在提篮桥附近。我担任中国共产党上海情报委员会办公室书记、主任。刚解放的一天中午，我从情委开会回来，就被解放军“请”了去。 
    你曾经的部下将你检举了，你是国民政府的少将吧，你上午去哪儿了？开会了。我回答。什么会？我没正面答。我说你们打电话到吴克坚的办公室问问，号码多少多少，就知道我开的什么会了。其间，他们一直在小声讨论，疑惑我怎么还大大方方在上海，不到台湾去。 
    他们挂断电话，立即向我敬礼，说：现在，请您马上离开。 
    我搬家了。站在我旧居的阳台上看出去，好多形形色色的女人，她们一直看着我，我怕了，我怕里面有特务。我从上海的银闸路搬到岳阳路，普希金铜像那里，解放军派了一个班，十几个人住我楼下，一住就是半年，日夜保护我。我的房间在2楼，窗外拖条绳子。如果有特务来暗害我，我立即攀爬下去，逃走。那会儿，上海的很多老旅馆都有绳子。 
    后来有一天，何以端带我去北京的一家“四川饭店”吃饭。席间，老板娘走过来看着我，笑盈盈的。何以端说，你们是老朋友了。黎夫，她就是当年你的线人！你给我的情报，我要转给她。 
    快有20个年头了吧，那天我再婚的夫人特意告诉我，在报上看到郭骥在台湾去世的消息。我心里蛮难过的。我很想发一份电报去吊唁，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发。
    我最想看到的是两岸统一。这是我最大的心愿。我这愿望啊，太迫切了。 
补记 
    解放后，王黎夫任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情委办公室主任、党支部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1955年初调任北京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常务）。 
    1958年调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代秘书长，兼任办公厅主任、外办主任。

敌 营 10 年  
 杭州网 2010-08-17 00:00
口述 王黎夫 记者 张藜藜
1929年参加革命，1939年打入重庆国民党内部从事地下情报工作，1949年解放后全身而退，10年潜伏生涯完美谢幕。如今，100岁的王黎夫在西子湖畔安享晚年。
宝石山下1号大院。武警把门，对于非本区的住户，有严格的进出审查程序。哨卫跟王的夫人庞女士通了电话，仔细确认了访客信息，然后迈着正步，把我带到一个单元门入口处。
经过了将近半小时的隆重梳洗，王老出现在我的面前。满头白发，腰板笔直。
游行队伍里，我拳头一握，高喊口号，就被抓了。大牢一扔，整整四个月，受尽酷刑。
你要问的，都是些秘密呀。以前，是不能说的呀……
我出生，正赶上辛亥革命，1911年。
我的家在河南新乡，我家是地主，有两百多亩地，父亲抽70块一两的大烟。他得子晚，我是家里的宝，那日子过得可好了！
我在县里读小学、中学。六年级时，我就跟左派人士来往，我们一起在县城教堂里用“两只老虎”的调子高唱：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我从小就有志于革命事业。18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9年。我不是因为苦大仇深去革命的，是因为信仰。
我在北大读书（夫人插话：你是旁听的……），对，我跟毛主席一样，是北大的旁听生。我还去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学习（夫人：都是旁听的），对，我就跟《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一样，东听听课，西听听课。
1930年，我进了监狱。啥原因？学生游行。游行队伍里，我拳头一握，高喊着：变反军阀战争为反军阀的革命战争！气壮山河，满脸通红。就被抓了。
是国民党抓的我。往大牢一扔，整整四个月，受尽酷刑。
出狱后我回到新乡，父亲已经去世，家里没钱了，我做了小学教员。才华嘛我还有点儿，吹笛子拉弦儿我样样会，《中庸》、《大学》、《诗经》背得很熟，“文革”前还是省网球协会会长。我学拉丁文学世界语学日语，虽然都只学了一半，半拉子，但毕竟懂点儿皮毛。
过了几年，我又去省会开封找工作，工作还没找着，“七七事变”就发生了。
他点了根烟，告诉我，想找个人，但一直没找到。我问，你找谁呀？他说，王黎夫。
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我要去陕北！我要去延安！我要抗日！
