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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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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祭一一记特等模范工作者 张子良
Ta※※※  2025/4/22 14:15:00  浏览:23

                           青山祭

                                一一记特等模范工作者 张子良

                                                            潘 青

    从本世纪中叶到70 年代,中华大地上活跃着一个不平常的人物。他背着那装有神秘使命的褡裢,从光秃秃的陕北黄土高原出发,离开咆哮不息的黄河,经中原大地,北上燕山山脉,再向东北,走进了小兴安岭的高山翠峦。
    当苍翠繁茂的大森林,青山绿水,展现在他的脚下时,清新的空气和无尽的林海紧紧抓住了他的心,深深吸引了他。从那时起,他便与森林结下了不解之缘,直至肩负着沉甸甸的行囊,踏上归途……
    不,他没有归去,这个不灭的灵魂,继续穿行在莽莽的森林世界,在青青的土地上,留下一个又一个脚印,那脚印坚实有力……

    1948 年的老秋,国民党南京政府已经预感到自己的覆亡;一向蔑视中国人民的西方霸权主义者,正在巴望中国人在恢复建设中失败。这时,党组织把张子良从延安圣地、毛主席的身边派到哈尔滨来工作。他被任命为东北森林工业总局副局长,他到任不久,就直奔小兴安岭的密林深处。这里是支援解放战争,恢复建设的重要木材基地。
    这位出身于陕西北部黄土高原,在岩石缝里长大的中年汉子,只见过石板,没见过森林。
    当他在密林深处拥抱着大棵大棵粗壮的红松,敲打一棵又一棵坚实的白桦,观察那材质高贵的黄波萝、水曲柳以及形形色色的针叶或阔叶树种时,他的脑海里出现许许多多的事,还在此前不久,这大好的河山森林,还是属于反动的统治阶级,他们无尽地掠夺,贪婪地享受。
    而劳动者,像他的家乡,老人死了没者一片棺材板,甚至卖儿抵女才换得一领卷席。若要姑娘出嫁,放倒门前的一抹枣树,连树根子也要砍出来用上。
    啊!森林,国家的财富,子孙万代的财富,谁损害它谁是千古罪人,谁保护好它,让它为子孙万代服务,谁就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子。
    于是,他以自己的生活经历,以自己纯朴的观察世界的方法,在高山大岭上开始了自己的起步。

    他走进密林深处。远离城市的高山老岳,还在静悄悄地睡着。
    封闭着的森林世界,还很少透进新鲜空气。他披着件旧军用大衣,戴一顶双耳朵的狗皮帽子,穿一双靰鞡鞋,向干木头活的老把什和雏把什住的地方走来。
    他钻选潮湿的“地窨子”,再钻进用小木杆支起板床的工棚,他给他们烧炉取暖,他挤在他们中间睡觉,同吃一碗黄豆汤,同吃一锅窝窝头。有了好吃好喝,他都分给别人,自己不多沾一点。
    起初,他来到工人们的身边,人们真的不理解他哩!说他是局长,可他的举动行为跟木把什一个样儿。说他是木把什,人家又是共产党派来的官儿。
    “你从那儿来?听口音像老西子。”
    “我是从延安来,是陕北人。”
    “来干什么?”
    “来跟哥们一道放木头、运木头。”
    “那么,你是‘拉杆的’还是包工的把头?”
    “我是共产党毛主席派来的,是公家人。”他憨实地笑了。
    “那么,毛主席又是哪旮瘩的把头?怎么没听说过?”
    “你先说说你们柜头的规矩。”一位老木把什打断年青把什的问话:“怎样使唤木把什?给多大的价钱?是在山上捣木头,还是水上放排?到头来,能不能像小鬼子和汉好、把头一样坑俺们?”
    这是多么难用一两句话回答得了的发问呵?张子良望着面前这些愁眉苦脸,瘦骨嶙峋,衣衫褴褛的穷哥们,禁不住反问自己:这就是拥有 9万万平方公里土地,拥有2.3 万万顷森林财富的主人么?这就是不久将形成的为祖国的今天与明天创造绿色财富的林业大军?他热泪不止,心如刀剜般疼痛。
    一个革命者的良知,责任感在呼唤,快一点结束中国人受欺压、受凌辱的历史吧,快一点建设起有理想有文化的中国自己的林业队伍,把森林工业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吧!
    他很快就跟木把什们打成一片,在大雪纷飞的林场,迎着刺骨的寒风跟大家干活;在红彤彤的炉火边,跟大家拉家常,倾诉各自的苦情。
    他给人们讲“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故事;讲共产党如何领导农民翻身打土豪分田地;讲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那中华民族亘古未有的英雄气概,讲人民的子弟兵如何打败美国现代化装备的国民党八百万军队,建立起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他愿讲,木把什们愿听。
    对于久居密林山沟、两耳寡闻的人们,如同顿然打开天窗,明亮了封闭的眼睛。人们渐渐从一个狭小的世界被他引进一个崭新的天地。
    在那些日子里,家在心里,在睡梦中,一再重复张子良的话:“共产党领导我们穷人,我们要站起来,要当家做主人。”
    “要当国家的主人”,像霹雷闪电震动着人们。试问在旧中国, 有谁敢把一向受官僚、地主、汉奸、白俄、东洋鬼人欺压的穷苦力,推上中国主人的位置?是共产党、是毛泽东。
张子良的话说得穷哥们扬眉吐气。穷哥们认识了自己作为人的价值:是人,不是奴隶,不是任人宰割的牛羊。
    “张子良是可信任的,跟咱们贴心。咱们跟他走。”木把什们活跃起来了,为自己的国家恢复建设做木头,再不卯足劲干,还称得上“主人”?
