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伟大的事业，人的命运决定于教育。
                                          
                                                一【俄】别林斯基
    1940年2月，张泽厚应堂舅詹正圣之邀，到岳池县私立新三中学（今岳池一中）担任教务主任兼国文教师。私立新三中学是1939年7月由詹正圣发起（詹正圣1933年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后，回到岳池教书）、地方名流借重国民党元老、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声望办起来的私立中学。学校由于右任（1879-1964）任董事长、柏被浓任代理董事长、詹正圣任校长。   
    代理董事长柏被浓（1892-1961，解放后曾任岳池县副县长）是岳池北城乡人，1910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国民革命军20军（杨森部）师参谋长、代旅长、20军顾问。他从军本想救国救民，没想到四川军阀你争我夺、战乱不断、各霸一方、祸及百姓。柏被浓十分失望，遂在30年代末期退伍还乡，一心向佛。柏被浓思想进步，30、40年代他曾多次营救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如詹正圣、杨英杰等都是经他营救脱险的。他退役后是岳池佛教界的头面人物，也是热心公益、关注教育、投身慈善的开明士绅，在岳池县城很有号召力。他作新三中学的主要负责人也是众望所归。学校自成立到解放（1939-1949），一直由柏被浓、詹正圣二人主持工作。        
    张泽厚一到校就遇上学校的财务危机：开办初期万事艰难，除了于右任先生提供的3000元开办费外，没有其他经费来源。筹集经费是学校生存下去的当务之急。学校负责人柏被浓、詹正圣、张泽厚经过商量，决定分头筹款自救。张泽厚决心带头设法募捐。张家是名门望族，张家五大房广有田产，仅张家家族公产就有900挑（约合200亩），经张泽厚说服动员，五大房均同意捐献公产田地给新三中学办学。新三中学则承诺每年给张家子弟五个名额，免费入学。柏被浓则利用他在佛教界的影响，让广兴场广山寺住持王和尚捐出庙产400挑、中和场的段继楠也捐出一个大山场供学校砍伐建房木材。于是新三中学便有了不动产，可以收租变卖兑换现金。柏被浓还利用袍哥大爷的身份，将自己寿宴收取的礼金法币20万元全部捐给新三中学作办学经费。他还以身作则，在主持新三中学工作的十年时间里，分文不取，从未领过工资，更未拿过任何补贴，象他这样克己奉献、廉洁自律、心中无私的人，真可谓是凤毛麟角、世间罕见。柏被浓的人品和操守受到全校师生的倾心仰慕，极大地增强了学校的凝聚力。有了柏被浓、张泽厚两人的率先垂范，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赠给学校的钱财、教学仪器、图书便接踵而至，四处募捐的结果终于帮助新三中学摆脱了财务危机。
    财务问题解决了，师资奇缺的问题又冒了出来。招聘教师的重任就又落到了张泽厚头上。张泽厚人缘广，知名度高，又先后在重庆、成都、宜昌、万县等地任过教，经他努力奔走，加上校长詹正圣在成渝地区广泛的人脉关系，当时国统区一些颇有名气的进步教师陆续来到新三中学任教：著名诗人白莎（晁若冰1919-2006、中共党员）、绿原（化名周树藩，1922-2009，中共党员、解放后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赵枫林（1922-1967、中共党员）以及周茂兰（南京人）、邓卓督（武汉大学教授）、蔡燕荞、王朋来等都是受学生推崇的老师；40年代先后到校任教的共产党员还有：蔡衣渠（1918-1978，解放后曾任南充地区副专员）、杨子范（杨一凡，解放后曾任河北石家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万禄（昆明人）、赵枫林、周增辉、易文裴、贾佐、张泽浩、刘福善、詹天亨、贾一夫等。                             