去陕北，“云阳”是个关口。这一边是国民党，往北是共产党。共产党的接待人员得知我出身地主家庭，迟疑了一下对我说：日本人打到保定了，你还是回家组织民众抗日吧，不要去延安了。
没法子，只得回新乡。家里人问我这段日子去哪儿了，我没敢说。
在家没住几天，就有人来告诉我，国民党第一战区在新乡成立了，建议我过去。我是新乡的地头蛇嘛，他们看中我人头熟，果然录用了我。我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第一战区政训处下属豫北民众动员委员会宣传人员。写标语、贴标语，动员民众抗日，我干得蛮卖力。
第一战区司令部司令叫程潜，湖南人，国民党元老，但他是反对蒋介石的。后来起义的就是他。政训处处长叫李世璋，他俩关系很好，住在一起的。
有一天，一个叫王伯评的人来到第一战区。此人西装革履，皮鞋锃亮，拖只大皮箱，派头大得很。他跟我住一个屋整整两个星期，彼此一句话都没说。有一天晚上，他往床头一倚，突然问我：你怎么一句话都不跟我说？我一愣，马上接口说，你派头这么大，我不敢高攀啊。他点了根烟，告诉我，来了两个星期了，就想找个人，但一直没找到，行头嘛，只是个掩护。我问，你找谁呀？他说，王黎夫。
我愣住了。但很快恢复了镇定。这人你不认识？不认识。他摇摇头。我说，那好，我帮你找找。
后来我才知道，此人是老共产党人魏文伯的侄儿，王伯评是化名。几天后我又问他，王黎夫找着了没？他叹着气，摇头。我觉得此人不像有恶意，就说，他就在你面前呀！王伯评眼睛一亮，站起来一把握住了我的手：我听伯伯说起过你，你愿意和我们一起工作吗？
当然愿意！我本来就是共产党的人么。
共产党在国民党第一战区有个半公开的代表：朱瑞。我的组织关系便转到朱瑞这里。谁也不知道。这是秘密。
康生评价：“王黎夫啊，此人我见过，戴着金丝眼镜，没一点共产党员的味道！”
1938年日军进攻开封、郑州一带，新乡沦陷。我随程潜、李世璋等人从新乡撤到郑州。在郑州，我秘密参加了工人运动。
白天，我身穿国民党军装，挎着武装带，武装带上有个大大的“熊”字，这是程潜司令部的标志。那些国民党官员一瞅，个个都买我的账。夜里，我去纱厂，去工会发展共产党员，组织工人运动，每天都忙到凌晨。
这时候国民党在武汉召开政治会议，会上，我的顶头上司李世璋被免职了，因为他是左派。军统袁守谦接替李世璋的位子，他的上台，标志着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增大。我跟军统很多人合不来。形势所迫，我得走。
    李世璋找到农工民主党的丘学训，把我调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办公厅调查室二科当科员。同时我费尽周折找到了周恩来、董必武，终于跟组织接上了头。高兴啊。 
    但周恩来的指示来了：请王黎夫同志加入国民党。 
    哎呀，我不要加入啊！这我怎么愿意啊！周恩来开导我：加入了国民党，你就是他们信任的人，是他们的亲信，所有活动也都让你参加了。 
    为什么偏偏是我呢？我出身富家，一米八几的个儿，在共产党很多穷苦出身的干部中，确实非同一般。康生以前谈起我时这么评价：“王黎夫啊，此人我见过，戴着金丝眼镜，没一点共产党员的味道，就是个官僚资本家！” 
    我立马明白过来。1939年，我加入国民党，国民党政治部主任陈诚做我的介绍人。 
    调查室一科管组织训练，我所在的二科主要调查国民党军队的内部情况，在全国各战区都设有调查站。你知道这个科有多厉害了吧，各个战区，一有情况都要向我们汇报的。 
    你懂吧？厉害吧？国民党军队内部一有啥风吹草动，我第一时间知道。我一知道，共产党就知道！迅速得很呐。我只是个小科员，但我掌握的动向遍及所有国民党部队，通过我的脑子、笔杆子，传递给共产党。啥叫情报？这就叫情报！ 
    印象很深的是，周恩来给我讲毛泽东的《论政策》。交代我做地下情报工作必须要交好朋友，要灰色隐蔽，不与左派人士接触等等。周恩来还对我说：在里头工作，有时候，共产党你也可以反对反对的嘛。这样，国民党就信任你了嘛！ 
《论政策》你读过没？《潜伏》里的孙红雷看的就是这本书。那都是指导地下情报工作的精髓啊，我建议你去读一读。  
    险情？有啊，有几次差点暴露。 
    有个姓臧的，从一份外泄的资料中得知我是共产党，立即向重庆发电报：王力（黎）夫是共产党。我那会儿正好分管电报，第一个看的人就是我。他把我的名字写错了一个字。但我知道检举的肯定是我。哎哟！我一下子愣住了。 
    怎么办？周恩来秘密指示我：不承认，要应付。 
    我争取主动，把电报拿给农工民主党的丘学训看。他是我们调查室的主任。 
