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这些天，总有一种和时间赛跑的感觉。 
    我的思想还像以前那样，如风儿一般自由迅捷；而我的身体却捉起了迷藏，时常躲在找不到的角落，任我千呼万唤，也不肯再听从思想的支配。
    我想，终于，我要好好歇一歇了。 
    忙碌了一生，家人和朋友始终在问，何时才能如其他老人一样，真正地退下来，颐享天年，含饴弄孙。读了一辈子书，和年轻人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自己，却因时时无法忘却内心对知识的渴望和对远方原野的好奇，总是想着再干几年，再学几年，再努力几年，直到现在。
回想一生，和每个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人一样，背负着深深的时代烙痕，却时时没敢忘记父辈的叮嘱，学子的使命，和民族的厚望。何其幸哉，我选择了教师这个行业，得以每天看到这些纯真的面庞，感受到青春的气息，还有无时无刻求知的热望。
简简单单的79年，普普通通的教书先生，因着这个国家的兴盛强大，时代赋予的机遇巧合，走出了家门，川门，乃至国门。拥有了这个世界上最可爱最真情的学生，最朴素最真挚的友情，和最美丽最温馨的家庭。
——蒲永川自述
牛犊初生
    1937，丁丑牛年，农历九月十二。中国的大地，硝烟四起。四川省绵阳市沉抗乡，小学校长蒲清风和他识字不多的妻子，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抗日战火虽未蔓及这片宁静的土地，蒲校长的内心却是波澜起伏。他为孩子取名永川，祈望孩子一生平安，如不息的江水；希冀孩子知书识礼，家风永传。孩子不孚厚望，自小热爱读书。尽管他们随后陆陆续续又养育了四儿一女，对长子永川，却始终存有更高的期望。要强的父亲，为了儿子得到更好的照顾和教育，会去央求和他划清界限的兄弟；慈爱的母亲，为了让每一个孩子填饱肚子，一生几乎从未吃过一顿饱饭。虽然从懂事起就知道自己出身不好，需要低眉顺眼地在邻里乡亲面前讨生活，这个家庭的所有孩子，从来没有抱怨过生活，更没有放弃过自身的努力。因为乐观坚强的父亲总是如同大树一般，为他们遮风蔽雨，也教会他们抬头遥望星空，低头踏实做事。多才多艺的父亲尽管被迫离开了心爱的讲台，他的才情时常为贫瘠的生活带来欢声笑语，也让邻里们刮目相看。
17岁时，因为深知父亲历史上和国民政府的瓜葛，惴惴不安的蒲永川一次次爬上火车站旁的西山，遥望北上的邮车，期待着自己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在1954年的那个秋天，没有钟表的父亲在一次次查看了天象之后，叫醒了还在熟睡的儿子，背上薄薄的行囊，穿过静逸古老的绵阳城，送他去四川大学中文系读书。多少年过去了，那个清晨坐在街沿和父亲说着话，兴奋等待闷罐车的样子，还深深刻在蒲永川的脑海里。这个个头不高，头发浓密，嗜书如命的少年就要一个人去闯荡自己的天下了，他的心中除了感激还是感激。因为国家并没有因为他“卑微”的出身而剥夺他受教育的机会，甚至为贫穷的他安排了助学金，让他得以在大学最初的日子里，全力以赴地投入知识的海洋，并在一年之后，就开始了以稿费养活自己的学海生涯。因为有书可读，这段艰难、仅以红薯充饥的日子，在少年永川的心中并不漫长，所有记忆，都像老照片镀上了金边，质朴而美丽。
这个踏实刻苦的年轻人，平常循规蹈矩，万分珍惜这份难得的学习机会。他打破沉默的唯一质询，是为了自己尊敬和热爱的父亲。同所有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当他开始思考如何效力国家之时，他不能理解，为何像父亲这样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却只能去做苦力。于他看来，这是对宝贵社会资源的浪费，是对在读学生的不负责任。年少的他没有想到，这封简短的言辞已冒天下之大不韪，加上他无法改变的出身，开启了他之前并未预料的青春岁月。