    然而,也有冷风不断吹:“虽说张子良也是穷哥们出身,可是,他是大官儿呀!当官的还有和咱们一个心眼儿的?”
    张子良听了默不做声。
    他深深理解穷哥们被三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心情,认识共产党,信服毛主席的领路,总要有个过程,雄辩莫过于实践。
    在那无数个夜晚,他常常由于过多的工作压力睡不实觉,眼前不时出现一个官字。他从小在山坳坳里揽羊,见的世面不多,但是戴红顶子的,挎洋刀的,文官武官还是见过,他们之间共同之处都是骑在百姓头上,不同的只是欺压百姓的手法有所不同。
    记得自己 5 岁时,刚刚有记忆,老爹好心给人存放了5块银元,明明还给了人家,却反被人家诬赖。那些狗仗人势的衙役对老爹拳打脚踢,直到吐血,那惨状永世难忘。
    青年时外出谋生,正赶上军阀你争我夺,眼看无数的士兵、老百姓做了刀下鬼。他憎恶那些官儿们无异于憎恶吃人的野兽,现在居然也有人把他划入“官”的行列,他怎么承受得了?共产党员只能做人民的勤务员,不论身居何等要职,都只此一条。这就是他跟共产党打天下的宗旨,唯其如比,才赢得了人民的拥护,才赢得一切。
    那些日子,他一面发动群众,一面解决工人的生活温饱。他向有关部门催调棉衣、棉鞋等防寒物资,努力把豆油、蔬菜、粮食调到林场第一线。当他看到木把什们,个个肩头被木杠压出蘑菇状死肉饼子时,心里更是难受;那四人抬的原木不下三、四千斤,没有相应的主食副食何以顶得住?旧社会的木把什常常被木头压得吐血的事情,是不稀奇的。因此,他自己从不吃小灶,就是公家按高级干部待遇给他送去罐头、肉食等营养品,连他生病时做的病号饭,他也都送给工人们去吃,或慰问了别的病号。
    天长日久,人们看得出,张子良实心实意,是穷哥们真正的亲兄弟,打开了“官”与民的防线,只要张子良指到那儿,大家就打到那儿。捣蛋的,安分了。想出山的,拔不动腿了。
    木把什们接触到的官,曾是形形色色。唯有这位身穿“二尺半”的“土八路”,才真是自己的贴心心人。

                                       二
 
    国家已经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张子良也开始了建设新林业的规则。
    他寸步不离山场,漫山遍野地查看着:敌伪时期盗伐的木材,散乱地堆放在山上,任其腐朽;锯过的树,留下半人高的树墩子,好材白白浪费掉;有的放树不倒,吊死鬼般搭在别的树冠上,威胁着工人的安全生产;有的林中,拔走大树,砸坏幼树,活像经过战火的洗劫。
    祖国大好的森林,竞落得遍体鳞伤,这外侮内患造成的巨大损失,作为祖国的一个成员,能不心痛、能不惋惜?又怎能不使他想起黄土高坡的陕北家乡,因为没有树,十年有九年因水土流失带来饥荒。
    岩石板上种粮不打粮,不打粮没烧柴,没烧柴就只好捡牛粪饼子,连羊粪球都是宝贝,二祖父因为在老财的牛圈边,拾了几块粪饼子,被打得死去活来。
    眼下,山林里的一切,对这生长在黄土高原的人来说都是宝。他曾经叮咛过自己的老伴儿:“莫说枝丫,连干树叶子都是好烧柴。”
    张子良深知,对付眼前的困难,需要一整套对策哩!如何建立中国自己的森林工业体系,保护好森林资源,大量工作等待人们去做,需要工人集体的力量,需要从零开始。特别需要有经得起艰苦而又扎扎实实的作风。他跟大伙一道用弯把子锯放树,为提高伐树的效率,研究出锉锯法,他跟他们一道跪在地上作最低伐根试验;他跟他们一块掉卯装车,摸索架杆机代替笨重劳力的试用…… 山场里的活儿,没有他触及不到的。
    三十九天,他的一身青棉袄、棉裤被树枝丫刮得遍体飞花,拾一条草绳子腰间一扎,管它哩!暖和的棉胶鞋,说不清换给了谁,只见一双磨露鞋底的破靰鞡,拖踏在他的脚上,这又有何关系呢?只要生产上去了,就达到了目的。
    在他与工人共同艰苦劳动的过程中,他长了见识,增长了智慧,提出了许许多多的合理化建议:诸如经营管理,劳动报酬,以及采伐装车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和安全生产措施,大大调动了工人的劳动积极性,减少了木材损耗,保护了森林资源。这些都为后来的森工企业的现代化,提供了最可宝贵的依据。
    更可宝贵的是工人们的觉悟提高。历史上统治阶级从来不尊敬劳动人民,只顾榨取人民的血汗。这种局面一旦有了根本的变化,在劳动者的身上便会产生巨大的能量。在那些日子里,“劳动光荣”、“劳动创造一切”的口号成为每个工人的座右铭。
    张子良和他的林业大军中的虎将李国有、孟昭贵等人多次登上全国劳模会、东北地区林业劳模会的讲台。他和他们都是当之无愧的。但张子良从来不把这笔帐,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工作差的远哩!按党的要求,我得十倍地努力。”