    有这事？他问我。我说，臧排斥我，所以诬陷我，他连我名字都不知道怎么写。丘学训自言自语说，你是李世璋介绍来的，你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呢？我当然不是。我立马接上去说。 
    丘学训点点头，按规定把电报内容向政治部的张秘书长汇报。张说：我要会会此人。 
    张一见到我，就说：电报我看了，你是共产党。他的语气极其肯定。我说，我不是。他盯着我，不说话。这时，让我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丘学训突然开口说：他不是共产党，他是我们的人，农工民主党的。 
    哈哈哈，原来是这样！张突然笑了，大手一挥，说，没事了，你们都走吧，好好工作！丘是张非常信任的人，我的危机就被丘的一句话给化解了。走出去的时候，我手心里全是汗，但还是有点想笑。好玩吧？ 
    还有一次，我的新四军朋友写信给我，信被特务刘培初截下了。他开始每天侦察我。他侦察，我反侦察。怎么着？每天在图书馆蜗居，哪儿都不去。刘培初就是要我露馅。我哪儿都不去，他拿我没办法，哈哈，我就赖着，小心翼翼地赖着，到他失去耐心为止。 
    第三次遭遇险情是1941年初，袁守谦调来重庆了！袁有个情人叫杨锈怡，这里还涉及一段历史公案。1938年初，杨的丈夫去黄河以北策反土匪失败，被土匪杀了，当时我正好也在那一带，她就认定是我杀的，因为我势力大嘛。她视我为杀夫仇人，一直想报仇。周恩来让我尽量躲着她，但躲来躲去，躲了一个月，还是遇上了。她满脸堆着笑，说他乡遇故交难得难得。谁跟你故交呀！她还说，要和袁守谦一起，请我吃饭。分明是鸿门宴。 
    组织上指示我：赶快离开。我去哪儿呢？郭沫若，郭老手下，当时他是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 
    偏偏这时，“爱情”来了。 
    她叫徐慧，是我在调查室二科的同事。当时，她上尉，我少校。   这人有文才有相貌，我当时也想过找她谈恋爱的。不过，有点儿担心。在二科的时候，我们之间还不熟，有一天，她突然问我：有一个报告会，你肯定去的吧？我说：谁的报告会？她说：周恩来啊。我心里一咯噔。没说话。 
    我后来秘密去了郭老手下，谁也没告诉。但是第二天，她就来看我了。她怎么会知道我在这儿？怎么会？此时爆发了皖南事变。我怀疑她是个特务。我怕了。郭老那儿也不能待了。 
    我离开了郭老，前往陈诚那儿——第6战区。没多久，徐慧又出现在了我面前。原来，在我走后，她立即发电报给陈诚，要求也来第6战区。 
    我一开始的确喜欢她，但为什么每次我换个新地方她都那么快知道？为什么她总是跟着我？我对她的喜欢逐渐被害怕和警惕冲淡。 
    问过，当然问过。我说，为什么每次我走到哪儿你都那么快知道啊？她笑笑，捋捋头发，没回答。也许她什么都知道却只是单纯地喜欢我？她到底是不是特务？这些，至今都是谜。 
    后来，她结婚了，我也结婚了，我们参加了彼此的婚礼。直到我去了南京，我们才分开，再也没有见过面。只知道她最后去了台湾。 
    当上储备司办公室主任，所有国民党部队的军饷、物资调用发放我都一清二楚。 
    1943年，我被调到国民党中央社会部人事局工作。是郭骥调我的。郭骥是陈诚的亲信、侍从秘书，上世纪80年代曾任国民党中常委。他当时在人事局当局长。我一开始没地儿住。郭骥叫我别住旅馆，住他家。他太太是学西洋美术的，还有个女儿，一家三口住一栋小洋楼。我吃住都在他家，他家人对我很好。住了一星期，不好意思再住，就联系了社会部的宿舍。 
    同年，国民党中央党部开会，社会部部长谷正纲去参加了。几个人的小型会议，绝密。会议结束后，谷正纲要接着去做个简短的演讲，他手提包得先找地儿搁一搁。郭骥说，给黎夫吧。我接过包，心里狂喜。国民党中常会的材料、文件都在包里呐！ 
    赶紧找了个无人的地儿，如饥似渴啊。演讲只有半小时，文件材料却厚厚一堆。我一目十行，一二三四全记脑子里，不敢抄，也来不及抄。国民党的上层人事任命、地下人员名单我记得一字不拉。我口述给联系人张友渔，毛主席立马就知道，延安周边哪些人是特务。 
    我现在100岁了，记忆力出奇的好。都是年轻时练出来的。 
    做地下情报工作，最忌讳的就是留下证据。啥证据？就是纸条、字儿。我一般都靠脑子记。也有写下来的，很少。当然不会白纸黑字。拿张雪白的纸，毛笔蘸上牛奶写，看起来啥都没有。回去用火一烤或水里一泡，字儿就出来了，清爽得很。 
    1944年，郭骥跟随陈诚去军政部任人事局局长，我也随郭骥到军政部储备司做了专员。我很细心，逗号句号分号的使用搞得十分灵清。“须”与“需”如何区分你懂不懂？同志仍须努力，不能写成“需要”的“需”。下拨某某军15万块，这类命令，多个“0”就要造成贪污，要认真把关。郭骥很欣赏我。不久我就当上了储备司办公室主任。 
