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黎夫的“潜伏”生涯

电视连续剧《潜伏》《伪装者》征服了许多现代人，主要在于有几好的故事。但那是文艺作品，英雄的典型性格可以在典型环境中加以塑造，很多故事情节当然是虚构的。
这里笔者推介一位1929年参加革命，1939年打入重庆国民党内部从事地下情报工作，1949年解放后全身而退，10年潜伏生涯完美谢幕，享年104岁……的中国产党共的优秀特工王黎夫。
2012年金秋之季，笔者在杭州西子湖畔保俶路宝石山下4弄1号大院8幢弄1单元201室，（浙江高干住宅小区，武警把门，对于非本区的住户，有严格的进出审查程序。哨卫跟王老的夫人庞爱英女士通了电话，仔细确认了访客信息，然后迈着正步，把我带到一个单元门入口处）采访了在那里安度晚年的，原浙江省人民政府代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外事办公室主任，102岁的王黎夫老先生。
常年从事外办工作的王老，平日里十分注重礼仪，经过了将近半小时的认真梳洗，出现在我的面前。满头白发，腰板笔直，仪表堂堂，风度翩翩。
在第一战区，王黎夫在朱瑞处受训。
    我出生，正赶上辛亥革命，1911年。
    我的家在河南新乡，我家是地主，有两百多亩地，父亲抽70块一两的大烟。他得子晚，我是家里的宝，那日子过得可好了！
    我在县里读小学、中学。六年级时，我就跟左派人士来往，我们一起在县城教堂里用“两只老虎”的调子高唱：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我从小就有志于革命事业。18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9年。我不是因为苦大仇深去革命的，是因为信仰。
    我在北大旁听读书，对，我跟毛主席一样，是北大的旁听生。我还去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学习，都是旁听的。我就跟《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一样，东听听课，西听听课。
1930年5月，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在豫东兰封展开中原大战。这年8月，在北平北师大校园，激进学生、群众集会，响应南方红三军团攻占长沙、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一省或几省取得革命胜利的号召，举起了“镰刀斧头”的小红旗，朝新华门南街开始游行。此时，在北大、北师大、辅仁大学旁听的热血青年王黎夫，也加入了示威潮流， 游行队伍里，我拳头一握，高喊口号，结果被阎锡山的北平市“国民政府”逮捕了。大牢一扔，整整四个月，受尽酷刑。
当时被捕者有70多人，后因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张学良节制东北、华北，行营入驻北平，我们被释放了。
 你要问的，都是些秘密呀。以前，是不能说的呀……王老如是说。
“在狱中，我遇到了与我同年、同在辅仁大学听课的白坚，抗战时他是八路军三五九旅副政委，新中国成立后是一机部副部长。狱友中还有北大、北师大、朝阳大学的老师范文澜先生。我的同志潘训（即潘漠华）也在狱中，他是浙江人，‘湖畔诗社’创始人，在上海参加‘中国左联’后，来北平筹建‘北方左联’。出狱后，我追随他搞左联活动。1932年我回新乡过完春节，返北平，而他在天津被捕后光荣牺牲了。”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共同抗日。王黎夫由家乡奔河南省会开封，因为失去了党的组织关系，就参加一些自发性的抗日救亡活动。适逢毛泽东的联络秘书周小舟由延安往返太原，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途经开封时与其邂逅。王、周在“一二•九”运动中相识，如今周就向王指点，要真正抗日，就到延安去找党中央。随后不久，王黎夫在新乡邀约了两人，西行到西安，找到了七贤庄的八路军办事处。