    是的,他这样说也这样奋斗。他远远不满足现状:难道要偌大的森林工业停留在弯把子锯、马套子集材这种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上?这是无法保证国家实现宏伟的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必须向机械化、电气化的高级阶段迈进。当国家决定从苏联进口拖拉机等机械设备时,他亲赴苏联引来设备,办拖拉机手学习班,完成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任务,从此,小兴安岭的密林里,划时代地响起了机械的轰鸣。
    至今,伊春林区的老一代,还不时给儿孙讲起40年代末,张子良大战五道库的故事:那时,他身为东北森工总局副局长兼伊春管理局,他理所当然可以坐在哈尔滨,最低坐在伊春指挥。
    不,三九天,他钻进五道库的大山里,那里有鬼子伐过的没有运走的大量木材,及待运下山来,等待开春水运。然而山场的条件极坏,山陡坡大,秋后又没有及时修好运材的冰道。
    于是山场上木材堆得小山一般高,楞场摊了煎饼,伐区下来的木材又进不去。而从农村来包工捣木材的套户,操着手等活干,人吃马喂,花消又大。这可是节骨眼儿了,非抢时间快修冰道,别无出路。修道还要修出个规格来,否则,马套子串坡,木材掉道小事,折一条马腿,林业局要赔几千元钱,还会影响人家春耕。
    到了这时,山场的干部难叫号了,天冷到了“棒打不走”的时候,地冻得岩石一般,怎么干?农村来包活儿的人,有的扬着脖儿看热闹,有的乍煞手儿敲边鼓,单等林业局甩票子了!
    各种目光集中到张子良的身上,不足奇怪,应该说都是善意的。是希望一个共产党的领号干部,亮出真本事来。
    这天夜里,他像以往一样安静,他守着炉子添柴,直到人们都睡了,他独自扛着大镐奔上山道。不久,山场上响起震天的声音,咣,咣,咣!工棚子里的人们有谁还能安心地睡下去呢?那咣咣的声音就像局长几天来苦口婆心的话语:“咱们穷哥们到底等到这一天,咱们有了自己的国家,还要建成一个强大的国家。那么拿什么建设?没有木材能盖工厂?没有木材能修铁路?孩子们要受教育,没有书桌没有房舍,能行?……现在,干活的条件是差,可是,咱们是给自己的国家干,给自己干呀!……”
    张子良的话语在撞击着人们的心灵。是无声的命令,是工人阶级当家做主显威力的时候了。
    正是冷得鬼呲牙的黎明前,人们一个个离开暖和的工棚向山道奔来。寒冰、饥饿算什么?一镐落地,金星飞舞,虎口震裂,又算得了什么?在干裂的手上吐口唾沫,再抡起大镐。就这样,不过五天,几里长水浇的冰雪滑道修好,马爬犁拖着原条木顺利地由坡上而下,那气派十分壮观。
    那年,五道库冬运胜利完成,工人们到处传颂张子良的事迹。人们亲切地称呼他“老张头”!似乎就是从这时起,林业工人见了张书记,不叫声“老张头”就难能表达他们的亲密之感。
    转过年,林业局的人跟张子良站在翠峦河河西岸,巴望大江水动,桃花水来,木材下水,推河赶羊。
    干林业生产,周期最长的是运材环节,从山顶放倒木头,归楞到山场,经过贮木场再运到河边,这要一个冬季。
    从河口把木材推进江河,顺水漂到货主的出河集地,这要一个春天。
    由于季节性强,误了哪个环节,都不能把货送到买主的手里,特别是水运这一段,阻力更大,水肥水瘦都直接波及流送的速度。若赶上连阴雨,山洪暴发,江水猛涨,木头冲到河岸上去,一切都泡了汤,林业局赔钱,工人也跟着自忙乎一年。
    而这一年的景象特别异常,开江急,江上的冰,不等上游的冰水下来,自己就鼓开了;大大小小的冰凌,相互撞击,有时叠成高山再骤然颓倒,响声震天动地,颇有横扫宇宙之势,把峦河大坝都冲垮了,这可是流送木材控制水势的要害处呀,火烧眉毛,能不让人着急么?何况这里又是水运的基地,占小兴安岭出山木头的四分之一。这一来可急坏了老张头,他不住地拍脑门子,开诸葛亮会。
    路有两条,一条路,等,等到桃花水过后,修好坝,再推羊下河,稳妥地流送,拖延到材时间;另一条路是如难而上,那要冒着刺骨的水寒,迎着冰凌的冲撞,以最大的毅力抢修大坝。按张子良一项以国家利益为重,急功近利的性格,当然要选择后一条路。
    于是,他安排好物资,做好安全措施,边下令抢修大坝。
    多少老把什的心颤动了,多年来被日本鬼子、汉奸、把头楷干了油的身子,能扛得住那“冰山”冰水的野性?多少小把什的心也颤动了,我们赶上了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的好年月,我们不干,就叫没人性。
   “年轻人水性不够,就怕下水作业顶不住‘烙铁’,还是老的干。老张头!你就赶紧准备酒吧!”老家伙们站出来了。
   “我们缺少水性,虎性足,能不能顶住‘烙铁’,你们就牵了我们这些马儿溜溜看嘛?”年轻人呼喊着。
    动员会上,大伙你争我抢报名下水的场面,催人泪下。
    张子良二话不说,甩掉狗皮帽子,在大伙的头前,迈开步子朝翠峦河走去。
    北方的4月,山里人还紧扎着棉袄棉裤,下到冰水里去,那滋味可以想见。烧酒,给人们增加了热量,抖抖精神,一切都不在话下。人们拉住手,接二连三进入水中,躲闪着冰排,顶住冰水刺骨,一步一步靠近大坝。他们将坝上的朽木一段段截下来,再把河岸上备好的木料,一段段扛进水中,安装好。