青春风雨
    1958年，年轻的共和国开始了热火朝天的大跃进，期待着以一代中国人的努力改天换地。这一年，21岁的蒲永川满怀激情，辞别了心爱的校园，开始了向往已久的工作旅程。
    尽管学业优秀，为人厚道，之前曾经看好他的报社还是没有录用他。这个决定反而更加坚定了他的决心：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环境最艰苦的地方去，到最欠缺老师的地方去。得到派遣令的次日凌晨，他就踏上了远赴高原的旅途。路过家乡，和家人也仅仅是在火车站台上匆匆告别。
    到了青海，还没有来得及从高原反应中回过神来，这位综合大学的本科生就被分配到一所中学当初一语文老师。这份太过普通的工作如当头冷水，让满腔热血的年轻人一时无所适从。然而，就像那个年代所有的青年一样，无条件服从国家的指令是毋庸置疑的准则，最平凡的岗位反而意味着至高的荣誉。只是一转念，蒲永川就愉快地接受了这份工作，并做好了在三尺讲台上奋斗一辈子的准备。从初一教到高三，从班主任到教研组组长，从愣头青到省优秀共青团员，在执掌教鞭最初的8年里，真是到处都充满着光明和欢乐，情绪高昂，精力充沛，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学生们都极爱这位一口川普的语文老师。他的课堂上，总是能听到抑扬顿挫饱含激情的诵读；他的班级中，总是有一种你追我赶时不我待的火热；他的笔尖下，总是流露出对教育对学生发自内心的关爱和责任。二中的肖清记得这位瘦小的老师，因为他是整个学校唯一和学生们同吃同住同操练的老师，还会如兄长一般端来滚烫的辣椒水用四川的土方治疗大家的冻疮；贾正明记得他，因为这个老师如此地爱着这些孩子，他的家就是所有孩子的家，40年后，当他再次找到移居北京的老师后，会很自然地常去老师家坐坐聊聊；徐群飞记得他，因为这是个才子，文章屡屡在专业报刊上发表，个性简单却非常有韧性，对自己要求极其苛刻对同事却温暖如春；十一中的王晖记得这位温文尔雅的老师，因为他在开学前就已经挨家挨户拜访了所有学生的父母；陈朝汉记得他，因为他的第一次家访就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是老师的坚持才让自己的学业得以延续；陈海水记得他，因为即使高中毕业后插队下乡两年了，老师还会骑车20多公里去知青点看望自己，如慈父一般关怀着自己的孩子……
    在青海教学的这20多年，是生命中不可再来的黄金岁月，是激情燃烧的日子，更是追梦圆梦的时光。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在那段岁月里，蒲永川的日记本上写下了这段话。
    1966年， “WG”迅雷般席卷全国，事业上蒸蒸日上的蒲永川，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以及大学时写过的那封信件，被打成了“反动权威”和“反党分子”，开始承受无休止的批斗和身心折磨。一时间，真是后悔读了太多书，误念了中文系，错当了老师。可即使是在最黑暗的这段日子里，还是有学生、家长和同事，冒着被连累的危险，默默地关心照顾着他。这些关爱，如寒夜里的篝火，温暖着一颗敏感而时时感到脆弱的心。
    就在这样纷乱的时节，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人，如阳春三月的和风，从遥远的山西远赴高原，带来了生的气息和家的温情。年轻的王玉花，有着根正苗红的出身，青春靓丽，性情温婉，学业优异，并且，天性善良。在最讲究门当户对的年代，她独自背上行李，来到被批斗得毫无还手之力的蒲永川身边，在他们共同热爱的毛主席诞辰之日，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这份纯洁的爱情，在寒冬的荒原上，如同圣洁的雪莲花，让人震撼，为之动容。从那以后，尽管批斗还在继续，羞辱还在进行，一切都变得可以忍受。因为这份可贵的坚持，酷爱讲台的蒲永川又得以重返课堂，再次出现在一个个纯真质朴的学生面前。