“我们在办事处遇到刚到延安不久的胡乔木。他与我们年纪一样，才华横溢，是青年训练班的副主任。我们说明来意后，他就随手给延安方面写了封介绍信。于是我们乘上八路军的货车北行肤施（延安）了。哪晓得才走到泾水畔的云阳，一处国民党与共产党双方势力接交的关卡，就被八路军方面劝阻了。他们再三说，日寇正在大举沿平汉线南下，中原向是逐鹿之地，豫北是门户，已成危亡之地，那里正需要像你这样有地位、有知识的青年组织抗日救亡，云云。我一下联想到自己的大地主家庭背景，也可称新乡一霸。但怎么啦，我18岁参加共产党，这是我的信仰！这里拗不过他们，我只好折回，到了东边的三原。”
在渭北名邑三原，王黎夫发现职业革命工作者魏恩民（即魏文伯）在三原中学教书。多次出入敌人监狱的魏文伯，曾是中共北平市委秘书长，当然知晓王黎夫身份，但在五方杂厝的三原潜伏，开展地下工作，纪律不允许他多言，既然党组织希望王黎夫返乡工作，他就给了十块大洋，充作回乡旅费，劝他回乡，一样是抗日救亡。但这颗种子，他铭记在心了。
王黎夫回到新乡后，在地方上算得是一个人物，很快就接任《豫北日报》编辑姚雪垠职，主编副刊，同时在民众团体“豫北动员委员会”做宣传员，十分活跃。但为找不到党，一腔爱国热血无处可洒而苦恼，暂住城厢一家招待所客房。不久，一位不速之客也住进这间客房。他西装革履，皮鞋锃亮，拎着只时髦小皮箱，自称叫王百评，是来新乡找一位未曾谋面的朋友的。这样，他俩一住就两个星期，无多交谈。其间，国民党军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进驻豫北要地新乡，司令长官是兼任河南省长的程潜将军，代表其在豫北活动的是他的旧属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政治部代主任，时任长官部少将秘书长兼政训处长李世璋，一位拥有共产党员、国民党员双重身份的反蒋活动家。有一天，王百评靠在床上，两眼直愣，轻轻叹了口气。王黎夫主动但又谨慎探问。王答：“我在找一个人，但一直没有找到，难呀！”
“您找谁？我是本地人，也许知道。”
“王黎夫，一个大学生，时代青年。”
王黎夫听了，不作回音，也不动声色，只说“我帮你找找看”。
过了两天，“王黎夫”还是没有下落。
他俩聊天问起“府上”时，王百评随口说了句“湖北黄岗”，有心的王黎夫眼睛一亮，“黄岗有个魏家塘，可地灵人杰呀。” 精于此道的王百评多日来并不闲游，已经探知“庐山真面目”，因此慷慨地说：“是的，出了魏恩民。在下也是魏家塘人。”
“啊！魏文伯是你……”
“是家叔，我从他口中知道王黎夫其人其事，但不知他在何处……”
“就在你眼前呀！”
后来王黎夫知道，这个王百评的真名实姓叫魏梦龄，确是魏文伯族侄，一位高学历的党的工作者，此番来新乡，是受彭德怀副总司令派遣，在豫北建立情报站，接上党内同志关系，联络社会人士，开展统一战线抗日救亡工作。魏文伯向他提供了“王黎夫”这个名字。当下魏梦龄向王黎夫指点，可以到李世璋的一战区政训处去，那里需要人才，而且李先生也是“左倾”人士。王也向魏提供了新乡社会种种人际关系。
李世璋很赏识王黎夫的活动能力，王也倾倒李的人格魅力，从此就投笔从戎，在李手下二科当主任科员，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为了提高一战区部队抗日战斗力，李主动向友军十八集团军派得力干部前来工作。
彭德怀副总司令将化名关良的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朱瑞将军（毕业于苏联炮兵军校）派驻一战区，任长官部联络处少将处长，并兼豫北游击骨干训练班教官。
王黎夫由王百评介绍参加这个训练班，中共组织关系也转了过去，正式成了朱瑞将军的学生。王百评也被聘为一战区长官部高参。
 “如若说我干‘潜伏、卧底’，引路人倒是魏梦龄，但那时的上线和具体任务尚不明确。此际国共合作，总目标是抗日救亡。”王黎夫说。
1938年2月新乡沦陷后，王黎夫随李世璋的政训处撤退到郑州。李世璋因为“左倾”（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江西省副省长、民革中央副主席），为蒋介石所不容，被去职，撤销政训处，并召重庆传讯。蒋调他的嫡系黄埔一期学生袁守谦任一战区政治部中将主任。