    这些红色文化人中的贾佐（1907-1960）是大有来头的老共产党员，贾佐真名陈昌，四川仪陇县人，曾任叶挺独立团副官和贺龙20军侍从副官兼手枪队队长，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负责保卫起义指挥部的安全。据说油画《南昌起义》里，周恩来身后站立的年轻军官正是手枪队长贾佐。贾佐1927年底加入共产党，1929年策划领导“石宝寨起义”，创建了川东红军。1931年调“中央特科“，在李克农领导下工作。他曾长期打入敌特内部潜伏，先后在国民党南昌行营、武汉行营和康泽的特务机关任职,甚至作过蒋介石委员长侍从室的警卫，为党提供过包括国民党当局围剿长征红军计划等大量绝密情报。虽然他多次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但始终不忘革命宗旨。抗战期间他来新三中学任教直到1945年才离开。可惜的是，这位为党和中国革命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优秀共产党员，却在1957年被打成极右派，判刑劳改，1960年冤死狱中（1981年平反）。
    大批思想进步、学识渊博、教学认真的人来校任教，极大地增进了学校的凝聚力，教学质量很快就超过了县立中学。1942年秋天，新三中学开办高中，成了岳池、武胜、广安地区最早办有高中的一所完全中学，一时声名大振，受到广大学生、学生家长和普通民众的交口称赞。新三中学的学生也成了青少年仰慕的对象，他们大都准备将来报考新三中学。
    对于张泽厚在新三中学所起的作用,他的二儿子张良茂在《回忆父亲张泽厚》一文中曾谈到他作为新三中学学生的所见所闻：“曾随他在新三中学度过六年时光的二儿良茂有着这样的印象，那就是他把‘教书’与‘育人’有机地结合起来了。他为人正直，作风正派，有些清高气，但一遇不平事那就‘不平则鸣’，敢说敢为。他烟酒不沾，衣着得体，有着良好的生活习惯。这些无疑会在学生中产生潜移默化、起到身教胜于言教的作用。古人说得好：‘正人先正己’嘛。
    再就是他十分注意教学方法。他在这所学校教语文课，除了教课本中的篇章外，还选了一些名篇佳作，如高尔基的《海燕》、鲁迅的《故乡》等进行讲授。同时，坚持教中有‘育’，以‘育’促教。一方面联系课文引导学生思考如何做人，另一方面组织学生开展多种课外文艺活动，使学生从中接受更多的进步思想，反过来又促进了语文教学。这所学校虽属私立，但在县内举办的学生作文赛中，升学考试中均证明，其语言教学水平明显高于公办那所学校。这当中，应该说父亲是起了一点推动作用的。”（张良茂：《回忆父亲张泽厚》、《南充文学》2006年第2期）。

    谈到张泽厚的清高、洁身自好，张良茂印象深刻：张泽厚生活简朴、烟酒不沾、性格内向、不善言辞。他不屑与官府、商人来往，认为他们热中名利，尔虞我诈、花天酒地、满身铜臭，与之交往有辱斯文，降低了知识分子的身份人格。他靠教书谋生，并不富裕，他有钱了就去买书，有时间就写文章搞创作。当了官的老同学来访，他毫无热情、淡然处之。
    1947年老同学罗新民返乡来访，他在家里便饭招待，之后再不理睬。罗新民是山东省主席王耀武的机要秘书，官场春风得意，衣锦还乡，没想到受到如此冷遇，十分扫兴。张泽厚也不攀附名人，他与田汉、张大千、潘天寿、王济远、黄宾虹、傅雷都相当熟，但很少听他提及，偶尔有人问起，他也只承认不过是在一起打过麻将而已。他家中藏有于右任、郭沫若相赠的条幅，也难得见他示人。而他对新三中学的学风建设却是勇于承担责任，凡事都要亲历亲为，率先垂范。