    这个岗位，你想想，多重要啊。所有国民党部队的军饷、物资调用发放我都一清二楚。部队番号、编制人数我也烂熟于心。好的武器给了哪些部队，我都很清楚，从而就知道哪些部队是蒋介石的嫡系。我知道，共产党就知道。这个道理跟你说过了。我那会儿的单线联系人依旧是徐冰、张友渔、钱瑛、冯乃超。  
    1945年，我结婚了。组织上要求的，这时我也正好有一个对象，她是省民政厅的会计，不问政治的，我当时就希望找一个这样的人。周恩来同志对我说：结了婚，可以有个人照顾你，也可以掩护你。 
    结婚那天，我请了国民党部队很多人，只要我认识的，都请来了。从认识到结婚后的很多年里，我夫人从来没有问过我的身份。但她经常会哭，我想她心里肯定是有感觉的，很害怕，只是没说。 
    抗战胜利后，我作为第一批人员到达南京，当时被称为“接收大员”。我任联勤总部储备司代理司长。周恩来住梅园新村，那里也是共产党南京办事处。我时常要去那里汇报工作。 
    这一路上也真够惊险的，得制造好多假象。国民党在梅园新村附近有宪兵监视，我先坐吉普到宪兵跟前，下车，对司机吼两嗓子：你先回去吧！不用等我了！我上同事家打麻将去！然后，我不能进梅园新村，我得直走，去同事家，从另一条路绕回梅园。 
    周恩来办公室一角有个观察口，很隐秘，恰好可以看到宪兵把守处的动静。我那一吼，里面的人自然明白了。绕到门口，里面接应的立马开门，我一转身，一闪，动作极迅速，啪，闪进去了！有点儿像电视里的武林高手吧？ 
    回去也得想法子。不能直接往家走，得往反方向走。那儿有去上海的夜班火车。我前门上车，一边穿过车厢一边向后看，确定没人盯梢，再从后门下车，回家。每次都从晚上8点谈到深更半夜。凌晨一两点回到家，我夫人又是在哭，担心我啊，唉。我们在一起生活了21年，有三个儿子。她是“文革”中自杀的。她跟了我，舒心的日子不多啊。 
    我那会儿有司机、警卫员、佣人，还有厨师。但厨师是大材小用。我在外面吃多了好吃的，回家只想吃炒萝卜丝。他们都说我这人一辈子福气好，吃穿不愁，当年在国民党部队里看起来也算舒服的。但我这神经绷得紧啊，比一般人都紧。弄不好就要掉脑袋，让我党情报系统遭受重创。 
    1947年，中共南京办事处撤退。周恩来也要走。临走前，我苦苦央求，把我也带走吧，我要去延安。求了半天，没用。周恩来将了我一军：你走了，谁来接替你？你找一个可以接替你的人，找到了，你就走！ 
    他都这么说了，我怎么还能走？我服从组织安排。 
    解放战争中，每次，只要蒋介石一着急，陈诚就召开紧急会议，我就有了情报。 
    抗战胜利后，我的工作其实变得更加重要。 
    淮海战役前，我两次去徐州，视察“剿匪总司令部”所属部队粮草、被服装备补给以及存储情况，然后写成材料，秘密交给我的线人何以端，再转交吴克坚。多少兵吃多少粮，吃多久，都是我管的。前不久刚刚逝世的女地下情报员沈安娜（国民党中央党部速记员）的丈夫华明之也是我的线人。解放后，他写了篇关于情报工作的文章，里面提到我。 
    你看过《渡江侦察记》吗？里面讲到江阴要塞，这是非常重要的军事战略地啊。我当时利用视察配给的机会，绘制了长江沿岸江阴要塞军队布防图表，有多少炮台，都布置在哪里，一一标明，交给了何以端。 
    还有陇海铁路沿线，蒋纬国的装甲部队，一公里一列，不允许共产党过黄河。我也是假装视察配给，牢牢记住了装甲车的分布情况，画了一张精确的布防图。当时邓小平、刘伯承正带着部队准备过黄河到大别山啊！收到情报，他们立即改变线路，不从徐州走，避开了装甲车…… 
    这个太多了，有空慢慢说，可以说一天。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我的家那时也已搬到了上海，就在提篮桥附近。我担任中共上海情报委员会办公室书记、主任。刚解放的一天中午，我从情委开会回来，就被解放军“请”了去。 
    你曾经的部下将你检举了，你是国民党的少将吧，你上午去哪儿了？开会了。我回答。什么会？我没正面答。我说你们打电话到吴克坚的办公室问问，号码多少多少，就知道我开的什么会了。其间，他们一直在小声讨论，疑惑我怎么还大大方方在上海，不到台湾去。 
    他们挂断电话，立即向我敬礼，说：现在，请您马上离开。 
    我搬家了。站在我旧居的阳台上看出去，好多形形色色的女人，她们一直看着我，我怕了，我怕里面有特务。我从上海的银闸路搬到岳阳路，普希金铜像那里，解放军派了一个班，十几个人住我楼下，一住就是半年，日夜保护我。我的房间在2楼，窗外拖条绳子。如果有特务来枪杀我，我立即攀爬下去，逃走。那会儿，上海的很多老旅馆都有绳子。 
