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的一切，张青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尽管嘴上不说，但难看的脸色，已经在告诉自己，她心中不是多高兴。
    张青不是个省油的灯，这是后来我才知道的。
    多少年来，她之所以表现得还算规矩，比较注重我的感受，都是在强力自我控制下做出来的。
    结婚这些年，她一直有着自己的一些判断和想法：
    丈夫虽说是有其名，少其实，时常因为身体不好，让两个人的性生活，过得并不愉快。但是，毕竟帮了家里不少忙，解决了自己最为忧心的一些问题。
    再说如今社会，没能耐的丈夫，让人可怜又小眼。但能耐太大的男人，却叫人可忧更可恨。能够象他这样，吃着皇粮，本本分分，守摊顾家的，不能说完全没有，起码也是不太好找。
    作为一个女人，一个真正过日子的女人，希望平淡与安稳的女人，该是多么的省心。
    她一直在提醒自己，始终在自我约束，尽可能地检点规矩，不希望破坏和丢弃这个家。
    但是，自从两人订下口头协议后，经济收入分开管理，感情生活互不干涉，她的放荡本性，开始重新暴露。
    每天花红柳绿，浓妆艳抹，进酒店，上舞场，洗桑拿，泡卡拉。不管是熟悉的、陌生的，中国的、外国的，只要兜里有钱，她全有兴趣。
    既不管周围人会说什么，也不考虑邻居是啥看法，只管我行我素，只顾潇洒放纵。
    尽管如此，当偶尔闲暇下来，看到自己的丈夫，与另外一个女人亲近时，心里那种酸楚与不好受，还是难以完全掩饰。
    正象所说，眼不见，心不烦。每逢看到保姆和自己一块说话，她就觉得不舒服，只要看到保姆在照顾我，她就充满了恼怒和忌恨。
    由于两人有约在先，说好情感方面的事，相互不干涉，她又无奈只好把恼恨埋藏在心底，假装看不见、听不到，过一天算一天。
　　忍耐总是不好受的，压制总是难长久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对保姆的克制，终于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开始不顾一切地寻衅滋事。
　　不是突入其来地查看账目，就是心怀鬼胎地说饭菜不好，隔三叉五地出题闹腾，人为制造家人与王云的矛盾。
    她与保姆的关系，一天天在恶化，两人心中的仇恨，一天天在增加。
    张青的这种行为，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自己的老年计划，我也本能地做出反应，明确表示了反对态度。
    这样一来，就有意无意地与保姆站到了同一条杠上，更加刺激和激怒了张青的情绪，使她越发变得不冷静、不理智，并开始采用一切手段，对我进行攻击和报复。
    明里暗里说一些坏话，无中生有编造些是非。把家里的东西送给情人，把外面的男人领到家里。时常深夜进出家门，甚至通宵不归，在周围的街坊邻居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让自己实在忍无可忍。
    有一句话这样说：“不怕女人嚷嚷，就怕男人不响。”
    事情发展到后来，我已不愿意再与张青，去争论什么是是非非，任何劝说与争辩，都已失去了意义。自己对于眼前这个家，也不再抱有任何幻想，只盼着彻底分手的时机，能够尽快来临。
    真所谓“进城容易出城难”，离婚之事，实在不比说句话那样轻松。
    对于这个问题，自己曾提出过多次，但一涉及到房子问题，张青就借机发难，又哭又闹，甚至以死相要挟，结果总是不了了之。
    她还把所有这一切，全都归罪于保姆，认为两人闹到这一步，主要是王云在中间挑拨所引起的。
    她把所有的气，全撒在了保姆身上，多次找岔子与王云吵闹，借机逼迫其离开这里。
    王云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于2000年底，含泪离开了郑州……。
    保姆的离开，并没有从根本上缓解两人的矛盾，我与张青离婚的决心，也不可能会有任何改变。自己在等待时机，等待能够接受的分手条件。
    终于有一天，张青为了女儿的结婚，在外面购置了一套商品房，急着要装修，手边缺少钱。