有了这些，生活变得可爱起来，生动起来，有希望起来。虽然头上还压着重重的帽子，认真积极的蒲永川再次全身心投入到教学活动中，精心培育着班级中每一个孩子，用真情引导着他们作文做人。

桃笑春暖
    就在中国实现改革开放后的第二年，远在青海的内乡人开始听到一些暖心的消息，其中包括内调标准和指标。根据政策，如果因高原气候造成身体极端不适，可以申请返回原籍工作安顿。
    就这样，在阔别了故土21年之后，蒲永川带着历经四次大手术的爱妻，两个乖巧瘦弱的女儿，多年积累的书籍，和恋恋不舍的学生、同事一一告别之后，返回了老家绵阳。自诩为教书匠的他，服从组织的安排，到刚建不久的绵阳师专任教。一来到这里，他就担任了全校的写作课教学人物。多年的工作历练，丝毫没有磨去他对岗位的热爱。相反，他学会了加倍的努力和付出。他认为，只有以勤补拙，才能够为未来的中国培养出更多优秀的人民教师。
    宽松的政治环境和更加开放的心态，渐渐解开了束缚在蒲永川头脑中的最后枷锁。年届不惑的他，忘我地投入到新的工作环境，为师专中文教学的规模化建设呕心沥血。但生活远不是只有工作这一个选项。就在回到四川后不久，蒲永川的母亲病逝，无法再帮忙拉扯两个年幼的孩子。多病的长女，在经过一次次求医问药之后，被确诊为再生障碍性贫血，每个月都要去医院输血以维持生命。妻子因为早年的手术，身体一直很虚弱，无法担当许多家务活。这一切生活的重压，却成为激发蒲永川更加刻苦的动力。这名典型的四川汉子，再次以他的韧性和血性，不断创造奇迹，赢得了事业的成功和家庭的美满，赢得了岁月的厚爱。
    长达18年的师专教学生涯里，蒲永川没有请过任何事假病假，没有一次迟到早退，没有因经济压力向组织伸过一次手。他会抱着学生们厚重的作业本到女儿的病床，彻夜以床为案批改记录，第二天天不亮又步行10多公里赶回学校上课；他会在神采奕奕地完成教学任务后，小步跑回家系上围裙为家人烹制午餐和晚饭；无论炎热的暑假还是冰冻三尺的寒假，他都会带上认真准备的教案，骑着自己破烂的自行车，到厂矿院校开设讲座，以挣取微薄的收入支付女儿的输血费用。即使这不是高校的讲堂，兢兢业业的他从来不知道惜力，每堂课都讲得眉飞色舞，慷慨激昂，常常讲到声音嘶哑才会宣告结束。而他的学生则会在他的身上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激情和认真，甚至是较真。他们奇怪，一个年级那么多人，这个忙碌的老师怎么能记住自己某个作文中的细节；他们感动，在离开父母的日子里，这个头发花白的教授以严为爱，既关心着他们的生活，又规范着他们的作为；他们快乐，因为在求知的道路上遇到了这样一位恩师，总是用真情呵护着每一个学生，忧天下之忧，乐天下之乐。
    这期间，蒲永川收获了许多荣誉，职务上也有了大的改变。他虽然引以为豪，却并没有在自己的日记中大书特书。这个执拗的人，内心深处从来没有忘记的，是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初衷。尽管从大学起，他就开始在一篇又一篇入党申请书上，敞开他那颗滚烫的赤子之心，可因为历史原因，他始终被拒之门外。1985年，蒲永川获得省劳动模范，同时被批准入党，这成为他人生履历上最高兴和骄傲的里程碑。多年以后，当新一代的年轻人开始质疑一切的时候，他还是会督促自己成年的孩子递交入党申请书，也开心地在自己的单位担当党支部书记。
