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化作常青树
——深切怀念潘青同志
王钊
正值北国层林尽染，绚丽多姿的五花山时节，我朦胧地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在小兴安岭的大青山下漫步，观赏那迷人的景色；忽儿，又好像在大兴安岭伊勒呼里山巅之上，俯瞰群山。
我迈开大步紧紧地追随着她，虽然脚步有些沉重，但距离越来越近，从依稀的轮廓到渐渐清晰的容貌。果然，她不是别人，正是我梦绕魂牵的潘青。
我驻足而待，她的身影刚在身后，又到前头，微笑着凝视着我，仿佛有多少知心的话儿，要相互倾吐。我张开双臂，想去拥抱她，可她人儿又不见了。
仔细看看，留在我身前身后的竟是一棵棵常青树，挺拔俊秀的红松。我环顾这些刚毅的红松，油然兴发：这不正是潘青的品格、潘青的情操，潘青的容颜吗……原来却是一场秋梦。
窗外，天还没有亮。一切情景都掩埋在记忆里。
我觉得胸前还保留着潘青身上的温馨和松脂的芳香，泪水浸湿了枕巾。我多么想再回到梦中，享受那幸福而飘逸的相聚。可是，我却辗转反侧，思绪像潮水一样翻腾着。
我仰望灰蒙蒙的天棚，似乎是一道天幕，潘青的身影忽隐忽现。46年来，一场场悲欢离合，相濡以沫的情景，历历在目。
我与潘青相识，是在1949年夏季。
随着合江、松江两省合并，合江鲁艺文工团与松江文工团合为松江鲁艺文工团。两团合并不久，在哈尔滨南岗喇嘛台北侧的省政府俱乐部，举行了一次文艺晚会。
那时，我在省委宣传部工作，当然要去观看她们的演出。
这天晚上的演出，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站在台上为蒙古舞蹈伴唱的那位亭亭玉立的姑娘。她中等、匀称的身材，一双秀美传神的眼睛，炯炯发亮；两条粗黑的大辫子甩在身后。她身着一套洁净合体的解放装，显得朴素大方，健康丰满。我听到她婉转甜美的歌声，简直陶醉了。
散场后，我走在回宿舍的路上，那美妙的歌声，还在耳旁萦绕。
事后，我才知道，她就是潘青，是团里的演员和搞创作的。从那时起，潘青的名字就深深地烙在我的心上。
我们那时的恋爱观与现在有所不同，找对象的标准，首先考虑的是出身成份，政治条件，是否共产党员，然后才看才华，再决定能不能谈恋爱。
我从团里借来潘青的档案，知道她的家庭出身是城市贫民，本人成份是学生，194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认为，她是很理想的对象，既然条件合适，就应该主动。
那时候，省委宣传部在南岗阿什河街办公，文工团在马家沟。她家住在道里石头道街。每周六下班或听到她星期天要回家，我就跑到电车站送她回家，有时也到家看看她母亲。
宣传部李建平部长，知道我看中潘青后，也很关心。星期天，他听到文工团有球赛，就主动打招呼：“王钊，我领你去看球赛”。实际上是给我们创造接触的机会。那时，领导和被领导之间亲如兄弟，领导对部下的思想情况了如指掌，关心备至。
星期六晚上，我也常常组织、邀请文工团的同志到吉林街省委俱乐部参加舞会。当时，潘青正在哈尔滨毛织厂蹲点，有时也来参加舞会。我不会跳舞就请她教，她教得很耐心，嘴里数着一、二、三、四，我跳得很笨拙，合不上拍，常常踩她的脚，弄得我满身是汗，不好意思。我请她同别人去跳，可当她同别人翩翩起舞的时候，也不知为什么，我心里又浮起后悔、羡慕、忌妒的复杂心情。这可能就是人们常说的“爱情是自私的”心态吧。
因为时代不同，那时我们谈恋爱的方式，不是花前月下，卿卿我我，多是在假日、舞会或上下班的路上见面，谈谈各自的工作、学习情况和对形势的看法，相互勉励一番。彼此都很拘谨，头脑里的传统观念比较多。