    后来有一天，何以端带我去北京的一家“四川饭店”吃饭。席间，老板娘走过来看着我，笑盈盈的。何以端说，你们是老朋友了。黎夫，她就是当年你的线人！你给我的情报，我要转给她。 
    快有20个年头了吧，那天我再婚的夫人特意告诉我，在报上看到郭骥在台湾去世的消息。我心里蛮难过的。我很想发一份电报去吊唁，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发。
    我最想看到的是两岸统一。这是我最大的心愿。我这愿望啊，太迫切了。 
补记 
解放后，王黎夫任中共上海市委情委办公室主任、党支部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1955年初调任北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常务）。 
1958年调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代秘书长，兼任办公厅主任、外办主任。 
来源：杭州网>倾听
发表于: 2014-02-19

杭州网 2010-08-17 00:00
口述 王黎夫 记者 张藜藜
1929年参加革命，1939年打入重庆国民党内部从事地下情报工作，1949年解放后全身而退，10年潜伏生涯完美谢幕。如今，100岁的王黎夫在西子湖畔安享晚年。
宝石山下1号大院。武警把门，对于非本区的住户，有严格的进出审查程序。哨卫跟王的夫人庞女士通了电话，仔细确认了访客信息，然后迈着正步，把我带到一个单元门入口处。
经过了将近半小时的隆重梳洗，王老出现在我的面前。满头白发，腰板笔直。
游行队伍里，我拳头一握，高喊口号，就被抓了。大牢一扔，整整四个月，受尽酷刑。
你要问的，都是些秘密呀。以前，是不能说的呀……
我出生，正赶上辛亥革命，1911年。
我的家在河南新乡，我家是地主，有两百多亩地，父亲抽70块一两的大烟。他得子晚，我是家里的宝，那日子过得可好了！
我在县里读小学、中学。六年级时，我就跟左派人士来往，我们一起在县城教堂里用“两只老虎”的调子高唱：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我从小就有志于革命事业。18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9年。我不是因为苦大仇深去革命的，是因为信仰。
我在北大读书（夫人插话：你是旁听的……），对，我跟毛主席一样，是北大的旁听生。我还去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学习（夫人：都是旁听的），对，我就跟《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一样，东听听课，西听听课。
1930年，我进了监狱。啥原因？学生游行。游行队伍里，我拳头一握，高喊着：变反军阀战争为反军阀的革命战争！气壮山河，满脸通红。就被抓了。
是国民党抓的我。往大牢一扔，整整四个月，受尽酷刑。出狱后我回到新乡，父亲已经去世，家里没钱了，我做了小学教员。才华嘛我还有点儿，吹笛子拉弦儿我样样会，《中庸》、《大学》、《诗经》背得很熟，“文革”前还是省网球协会会长。我学拉丁文学世界语学日语，虽然都只学了一半，半拉子，但毕竟懂点儿皮毛。
过了几年，我又去省会开封找工作，工作还没找着，“七七事变”就发生了。
他点了根烟，告诉我，想找个人，但一直没找到。我问，你找谁呀？他说，王黎夫。
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我要去陕北！我要去延安！我要抗日！
去陕北，“云阳”是个关口。这一边是国民党，往北是共产党。共产党的接待人员得知我出身地主家庭，迟疑了一下对我说：日本人打到保定了，你还是回家组织民众抗日吧，不要去延安了。
没法子，只得回新乡。家里人问我这段日子去哪儿了，我没敢说。
在家没住几天，就有人来告诉我，国民党第一战区在新乡成立了，建议我过去。我是新乡的地头蛇嘛，他们看中我人头熟，果然录用了我。我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第一战区政训处下属豫北民众动员委员会宣传人员。写标语、贴标语，动员民众抗日，我干得蛮卖力。
第一战区司令部司令叫程潜，湖南人，国民党元老，但他是反对蒋介石的。后来起义的就是他。政训处处长叫李世璋，他俩关系很好，住在一起的。