    成为共产党员，成为被这个社会承认和接纳的一员，让蒲永川在这个20年里扬眉吐气，真正体会到自己的社会价值和能力。随后，他的步子迈得大起来了，思维也终于从最初的只求无过转变为求变求新。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在信息相对还比较闭塞的四川，蒲永川就开始策划创建中文系里的公共关系专业。坚持多年的现代文学研究暂告一段落，他转而撰写了一系列公关写作方面的专著，成为90年代四川青年最喜爱的书籍之一。同时，他卸去了行政职务，将更多精力投入到与公关密切相连的企业文化研究上。除了一如既往激情满怀地教授写作课以外，这个时候的他，在阅读了众多文献、研究了海量个案之后，完全被这个象牙塔外的新世界迷住了。而此时，离国家规定的60岁退休年龄，已经是指日可待了。
那时的蒲永川，已经是教书育人近40年的长者，拥有了令人羡慕的社会荣誉和地位，老伴也将在两年后退休。稳定的退休金，耀眼的头衔，安定的生活，依照所有人思维的惯性，拼搏了一辈子的老先生，这下就等着享清福好了。

离枥万里
    这位老先生不按常规出牌。
    蒲永川环顾四周，确定自己不可能像别的退休教授一样，可以怡然自得地琴棋书画，抑或享受儿孙绕膝。多年紧张忙碌的生活已然将工作变成了他的生命。这个走路生风、讲话震耳，对世界充满好奇的男人并没有感到自己老去。他反而在内心有隐隐的喜悦，因为终于要当上自由人，不再听由上级指派工作了。当然，他也有些许的紧张，如同40多年前那个火车站外的毛头小子，不知道自己这点斤两是否经得起外面世界的考验。
    早在退休前五年开始，他就利用自己的闲散时间，广结善缘，虚心求教。多年踏实做事的口碑，很快为他赢得了不少新老朋友。在他心中，“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这句古话，说得太过悲观。既然缰绳已经松开，心存远志的马儿就该离开熟悉的马厩，奋力奔向心中向往的乐土。不管这个旅程是漫长还是短暂，奔跑中风儿的抚慰和原野的芬芳，就足以让马儿欢快嘶鸣，无愧于心了。
    1994年，诞生于安昌江畔的铁骑力士公司刚满两岁，蒲永川应公司老总雷文勇之邀来到这里，为员工们进行一场简短的培训。这个生气勃勃的企业，虽为初创，尚显稚小，却有着宏大而清晰的蓝图。从一开始，该公司就确定了人本思想，希望“兄弟伙”们能在这个大家庭里携手并进，挑战潜能，实现共赢。开课的晚上，演说渐入佳境，蒲永川的语调愈发高昂，听众心有戚戚焉之时，突如其来的断电将彩色的世界瞬间撕裂，只留下了黑暗和惊呼。这场似乎应当改期的培训，因为两个蒲永川和雷文勇这两个喜欢“逾规而立”的人，迅疾决定，改换场地，培训继续。时值夏夜，大家将讲堂搬到了停车场，靠着一台大车的车灯，由年轻的老总执扇，老师一边谦让着“不该不该”，一边继续用真挚热忱的话语传递着有关企业文化的知识。多年以来，铁骑力士集团有个特殊的奖项——车灯奖，就是向这段往事致敬。这场美丽的“意外”，也成就了蒲永川和雷文勇一老一少20多年的友情，被创业人永远地刻入脑海，成为激励后人的一段佳话。
    不出所料，退休后的日子变得更加忙碌。蒲永川忙着组织大学联办的企业管理硕士班；忙着到各个机构承担不同的工作；忙着在更多更大型的会场主持商业活动。2003年，已经退休五年的他再一次离开家乡，远赴北京，相濡以沫的爱妻一路同行。尽管自嘲这是去打工，他这个幸运的”打工仔“受聘于自己当年的学生，一个心有大爱、视野宽广、创办了天九集团的成功企业家卢俊卿。刚刚抵达北京不久，非典疫情就闹得沸沸扬扬。卢俊卿当机立断，在北京被划定为疫区前，派专车送两位老人返回家乡。这份果敢与厚爱，更加坚定了蒲永川效力天九的决心。他告诫自己，一定要用小学生的心态，去融入集团的团队建设，每天积极向周围的年轻人学习，用真心真情传播正能量。他欢喜，每天和这些斗志昂扬的青年在一起，自己也变得年轻起来；他庆幸，借助天九的高大平台，得以在各类专业会议上领悟专家们的思想精髓；他执着，坚持每天为员工们准备精神食粮“三一园”；无论公司搬到哪里，他始终是最早到达办公室的那位。北京多年的历练，蒲永川的心胸变得更加宽阔，理解了大舍大得的真谛。他也真正一次次踏出国门，远赴北美，非洲和欧洲，体会到当年教导学生“要读万卷书更要行万里路”的畅快。13年里，他无时不刻不在学习，思考，记录，撰写他在企业中的成长经历。真的像一位小学生那样，恭恭敬敬地做着他给自己布置的作业。同时，他又是一位长辈，用真诚坦率的话语引领着在职业生涯中暂时陷入低谷的孩子，成为公司里许多年轻职员最信任的大朋友。