一次，我鼓起很大的勇气，吻了她一下。她脸色微红，一笑置之。那时，我们之间有一个共同信念，只要是革命的，是共产党员就可以信赖，就有共同语言，志同道合。所以，我们始终相互尊重、融洽，心心相系。
1949年秋天，她作为松江省文艺界的代表，去沈阳出席东北地区首届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
临行前，我送她一支钢笔，鼓励她努力学习，勤奋创作。她回来后，又把会上发给的一本精装的“新华日记”本，赠送给我。在那上面写给我的赠言是：“工作最努力，才生活得更幸福”。这笔和本就成了我们定情的信物。虽经“文革”的多次折腾，我把这个本子作为最珍贵的纪念物，始终保存着。
经领导批准，1950年1月16日，我同潘青，还有宣传部的另一对恋人，举行了婚礼。当时是供给制，组织上发给我们一床新被褥。在食堂摆了两桌酒席，潘青与我邀请了在省委和文工团工作的同事参加。省委办公室主任主持，举行了一个简单仪式。
饭后，潘青的同事把她送到我住的宿舍，就算完成了新婚典礼。
结婚后，我们一起生活，更加相互体贴了。我对她的身世，有了更多的了解。
潘青原名潘淑清，也曾用过田禾的笔名。于1928年2月22日（农厉壬辰年二月初二），出生在哈尔滨市一中小业主家庭。
父亲经营一个远东印刷厂，雇用三十多名工人，算不上像样的资本家。但家中生活比较富裕。
父亲有两个妻子，正室生一男一女，男孩早逝。她和二姐是庶出。她从小聪明伶俐，父母非常疼爱。家庭生活虽较富裕，但过日子却一贯节俭。母亲是贫苦出身，一个苹果也要切两半，姐妹俩各吃一半。姐姐年龄大些懂事，自己的一半常常不吃留给妹妹。
1931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
在国民党、蒋介石的“先安内，后攘外”、疯狂剿共、不抵抗政策下，哈尔滨和全东北很快沦为日本殖民地。东北三千万同胞成了任人宰割的牛羊。
在日伪统治下，民族工业已注定了被扼杀的命运。1938年，她10 岁的时候，父亲经营的印刷厂破产倒闭。不久，父亲去世，大妈也分家另过。
从此，她家的生活骤然下降，只剩下寡母和姐俩住在一起相依为命。母亲靠做些针线活和分得的少许积蓄，维持家庭生活，供她上学。一支铅笔、一块橡皮，都要仔细的节约使用。她懂得能够上学来之不易，学习勤奋、争胜心强，从小学到国民高等学校毕业，在校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1944年毕业后，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和母亲的劳累，和姐姐一起卷烟，然后拿到街上去卖几个零用钱。后来，她当过小学教员，以微薄的薪金维持家庭生活。她常说艰苦的生活可以磨砺人的意志，使人聪明起来。她从小养成了孝母、爱姐、俭朴、好学的品行。
当我们有了孩子时，他们穿的裤头、小衣服、连衣裙都是她在业余时间做的。孩子们上学的
时候，买来的铅笔也是一根一根发给他们，用多少发多少，嘱咐他们要仔细地削，不允许浪费。从小就教孩子背颂：“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吃饭掉到桌上的饭粒，都必须捡起来吃掉。
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后，过了14 年亡国奴生活的东北人民，欢欣鼓舞，希望以后生活会好起来。当时，不少人抱有盲目的的正统观念，潘青也像这些人一样，盼“中央”来接收，好能升学或找个职业，挣钱供养母亲。可是，她看到的是国民党在美国的支持下，发动了全面内战，唯恐东北成为共产党人的天下。