    我看准这个机会，与其商量住房的问题。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终达成协议，自己付其2万元，房子她一点不要。总算为两人的离婚扫清了障碍，并很快办妥了所有手续。
    与此同时，返回老家的王云，也没有因为被迫离开，而断了来郑打工的念头。她已认识到了家乡的落后，看到了城市的繁华与舒适。联想自己并不幸福的婚后生活，逐渐有了明确的思维和判断：
    如果象过去那样一辈子呆在农村，是不可能有幸福的。虽说自己文化并不高，社会阅历也很有限，但短暂的城市生活经历，已经在告诉自己，只要肯于吃苦，勤于学习，掌握家政服务技能，适应城市人的生活，是没有问题的……。
　　尤其是得知我与张青离婚的消息后，她更加浮想联篇，再也锁不住自己的思绪，时常这样在想：
　　女人本是雪花妹，飘落谁家是谁家，何必非得认住死理，都落在一棵树上。何不趁着年轻，想办法离开农村，到城市里找出路，探寻属于自己的幸福人生。
    另外，王云想起以往外出打工时，总要遭遇丈夫的阻拦，到外面打工后，还得惦着家乡计划生育孕检的事情，一年二次，概莫能外。这样一来，钱没挣多少，三天两头往家跑，来来回回，全搭在了路上。
    她拿定主意，这次要下狠心，趁回来的机会，干脆了断那并不幸福的婚姻，彻底办妥离婚手续，省得以后人在外面，还得操着家里这头心。
    王云执意要这样做，其丈夫也没了主意，几句拙嘴笨舌的劝说，也没能起到任何作用。几次闹腾过后，只得很不情愿地跟着，到乡里办妥了离婚手续。
　　按照双方的协议，家里所有财产，王云一件也不要，全部留给男方。孩子的扶养问题，也是按照男方的意见，自己不提任何歧义。
　　王云摆出的是，一个强者的姿态。亮明的是，要在城里大干一番的架势。
    几乎是同一时间，王云和我都走出了围城。之后，她又及时与我取得联系，表达了再次来郑的愿望。
    听说情况后，觉得这样有点不太合适，也与先前的考虑和安排不太一致，自己没有马上表示同意，而是试探性地提出了其女儿的问题。
    那知不等我把具体想法说完，王云马上就插话说：“孩子你不用操心，现在她父亲争着要养，不让女儿见我。将来真要是女儿愿意过来，上学也就在农村，到十五、六岁，稍微能干点活，就让她出外打工去了。”
    王云的话，说得简单轻巧。自己的心情，却有点震惊和沉重。
　　人们都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原来这样的结果，与老人的考虑不无关系，与父母的安排难脱干系，老鼠的儿女们想要不打洞，也并非那么容易。    不过震惊归震惊，沉重说沉重，自己的顾虑和压力，还是减少和减轻了许多。再说，事已如此，多说其他也没了用。
　　就这样，我不再拒绝王云，于2001年初，她再次来到郑州。    两人各自跳出围城，为以后长期在一块生活，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自己也开始考虑，以后具体的生活方式。
    当时感到剩下了两个人生活，家务活基本没有多少要干的，再让王云专门留在家里，已经没有那个必要。让我每月再拿出200多元钱，也觉得有点那个。
    于是和王云商量，叫她到外面打工，挣钱归自己，在家里吃住，兼顾做些家务活，月工资降为150元。
    王云出门打工，就是冲着钱来的，每月只拿200来元，也觉得有些不甘，正想着用什么办法，才能多挣些钱呢！
    两人的想法不谋而合，顺利达成一致，并很快在一家餐馆，为其找到了一份临时工作。
    工作的性质是餐厅服务员，任务是打扫卫生，端汤送饭。每天早上9点钟上班，晚上11点多结束，工作长达十多个小时。虽说人有点累，但工资还可以，一月400多元。加上我给的，一个月下来，可以有600来元的净收入。
    离家也不远，中午休息时间，还可以跑回来，帮我做做家务，准备一下第二天的午饭。
    如此做来，我减轻了经济压力，她得到了挣钱目的，各得其所，皆大欢喜，生活也开始稳定下来，显得简单而有序。
    但是，这种日子没持续多久，王云就冒出了新的想法，也让体会到了，为啥说“大不过肚皮，高不过人心”。
    人们在希望得到、还没有得到一种东西时，把它看成是一个目标，想方设法，竭尽全力，要去占有它。一旦拥有它时，又往往觉得很平常，很一般，并不能够完全满足自己，就又把它踩到地下，掂个脚，探个头，吃着碗里，望着锅里，冒出新的更高的欲望。