    张良茂在谈到新三中学的校内风气时，也曾作过这样的描述：新三中学的办学实践应归功于办学者灵活运用于右任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办学理念，处处有创新之举：办新学树新风：新三中学是由岳池地方贤达创办的完全中学。它既非政府官办，也不是共产党创办的，但它却造就了一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它由詹正圣发起，借重于右任声望，由柏被浓四处活动，将土观寺和邻近的两座寺庙充当校舍，广聚民间之力办起来的。当时川北地区只有南充有高中，新三中学是岳、武、广地区的第一所办有高中的完全中学（岳池中学几年后才办起高中）。首创男女同校：在封建保守、因循守旧的岳池，新三中学男女生同班上课引来了社会上的阵阵非议，被视为有伤风化、大逆不道。但后来学校不仅风气好，而且学习成绩更是令人刮目相看。学生以读新三中学为荣，走在大街上都扬眉吐气，让人羡慕。武胜、广安的学子争着前来报考。新三中学男女同校也开创了一代新风，为妇女解放作出了贡献。

    进步空气浓厚：新三中学教师大多上在外地甚至国外留学归来的饱学之士，新思想、新风气在他们身上多有体现：不抽烟、不喝酒、衣着得体、爱岗敬业，除了打打麻将无其他爱好，大家都把教好学生放在万事之首。在教师的影响下，学生们关心时事、争相传看进步报刊，如《新华曰报》、《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群众杂志》、《新民主主义论》等，都是在学生中公开传阅的进步读物。校内还经常举办时事座谈会。学校还教唱抗日歌曲和进步歌曲，甚至也有解放区的歌曲，到处是意气风发、青春向上的一派新气象。大量共产党员来校任教，更加启发了学生们的觉悟。   
    管理民主：新三中学校方讲究民主，对教师、学生的活动给予充分的自由很少干涉。对学生集会结社搞宣传办刊物校方都默许从未加以制止。军训教官想在学校发展三青团，竟被张泽厚次子张良茂掀了桌子，搞得狼狈不堪。校长身兼三青团区分部主任却充耳不闻、听之任之，可见校方是不愿意看到反动势力在学校内扩张的。于是张良茂自然就成了学生心目中不畏强权的楷模。
    学生自治：在新三中学最有影响的是学生自治会。学生自治会组织各种课外活动。学生们组织“文艺研究会”、“读书会”，创办《荒年》、《追求》、《控诉》、《蒲公英》等油印刊物。组织各种文娱晚会，如一年一度的欢送毕业生的毕业晚会，欢迎新生的迎新晚会，举办解放区的秧歌舞和《兄妹开荒》、《升官图》等进步文艺的公演。张泽厚长子张良瑜就作过学生自治会的主席、次子张良茂也作过自治会的宣传部长。学生自治会还组织各种体育比赛，校内外的学生都可参加。新三中学的体育活动开展得好是出了名的。以至于1945年参加川北运动会时，代表岳池的运动员几乎是清一色的新三中学学生。学校行政当局放手让学生自治会发挥作用，活跃了校园风气。
    学术自由：新三中学经常邀请外面的专家学者来校作报告以激励学生奋发向上。不管你是哪派都不排斥。甚至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要求来校上课也不拒绝。这位书记长来校上《公民课》，但学生不爱听，没人相信他的说教。他来了几个礼拜自觉无趣就不来了。当然大量来讲学的都是进步人士，他们传播新思想、鼓励学生勤奋读书、学好本领报效国家。
    新三中学的这些独到创新之处在岳池教育的发展史上书写了光辉的的一页。
新三中学崇尚以学报国，坚持民主进步，它在创建伊始,就把教书育人、志在报国贯穿在教学活动中。柏被浓、詹正圣、张泽厚在办学中，不时受到地方反动势力的干扰，不得不求助于于右任的帮助，詹、张二人只得轮流去重庆向于右任报告学校情况。
其实于右任对于新三中学的领导班子是很了解的。除周逸（周唤若）一人他不认识外，其余三人他都很熟悉：詹正圣作过他的秘书，又是他的学生；张泽厚、黄玉及都曾作过成都西南大学的教授，而于右任正是当时西南大学的名誉校长。彼此都是很熟悉的。正是由于熟悉了解，所以于右任先生对新三中学的支持更是不遗余力。