国民党、蒋介石在积极运兵抢占东北同时，迫不及待地派遣所谓“接收大员”，到处收买臭名昭著的日伪残余势力、军警宪特、土匪流氓、社会渣滓，封官许愿，发委任状，使他们摇身一变，挂上了什么“维持会长”、国民党“党部书记长”，什么“司令”、“军长”、“师长”等头衔。这些人招摇过市，摊派收钱；招兵买马，组织暴动，策划暗杀；纵火抢劫，制造社会混乱，搞得乌烟瘴气。
一次，国民党派到哈尔滨来接收的市长杨绰庵对女学生讲话，倡导“男人要闯、女人要浪”。她听后十分反感、愤怒。
1946年3月9日，国民党特务在道里水道街9号暗杀了李兆麟将军，更激起了她对国民党的无比愤概。看到了国民党与日伪残余势力同流合污的种种犯罪事实，使她原来对国民党的某些幻想彻底破灭了。正如当时在广大市民中流传的歌谣那样：“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1946年4月28日，中国共产党、八路军重新进驻哈尔滨，人民又看到了希望。这时，国民党军队正大举进攻北上，直逼第二松花江边。
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一方面要抵抗国民党军队的正面进攻；另一方面又要在北满发动群众，全力剿灭国民党收编支持的土匪。同时，在城乡开展了“反奸清算”，使农民从地主手里获得土地的斗争。此时，哈尔滨及周围农村，社会秩序比较动荡。有些人虽然看到共产党、八路军作风好，为人民着想，可能否站住脚，还在观望。
这年的秋天，潘青没有告诉寡母，毅然离家去佳木斯参加了革命，进入东北大学学习。
在那动荡不安，兵荒马乱的年月，一个18岁的女孩，单身离家去参加革命，这需要有多么大的勇气和坚强的意志。潘青参加革命初始的动机是想学医，掌握技术，将来好养家、供奉母亲。可是，革命队伍是座大熔炉，可以造就无数新人。
她从进了这座革命的大熔炉，就天天改变着世界观和人生观。从此，把自己的生命、前途，同革命的兴衰、人民的甘苦，融会在一起了。1946年11月底，她随学校教职员工，自愿到大土匪李华堂出没的贫困山区刁翎县，住在穷苦农民家里，发动群众，深入土改，帮助剿匪，一直工作看到活捉了匪首李华堂。
说来也巧，到了70 年代，我们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二院工作的大女儿，到刁翎进行医学实践工作时，又碰到潘青当年所在村里的老乡长。他还念念不忘地讲述着那位勤快、朴实的姑娘。
1947到1948年，她在合江鲁艺文工团，从事演员和创作工作。不断随团深人农村、矿山，为工农兵演戏、唱歌。同时，将自己在生活中的感受，配合革命形势，写了一些散文、鼓词、小演唱、活报剧等作品，诸如，《百里大壕通大江》、《库里申科大队长》、《鼓词人杨桂香》，小歌剧《添牲口》、《枪》，大型活报剧《打到南京去，解放全中国》等等。这些鲜活的作品发表后，深受群众欢迎和喜爱。这段时间，是她创作的初始阶段，是她在创作路上迈出的第一步，也奠定了她一生对文学艺术的爱好和创作的信心。
1948年，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如孩童扑入母亲怀抱，禾苗沐浴雨露春风，在她前进的征程上，又获得了新的活力。她以饱满的热情，执著的追求，投身到生活和工作中去。
第二年，合江、松江文工团合并进入哈尔滨后，她调到松江省文联从事专业创作，并兼创作组长。
1950年秋天，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朝战争，悍然把侵略的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威胁新中国的安全。全国人民义愤填膺，热烈响应毛主席号召，高举“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旗帜，组织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同朝鲜人民军并肩抗击美帝国主义侵略者。
