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心 中 的 爸 爸   

   爸爸在我心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一直都很想写，但一动手写就觉得力不从心。思想深度不够，文笔功力不及，只空有一个心愿。故拖来拖去，迟迟没有开始。
但是，爸爸毕竟是个不平凡的人。他一生奋斗，精忠报国，什么都没有留下来。这个国家可以忘掉他，这个世界可以忘掉他，但我们不应忘记他，我们是他的孩子，是他的亲人，我们应该把他放在心里。
如果我什么也不作，会不会就没有人来写了呢？当我再老一些，原本不多的记忆将更加零散模糊。最后，心中只留下对爸爸的愧疚，这愧疚将使我日日不安。
为了心中的纪念。终于，开始写了。
其实，我没有资格来评价爸爸。他是个既熟悉亲近，又高远而深不可测的人。心中有思念有爱，有很多很多的敬佩，也有很多很多的未知。只好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不考虑太多，忠于事实，忠于自己的心就好了。
爸爸走了
那一年是1990年。 爸爸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有好长一段时间，经常做梦。梦中，爸爸就站在那里，不说话，很平静地看着我。一觉醒来才知，爸爸已永远我而离去，心中只留下深深的思念和伤心。
他走了，带走了很多很多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的东西。常常很自责，为什么不在他活着的时候多和他聊聊，多问问，多深入他的内心，理解他的情感，体贴他的痛苦，使他的晚年更快乐。可惜自己太不懂事，事实上也根本没有这个能力。
记得那时爸爸住在“干疗”，他喜欢那里安静简单的生活。我就在
马路对面的“中德中心”上班。每天下午4-5点，我都会去看他。我们一起在院中散步，谈心。没有固定的话题，大到形势，小到家事，漫无边际的随便聊，很放松，很愉快，一直走到他吃晚饭的时间。回想起来，那一种相互的陪伴，真的很温馨。
在我的心目中，他不仅是父亲，还是一个令人敬重值得仰视的人。
少年时代
爸爸出生在1905年，那时一个什么样的年代？是清朝末年吧？袁世凯在为争皇位蠢蠢欲动？孙中山刚提出三民主义？中国社会落后而动乱。那时，老家原平的阳武河一定还是宽阔而清澈的。爷爷是做酒生意的，不知那时是否家境已败落，但这个小名叫午宝的孩子来到世界时必定得到了全家的热烈欢迎，爸爸妈妈哥哥姐姐都十分喜爱。读书的他一定是聪颖而勤奋的，要不怎么会全县考第一，荣获“王金牌”的美名呢？67年与表姐回老家时，姑姑曾指给我看院中那棵老杏树，说爸爸上学时，经常爬到树上看书，看很长很长时间。也许自那时起，看书学习成了陪伴他一生的习惯。文革时整理过他的书箱，
几个木箱，满满的，有那么多的书，英文，俄文，中文，日文，精装，平装，简装，线装，令人惊叹不已。后来，我也曾亲自观察计算过，他读书能连续读4个小时，一动不动。而那时他已是近80岁的老人，看的还是英文版的书！让我佩服得不行。 
青年时代
这时，他的名字是王景全。中学，学习成绩优异且关心大事忧国忧民。后考上了北平大学。他是一个热血沸腾积极上进的优秀青年，参加各种学生组织和运动。社会的动乱让他无法安心学习，为追求真理，了解社会，他放弃了学习，只身到门头沟煤矿下井，参加社会最底层最艰苦的劳动。然而，一段时间后，北平地下组织转告他，煤矿的工人地下组织反映：这个人不行，他只是追求个人心中的真理，并不为我们工人奋斗。这个反馈使他大吃一惊，大大打击了他的知识分子的自我完善意识和内心的清高。他由此开始了自我的反省，从而也开始了把自己献给社会，献给民族解放事业的忘我的一生。
以后的岁月，无论在敌占区，还是在解放区，无论在监狱中，还是在抗战前线，以及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他和他的同志们一直不屈不挠，英勇奋斗，直至全国解放。其间，多少生死历练，多少坚苦卓绝，我们尽可想象，但他自己是从来不提的。在他心中，为民众奋斗为社会正义牺牲自己的一切是自己的使命和义不容辞的责任。
建设国家