    张泽厚在《于右任与新三中学》一文中提到了1944年与于右任的会面：
    1944年7月，学校派我去重庆完成三件事：一、向于董事长汇报学校的情况；二、给高中部聘几位教师；三、购买高、初中的教科书和学校医用器材及一些常用药品。到重庆后，我首先去看望了于董事长，并向他汇报了有关学校方面的情况。于董事长平易近人，慈祥和蔼，认真地听取我的汇报，偶尔插问一、两句话，当汇报到县党部对学校无端造谣生非时，于董事长说：“不要理睬他们，要是逼得你们教师无路可走时，可叫詹正圣写信告诉我，我自有对付的办法。但是，你们全体教师，必须安心教学，不要有其他悬念”。于董事长又问了我来重庆的住址。我把住址写在一纸条上，并同时把学校董事和教师们请求于老各赠一幅墨宝的名单也写上交给了他。于董事长接下笑着说：“好！过一两天就会给你写好的”。
    我离开重庆前一天，又去看望于董事长时，他叫人拿来一捆纸卷交给我说：“这就是给‘新三中学’的董事和教师们写的字”。我接过，表示了深厚的感谢。
回到旅馆，我打开纸捆，一幅幅展开一看，字字是龙蛇飞动，潇洒活泼，是很有律韵的独创草书。“   
    在渝期间，张泽厚还专程去七星岗《新华日报》社看望老师潘梓年。潘梓年（1893-1972）当年在上海艺术大学时是张泽厚的老师，“左联”时期又是“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是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最高负责人，也是张泽厚参加革命的领路人。1933年5月潘梓年在上海被捕，张泽厚也被通缉追捕被迫逃离上海。1937年潘梓年被营救出狱后，即受毛主席指派在南京创办《新华日报》，并长期担任报社社长（1938-1947）。1938年报社迁到重庆.张泽厚1939年被迫离开万县，路经重庆回乡时，南充老乡陈孟汀等人到朝天门码头迎接。陈孟汀还陪同张泽厚去《新华日报》社拜会老师潘梓年。1933年上海一别，几年不见的师生终于又建立了联系。1981年，时任四川外语学院院长的陈孟汀对张泽厚之子张良春谈起他们这次相聚时，依然记忆犹新。自1939年开始，以后每次到重庆，张泽厚都要设法去看看老师，聆听教诲。40年代，新三中学长期订阅《新华曰报》和各种进步书刊，对学校的风气和学生思想有很大的影响。        
    为了方便办学，同时也扩大新三中学对外影响，经蔡衣渠提议，由詹正圣、蔡衣渠、张泽镜（张泽厚三弟）等人集资，在县城南街上创办了“新中书店”，为学校提供教材和进步书刊。书店不仅作买卖，更重要的是作为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站，由蔡衣渠直接领导。书店经理张泽镜原本在武胜县城开书店，听从大哥张泽厚召唤来岳池经营“新中书店”。他是个有经营头脑的人，看中南街的地理优势，人流量大，便很快又办起了“新中旅社”供客人住宿，在当时新中旅社曾是岳池县城最有名的旅馆之一。于是学校的教材、教学仪器、进步书刊都得到及时供应，书店和旅社不仅加强了与外界的联系，扩大了学校的影响，还增加了财源。
    1948年，于右任在南京还应詹正圣、张泽厚之托，为新三中学亲笔题词：“向前看、向前走，求世界的光明，求人类的幸福”。寄托了他对新三中学发展前景的热烈企盼，表达了对青年学子的无限期望。于右任先生倡导“教育、培养岳池青少年开明、正直、廉洁、纯真的道德品质和高尚的情操。”，新三中学的教师言传身教，在教书育人的平凡岗位上，宣传抗日救国、引导学生关心民族危亡、心系国家兴衰。张泽厚更是要以自己的榜样来唤起学生的爱国之心，让今天的青年学生变成明天的抗日战士。他创作的《昆仑关》、《花与果实》出版后,反响强烈,鼓舞了学生的斗志,增强了学校的凝聚力,提高了学校的知名度,激发了师生的爱国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