此时，我们结婚不久，因工作需要，省委派我去宾县作县委书记，组织战勤和接收伤病员的工作。她到宾县去看我，不愿影响我繁忙的工作，就主动跑到英杰区体验生活，帮助地方宣传动员战勤工作。
她目睹一位老爷爷，送自己心爱的孙子去参加志愿军，很受感动，奋笔写出了一篇感人至深的短篇小说《爷爷的心愿》。
年底，她回到哈尔滨，不顾初孕的不适，天气的寒冷，随东北三省赴朝慰间团去朝鲜前线体验战斗生活。
她紧随志愿军住山沟，进山洞，吃炒面，冒着敌人狂轰乱炸的危险，紧随部队，直打到“三八”线以南。她经常为战士们和朝鲜老乡献歌。碰到慰问团的同志病了，她就马上接替工作。
半年后，直到肚子大了，行动不方便时，才返回国内。
她回到我的身边时，面色憔悴。我对她既赞佩，又心痛。但她精神状态很好，彻夜滔滔不绝地讲述她在朝鲜战场的体验：志愿军战士怎样英勇可爱，怎样夜行军避开敌人的轰炸；美国兵怎样缴枪投降，中朝人民怎样友好，她也看到过个别逃离队伍的怕死鬼。
有一次，她走进一个山洞里，躲避飞机轰炸，跟部队失掉了联系,一天没有吃东西。她对我说：“你体验不到饥饿的那种滋味，有多么难受，附近老百姓也没有什么吃的。
天黑后，一位朝鲜老大娘送来一小捆大葱，当时吃着大葱，比上等酒席还香甜。”我细心地听她那娓娓动听的讲述，分享着她的喜悦，从心里不能不佩服她是位刚强的女人。
她回到哈尔滨不久，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几个月后，婴儿的脑袋，还不断晃动。她告诉我，可能是在战场上受到敌机轰炸和炮火震荡造成的。
在潘青的创作生涯中，具有转折意义的是1956年调到小兴安岭伊春林区工作。她先后任市委宣传部、文教部副部长。
从此，三十多年来，与林区和林区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一生挚爱大森林，讴歌林业的开拓者和建设者，被人们誉为“绿色歌者”。
这段时间是她写作的高峰期，她的作品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林区独特的风格。她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中，经常深入群众、深入生活，以普通劳动者身份，同基层干部、教师、工人、家属谈工作，唠家常，调查研究，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克服困难。
她常说，要放下架子沉下去，同群众交心共苦乐，群众才会信赖你；说真话、说实话，才能摸着他们的脉搏，弄清事物的真伪。她历来不赞成浮在上面，脱离实际生活，仅靠小聪明，闭门写作。她说那是出不了好作品的。她始终坚持文艺为劳动人民，为工农兵，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向。
她写的电影文学脚本《万木春》，以1947年刚解放不久的小兴安岭林区为背景，以模范共产党员张子良的故事为原型，塑造了共产党员和伐木工人艰苦创业的群像，揭露了隐藏在工人队伍内的破坏者，警醒了具有旧式思想观念和管理方式的旧职员。
电影《万木春》上映后，给林业广大职工很大鼓舞。她的短篇小说集《彩莲婶婶》、《山城夜》，诗歌《长歌大青山》，话剧《千山万岭红花开》等等，满腔热情地塑造了诸多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艺术典型形象，被人们誉为“林业工人形象的艺术画廊”。她用火一般豪放的激情，讴歌大自然的母亲——大森林，和开发林业的英雄们，读她的作品总给人以启迪和鼓舞。