    吆喝声,叮当砸木的声音混合一片。翠峦大坝终于在几天之后换了一副新容,推下河的原木,顺利经过阀门子,流向远方。
    经过那次翠峦大战,多少年后,人们仍有一种艰苦感憾与光荣感交织的自豪。张子良在职工队伍中带出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这种精神,鼓舞了一代又一代林业工人去奋斗,去战胜困难。

                                       三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道路,张子良的人生道路却是独特的。
    1958年,中国正在加速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进程,党发出干部上山下乡的号召。已经由东北森工总局副局长,调进北京任中央林业部部长助理的张子良,却诚恳地申请回到基层工作,稀罕,进了北京要出北京,大官不做要做小官。这对某些世俗之辈简直不可理解。
    组织上支持了张子良的请求,派他回到小兴安岭带岭的林业实验学校(东北林学院的前身)任校长兼带岭林业局局长。他欣然赴任。
    听说张子良要到带岭落户,当地的干部、工人既高兴也免不了生出各种猜测。不过有一种观点还是说到张子良的要害上,“土八路打得了仗,闹得了土改,搞科学这玩艺怕够呛。”张子良还真就是为研究如何科学地管好林业而来的。
    这里是大森林的腹地,林业科学的试验基地。在教授、技术 人员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免不了对新来的领导评头论足。张子良承认自己没有喝过几年墨水,也没有脱掉山沟里长大、地道的庄稼汉习气,更不否认对森林知识的贫乏。但是种林子和庄稼之间,总有一些共同之点吧!
    诚如毛主席1946年6月启示我们的:“我们熟悉的东西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又说:“我们必须学会我们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
    其实,张子良在林区已经工作6年,在东北林业局和中央林业部也工作了4年,不能说他对林业不熟。在离开基层的那段时间里,林区的许多景象总是缠绕着他,就向他欠了国家、子孙后代一笔大帐,这笔大帐要由他还:水土流失的荒山秃岭,要让它们恢复本来的郁郁葱葱;被掠夺过的火烧地,要补种林木;还有幼林的抚育,老林的清理等等,都急待解决。而这需要大量的适合的苗木,又要人工栽培。既要抓紧时间育苗,又要促其茁壮速生。
    他的包袱大得很哩!这包袱里装的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与兴旺呵!张子良自己给自己驾辕。他在大量纷纭复杂的问题中抓住培育幼苗这一要害。
    到任伊始,除了重要的涉及全局的议事,办公室里找不到他。他在山间,在工棚,在科技人员的试验地,在苗圃,不论冬日的炉边,还是夏日的书市,他时时礼贤下土,不耻下问,获得许多有关种树的科学知识。他深知只有不断学习,取长补短,才能弥补自己早年只会写几副春联,打打算盘的文化底子。
    中国大建设的现实,中国森林的现实,终于使地有权大声疾呼了:“国家的年采伐量大大超过生长量,整个自然生长量跟不上国计民生的需要。为了达到‘青山长生,永续利用’,我们必须提倡人工速生丰产林。”是的,那种靠老天爷恩赐森林,只采不造的行为无异于坐吃山空的败家子行为。
    于是,他在永翠河沿岸的山岭上,狠抓人工造林。唔!长山大岭,无边无际的森林际地,伐树容易,种树谈何容易?不要说育苗,就是一巴掌长的苗木移进方圆几万公里的土地上,要花多少人力物力不说,活不活都没把握。
    这种状况的确有点让人望而生畏,这是对一个领导者革命意志的考验。那时候,他挤在育苗工人的行列里,一道种苗试验,总结经验,作科学记录;他带领造营工人涉水爬山,一道把苗木移进土里,接连几年研究怎样提高树苗的成活率。
    他博览了国内国外的森林学专著,又到外地有关单位走访取经;他更不厌其烦地对外来的参观客人,推广带岭的实践经验,就在人工丰产林日渐被人们认识的时候,东南西北风不知是那一股子风,吹来了几位鼎鼎有名的林学院的教授,到校考察人工林的生长情况。
    张子良热诚地把他们待为上宾。
    学者们下车后,由张书记亲自陪同到现场,观察了不同树种的不同栽培时间、方法和长势。同时,也请他们观看了天然生长的幼树。这两种林木的对比,是张子良主张中国应以人工林为主,充实森林资源的科学立论依据。他特别强调人工林,认为无论在质量在速度上都远远超过天然更新林。