有一天，一个叫王伯评的人来到第一战区。此人西装革履，皮鞋锃亮，拖只大皮箱，派头大得很。他跟我住一个屋整整两个星期，彼此一句话都没说。有一天晚上，他往床头一倚，突然问我：你怎么一句话都不跟我说？我一愣，马上接口说，你派头这么大，我不敢高攀啊。他点了根烟，告诉我，来了两个星期了，就想找个人，但一直没找到，行头嘛，只是个掩护。我问，你找谁呀？他说，王黎夫。
我愣住了。但很快恢复了镇定。这人你不认识？不认识。他摇摇头。我说，那好，我帮你找找。
后来我才知道，此人是老共产党人魏文伯的侄儿，王伯评是化名。几天后我又问他，王黎夫找着了没？他叹着气，摇头。我觉得此人不像有恶意，就说，他就在你面前呀！王伯评眼睛一亮，站起来一把握住了我的手：我听伯伯说起过你，你愿意和我们一起工作吗？
当然愿意！我本来就是共产党的人么。
共产党在国民党第一战区有个半公开的代表：朱瑞。我的组织关系便转到朱瑞这里。谁也不知道。这是秘密。
康生评价：“王黎夫啊，此人我见过，戴着金丝眼镜，没一点共产党员的味道！”
1938年日军进攻开封、郑州一带，新乡沦陷。我随程潜、李世璋等人从新乡撤到郑州。在郑州，我秘密参加了工人运动。
白天，我身穿国民党军装，挎着武装带，武装带上有个大大的“熊”字，这是程潜司令部的标志。那些国民党官员一瞅，个个都买我的账。夜里，我去纱厂，去工会发展共产党员，组织工人运动，每天都忙到凌晨。
这时候国民党在武汉召开政治会议，会上，我的顶头上司李世璋被免职了，因为他是左派。军统袁守谦接替李世璋的位子，他的上台，标志着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增大。我跟军统很多人合不来。形势所迫，我得走。
李世璋找到农工民主党的丘学训，把我调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办公厅调查室二科当科员。同时我费尽周折找到了周恩来、董必武，终于跟组织接上了头。高兴啊。
但周恩来的指示来了：请王黎夫同志加入国民党。
哎呀，我不要加入啊！这我怎么愿意啊！周恩来开导我：加入了国民党，你就是他们信任的人，是他们的亲信，所有活动也都让你参加了。
为什么偏偏是我呢？我出身富家，一米八几的个儿，在共产党很多穷苦出身的干部中，确实非同一般。康生以前谈起我时这么评价：“王黎夫啊，此人我见过，戴着金丝眼镜，没一点共产党员的味道，就是个官僚资本家！”
我立马明白过来。1939年，我加入国民党，国民党政治部主任陈诚做我的介绍人。
调查室一科管组织训练，我所在的二科主要调查国民党军队的内部情况，在全国各战区都设有调查站。你知道这个科有多厉害了吧，各个战区，一有情况都要向我们汇报的。
你懂吧？厉害吧？国民党军队内部一有啥风吹草动，我第一时间知道。我一知道，共产党就知道！迅速得很呐。我只是个小科员，但我掌握的动向遍及所有国民党部队，通过我的脑子、笔杆子，传递给共产党。啥叫情报？这就叫情报！
印象很深的是，周恩来给我讲毛泽东的《论政策》。交代我做地下情报工作必须要交好朋友，要灰色隐蔽，不与左派人士接触等等。周恩来还对我说：在里头工作，有时候，共产党你也可以反对反对的嘛。这样，国民党就信任你了嘛！
《论政策》你读过没？《潜伏》里的孙红雷看的就是这本书。那都是指导地下情报工作的精髓啊，我建议你去读一读。
政治部的张秘书长一见我就说：电报我看了，你是共产党。他的语气极其肯定。
险情？有啊，有几次差点暴露。
有个姓臧的，从一份外泄的资料中得知我是共产党，立即向重庆发电报：王力（黎）夫是共产党。我那会儿正好分管电报，第一个看的人就是我。他把我的名字写错了一个字。但我知道检举的肯定是我。哎哟！我一下子愣住了。
怎么办？周恩来秘密指示我：不承认，要应付。
我争取主动，把电报拿给农工民主党的丘学训看。他是我们调查室的主任。
有这事？他问我。我说，臧排斥我，所以诬陷我，他连我名字都不知道怎么写。丘学训自言自语说，你是李世璋介绍来的，你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呢？我当然不是。我立马接上去说。
丘学训点点头，按规定把电报内容向政治部的张秘书长汇报。张说：我要会会此人。
张一见到我，就说：电报我看了，你是共产党。他的语气极其肯定。我说，我不是。他盯着我，不说话。这时，让我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丘学训突然开口说：他不是共产党，他是我们的人，农工民主党的。
哈哈哈，原来是这样！张突然笑了，大手一挥，说，没事了，你们都走吧，好好工作！丘是张非常信任的人，我的危机就被丘的一句话给化解了。走出去的时候，我手心里全是汗，但还是有点想笑。好玩吧？