据不完全统计，她一生创作发表的电影、小说、剧本、散文集、诗歌集、文艺评论集，以及她主编出版的各种书籍一百五十多部，二百多万字，其中绝大部份都是以大小兴安岭林业为题材的。
她生前计划创作长篇森林三部曲。第一部《苍山如海》四十万字，已脱稿，是一部描写解放后小兴安岭林区开发建设的史诗。
她一生挚爱大森林，喜欢绿色，用手中的笔描绘祖国壮丽的河山，塑造开拓者和建设者的形象。她把森林比作大自然的母亲，比作万物的精灵；把绿色看作春天、希望和永恒的生命之源；地球上没有了森林和绿色，人类就灰涩无光。所以，人们赞誉她是“木把作品”,“绿色歌者”；她自己也说：“是嫩绿涂染了自己的生命”。
潘青在小兴安岭林区工作八年多，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和创作素材。她是全市唯一处级女干部，她宁愿放弃提拔行政职务的机会，情愿回省文联从事专业创作工作，实现她一生从事写作的愿望。
正当她精力充沛，创作进入高峰期时，一场历史大浩劫，打破了她“绿色”的计划。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使文艺界首当其冲，她受到无端的批判。
两地生活的丈夫也被打倒，被迫害得一只眼睛失明。家被抄被封，两个大一点的孩子和十二岁的小弟弟“上山下乡”，被赶到贫困的少数民族地区劳动改造。一个三九天的深夜，小儿子住的开荒的地窝铺里失火，仅穿一个小裤衩跑出来，幸免一死。
在哈尔滨市仅剩一个七岁的小女儿，留在文联机关，无人照管。我们形容当时的家是四分五裂。这种情况一直延续了七年，可以想象，这非凡的七年，一个作妻子和母亲的，该是多么伤心难过啊！
更使她痛心疾首的是，多少年来用心血积累的材料、笔记本、书稿等，被“造反派”抄家时，有的弄失落了，有的弄得残破不全。这等于给一位一心一意从事创作的巧妇，断了粮；等于挖了她的心；等于把一位母亲将要生出的婴儿，扼杀在胎中。她把这种伤心难过的心情，一直埋在心底，很少流露，以免引起家人的烦恼。
我能理解她身心受到严重创伤的感情，加上下放到清河五七干校去劳动，每天在林场、砖厂干着繁重的体力活，从此坐下了病，身体一天天衰弱下来。
在这段时间，她唯一得到安慰的是下乡的几个孩子，都靠自己积极劳动，勤奋学习，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冲破了干扰和阻力，陆续上了大学。
1971年，她先于我“解放”，回到省文化局创作评论办。当时机关还未恢复正常的工作秩序，林彪、“四人帮”兴风作浪，形势动荡，很难安心静气地从事创作。
直到1978 年下半年，她回到省文联作家协会后，才又安下心来从事写作。她兴致勃勃地对我说，要把“文革”中失掉的时间抢回来，身体好一些还要完成长篇《森林三部曲》。她还是老习惯，早晨三四点钟就起床，开始构思创作。这时她的病已越来越重，明显看出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住一段医院，身体好些，回家一边吃药，一边又开始写作。
我看到这种情况很心痛、焦急，开玩笑地说：“你这个人怎么只要文章不要命呢？”
这时她虽有雄心壮志，已力不从心了。她自己知道身体每况愈下。
90年代初，她曾对我说，“看样子快完蛋了”。我安慰她说：“不会的，到金婚时，我们也庆祝一下。”
直到她病入膏肓，躺在病床上时，只要能活动，就没有停过笔。她要顽强活下去的希望是那样强烈，念念不忘她未完成的写作计划。她一生中尤其在生活方面，只要自己能做的，从不愿麻烦别人。
她躺到病床上，活动已经很难了，大小便也不让别人拿便盆，也要挣扎起来，叫人扶着去便所，很怕脏累了别人。就是这样一位刚强的人，老天爷却没有多给她几年生命，来实现她的愿望，实在令人惋惜。