经历了豫东战役、黄河花园口大决堤（6月）事件后，王对蒋介石嫡系部队大为失望，在李世璋的帮助下，终于离开一战区长官部，投奔其他抗日部队。
1937年（民国26年）抗日战争爆发初期，石友三从事抗战。
1938年，山东被日本占领后，石友三奉命留在敌后进行游击战。石友三为保存实力，遂转而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企图依靠共产党扩大他的一八一师，希望在其支持下确立对山东的控制。当年，邓小平、杨秀峰曾到石友三部工作。爱国人士、进步青年闻风而去，以致石友三部扩大建制成六十九军，任军长。同年5月，任第10军团军团长。12月，任冀察战区副司令兼察哈尔省政府主席。
1938年10月，王黎夫带领19名青年学生到献县投奔石部，任六十九军政治部秘书、科长。政治部长是共产党员名记者、名报人张友渔。同年底，石友三升任39集团军司令。
1939年4月，蒋以主政华北为条件，密令石友三反共，这位“倒戈将军”又一次反复，屈从蒋介石密令，立刻转为彻底反共。他让中统分子臧元俊进行清洗，臧时任政治部长，要求所部官兵全部加入国民党，并与八路军不断发生冲突。当时，邓小平离开时曾留下的名单中有王黎夫，从而保护王黎夫免遭清洗。1939年党地下组织密令共产党员全部撤出石友三部。
关于石友三，王黎夫了如指掌。石友三（1891年—1940年），字汉章，吉林省九台市卡伦人。石友三一生中投机钻营，反复无常，曾先后多次投靠冯玉祥、阎锡山、蒋介石、汪精卫、张学良、日本人和中共，而又先后背叛，当时人称为“倒戈将军”。 对我国的佛教事业，以及文物造成巨大的损害，登封少林寺被他几乎焚毁殆尽，历史责任不容推卸。
1940年4月，石友三在冀南战斗中遭到八路军的毁灭性打击，遂转而投靠日军，在开封与日本驻军司令佐佐木签订互不侵犯协议，并准备在联合消灭八路军后向日军投降。石友三的结义兄弟、部下高树勋不愿做汉奸，遂密谋暗杀石友三。
1940年12月1日，高树勋请石的老长官孙良诚以开会为名，邀请石友三前往濮阳。石友三率1连骑兵随孙良诚到高树勋部驻地河南濮阳柳下屯。高树勋率旅长以上军官将他们迎进会议室，大家谈笑风生，共叙往事。不一会，有一勤务兵入内对高树勋说：“太太有事相请”。高树勋即离室而去，突然，四名卫兵进入会议室，将石友三架走用麻绳套住石友三的脖子。当天夜里，高树勋命士兵将石友三活埋于黄河岸边。正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
王黎夫该何去何从？
在重庆，周恩来指示王黎夫加入国民党
李世璋在重庆虽然被解除一切官职，但他没有忘记王黎夫，把王介绍给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的丘学训。丘是广东梅州人，在国民革命军邓演达的总政治部工作，又是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秘书。陈诚不忘邓演达的引路之恩（北伐前陈是孙中山大元帅府邓演达团长手下的连长），因此丘成了陈诚的幕僚，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办公厅调查室主任。
1939年6月，王黎夫来到陪都重庆报到，做了陈诚为部长、周恩来为副部长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办公厅调查室二科科员。
这个调查室并非陈诚家底的那个“研究室”，神秘的张振国们“三头六臂”。作为统治机器，民国时期，专政工具机构不约而同几乎都冠于“调查”或者“特务”诸词，什么“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中统）、汪伪“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工作总指挥部”（76号），延安也有毛泽东、任弼时主持的“中共中央调查研究局”（1941年成立），而中共初期的“中央特务工作科”（特科）更是驰名上海滩。重庆蒋介石独裁，特工机构架屋叠床，这家夹在军统、中统、76号及日寇满铁调查课、梅机关等等多如牛毛特工机构中伸展的官方调查室，在全国各战区都设有调查站，搜集国民党直系、杂牌系军队运行，特别思想意识现状的情报，而二科工作就是汇总情报，向陈诚乃至蒋介石递呈。王黎夫虽然是一个小小的科员，但国军内部一有风吹草动，他便第一时间获悉。
