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家中排行第四，为纪念姬姓远祖取小名姬姑。1925年出生，三岁时在济南时得一场大病。后来听大人说父亲蒋继尹对我这个唯一的女儿十分宝贝，此次常常守在医院隔离室外，隔窗看着我。四岁全家随父亲从山东济南经梧州水路回家乡全州，遇土匪。同时落入匪手的还有在广西大学读书的堂兄朝清、朝沅、朝江。土匪觉得这么多人也是负担，同时也需要人回家报信筹款，于是在去往匪巢的路上我与母亲、三哥还有正在吃奶的五弟被放回，后来父亲竟被土匪撕票。
      母亲回到老家，因为死了丈夫，被认为克夫，外家人又远在山东。父亲幼时，被长辈按惯例与数辈有姻亲的唐家定亲，因为长期近亲结婚，这位唐氏有精神病，父亲不喜欢。加上13岁就离开家乡，之后也因此从不回家，这位唐姓母亲也许受到刺激，病情更重。于是完全疯癫，整日端坐在一张椅子上，大睁着两眼，孩子见了很害怕。尽管这样，这位癫子奶奶才是正室，人叫七奶奶(爷爷在家族中排第七)，母亲虽然带着五个孩子到家只能算小妾。蒋家是一个封建大家庭，未曾分家，五六桌人吃饭。三个媳妇轮流做饭。大房伯娘有丫头代为操作，二房伯娘农村出身，也有丫头。母亲在外面也是有几个佣人，而自己从不理会家务事的。现在这样到家，没有佣人，又是小脚，其艰难可以想象。全州吃辣，初来时一家人饮食都不习惯，只能将菜放到开水里洗一洗再吃。小孩贪吃，一次看见阳沟中有一个石榴，我去捡起，被母亲一巴掌打掉，我那时小，还不懂什么叫世态炎凉，倒是母亲伤心地大哭，可见当时母亲在家中的地位。我上小学了，住校，每周一上学，周六回家。当时男女同学不同住，女生住在乡公所头锁，由大姑妈(父亲的姐妹)管理。大姑妈有个三、四岁的女儿，我放学后就帮她带女儿，有点像佣人保姆。一起上学的有大伯的女儿巧姑。太姑妈很势利，对巧姑好，时常欺负我。为改善伙食我母亲每周一给我带菜，但是到了学校就会被她缴掉一半。经常无辜罚我的站，有一次我又被罚站，巧姑是个小孩子，没有成年人那些势利的做法，还一边帮我扇扇。母亲其实心很善，接济甚至收留穷苦人家。但是男人死了，在大家庭中饱受欺侮；全家连佣人都瞧不起，所以，母亲有时会突然歇斯底里发脾气。
      母亲也许在大家庭中很压抑，就吸食上了鸦片，自称以前生病用此做药成瘾：她离不开鸦片，但是在大家庭中又不敢公开，只好请长工悄悄地去买来做成药丸吃。于是与这个长工接触比较多，家里不知道她吸食鸦片，家族长辈认为她不守妇道，母亲感到万分委屈，于是决意上吊自杀。上吊不成，就想跳崖。一次母亲在前面往悬崖上爬，我们几个孩子在后面哭喊，后来遇到一个砍柴的人才拉住她。尽管这样，母亲还是离不开鸦片，家里经济状况因母亲吸食鸦片而较差，甚至我上学的学费都成问题，四伯娘（康林之奶奶）之子朝清还接济了我一个学期的学费。我考取中学后，兄弟们也都大了，爷爷对我态度完全改观，我们在家中的地位逐渐高起来。
      抗战时期，1944年日本对我国南方的几座城市狂轰滥炸，长沙大火，桂林紧急疏散，我随难民逃到重庆。当时难民太多，交通工具太少，火车上下内外都挤满了难民，事后我们回忆那单层的车厢从高到低共有五层：火车顶一层、行李架一层、椅子一层、椅子下一层、车轮杠上搭上板子一层。我们当时一分钱都没有，沿途靠当时还是男友的曾治品的大哥的生意伙伴接济，历经千辛万苦辗转到了重庆。到达重庆后，1944年冬天经人介绍到从南京迁来重庆的中央印制（造币厂）当点钞工。计件工资，工资仅够维持最低生活。在这里我认识了一批热血青年，其中有几个地下党，参加了一些进步活动。抗战胜利后工厂要迁回南京，厂方计划把原来从南京带来的老职工带回，在重庆招的一批人就完全不管了，愤怒的工人发出了强烈的抗议和行动，并且选我作斗争的副理事长。后来斗争取得成功，厂方答应发给工人一定的遣散费，大家庆祝斗争成功聚餐，还打了一个金牌给我作为奖励。工厂迁走了，我又一次失业了。我们准备回桂林，因为费用不够就把金牌卖掉了作盘缠。回桂林之后，不久就《广西日报》（当时桂林市是广西的省会）与男友曾治品登报结婚。
      回到桂林，原来在四川与地下党的关系中断，此时北京有一个同学刘焱说有地下党的关系，于是我们就到了北京，通过它找到刘仁（解放后任北京市委副书记）。这时国民党接受了东北的阜新煤矿，缺一个简报社主编，刘焱就介绍我去了阜新煤矿，（文革调查发现了一个国民党特务部门追捕曾定之、蒋朝渊的通缉令，大概是当时的桂系与中央有矛盾，未予理睬，而我们竟完全不知道。）在阜新煤矿这段时间收入较高，生活也较稳定，第一个孩子晓新出生。 48年解放军解放东北之前，我们又离开阜新煤矿奔赴华北解放区。6月到解放区河北西柏坡平山华北军区司令部联络部(部长李英儒即著名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的作者)，此时与党的关系再次接上。我们被送到华北联合大学（后改为华北大学）第一部培训学习，提高理论水平，结业后分配到华北财政学院。该学院后来取消，改为华北财委(主任委员薄一波)，继而又改为中央财委（主任陈云，薄一波、马寅初、李富春都任副主任。）一直到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高岗当主席），我担任中央机关俱乐部主任。一两年后又回到国家统计局统计总署世界经济研究组搞统计工作。
      解放初期，本来我已报名抗美援朝，因为怀孕不能如愿，1950年12月8日二儿子小平出生。1953年三儿子大建出生，1954年四儿子大军出生；1957年五儿子小武出生。195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向北京要两千干部，我们夫妇俩人被派回广西桂林植物研究所。我在植物研究所办的植物专科学校担任教务主任，校长由植物所所长兼任，这个学校一共办了四年，先后培养了三百多名学生。这些学生中后来还出了两个研究员，桂林市园林部门的领导一度全部是这个学校的学生。植物学校停办后，我担任植物研究所图书馆的馆长。后来植物所把图书馆、资料室、广西植物编辑部合并为情报研究室，我在情报室工作，直到1986年按1948年参加革命工作离休。           
                        （2011年7月时年八十六岁口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