她一生中走到哪里，在哪儿工作，都热诚地团结文艺界的同志，积极培养组织业余作家队伍。紧张工作之余，经常地为业余作者讲课，看稿子、改文章、谈创作体会，鼓励他们深入生活。凡接到同志和作者、读者的来信，她都热情复信。
为了繁荣林区文学创作，使青年作者有一个练笔发表作品的园地，她支持创办了《伊春文艺》、《大兴安岭文艺》，同时关注支持办好地区报纸的副刊。在她帮助、团结下成长起来的一批青年作者，写出了许多有影响的文学作品，有的已成为全省乃至全国颇有知名度的作家，她们都尊敬爱护她，称她为老师或潘大姐。当听到她逝世的消息后，纷纷发来唁电，送来花圈，有的自费从外地赶来哈市为她送葬。
我和潘青几十年和谐相处的日子里，深深地了解她，不仅是一位性格坚强、品质高尚的作家，而且是一位贤淑的妻子、慈祥的母亲。我们结婚46年来，志同道和，相敬相爱，在生活上从未吵过嘴。
有时，因某些问题有不同看法，比如为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关系争论不休，在写作方面常常是她胜，我“投降”，在政治问题上常常是我占上风，她“妥协”。
实行工薪制以来，工资一发，除缴党费外，全部交她管，我的衣食住行安排得井井有条。家里有点好吃的东西，自己舍不得吃，总要留给我和孩子们。
我每逢出门，她在家把一切应用的东西都给准备好，还要检查穿的衣服是否干净，她说：“男人往外走，带着老婆两只手，你虽不拘小节，外人会说老婆管得如何”。
每次我外出回来，她都按东北的习惯包饺子、吃面条。她在世的几十年里，我每月工资发多少，家里有多少积蓄，我都不知道，也不过问。她对我开玩笑说：“把你侍候的太周到，天天在家当官做老爷，油瓶倒了也不扶，养蠢了。”
我说：“是咱们的总管家，又是上帝，管家在，我是光吃粮不当兵的。”
俗话说：“患难识朋友，烈火见真金。”
在“文革”中使用“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作法，先给我戴：“三反分子”的帽子，我不服。又给我戴“叛徒”帽子关进监狱。
武斗中，给我剃鬼头、泼墨汁、戴高帽．打伤脑袋，一只眼睛失明，无休止地批斗，那种无中生有，造谣中伤，污辱人格的作法使人无法接受。
正在满腔气愤、委曲、悲伤无处诉说时，造反派把潘青揪到黑河，秘密隔离看押起来，逼她揭发我：威胁、利诱都未能从她嘴里捞着可利用的东西。又叫她陪我遭批斗，一直到斗完，才放她回家同我见面。
晚上，我俩躺在小火炕上，相对无言，满肚子悲愤、委曲、沮丧，不知从哪里说起。
我对她说：“老潘，我连累了你和孩子们，很难过。我16 岁入党，一直在党和毛主席教导下工作成长，最难过的是说我反党、反毛主席，怎么也想不通。我曾经是一个农民的孩子，文革后不让我革命了，我还回老家去当农民，种我的地。可我怀疑这不是毛主席的政策？”
她亲切地对我说：“不要这样想，还要相信党，相信群众；我了解你，相信你是个忠诚的共产党员，将来无论你走到哪里，无论做什么工作，我都跟着你”！
她用肺腑之言抚慰我那压抑、郁闷的心。这正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我身边有这样一位知我痛我的妻子是多么幸福啊！还有什么压力不能承受，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
我们结婚时还不讲计划生育，她一连生了四个孩子。白天去上班，把孩子送托儿所、幼儿园，晚上给孩子们缝缝补补，耗费了她很多精力和时间。她只能早起晚睡，挤出时间搞写作，她并不因家务拖累而埋怨。
她对孩子们从不打骂和溺爱，更多的是关心他们健康成长。从小教育他们要尊敬老人、师长，当孩子上学懂点事的时候，就组织他们学雷锋、欧阳海、刘英俊等英雄模范，告诫孩子们长大了要先做人、后立业，待人要诚实，不要说谎。要像雷锋那样做人。