    眼前的生活，对于我这个历经磨难的人来说，已经比较满意。每天上班工作，下班休息，不再去想其他事情，也没有了任何杂念。
　　可王云却不然，她用尽力气刚刚挤进减价商铺，手里掂着大袋小包，正琢磨着先抢购哪样东西，更加便宜与合算……，恨不能马上把所有的袋包全部塞满。
    一天，她郑重其事地对我说：“自己已经离了婚，连个家也没有了，现在是打一天工，挣一天钱，将来年龄大了，干不动了，不就啥也没有了？虽说你已允诺，百年之后划些房产给我，但两人没个合法手续，到时候孩子们出来搅缠，咋能说清楚。”
    王云不仅要拥有这份感情，还想合法地占有这份感情，毫不掩饰地提出了，办理结婚手续的要求。
    这可触犯了我的大忌，也违背了先前定下的原则。从心底里说，自己压根就没有考虑，办理结婚手续的事，也不可能答应她的要求。
    王云当时29岁，还未进入而立之年，首先让人担心的是，她的思想变数太多。两人年龄相差那么大，现在她说这行那中，多少年后，自己年事已高，或者疾病缠身，卧床不起，她不听招乎，又没有有效制约手段，那不是呼天不应，哭碑都找不到墓主吗？
    再说，孩子们都大了，很重视和讲究脸面，还需要与他们商量商量，让其理解自己的处境和难处，宽容自己的行为和做法，这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
    一向做事欠稳的我，此时显得格外小心与谨慎，一口咬定，结婚手续现在坚决不能办，即使最终要办，也至少是十五年以后的事。
　　我粗略算了一下，当时自己54岁，王云29岁。15年之后，自己接近70岁，她44岁。虽然依然有点年轻，但也快年近半百了，思想相对要稳定一些，想法也会少一些。所以，看似有点苛刻的条件，是自己必要的自我保护底线。
    再说自己心无诡谲，已经承诺的事，决不会因为时间延长，而发生任何变故，早办或晚办手续，对于王云来说，没有太大的本质区别。
    相反，随着岁月的流逝，越是到了后来，自己越是变成了弱势一方，可供选择的制约手段，也将愈加有限。这样做决定，应该说比较合理和符合实际。
    王云有点不能接受，坚持说期限太长，反复强调心里实在没有底，要求缩短为五年，或者稍微再长点。
    坎坷的人生经历，已经多次告诉自己，在某些情况下，看似无情的拒绝，远比柔情的允诺，要更加理性与负责。我一直在暗暗提醒自己，决不能再犯心软的老毛病。
    当时，我和保姆两人的处境，用一句市场经济的术语来形容，就是属于男方市场。
    自己希望王云能够同意，但不惧怕达不成协议。我坦率地对她说：“你仔细考虑一下，我的意见就是这样，觉得合适，咱就定下来，认为不行，另打主意。”
    王云迫切希望能够成交，最担心买卖做不成，一再恳求说：“你再考虑考虑，尽量减少几年。一下子对15年，叫人实在不好接受，很有点霸王条款的味。”
　　不管她如何看待上述条件，讲霸王条款也好，说不平等条约也罢，总之在这个问题上，王云比我更加需要妥协，我比王云更加需要稳妥。
　　最终，她看我态度坚决，也只好不再执拗，勉强答应下来。
    或许是我的命运，这辈子注定坎坷。也许是王云，命里本不该有城市生活。平静的日子没过上多久，两人的生活突然出现了风波。
    王云二次来郑后，心里一直有个担心，就是怕张青知道此事。因为她对王云恨之入骨，上次逼其离开郑州时，曾留下过话：以后不准再过来干活，否则将会不客气。
    张青的话很是不讲理，甚至还带有点霸道。但是，她和王云两人，毕竟曾是主仆关系。长期形成的老鼠于猫的心理，一下子总是不好转弯。每当想起张青，就会心有余悸，不寒而栗。
　　后来想着我和张青已经离婚，觉得情况有了变化，才又壮着胆子，重新来到郑州。
    越是怕，鬼来吓。偏偏那一段时间，我的电话没有申请来电显示，每当电话铃响起时，王云总会一阵紧张，首先怀疑的是，会不会是张青打来的？
    接吧，害怕果真是她；不接呢，又担心错过了父母的电话。
    多数情况下，要么是不敢接，要么是拿起听筒后，暂时不吭声，等着对方先说话。结果是一次次担心，一次次成为多余，逐渐放松了警惕。
    忽然有一天，王云正在家中休息，电话铃声再次响起，她毫无顾及地马上拿起话筒，“喂”了一声。哪知那边传来的，竟是张青的熟悉声音，她立马不敢吭声，慢慢放下了电话。