    他实实在在地讲述到:“我们学校坚持贯彻以人工更新为主的方针。7年中,恢复了1.4万多公顷的过伐迹地。论成活率,针叶树为90%到95%,阔叶树为 80%, 到 85%。而天然更新长起来的幼树,不仅公布不均匀,而且经过自然淘汰,成活率不高。从速度看,人工林的生长速度平均为天然林的4倍到6倍……”
    他还介绍了科技人员和工人们如何信心百倍,日夜精心管理所取得的成果。他多希望学者们能对现实加以肯定,加以丰富,以便使绿化事业快快发展。
    学者们走着,观察着,神色冷峻。某中一位权威人士颇有城府地说道:“针叶树(指红松)是阴性树,离开庇荫,小树根本活不成。搞人工林是没有科学根据的,是花钱不见利的买卖。”
    他那无视一切的傲慢,令人怀疑他是怎样对待科学的:“张书记!我敢断言,你的小幼树,今年不死,明年死,早晚得死。”
    张子良默默地听着,他的科技人员、工人们也默默地听着,那权威人士接着说:“世界上林子多,管理好的,要算苏联、德国,人家搞的是天然更新,咱们搞人工林,可算新花样,不晓得人家承认不承认你……”
    “国情不一样呵!”张子良想,中国的事情为什么要外国人去承认?他平心静气地反驳:“我们中国是少林国家,林子又遭到白俄、日本鬼子、汉奸、把头的破坏。现在和今后,国家要建设,人民要生活,子孙后代要资源。如果按你说靠天长树,一个轮伐期一二百年,中国人等得了么?老树砍光,幼树长不起来,我们搞林业的,怎么向人民向国家交待?”
    对方不屑的目光扫过来:“大道理代替不了科学,政治与种树是两回事。”
    “还是按自然规律办事吧!不然会遭受惩罚的。”另一位学者附合着说。
    最后,客人们摇着头,不无遗憾地离开现场。有人嘴里还在喃喃:“偌大的中国,若是一棵一棵种起树来,真是新‘天方夜谭’……”
    张子良十分恼火,内心的激动,使他的血压急剧升高。
    这是一场旗鼓相当的阵势,是一场较量的开场锣鼓。一盘僵局的棋子,一来一往,几天几夜终会有个结局。而森林,“十年树木”是指它的生长期,一般没有二三十年,达不到使用程度,张子良对气愤难消的干部群众鼓励说:“咱们不该打赌怄气。看我们的年龄,包括学者在内,都会等到有答案的那一天,只要咱们扎扎实实地努力干,不断总结经验,就会有更好的成果。”
    人们信服张子良,尊重他的言行,因为人们跟他共同战斗过。他给人们以力量,以希望。
    是的,在张子良的经历中,确确实实有这个体会;在骂声中成长,在压力中成长,前进的步子会更快。


                                         四

    转过年的春天,几场春雨一过,远山上层层劲松添新绿,桦木披起红纱,山间小溪拥来涓涓流水,大河上流下冰桃花,森林侧下的土地松软了,造林季节到了。永翠河岸边好热闹。张书记领着千军万马造林,一片片败叶枯草的荒山秃岭,一片片过伐迹地上的天窗,数日之间,便涂抹上一派新绿。
    营林工作已经取得很大成绩。是单一的天然更新好,还是在不排斥天然更新的基础上大力提倡人工更新,已由实践做出了历史的回答。
    这一年的春天气候特别,春雨绵绵不断,天老爷总是阴着脸,时而降临一阵又一阵的暴雨,对造林很不利。
    张书记连连拍着他那宽大的额头,急得团团转,眼看计划中的造林任务要落空,搞不好,将是一笔很大的损失,更何况他还有顾虑;由于国家处在三年自然灾害之中,经济困难,开支紧缩,营林的经费也大大缩减,这就更要大力发挥本部门的潜力。现在阴雨不断,造林的黄金季节一闪而过,那真要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了。
    他在林场已经蹲点好几天了,一道上山来的机关干部、工人、家属都窝了工。这压力撂在谁的身上也够担的。
    夜里,他躺在工棚的一角,迷迷糊糊,浑身滚烫滚烫,想来是白天顶雨跑来跑去,被雨淋得感冒了。他想请人给他烧碗辣椒汤驱驱寒,但又不愿给人添麻烦。
    夜空,漆黑得锅底一般,雨,紧一阵慢一阵,扰得他翻来复去,心如火燎。他老张头毕竟管得了造林大军,管不住老天呵!迷迷朦朦中,他忽然来到了三山三川的陕北地方,竟看到刘志丹率领着工农红军在东征,他撵上去跟他们一道前进,去追剿地主武装——民团,战士们个个饥饿得拔不动腿,他也腹内空空。但比起别人,他身上还有一个沉重的褡裢,那里装的是苏维埃政府给东征队伍的军费:银元、烟土、黄金。这些东西比个人的生命珍贵百倍千倍,肚子再空,两腿再软也要走下去,走下去,革命一定会胜利。
    ……朦胧中,他又走在西征的行列中,一会儿黄土漫天,一会儿流弹横飞,没有后路,只有前进,不打败民团,陕北的穷百姓就没有活命的日子。走下去,迎着日出艰难走下去……工农红军占领了清涧县,又拿下了盐城……呵!东征队伍和西征队伍终于会合了。
经过长征的一方面军、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在延安。他欢呼,他雀跃……
    哗哗的雨水再次把他从梦中惊醒。梦中的往事,是那样清晰。那是自己终生难忘的艰苦岁月。只要他想起那一段战斗生涯,什么苦难都不在话下。共产党人的天职就在为战胜困难而生存。眼下的难处比起当年随时有杀头危险的日子,可说是一比一万的距离哩!