事实表明，这种从小的教育，奠定了他们后来做人的根基。几个孩子不论在学校、农村、还是大学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凡他们待过的地方，群众都反映他们诚实、俭朴，看不到有高干子女的优越感。
在她的后半生中，最悲伤，精神上打击最大的是小女儿的不幸去世。
1992年8月，她寄予厚望，能接她文学事业班的小女儿，在大西洋的非洲贝宁共和国使馆工作，因公遇难，年仅34岁，英年早逝。这突如其来的晴天霹雳，使一个多病的母亲怎么承受得了。
我当时正在外省开会，听到这不幸的消息，通宵未眠，悲痛不已，我急忙赶到家时，她已茶饭难咽，看到她那悲怆的脸上已衰老了很多，可以看出她的心在痛，在流血，她对我说：“无论如何，我们自己花钱也把孩子接回来安葬。”
当接小女儿骨灰的姐姐、姐夫前去贝宁时，带去了她的一封信：
“琳琳：
爸爸妈妈想你，现在接你来了，跟我们回去，回到祖国的家里去，大西洋有情也无情呵！你不能久别家乡，姐姐、姐夫代表全家，把你接到爸妈的身边，寂寞、孤独将由祖国的亲人、朋友来分担。
回来吧！孩子，我们心爱的女儿。
母亲
一九九二年九月四日”
按她的意愿，小女儿的骨灰回国内安葬。
之后，她不顾受伤的肢体，把全部哀思都投入到为女儿出书的工作中，她亲自为《耀琳采风集》作序，自己拿出一辈子生活费的结余，与报社的同志们共同努力，在女儿去逝周年之际出版了这本书。它寄予了一位母亲的悲痛和深情。
潘青一生对丈夫、孩子们付出的太多太多，较之，而我对她的照顾、体贴，却很少。我们几十年的生活经历，深感同样工作的女同志，要比男同志多付出一倍的辛苦。
当她躺在医院病床上行动比较困难的时候，我天天去看她，陪伴她，多么希望她能治好病，好好陪她到各地走走，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激发她创作的源泉和灵感，携手度过幸福的金婚。
天不遂人愿，去年8月8日，正值立秋，无情的病魔夺去了老潘的生命，整68年，壮志未酬，竟走完了她人生之路。这是小女儿刚刚去世的第三个年头，她追随心爱的女儿而去。
人们常说，丧父、丧妻、丧子是人生的三大不幸，而这三大不幸我都摊上了。我和老潘命运相联，从小都失去了父亲。
当失去爱女的阴影还萦绕在心头时，知我、爱我的妻子又撒手人寰，我简直成了断线的风筝，失群的孤雁，一时间像失掉了魂的人，痛感悲怆和孤独。我多么希望和潘青相依相伴，白头偕老，可是希望终究抗拒不了自然规律。
她离开了深深眷恋的黑土地和人民，离开了一生挚爱和热情讴歌的大森林；离开了亲手哺育长大的孩子们和朝夕相伴、心心相系的丈夫，急匆匆地走了。
潘青无愧是一位人格高尚，忠贞不渝的共产党员，是一位革命的贤妻良母，我为有这样一位妻子感到自豪。她一生以林为题材，塑造的各种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看到成千上万的人欣赏和阅读她的作品时，相信她会欣慰，含笑九泉。
潘青生前，已经把小兴安岭的绿色山城——伊春，当作是自己的第二故乡，为实现她生前的愿望，长眠大青山，我和大孩子捧着她的骨灰回伊春，撒在挺拔壮美的红松林下。
潘青的生命已经化作山峰、泥土，汇成激流，伴随着连绵的山峦延伸……
我含泪，写了一首诗，祝福她在九天之上的冥冥环宇中，好好休息，她实在累了。
诗题为《送潘青回故乡》：
满怀眷念返伊春，陪送潘青探故人；
潺潺溪水含情谊，郁郁青山系芳魂；
长眠林城偿宿愿，静听百鸟轻声吟；
愿君忠魂化松柏，溶伴林海万年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