    张青是个心迹诡诈的人，本来就在操心着王云，打电话的用意，也是想探听消息。当发现情况异常，便马上意识到，其中必有蹊跷。
    她一不作，二不休，立即开始了跟踪和盯梢，不到二天的工夫，终于弄清了王云打工的地点。
    仇人相遇，岂有善果。一天晚饭后，她带上一个打手，径直闯进那家餐馆，不分青红皂白，不问是非缘由，进门就大吵大闹，拳脚相加，把王云吓得面如土色，不知如何是好。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既影响了餐馆的生意，也惹恼了顾客和服务人员。老板当即出面干预，还叫来岗楼值班民警，一阵吵闹、调解和劝说，才最终将事态平息。
　　次日上午，张青又直接找到我处，叫马上赶走王云。连哭带闹地说什么，都是因为她在中间拨弄是非，才导致两人离的婚。执意提出，要么两人复婚，要么我另找别人，坚决不能找王云。还拿出1000元钱，作为赶走王云的补偿。
　　我表示坚决反对，指出她的说法不妥，对于两人离婚的原因，存在着严重认识偏执。
　　反问到：“你有没有想过，在王云来之前，两人分居那么多年，一天到晚争争吵吵，都是为的什么，难道这也要去怪她么……？”
    尽管自己以理相辩，尽管自己坚决反对，张青却半点听不进去，她对王云的仇恨，似乎是不可调和的。
    从未遇到过此类情况的王云，一下子被弄得蒙了头，完全没有了主意。两眼噙泪，泣不成声，一再恳求我，站出来为她做主。
    按照以往的脾气，自己绝对不会容忍张青如此胡闹，听任她去摆弄王云，必定会争个是非高低。
    恰如所说，理字不重，万人难动。在我与王云的结合中，先天就根植下了一种软骨病，可以顺风顺水地帮忙，却不能顶风抗压地保护。
    面对张青的蓄意叫板和恶意刁难，既不能坦坦荡荡地站出来接招，更不敢横刀立马，毫不顾忌地强行加以阻拦。
    自己冷静地掂量着，事情可能的利弊得失：
    一对没有合法手续的男女，一个誓不罢休的前妻，一种难以让人理解和同情的后果，一个可护可丢的保姆……。
    一串串现实揣测，一个个扪心自问，在我的脑海中，转过一圈又一圈，自己在这样分析：
    假如不顾一切地站到王云一边，张青肯定是吵闹不休，事态将不可预知地扩大与升级，以至在单位和周围邻居中，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
    如果顺从张青的意见，马上把王云赶走，不仅有背于先前的承诺，也觉得她有点可怜。同时，也打乱了自己的老年安排，让人生再次陷入迷惘。
    在难以取舍、但又必须作出决择的情况下，我只好两害相较取其轻，劝说王云放弃执著，把问题想开点。并当即掏出2000元，作为对她的补偿和抚慰。
    听到我的话，王云难受无比，脑海里随即开始过电影：
　　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女儿，本来已经有的，现在均已失去；自己的城市梦，自己的改变情，一心想得到的，眼看又要化为泡影……。
　　真所谓：
　　　　　　　　    外面世界真精彩，
　　　　　　　　　　外面世界真无奈，
　　　　　　　　　　人人都想高处走，
　　　　　　　　　　怎知高处不胜寒。
　　　　　　　　　　远看明明阳关道，
　　　　　　　　　　走近却是断头桥，
　　　　　　　　　　听人说说都容易，
　　　　　　　　　　真做起来样样难。
    眼前的一切，让王云进退维谷，丢夺失据。该如何向父母家人交代？又该如何面对乡里乡亲？她无法接受眼前的现实，更没有勇气重新返回村子。
    她心绪难平，悲痛万分，再也控制不住自己，顿时放声嚎啕大哭，喊着：“我可咋回家呀，以后该怎么活呀！”前俯后仰，捶胸顿足，大有不想再继续活下去之势。
    有人说，女人是一哭、二吵、三上吊。自己当时在想，王云遇到这么大的挫折，难受是肯定的，闹就让她闹闹吧，不过一定得注意，千万不能弄到上吊那一步。
    一阵闹腾之后，王云终于冷静下来，看到事情的不可逆性，还算比较明理，知道路尽途穷，知转才聪。
    经过短暂调整，只好自认倒霉，满腹冤屈，两行热泪，坐上返回老家的公交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