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迁入重庆后，加强团结第三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邓演达已于1931年被蒋介石杀害）等中间势力，一致抗日，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曾家岩50号“周公馆”敞开大门，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王若飞、邓颖超、徐冰等中共要员在这里接待众多社会贤达，开展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工作。王黎夫基于丘学训搭桥，张友渔转接组织关系，进入了南方局的工作范围。他终于在这幢三层中西合璧的小楼里，见到了久仰大名的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尽管谈话时间不长，但有两件事，至今仍萦回在他脑际。
“一件是，周副主席给了我一本小册子，叫《论政策》，是秘密读物，没有印出版书局名号，纸质很差，毛边，里面有毛泽东等领袖的文章，诚如一首歌所唱的那样，‘你是灯塔，照耀在黎明前的方向’，成了我思维与行动的指南。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毛泽东思想，奠定我一生信仰的基础。第二件是，周副主席要我参加国民党。我一下发愣了。恩来同志说，我们这个50号院子里不是还住着另一户吗？人家是中央训练委员会主任秘书刘瑶章先生，正宗的国民党要员。这本身是自我保护。你不是国民党员，国民党军政如何相信你？放心你参加他们的活动？有了机会你如何能擢升，让你掌握或取得更多更有价值的情报，为党服务？”
王黎夫又说，周恩来要求自己灰色一些，一要做好工作，二要交好朋友，三要隐蔽，不与左派人士接触，口头上要“反共”。周恩来还嘱咐我，四要建好家庭，长期埋伏，为党做好工作。”。
这年年底，王黎夫以集体入党方式加入了国民党，介绍人就是政治部部长陈诚。从此，王黎夫就在周恩来、董必武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了。他当然不可能随意去“周公馆”(中共中央南方局)或“红岩嘴”（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组织上安排了几位同志做他的接线人。他（她）们都是资深共产党员、精英人物，其中有：
——张友渔，1927年入党的老中共党员，法学家，资深报人、记者，在重庆时曾任《新华日报》代总编辑、生活书店总编辑，“中国救国会”负责人。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全国人大常委兼法律委副主任。
——徐冰，1929年的老党员。河北南宫人，富家出身，排行老三，原名邢西平，连毛泽东也昵称他“邢三爷”。留学德国、苏联。抗战时由延安到重庆，任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化宣传委员会秘书兼文化组长，是周恩来统战工作的得力助手。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钱瑛，中共党内著名“女包公”（新中国成立后任监察部部长、中共中央纪委副书记）。出身湖北咸宁大商家，冲破家庭樊篱参加革命。1927年的老党员，20世纪30年代初任潜江县委书记，为保卫洪湖中心红色留守根据地，率部以少胜多，阻挠国民党军进犯。抗战时在大后方，为组织、训练干部做了大量工作，任南方局川康特委代表和川西工委书记。西南联大总支（袁永熙、陈琏）就是在她领导下开展斗争的。
——冯乃超，创造社同人，著名文化人，侨领，左联领导人。1928年的老中共党员。抗战时在大后方，任郭沫若第三厅中共特支书记，南方局文委委员，筹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重庆谈判时为中共方顾问。新中国成立后，他是中山大学党委第一书记。