还有一次，我的新四军朋友写信给我，信被特务刘培初截下了。他开始每天侦察我。他侦察，我反侦察。怎么着？每天在图书馆蜗居，哪儿都不去。刘培初就是要我露馅。我哪儿都不去，他拿我没办法，哈哈，我就赖着，小心翼翼地赖着，到他失去耐心为止。
第三次遭遇险情是1941年初，袁守谦调来重庆了！袁有个情人叫杨锈怡，这里还涉及一段历史公案。1938年初，杨的丈夫去黄河以北策反土匪失败，被土匪杀了，当时我正好也在那一带，她就认定是我杀的，因为我势力大嘛。她视我为杀夫仇人，一直想报仇。周恩来让我尽量躲着她，但躲来躲去，躲了一个月，还是遇上了。她满脸堆着笑，说他乡遇故交难得难得。谁跟你故交呀！她还说，要和袁守谦一起，请我吃饭。分明是鸿门宴。
组织上指示我：赶快离开。我去哪儿呢？郭沫若，郭老手下，当时他是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
为什么她总是跟着我？我对她的喜欢逐渐被害怕和警惕冲淡。她是不是特务？
偏偏这时，“爱情”来了。
她叫徐慧，是我在调查室二科的同事。当时，她上尉，我少校。这人有文才有相貌，我当时也想过找她谈恋爱的。不过，有点儿担心。在二科的时候，我们之间还不熟，有一天，她突然问我：有一个报告会，你肯定去的吧？我说：谁的报告会？她说：周恩来啊。我心里一咯噔。没说话。
我后来秘密去了郭老手下，谁也没告诉。但是第二天，她就来看我了。她怎么会知道我在这儿？怎么会？此时爆发了皖南事变。我怀疑她是个特务。我怕了。郭老那儿也不能待了。
我离开了郭老，前往陈诚那儿——第6战区。没多久，徐慧又出现在了我面前。原来，在我走后，她立即发电报给陈诚，要求也来第6战区。
我一开始的确喜欢她，但为什么每次我换个新地方她都那么快知道？为什么她总是跟着我？我对她的喜欢逐渐被害怕和警惕冲淡。
问过，当然问过。我说，为什么每次我走到哪儿你都那么快知道啊？她笑笑，捋捋头发，没回答。也许她什么都知道却只是单纯地喜欢我？她到底是不是特务？这些，至今都是谜。
后来，她结婚了，我也结婚了，我们参加了彼此的婚礼。直到我去了南京，我们才分开，再也没有见过面。只知道她最后去了台湾。
当上储备司办公室主任，所有国民党部队的军饷、物资调用发放我都一清二楚。
1943年，我被调到国民党中央社会部人事局工作。是郭骥调我的。郭骥是陈诚的亲信、侍从秘书，上世纪80年代曾任国民党中常委。他当时在人事局当局长。我一开始没地儿住。郭骥叫我别住旅馆，住他家。他太太是学西洋美术的，还有个女儿，一家三口住一栋小洋楼。我吃住都在他家，他家人对我很好。住了一星期，不好意思再住，就联系了社会部的宿舍。
同年，国民党中央党部开会，社会部部长谷正纲去参加了。几个人的小型会议，绝密。会议结束后，谷正纲要接着去做个简短的演讲，他手提包得先找地儿搁一搁。郭骥说，给黎夫吧。我接过包，心里狂喜。国民党中常会的材料、文件都在包里呐！
赶紧找了个无人的地儿，如饥似渴啊。演讲只有半小时，文件材料却厚厚一堆。我一目十行，一二三四全记脑子里，不敢抄，也来不及抄。国民党的上层人事任命、地下人员名单我记得一字不拉。我口述给联系人张友渔，毛主席立马就知道，延安周边哪些人是特务。
我现在100岁了，记忆力出奇的好。都是年轻时练出来的。
做地下情报工作，最忌讳的就是留下证据。啥证据？就是纸条、字儿。我一般都靠脑子记。也有写下来的，很少。当然不会白纸黑字。拿张雪白的纸，毛笔蘸上牛奶写，看起来啥都没有。回去用火一烤或水里一泡，字儿就出来了，清爽得很。
1944年，郭骥跟随陈诚去军政部任人事局局长，我也随郭骥到军政部储备司做了专员。我很细心，逗号句号分号的使用搞得十分灵清。“须”与“需”如何区分你懂不懂？同志仍须努力，不能写成“需要”的“需”。下拨某某军15万块，这类命令，多个“0”就要造成贪污，要认真把关。郭骥很欣赏我。不久我就当上了储备司办公室主任。
这个岗位，你想想，多重要啊。所有国民党部队的军饷、物资调用发放我都一清二楚。部队番号、编制人数我也烂熟于心。好的武器给了哪些部队，我都很清楚，从而就知道哪些部队是蒋介石的嫡系。我知道，共产党就知道。这个道理跟你说过了。我那会儿的单线联系人依旧是徐冰、张友渔、钱瑛、冯乃超。
中共南京办事处撤退。我苦苦央求周恩来，把我也带走吧。求了半天，没用。
1945年，我结婚了。组织上要求的，这时我也正好有一个对象，她是省民政厅的会计，不问政治的，我当时就希望找一个这样的人。周恩来同志对我说：结了婚，可以有个人照顾你，也可以掩护你。
结婚那天，我请了国民党部队很多人，只要我认识的，都请来了。从认识到结婚后的很多年里，我夫人从来没有问过我的身份。但她经常会哭，我想她心里肯定是有感觉的，很害怕，只是没说。
抗战胜利后，我作为第一批人员到达南京，当时被称为“接收大员”。我任联勤总部储备司代理司长。周恩来住梅园新村，那里也是共产党南京办事处。我时常要去那里汇报工作。