    天空,丝毫没有放晴的样子,张子良挣扎着起身,忍着筋骨的酸痛出了门,向造林大军的临时驻地走去。他断定短时间内,阴雨不会停。
    他走近工棚,同志们正睡得香甜;他又走进装粮食的仓房,那里,女同志们挤得满满的,也都睡意正浓。
    他来到伙房,就着红红的炉火,开了个三人领导小组碰头会:“咱们不能坐等老天爷怜悯,谁知道他何时开晴?咱们更不能白吃国家的营林饭,空把时间浪费过去。依我,惜机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在1942年的讲话。当时,胡宗南疯狂地封锁延安,想把共产党和老根据地的人民置于死地。而毛主席竟然在十分艰难的情形下扭转局面。听听毛主席是怎样教导我们的。”
    他相信,毛主席的话会燃烧起大伙战胜困难的勇气。三个人一起走出伙房,两个人走向工棚。
    黑森森的树冠上,仍不见一线光亮。张子良没有走出几步远,又踉踉跄跄地退回来,他感到一阵昏眩,两眼乌黑,双腿发软,继而心闹,想呕吐。唉,还是进伙房去烧碗辣子汤。他想着,但是,身不由己地倒在水泥地上……
    不知过了多久,他清醒过来了,任雨浙浙沥沥滴嗒在他的额头上,不知什么时候,天空上已闪现出淡青色的亮光。
    一个清脆的声音在朗读着。那声音发自工棚的方向:“我们曾经指出这样简单的道理:从古以来的人类,究竟是怎样生活着的呢?还不是白己动手干下去的么?为什么我们这些人类子孙,连这点聪明都没有哩?”
    呵!毛主席的话,多么深刻的启发,人是最聪明最有智慧的。只要把科技人员、干部、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他们就会克服困难,这就是希望。
    他感觉到,地上的泥水湿透了衣服,身子骨在打哆嗦;他感觉到喉咙干涩而口渴,他想爬,爬不起,想喊喊不出声来,于是他又昏昏地睡去。工棚那边传来的阵阵掌声把他惊醒。
后来,他听到有人在呼唤自己的名字,他看到上山的大队人马正在出发……
    这一年春天的造林,实在不寻常,不亚于一场大的战役。连绵七天大雨之后,在放晴的两天里,五个林场四个完成了任务,而且入土的苗木,成活率达到90%以上。
    也就是从那时起,人们才知道张书记有严重的心血管病,但以前从未听他说过。他活了五十多岁,从来关心别人胜过关心自己。自他出生,娘没有奶水,用枣面糊糊喂活了他,长到二十岁,没吃过整粒粮,没吃过干饭,一锅野菜稀湖糊,全家几代人分吃。
    他讨过饭,挨过饿,见过多少吃不饱穿不暖跟他一样的人,他总是把自己摆在他们一搭里,吃饱就好,穿暖就足。至于保养身子,他从来没想过。他有自己的人生观,既不追求吃喝享受,也不妄自菲薄。
    职业的革命者只有保持劳动者淳朴的本色,才能去迎接艰苦的战斗。苗圃的工人说:“我们老张头,天下火,他干活可以不喝水,小苗不喝足水,他可放不过你。”
    说来也怪,这年春天异乎寻常,到了上秋,也不顺利。
    正当八、九月,一夜之间。漫山遍野的落叶松,普遍发现松牙虫,它的危害不次于吃庄稼的蝗虫。
    张书记焦虑得饭吃不下觉睡不好,从科室到试验基地,山上山下跑来跑去。如不及时制止虫害,这一片片兴旺的林子就会毁于一旦。
    怎么办,抓不尽,又没有有效的药品。
    当时,张子良没有安家,住在招待所,半夜醒来,他独自一人在办公室门前的实验林中,一株一株地观察松牙虫变化的状态,那蠕动的虫子,就象蠕动在他的心上,难熬得很。
到了天明,他立即召集会议,动员山上山下老幼出动,逐林逐树捉虫子,手捏,打药,但是收效不大。他又组织科技队伍和外边请来的专家,共同研究松牙虫生长的特性和治理的有效方案。经过足足两个月的苦钻苦研,终于配制出消灭松牙虫的药剂。
    一个中秋的深夜,没有风,气压很低,正适宜喷药,偌大的幼林如宁静的湖水,一声炮响,茫茫烟雾覆盖满山林。
    黎明时,无法数清的松牙虫都已死去,一万多公顷的幼林得救了。
    经过这一次灭虫实践,他们加强了对实验林的管理,每片林于都挂牌子,立档案,积累树木生长发育的资料。他还推广了一项外国的经验,派一些对森林有感情责任心强的人,带着孩子老婆在森林的空地上落户,种下小菜园、养下小牲畜,发给他们一台摩托、一杆猎枪,以管好森林为职业,世代以林为家,使大森林能够完好地一代传给一代。
    善于思索的张子良,难怪他生着宽大的头盖骨,那里装着近林,更装着远山。他常常提示人们:眼望未来,立足脚下。
    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他时常在休息的时候,向远处眺望,秃岭不见了,荒山不见了,变成了绿茸茸的苗海、林海。
    微风吹过,大地仿佛由翠绿的宝石槽嵌成。张子良微笑了。

                                         五
  
    那是乌云遮盖阳光的日子,天地翻复,人妖颠倒。
    张子良病弱的身子被突然降陷的灾难缠住了,失去了公民的自由。六十多岁,又刚刚患过脑溢血,半身不遂。一个失去表达能力的老人,怎么忍受得了一些身强力壮的汉子的捆绑,推来搡去?