    在北京忙碌的同时，他从没忘记那个夏夜里热情的话语，那些求知若渴的眼神，和那批心存鸿鹄之志的青年。即使是在2003年他离开家乡之后，每年铁骑力士生日之际，惦念着“兄弟伙”的他总是会寄来满怀深情和智慧的贺文，献上他自己那份独特的生日礼物。而在他80寿辰的2016年，推开了所有庆祝活动的老先生，唯独接受了雷文勇的邀请，欣然参加了为他生日准备的文化思想研讨会，并在会后立即开始策划2017年铁骑力士25周年的贺词。
这就是典型的工作狂人，永远闲不下来的蒲永川先生。

复归于婴
在蒲永川心里，一直以为“复归于婴”是用来形容自己退休后赴京生涯最恰当的一句话。因为只有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才能够在校园之外学到最多的本领。
    直到这场疾病的来临。
    卧于病榻才知道，这是他现在状态的真实写照。这场病告诉他，真正的战斗，是在一切回到起点时才拉开帷幕。
    当所有的活动都需要借助他人，当身体成为他思想的禁锢，当他被迫面对嚣张的病魔时，生命的第5个20年开始了。这将是一场不同于过去的学习历程，但他并不孤单，因为有他挚爱的家人，学生和友人。
    40年前青藏高原上那些淳朴的少男少女都已步入花甲。当听到老师生病的消息后，他们无法相信，在这个夏天还神采飞扬的老师，竟然会被疾病击倒。他们如同接力一般，分批分拨地，从祖国的四面八方，赶到老师的家乡，希望他们的到来能够给老师带来新的能量和动力。粗放的男孩子们结伴而来，还细心地带来了为老师精心研磨的冬虫夏草粉和手工摘采的黑枸杞；体贴的女孩子则直接将面团，馅，甚至擀面棍带上了飞机，就是为了让老师第一时间品尝到用满腔热忱捏好的饺子；默契的老夫妻为赶上到老师家乡的高铁，丝毫不在意从家到高铁站漫长的转车以及在陌生城市里的迷惘；独自登门的学生不顾腿疾远道而来，彬彬有礼的他一谈起当年的老师，立刻容光焕发，宛如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少年时光。家乡的学生们也都行动起来。他们的真情实意，不仅带给病中老师欢乐的笑声，而且还为老师的家人分忧解难。这里，既有在十天的时间里就为老师整理出书刻制光盘的企业家，也有悉心看护老师并为他的家人提供一切便利的职场精英；他们有的成群结队手捧鲜花而来，却都站在门外只为老师能够更好休息；有的将家里的美食送给老师，希望这样能够更好地激发老师的免疫力。尽管他们都是各自领域的佼佼者，可在老师的病榻前，他们都变成了若干年前的那些谦恭的学生。老伴女儿们也都在此时展示出她们独立坚韧的一面。老伴每天守护在身边，忙前忙后，生怕病中的爱人受了委屈。即使没有言语的交流，只要她在身边，心里就会特别踏实温暖。大女儿每日每夜守候在病床边，无论是一天数次从头到脚的按摩，还是擦身换护理垫，她都干得从容不迫，仿佛已经这样陪伴了父亲很多年；小女儿再次带着幼子从海外归来，为的是能够每天为爸爸精心烹制营养餐，整理爸爸历年的日记文献，关照疲惫的妈妈和鼓励爸爸继续鼓起精气神和疾病作战。
    此时此刻，复归于婴的蒲永川，开始学着去体验这种无助感，并在大家的陪伴下，学习接纳，学习变通，学习忍受，以及，学习更好地去爱。当爱无法用言语来表达，他会用手来传递这份心意；当肢体不肯听从指挥，他会用深情的凝望拥抱你；当眼睛不能分辨你的方向，他会用你熟悉的呼吸和温度陪伴你……
    生命中的这个20年，蒲永川先生会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安静。但这并不表明，他对大家的爱少了半分。
他用澄澈的眼睛告诉这个世界：有了你们，真的好可爱！
（屈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