这一路上也真够惊险的，得制造好多假象。国民党在梅园新村附近有宪兵监视，我先坐吉普到宪兵跟前，下车，对司机吼两嗓子：你先回去吧！不用等我了！我上同事家打麻将去！然后，我不能进梅园新村，我得直走，去同事家，从另一条路绕回梅园。
周恩来办公室一角有个观察口，很隐秘，恰好可以看到宪兵把守处的动静。我那一吼，里面的人自然明白了。绕到门口，里面接应的立马开门，我一转身，一闪，动作极迅速，啪，闪进去了！有点儿像电视里的武林高手吧？
回去也得想法子。不能直接往家走，得往反方向走。那儿有去上海的夜班火车。我前门上车，一边穿过车厢一边向后看，确定没人盯梢，再从后门下车，回家。每次都从晚上8点谈到深更半夜。凌晨一两点回到家，我夫人又是在哭，担心我啊，唉。我们在一起生活了21年，有三个儿子。她是“文革”中自杀的。她跟了我，舒心的日子不多啊。
我那会儿有司机、警卫员、佣人，还有厨师。但厨师是大材小用。我在外面吃多了好吃的，回家只想吃炒萝卜丝。他们都说我这人一辈子福气好，吃穿不愁，当年在国民党部队里看起来也算舒服的。但我这神经绷得紧啊，比一般人都紧。弄不好就要掉脑袋，让我党情报系统遭受重创。
1947年，中共南京办事处撤退。周恩来也要走。临走前，我苦苦央求，把我也带走吧，我要去延安。求了半天，没用。周恩来将了我一军：你走了，谁来接替你？你找一个可以接替你的人，找到了，你就走！
他都这么说了，我怎么还能走？我服从组织安排。
解放战争中，每次，只要蒋介石一着急，陈诚就召开紧急会议，我就有了情报。
抗战胜利后，我的工作其实变得更加重要。
淮海战役前，我两次去徐州，视察“剿匪总司令部”所属部队粮草、被服装备补给以及存储情况，然后写成材料，秘密交给我的线人何以端，再转交吴克坚。多少兵吃多少粮，吃多久，都是我管的。前不久刚刚逝世的女地下情报员沈安娜（国民党中央党部速记员）的丈夫华明之也是我的线人。解放后，他写了篇关于情报工作的文章，里面提到我。
你看过《渡江侦察记》吗？里面讲到江阴要塞，这是非常重要的军事战略地啊。我当时利用视察配给的机会，绘制了长江沿岸江阴要塞军队布防图表，有多少炮台，都布置在哪里，一一标明，交给了何以端。
还有陇海铁路沿线，蒋纬国的装甲部队，一公里一列，不允许共产党过黄河。我也是假装视察配给，牢牢记住了装甲车的分布情况，画了一张精确的布防图。当时邓小平、刘伯承正带着部队准备过黄河到大别山啊！收到情报，他们立即改变线路，不从徐州走，避开了装甲车……
这个太多了，有空慢慢说，可以说一天。
我最想看到的是两岸统一。这是我最大的心愿。我这愿望啊，太迫切了。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我的家那时也已搬到了上海，就在提篮桥附近。我担任中共上海情报委员会办公室书记、主任。刚解放的一天中午，我从情委开会回来，就被解放军“请”了去。
你曾经的部下将你检举了，你是国民党的少将吧，你上午去哪儿了？开会了。我回答。什么会？我没正面答。我说你们打电话到吴克坚的办公室问问，号码多少多少，就知道我开的什么会了。其间，他们一直在小声讨论，疑惑我怎么还大大方方在上海，不到台湾去。
他们挂断电话，立即向我敬礼，说：现在，请您马上离开。
我搬家了。站在我旧居的阳台上看出去，好多形形色色的女人，她们一直看着我，我怕了，我怕里面有特务。我从上海的银闸路搬到岳阳路，普希金铜像那里，解放军派了一个班，十几个人住我楼下，一住就是半年，日夜保护我。我的房间在2楼，窗外拖条绳子。如果有特务来枪杀我，我立即攀爬下去，逃走。那会儿，上海的很多老旅馆都有绳子。
后来有一天，何以端带我去北京的一家“四川饭店”吃饭。席间，老板娘走过来看着我，笑盈盈的。何以端说，你们是老朋友了。黎夫，她就是当年你的线人！你给我的情报，我要转给她。
快有20个年头了吧，那天我再婚的夫人特意告诉我，在报上看到郭骥在台湾去世的消息。我心里蛮难过的。我很想发一份电报去吊唁，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发。
补记
解放后，王黎夫任中共上海市委情委办公室主任、党支部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1955年初调任北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常务）。
1958年调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代秘书长，兼任办公厅主任、外办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