王黎夫打开社会部长谷正纲的公文包
1943年，王黎夫从恩施带了200多名学生到重庆，交给陈立夫、陈果夫受训。交接时邂逅中央UI陈团教育委员会主任秘书、三青团中央团部人事组长郭骥，他俩是同年好友、陈减手下的同事。
郭骥是中央大学学士、伦敦大学硕士、朝鲜庆熙大学博士，做过陈诚随从秘书后，就攀上国民党中央执委直属的社会部，高就人事室主任。他俩一接谈，谈得十分投机，此时王黎夫在重庆无家室，就被郭骥遨去他家吃饭，住了下来。郭丧妻不久，两个光棍一起吃住了一个礼拜。“ 黎夫，我看你也不用再到大山重叠、蛮獠杂错的恩施去了，就留在重庆，我这里社会部不是很好吗?组织民众训练、收养战争孤儿，不一样为抗战出力! ”
王黎夫去请示了组织，认为重庆社会部虽是个清闲机关，但部长谷正纲却是政要、CC骨干，此人原任浙江省党部主任委员、三战区政治部主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情报潜力大，因此被批准了。王黎夫就被郭骥安排在社会部人事局，暂时做机要秘书工作，宿舍也在社会部。他就因此进入江南黄山国民党中央党部区域。
一天，谷正纲挟着公文皮包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开会。这是一个小型的绝密会议。会毕，谷出来说： “ 等下还要到社会部的一个集会上作演讲，但涉及机密的公文包不便带去会场。”正在自言自语找地方搁置。此时郭冀随口说了，“ 让黎夫保管着吧，万无一失。” 谷就随手将皮包付于王。王黎夫一副忠诚样子接包。这可是如获至宝呀! 他在自己办公室，锁了门，打开包，靠平时刻苦练出来的本领，加上聪明强记的天资，一目十行地翻阅包内文件和记录，植入脑中。事后，王黎夫不留任何文字痕迹，向线人张友渔口头汇报。
这份情报对延安颇为重要，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因此说，“ 王黎夫啊，此人我见过，一米八高，戴着金丝眼镜，没一点共产党员的味道。”
 延安的社会部是中共中央的保卫和情报机构，1939年2月组建，副部长中有王稼祥、叶剑英、李克农。
70年后的今天，王黎夫还记得皮包里的某些细节，如国民党军统、中统布置在延安周边绥德等地的专职特工，什么也没捞到，如军统西北站派遣一名叫汪克毅的电信特务，以陕西省电政管理局的名义派任延安电报局长，做陕甘宁的卧底等。
王黎夫眼中的粮草谍报
1944年7月，因军统密告的“清君侧”事件，被任一战区司令长官改任卫立煌)。是年11月，陈诚又被蒋介石唤回重庆，委以军政部长重任，负责整理国民党的所有军队，准备在抗战结束后与其产党打内战。陈诚返来了，郭骥立刻回到老长官身边效劳。坐上了军政部^事局局长的高位。
“ 陈诚有五大亲信秘书，” 王黎夫对笔者说，“ 张泽君、郭骥、施建生、吴锡泽和邓达章，当然此时他们都高升了。这个龙泉小子 (郭骥)，竟官至人事局中将局长。当然他也拉了我一把，我当上该部储备司专员。”
抗战时蒋介石独裁，实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训政制，没有国防部建制，只有军政部，军政部下辖的储备司权大可想而知了。物资匮乏的战时，可是份肥缺呀，王黎夫明知，下拨军需费额上多添一个“ 0” ，这份巨大的数额多半便是自己的，甚至批文中一个“ ，” 变“ ;” ，也能变出钱来。在大后方抢发国难财，在国民党官家已成时风，但他牢记周恩来“ 守职” 教导，也严守一个共产党人自洁自爱本性，他更秉承陈诚清廉作风。王黎夫说，陈诚“ 抗日坚决，反共坚决，生活简朴”，严把发放军饷和调拨军需之关。而这点正为郭骥看中，很快提拔王黎夫升任储备司办公室上校。
王黎夫说:“ 我不在参谋部，也不在司令部，无权制订作战计划、调动军队，但经过我眼我手流出去的军饷、军需，我就知道了拨向这些物资的部队番号、驻地、编制人数、主官姓名，乃至装备、补给供等等，这一系列数据我都一一掌握了。我把这本账簿一一比对，像账折一样一一分段交给了党。特别军政部从优从速配发的军饷物资，接收部队的无疑是老蒋的嫡系，其番号、驻地、流向等等。
1946年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王黎夫也来到了南京，升任联勤总部储备司少将代司长，以接收官员身份往返京沪杭一代富庶地区。