    开始,他还在挣扎,他又怎能不反抗呢?他是人,有革命者、共产党人的自尊。
    他在大半个人生的征程上,自信没有辱没党、有负于人民的行为,自信为人光明磊落,竭尽全力为共产主义奋斗,凭什么把他打人牛鬼蛇神行列,说他是叛徒,假劳模他对那些配带红臂章的人的质问、无理,百思不解。他摇头,摆手,毫无效果。他想,这可能是一场误会,“叛徒”的帽子也许是张冠李戴。
    除此,又作何解释?也许党内真的出现了叛逆,篡党夺权的野心家,但决不是刘少奇等中央领导。
    此时啊!他多想听到来自党中央来自毛主席真正的声音,中央首长们,你们在哪里?他被完全封锁了。一个共产党员找不到自己的党,就象一个孩子失去自己的娘,痛苦难言。
1935年,他在家乡做党的地下工作时,由于形势变化,他失去了与党的联系,一连两年,他冒着风险在黄土高坡上到处寻找组织,没有一时一刻平静过。
    直到两年后接上了关系,他认准穷苦人没有共产党永不得翻身,这是自己苦难经历的总结。
    在那些日子,他在东征队伍中当会计,搞粮草;长征队伍到了延安,他被选送到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邓小平、林伯渠的身边,主管后勤,在经济极度困难的条件下,他保证领袖们吃饱吃好;盖中央党校大礼堂,他这个行政处长,不浪费一砖一瓦,一分一文不出差误;东北解放,毛主席亲自挑选这位廉洁奉公的干部接收金矿,黄金过手,不沾分毫。他认为对党对人民的忠诚,是共产党人的天经天义。
    然而,现在怎么了?上级党组织呢?党中央呢?你们怎么没有声音?他愤怒地向眼前,一座把他和人民群众隔离开来的大墙挥舞拳头。
    他只能冷静下来,在自己半生的革命生涯中寻找自己的足迹,可曾带给队伍多少污泥浊水?一段段理,一丝丝理,回答是:对党对人民还尽力不够。
    在隔着大墙不远的地方,有间普通的民房,那是张子良的家。
    这时,他的婆姨哭红了眼,喋喋不断地发着痴语:“俺那老汉成望(张子良乳名),到底做了什么错事,遭这样的报应?”
    她反复回顾过往,是否给老汉带来过什么影响?那是1945年东北光复时,陕北老家忽然听不到张子良的消息了。公公背上装满干粮的褡裢,来到延安中央办公厅,寻找他的儿子,这才知道,儿子已被毛主席派往东北的黑龙江,接收金矿。
    公公乐颠颠地,但他却不着急往回走。他有一桩心事,想见见家乡人民朝思暮想的红太阳,陕北人民的大救星毛泽东。
    毛主席听说是张子良的老父亲、清涧县的劳动模范来了,百忙中备了三个小菜,请老人做客;“你儿于接受光荣任务到东北去了,怕你不放心,没有通知你。你有个好儿子,他为人民做了许多好事,我代人民谢谢你。”
    公公这才心满意足,回了晋家塌的土窑洞,更加发挥了老劳模的模范作用,为家乡人民出力。
    后来,无论亲戚、干部怎样劝他到东北看看儿子,他也不肯,惟恐多用公家的钱:“国家用钱的地方多着哩!”
    张子良的婆姨为张子良生儿养女,侍候老人。张子良进了城,都不来接她。若不是有一年,带岭来人打着张子良的旗号,把她接到带岭,真不知这一对牛郎织女何时相会哩!
    老汉见了婆姨,第一句话就问:“你怎么来了?”