解放初期家在北京。记忆中，爸爸永远永远都在忙。那个新兴的国家，他为之奋斗了前半生的国家，百废待兴，有多少事要做！在我们童年和少年的生活中并没有他，他永远在工作，家是不管的。我们也早已习惯。我们也在忙，忙着玩，忙着长大。平时都住校，很少见面。周日也许能见一面，虽然也很亲热，但我们成长中的心事和烦恼从来不和他说。那时，爸爸对我们来说既亲近又疏远。
童年，有两个小镜头印在我心中，像两张发黄的老照片。一张：大约5岁时和爸爸一起去沈阳，他去东北参加抗美援朝，我们乘的卧铺，我很想妈妈，一直哭，爸爸在哄我。为什么要去沈阳我已经忘了。另一张：冬天去看苏联大马戏团的演出，穿的红色小皮鞋，冻的脚很疼，爸爸把我的脚放进他穿大衣的怀里捂着。后来长大后曾想过：鞋底那么脏，肯定把爸爸的呢子大衣弄脏了吧？
爸爸最爱说的两句话是：“咱们全家一起回老家吧！”但，没时间。“咱们全家一起去吃馆子吧！”，也没有时间。我们全家从来没有一起在外面吃过一顿饭。也从来没有一起回过老家。从劳动部到石油部，从近代史研究所到冶金部到鞍钢，职位越高，责任越大。他不辞劳苦地工作着。以他的学识，经验和深入的作风，每一项工作都一定会作的很出色。但在我们心里：爸爸并不属于我们，他是属于这个国家的。经常听到他和妈妈在家讨论国家的大事，他们愤怒地骂赫鲁晓夫背信弃义，他们为自然灾害后的经济复苏欢欣鼓舞。国就是他们的家，他们的心中毫无杂念只有一件事，就是为他们无比热爱的祖国工作工作再工作。
大事与小事
人但凡心中有大事，就容不下小事。国事就是大事。小事对爸爸来说就是没意思的事。有很多很多。
参加抗美援朝后，上级曾通知他授军衔，他根本没有去领。他说：没意思。这还是妈妈后来告诉我的。当时，我太不理解。
我曾问过他：那么多丰富的经历，为什么不写写回忆录，他说：回忆没有意思，现在的事更重要。所以，他什么也没有留下。
文革中有一天，他告诉我：在50年国庆招待会上。毛主席握过我的手。我大吃一惊，我竟然有如此不平凡的经历！当急忙追问时，他却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了。显然，他认为这也是小事，不值得记。
吃穿在他来看更是极不重要的事。西服革履参加国宴可以，平时的布衣旧服更舒服。陪国家领导外宾吃西餐大菜可以，在家粗茶淡饭也很香，他从来不挑食，甚至在病重住院时，也是很简单的饭菜。他极讨厌文革中风行一时的“江青服”。对于只喜欢吃穿打扮而毫无头脑的人他是很不屑的。
钱也是他认为没意思的事之一，他从来不知自己有多少钱。国共合作时，他曾任县长，俸禄不薄，每日忙于工作，竟让自己的秘书把所有银圆席卷而逃，事后他都不知道丢了多少钱，据说有很多。我问过他此事，他只是一摆手，不屑地说：“那个人，真是没意思！”
凡是心中只有大事的人，心向高洁，做事大气。决容不得那些腌腌杂杂，蝇营狗苟之事。时机成熟，应该就是那种大气磅礴的大人物。
淑温突然去世，给他一个很大打击，除了精神和情感上，还有是经济上。他从来不管钱，不管过日子，家中有无存款，有无现金，他一概不知。突然，家竟然变的一贫如洗。当时爸爸问我：没有钱了，海英还要上大学吗？那一刻，我感到了他的无助和难过，很心疼。
文革开始了
我妈妈得癌症住院是在文革开始前。爸爸从鞍钢回来，为她到处寻找医生和各种偏方。还记得爸爸为妈妈亲手做的面条，极细极细，调好味道，放在一个瓶子里，送到医院，一口一口的喂她。然后妈妈去世了，“史无前列”的大革命来了，家没有了，一切都变了。我们兄妹4人从革命接班人一下变成了狗崽子，不懂生活不懂社会的我们带着满心的困惑不解流散到全国各地。爸爸无法照顾我们，他自己也经历了人生的重大变化，开始还在工作组尽力“救火”，突然被打倒了，从人人敬重的老首长一下变成了“走资派”，直接关进了牛棚。每天挨斗挨批挨打，劳动改造，早请示晚汇报，还要不断被造反派训斥辱骂。
在生命中出现这样巨大的反差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的，但爸爸的确不是一般人。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和四毛去“探监”，见到爸爸虽然又黑又瘦，却是精神十足。爸爸看见我们很高兴，和我们谈牛棚中的各种荒唐事和趣事，谈他每日窝头咸菜，吃的很香，劳动改造，身体很好，谈他的朋友，问我们外面的情况，谈他对形势的担心。谈话毫无拘束，时不时把我们逗的哈哈大笑。偶尔我看到了门外“造反派”那紧张无比的眼神，觉得很解气很开心，觉得爸爸真是了不起！