你知道原司长是谁吗？，王黎夫神秘地说，就是那个白云深。        
白鑫你该知道，共产党叛徒。1929年上海新闸路事件，他去告了密，国民党逮捕了正在开会的共产党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他因此而牺牲。后来周恩来指挥我们特科的红队，在上海弄堂里处决了白鑫。白司长就是白鑫的胞弟！”
王黎夫接受了周恩来的新命令
中国的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大决战开始了。1 947年2月，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撤离。身着美式少将军服，体貌挺拔英俊的王黎夫驾着美军吉普车，吼吼嚷嚷地骗过宪兵警戒线，又绕了好几个圈子，才在总统府附近拐入梅园新村，面见周恩来时像孩子那样哭了，“ 周副主席，带我去延安吧! 让我回家吧…… ” 周深思熟虑回答他:“ 舍尔其谁?要不，王黎夫同志你去找一个可以顶替你的人，找到了，你可以跟我走。”
这是革命。现在正是最黑暗的时候，为了迎接黎明来到，要作殊死战斗，党的分派就是纪律，必须执行。王黎夫在情报战线上已是老兵了，他接受周恩来的新命令，将他的情报交给曾是中共特科“ 红队’ 队员、莫斯科、巴黎留学回国后，抗战伊始做过周恩来的副官，从业新闻，在重庆任《新华日报》总编辑。胜利复原，负责京沪浙地下情报联络工作，开展得卓有成效，成为国统区潘汉年系统(华南、香港)之外又一地下情报系统。何以端，1924年老党员，资深红色特工，策反香港“ 两航” 起义、重庆号军舰起义、四川邓锡侯起义。华明之，中共特科出身，是著名女卧底沈安娜的丈夫，沈的情报准确无误的传递人。
“ 我还有一个领导，是有名的滕代远将军。” 王黎夫说，人们都知道，滕代远是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华北军区副司令员，怎么会涉及地下情报战线?  王黎夫再周详思索了一阵，拍下大腿说:“ 对了，是他夫人林一同志。林一是中央社会部的情报科长。”
考证抗战胜利后北平国共军事调停那段历史，滕代远曾是中共方叶剑英将军的中将军事顾问，1946年两次去南京，协助周恩来与张治中、马歇尔谈判。
王黎夫在陇海下了蒋纬国的装甲战车图
“ 徐州剿总” 会战，粮草、被服存储和补给情况，透过吃穿的这些军队要素，他了解并推算出了杜聿明麾下的7个兵团，邱清泉部二兵团6个军、李延年部六兵团4个军、黄百韬部七兵团6个军、刘汝明部八兵团2个军、黄维部十二兵团4个军、李弥部十三兵团4个军、孙元良部十六兵团2个军及冯洽安部第三绥靖区4个军，总共30个军75个师及“ 剿总” 直辖的炮兵、工兵、通信兵、铁道兵、战车、空军、高射炮、辎重汽车、宪兵等20团，蒋介石在千里冰封的陇海、津浦两大铁道相交的“ 十字架” 上投入了80万人的兵力。
啊哈，老蒋的精锐尽入我彀矣! 王黎夫回到南京，迅速将上述情报交给线人何以端大哥，转吴克坚系统。蒋介石总是吃败仗，做“ 运输队长” ，他的军队急需给养。
在繁复的粮草被服调拨中，精细的王黎夫注意到了几百里津浦铁路线上还部署着一支神秘的战车部队。深入现场后，才知道是二公子蒋纬国的战车一团。这位装甲兵上校参谋长把他100多辆坦克车、铁甲车遍布在徐州至蚌埠间曹老集、固镇，每隔一公里就有一辆，待命援救杜聿明。
12月4日，果然投入战斗，北上支援李延年，但刚开战，就被蒋介石命令撤出刘汝明部战斗序列，实力保存了下来。
王黎夫以视察配额为名，从蚌埠北上沿线侦探，绘制成战车一团布防图。这份重要情报有助于刘邓二野跃进大别山战略决策，改变了绕开徐州的进军路线。

 “说到这，你知道我厉害了吗？” 王老动情地说：“我这个联勤总部储备司掌握了国民党所有军队的动向，一有风吹草动，我就知造了。我知道，我们党也立刻知道得一清二楚。这是啥？这就是情报。”
从此，因为有王黎夫的卧底，南方局除了“按住蒋介石脉搏”的沈安娜（国民党中央党部速记员）那条情报线外，又多了一条情报的通道……
王黎夫将军产完整回到人民手中
王黎夫不畏危险往前线跑，实地调查储备，保障军需供给情况，如此“ 勤政” ，为联勤总部上司所赏识，1948年初，又派给他一份新官职:总部经理署(即前军政部经理署)驻上海少将代表，这样一来，多家军需工厂都在王黎夫掌握中了，而且为他进一刺探军情提供了更多的方便。