    她有点委屈。“既来了,就别忘了咱们老根据地的革命传统,多劳动,不能白吃公家的饭。”
    婆姨是陕北家乡的妇女子,又勤又巧,就是老汉不提醒,也不是那号懒虫。
    自从她来到老汉身边,一间两室的小房,外间一个灶台,内间一桌一椅一张床。她自己的家当,除了布衣布裤,就是两条家织布的被子。没打过一件家具,没烧过一块公家的好木拌。白天上山挖野菜捎带着背一捆树枝丫,菜喂猪,枝丫当烧柴。
    到了晚上,小小的灯光下,缝布衣做布鞋。每个月,老汉不领全部工资,留下自己的抽烟钱、婆姨买粮买油的零用钱,都留给公家。同志们谁有困难都能用,唯独他的亲人、亲戚不能花分文。就连每月每人领的四两豆油,还把节余下来的送给患浮肿的孩子和邻里,真个是勤俭到家了。
    闹自然灾害那一年,婆姨起五更爬半夜,拐着两支放足的脚登山挖野菜,育肥了一口猪,原意给老汉壮壮身子骨,都被老汉动员送给食堂,为众人改善了生活,即便她有几分舍不得,可老汉那股子公心,着实叫她从心眼里折服。
    她落脚到带岭十多个年头了,没有一个大年三十儿同老汉团聚过。他总是在山上,同工人们滚在一起过大年。每次上山,局里不找不回来,凉一顿热一顿。到哪儿哪儿吃,遇哪儿哪儿睡。回到家,只要给他做一碗热乎乎的猫耳朵面汤,就算知足。他的心不在家里,是跟那些幼苗苗一道扎在大山的山窝窝里。
    就说前两年,老汉突然得了脑溢血,半身不遂,是组织上强迫他离开带岭到北京住院,才住三个月便返回来。提着药壶,背着草药包,拄着棍子上了山,从苗圃到林场,从一个林场到另一个林场。他不是不相信其他的领导与工人,他在关心林子的长势,苗木的变化。他不能远离它们安心静养。
    成望老汉呵!别人不理解你,你的婆姨最知你的心。斗争会上,有个龟孙子咬你:“听说你张子良是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特等劳动模范,还有毛主席的亲笔批字,胡扯!谁见过?都是你自吹自擂!”
    只有这张奖状,婆姨在陕北时,就听别人说过,可自己也没见过,这倒是个谜。
    经历了这一次次的浊风恶浪,张子良的病情也一天天加重,他的精神没有被打倒,身体却难以工作了。他凭感觉知道党和祖国山河大地受到逆流的冲激,阶级敌人披着“红色”袈裟把枪口对准共产党的领导,对准无产阶级专政,于是,真理与谬误,美与丑,善与恶统统颠倒了。
    每逢他遇到老战友时,止不住泪水横溢。他哭祖国的不幸,人民的灾难,痛心那被乱砍滥伐了的用血汗种下的森林。
    此后较长时间,张子良无辜受到审查。
    高血压搅得他头昏脑胀,使他无法工作,也没有工作。只好在家中的斗室里,伏案练练毛笔字,可就是练字,也唯恐浪费纸张。一张纸上,工整的小楷字密密麻麻,头顶天,脚顶地。用过的火柴盒里,一盒又一盒装着的是用过的火柴杆儿,火柴杆儿也不舍弃。
    多病的大脑,无时不回想起在延安党中央办公厅时,每次给首长发办公甩纸,毛主席写完著作,多余的一张纸也要返回。这种传统精神已经形成了习惯。
    唔!窗外的小树怎么在摇晃?他忙靠近窗前,原来谁家的娃娃在攀树折枝,他连连敲窗、摆手,示意娃娃:“可不敢折枝,那是给你们种的……”
    1973年4月,不幸的一天终于出现。伏案写字的张子良。写着写着睡去了,永远地投进那绿色的美丽的梦境。
    他身着一条孩子们穿过的旧衬裤,头边留一块孩子们用过的旧手帕。
    没有遗嘱,没有留下财富。世间没有属于他个人的任何财富,只有万里青山,留下了他的足迹。
    当人们悲痛之余,想给他穿走一套新装时,然而打开那只跟随他三十余年的破旧小提箱,里面只有一件洗过多次的中山装,还是用于迎接外宾的。此外,是一张细心保存的奖状,上面印着“特等模范工作者”,落款为陕甘宁边区政府。这就是连他婆姨也没有破解的那个谜。
    张子良告别了祖国和人民。
    他活在人世上,无求于这个世界,他离开这个世界,更不索取一点一滴。
    一颗赤子之心,纯如无暇之玉。一滴水,可以反射出太阳的光辉。
    他一生热爱党的事业,党是他的灵魂,是他的意志,是人生万里之行的引航灯。他以毕生的奋斗,回答了他入党时的誓言。
    一颗心,可以表现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万能的金钱,诱人的物资,在他面前黯然失色。他用燃烧自己的生命之烛,为万古千秋的青山,增添灼灼的光亮。
    而今,当人们沿祖国大地环行,无论置身于大西北沙漠中排排的绿带,无论信步在大江南北花红柳绿的城乡,更无论在东北莽莽苍苍的大森林中巡礼,都会自然联想到,曾为绿化祖国做出重大贡献的张子良。
    这时节,人们的心不由自主会飞上小兴安岭的青峰,把酒撒青山,祭奠这位优秀的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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