那一段，爸爸经历了人生极大的磨难，送走了相濡以沫的老伴，刚刚建立新的家庭，又经历如此巨大的社会动乱和人生跌宕，他一定也是有悲伤有困惑的吧？我不知道。没有人能够知道。但很明显，在那个非常时期，周围所有的人都从他那里汲取力量，家人自不用说，连他的住牛棚的牛鬼蛇神朋友们，如张新民周诚等也不断来家中找他，讨要锦囊妙计。因为在狱中他就是各位的高参，他的聪明才智，他的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政治经验帮助了很多在那个非常时期感到痛苦无助的人度过难关。
在所有人的心目中，他是强者，永远都打不倒的。
天拖老书记
再后来，文革结束。又是百废待兴，又是很多的工作。他到了天拖，家就安在红旗路天拖宿舍大楼。
这时他已是70多岁的老人。他并不认为自己以前有多大功劳，自己受了多大委屈，自己有多高的级别，应有多好的待遇。他主动要求到最基层工作。于是变成了天拖有史以来级别最高，年龄最老的“老书记”。每天在这个8千人的大厂中奔来跑去，提建议，下基层，忙的不亦乐乎。有一段铸工车间质量上不去，他每天穿着一身旧工作服，天天到铸工去了解情况，和干部工人谈话。那里粉尘最多，噪音最大，是全厂最远最苦最差的地方，没有人愿意去。但他一去就是好几个月，和工人亲如一家，那里的工人一见他都特别高兴。后来当我也调到天拖时，不断有周围的老工人和我讲“老书记”的事迹，让他们感动之极，永生难忘。这在全厂传为佳话。工人们从心里热爱他敬佩他。
   后来他曾作过天津市人大常委委员和政府的顾问。他认真学习国内外经济理论，了解当前形势，深入社会作了很多调查研究，满怀热情非常认真地对市里的经济政策和管理提各种意见建议，他衷心希望天津市把经济搞好。他的一贯作风是深思熟虑后必然是尖锐直爽，毫不留情。他以为大家都像他一样全心全意工作。然而，结果并不如他所想。“市里”很有些紧张担心，也许是听不懂，也许是不想变，又招架不住，只想顺利当官的他们或许并不喜欢这个级别很高水平很高又不留情面的老人，不断被他监督，批评，一定很不爽。当然他的忠言也因逆耳而无效，然后就不再做了。
后来，他曾无奈地对我说：顾问就是聋子耳朵，摆设！这使我想到了武大郎开店的故事。
他并不灰心，没有事能让他灰心。他转而更认真地研究国内外的经济发展规律。他曾很想给红旗杂志写文章，很想用自己的力量推动国家经济的发展。可惜，那时的人们还不够重视经济和经济规律，没有人在乎这个在被“靠边站”的老头。只能说：爸爸生不逢时。每当我去干疗，总看他在认真读书，大多是国外原版的经济理论。尽管无人理睬，他还在考虑社会问题，经济问题 。我知道晚年的他是很想干些什么，心里是很不甘心寂寞的。
他也许太纯粹了，更适合做一个意志坚定的战士，而不是圆滑老练的官吏。他有着纯洁的信仰和高贵的献身精神，厌恶官场上的勾心斗角，贪污腐化，谄媚逢迎。所以他的仕途不可能一帆风顺，他的一片忠心也不会有应有的报答。
有时会觉得，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太亏欠爸爸的。如果他不搞政治，不当官，凭他的才能和学识，凭他的博学和智慧，他一定会成为某一领域中的大家，比如说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文学……，也许会成绩卓著，为众人崇拜敬仰。
但爸爸一定不会为自己的选择后悔的。他心中坦荡，早已将个人的荣辱得失置之度外。而他的作风一贯深入实际，他太了解中国社会的落后，太了解政治也有肮脏的一面。他对自己所受的不公，完全可以理性而平静地接受。我从未听到过他对命运的的抱怨和牢骚。
他站在一个无人企及的高度，我们有时只能仰视。
    爸爸终于倒下了
那天，下着大雪，爸爸身上已经开始疼痛，他仍然拄着拐杖下楼行走锻炼。看着风雪中他顽强的背影，我坚信，爸爸不会会被打倒，他的内心那么强大！身体那么好！不会的！
但是，他最终还是倒下了。
医生说他脖子上的硬块就是癌症转移，他坚决不相信，坚决不承认。但无奈身体越来越虚弱，越来越疼痛，终于住进总医院。
每当想到这里，我都无比痛恨“6.4”那一段的事。那时老爷子真的生气了,他说:这也太反动了！连国民党也不敢向学生开枪!他当然有权说这话,因为他那时就是学生运动的领袖。尤其当知道小二从北京回来竟然让居委会老太太们给抓走了，更气坏了。他在干疗大声骂当局，骂腐败。医生曾偷偷找到我，让我劝他小点声，别出事。我想，应该还是骂出来好吧。但骂了又能怎样？谁能主持公道！一股火只好憋在心里了。