是年1 0月，辽沈大战第一阶段锦州战役开战。此战要截断国民党军逃向关内的退路，关门打狗，全歼于东北境内。林彪部队已攻入锦州城内，巷战正酣，国民党东北“ 剿总” 为不使锦州被服厂大量军需物资落入解放军手，下令即刻海上南运。而葫芦岛外辽东湾，一片狼藉。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空军总司令周至柔正乘着“ 重庆号” 巡洋舰海空督战。 王黎夫趁混乱，将命令捆住，迟迟不发。等到前线白云公园、中央银行两据点我军胜利会师，锦州解放。解放军顺利接收了这批军需物资，计有18万套棉军服，20万双胶鞋，1万匹布，6万条军毛毯，都是全新完整的。
“ 叫我悲痛的是，我的恩师朱瑞将军在1948年的辽沈战役中不幸牺牲了! ” 王黎夫说。朱瑞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兵种的创建人，功勋卓著。当年，东北野战军炮兵纵队司令员朱瑞10月1日在义县前线，一炮轰开城垣，打开冲锋缺口后，亲自去打扫战场，脚触地雷，不幸身亡，年仅43岁。是中共军方在解放战争中最早献身的一位高级将领。
辽西营口拉锯战，最终为我攻占。四进三出时，王黎夫“ 雪中送炭” ，将六千担棉花调拨到该地一个被服供应站，很快为我东野九纵接收。1948年冬至1949年春，中国民解放战争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蒋介石南京下野，国民党军政中枢南迁广州。此际，王黎夫乘苏南京沪一带乱象，借口江防军需储备与调拨，冒着凌厉的朔风，去江阴要塞走了一遭。
千里长江奔东海，跃到下游江阴是江面最窄处，仅1500多米，被称作“ 江海门户” “ 锁航要塞” ，也正是解放大军渡江必选之地。王黎夫在这里走了六十多里，掌握了国民党国防部江阴要塞的军事部署、炮兵总台、守备总队、游动炮团、工兵营等的总兵力有7000多人，相当一个军的建制。他还强记了100毫米榴弹炮、加农炮、战防炮、机关炮等武器种类、数量与部署，并绘制了图表，交给吴克坚系统。
1949年4月21日，在解放军二野十兵团( 叶飞、韦国清部) 领导下，国民党军江阴要塞起义了。
“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后，上海风声鹤唳，国民党普遍感染末日恐怖，各种机关、单位的人慌不择路，迁东南海岛和台湾。此际，上峰发来声音，联勤总部上海被服总厂作好准备，令其即撤台湾。该厂规模宏大，有5个分厂遍布沪郊东、南、西、北，共4000台缝纫机、7000名工人，每季常规生产量120万套军服。王黎夫思考这笔财产应该回归人民。
他乘国民党兵荒马乱，大亨小官自顾不暇，逃之夭夭之际，实施拖延办去，置命令不办，并暗地劝导各分厂朋友厂长，勿轻易迁厂或撤厂贻误身家。农工民主党地下组织也在沪北分厂开展护厂斗争。上海被服总厂终于在上海解放时完好回到人民手中。
1949年5月27日，上海是明朗的天下了，王黎夫归队了。起先安家在提篮桥附近，接着从银闸路又搬到岳阳路普希金铜像附近，受到应有的警卫待遇。
他当时是华东军政委员会办公厅主任，中共上海市委情报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党支部书记。1955年调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常务副主任。三年后离京， 1958年调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代秘书长，兼任办公厅主任。1966年7月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省政府)外事办公室主任、省人大常委、党组副书记、顾问。
    1985年7月享受副省长级待遇。1985年11月离职休养。
    2002年1月享受省长级医疗待遇。
因病抢救无效，于2014年1月31日11时1分在杭州不幸逝世，享年104岁。 （晓  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