还有一个很大的打击是：淑温的去世。她勤劳辛苦，将一生给了他，给了孩子们。是心肌梗死，肯定是累的。他完全没有料到，完全没有准备，内心是很痛苦的。但他的不舍和歉疚无法和任何人讲，还要保持镇静，让周围的孩子们放心。他只有把所有一切深深埋在心里。我是能够体会的。回想起我妈妈去世时，他也是，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有很长很长时间，不和任何人说话。
我从来没有见过爸爸流眼泪。也许都流在心里了。可是，一个人的心能承受多少！
临终
在医院病床上，我们轮流陪着爸爸。他消瘦而苍白，静静躺着，认真地配合医生，很乖。发烧或疼痛，他都一声不吭。
有时身体感觉好些，他会给我们背“屁颂”：冥王忽撒一屁,士上前恭楫进辞云:"伏惟大王,高耸尊臀,洪宣宝屁.依稀丝竹之声,仿佛麝兰之气”。声调抑扬顿挫，很是生动，大家一起哈哈大笑。有时谈到片甲名，有时讲讲德文和俄文的区别，顺便背一下德语的4个格，有时问问形势。他曾很认真地对我说：我革命60年了，这个共产党真的是腐败了！
他不怎么谈自己，不谈身后事，没有遗言。他觉得自己不是癌症，不会死，也不去做检查。昏迷了一段时间，安安静静地走了。
我在想，如果爸爸有遗言，会是什么呢？
他没有财产，没有金钱，没有任何名利牵挂，一生淡泊，两袖清风。但，他对自己祖国的爱超过自己的生命，对她会有太多的祝愿。他关爱自己每一个孩子，对我们会有太多的希望，也许会有一些不放心？他会说些什么呢？不知道。
可是，假如他来安排自己的身后事。我知道他一定不会让事情像后来那样：遍地的花圈，大群的人，白花黑纱，隆重的追悼和告别。我们几个傻乎乎地列队站在那里，接受那些做悲哀状的领导们的握手，分不清是哪个头哪个脑，弄不清是真情还是假意，无以寄托心中的悲伤和思念，只觉的自己像个木偶，无奈地参加一场和我们完全无关的政治作秀。据说，为筹备这些，“人大”几个人在宾馆住了几个月，花了两万多。爸爸若知道如此，一定会说：真是没意思！如果他又知道，在为他写的“生平”中居然还有：坚持4项原则，和….保持一致云云，更会觉得荒唐无比。或许会不动声色地给他们两个字：扯淡！
    后事如果让他安排，一定是：不开追悼会，不向遗体告别，不送花圈，一切从简。这些话他以前和我说过。但当时，已没有人会听我的。他一定不会愿意将自己的骨灰放在高干灵堂。他也许会愿意将自己葬到老家上阳武的山坡上，那是他离开60年，魂牵梦绕，总想回却没有回去过的故乡，他会愿意和他亲爱的爸爸妈妈哥哥姐姐永远在一起。
曾有一位老人,到家里来悼念,他是爸爸的老战友,任过财政部副部长。他竖着拇指对我说：你的爸爸啊，真好！一辈子，刚正不阿！
这话让我感动。
安息吧 爸爸
也许，兄弟姐妹中，我是受爸爸教诲较多的一个。
文革后期，我大学毕业。由于出身和“反文革”的罪名，被发配到遥远的东北小山村。背着“三反分子”的档案，没有出路，心情很沉重。出发前，是爸爸的认真鼓励使我对生活又有了信心。以后在红石砬子的7年间，我和爸爸一直在通信。那时，那些信对我是何等重要！它们笔迹沧桑，语言深刻，充满哲理，充满鼓励。每封信都要看很多遍，比读“毛著”认真的多。后来结婚，生子，通信的内容越来越多。我总是充满期待地等着每一封从天津来的信。
本来一直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直到有一次回天津，淑温告诉我说：你爸爸给你写信可费时间了，一边写一边改，要写好几遍。这让我很震动。让我感到一种无法言语的沉甸甸的爱。 
多年后，无论如何也找不到这些信了，也许是搬家丢失了？也许还藏在哪里？为此心中懊恼万分。如果有一天，突然能在家中某个角落发现这些信，我会多么欣喜！我会一封一封仔细看认真品，深深地吸取那些思想，享受那些爱。
又到清明了。已经好几年没有去看你，老爸，不会怪我吧？
我知道，他们一定会去看你，每年都去的，会送花给你，也代表了我。也许，其中会有一支金黄的菊花，简单，耐寒而高洁。
永远爱你！
 爸爸，安息吧！

                                         2011-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