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柔秀美的妈妈自然吸引了众多的追求者，但只有一个中学同学的哥哥引起了她的好感。这个中学同学熊若磐也是当年蓝田五车堂易家大家庭的常客，可谓患难之交，熊易两家也算是通家之好。熊若磐的哥哥叫熊敬威，当时刚刚从浙江大学土木系毕业，是数学大师竺可桢的学生，在柳州铁路局工作。俩个人很快就开始热恋，五三年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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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年九月二十日姐姐出生，这天正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布，因此取名叫熊宪华。在小家庭幸福生活刚刚开始，看似朝霞满天时候，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像漫天黑云向他们压来。
爷爷熊伯鹏，本来是一个知识分子，但也很有经济头脑。解放前夕，他曾经是长沙最大米厂的老板，同时是长沙最著名的报纸《晚晚报》的主笔,因为倾向共产党，抨击国民党,还被国民党抓起来坐过牢。解放后他成为长沙米业公会的首任会长。因不善奉迎，得罪了当时的领导，“三反五反”中被打成了“大老虎”，没收全部家产，关进了监狱。为了划清界限，爸爸把奶奶的唯一的一间住房也交公了，连个收据都没有，带着奶奶和他们一起生活。而且从那时起一直到他们退休前，夫妇二人还一直每个月寄十块钱来资助熊家其他的弟妹，文革期间也没有停止。
1955年，为了学习当时苏联人管理的中东铁路的先进管理经验，爸爸作为柳州铁路局派出的青年干部来到哈尔滨铁路局的阿城工务段任副段长，全家人扶老携幼来到了阿城。我就是1956年8月8日在阿城出生的。这时爸爸三十岁，妈妈二十六岁。
两个南方的年轻人习惯了四季长青的南国水乡，在东北生活有诸多的不适应，也闹出许多笑话。没有自来水，冬天下班后去井里打水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黑灯瞎火中，两人战战兢兢，一跐一滑，好不容易打了一桶水，到家只剩了一半儿。
寒冷的北方生活，首先病倒的是奶奶。因为阿城没有幼儿园和托儿所，奶奶病倒了，妈妈根本无法上班。无奈之下，只好把奶奶、姐姐和我送回长沙。妈妈一个人搀着奶奶，牵着姐姐，抱着我，还要背着一个大行李，这是多么沉重的旅行啊！
政治上的寒冬接踵而至，五七年反右开始了。妈妈思想单纯，言辞犀利，响应党的号召，对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提了意见，竟被打成了右倾!降职降薪，从区工会的干部被贬为工人。
坏消息一个接着一个，先是奶奶在长沙去世了。我被寄放到了大舅家。接着我又被一波流行性传染性疾病击中，患上了脊椎灰白质炎，导致右上肢、左下肢肌肉萎缩。当时的妈妈和爸爸心如刀绞，欲哭无泪。妈妈向单位提出，只要给我儿子上幼儿园，让我干什么都行。
估计是看中了爸爸的专业能力，上级同意调爸爸去哈尔滨工务段任副段长。我们家搬到了有幼儿园的哈尔滨市。妈妈被发配去了哈尔滨工务段机械厂当了一名翻砂工。
不幸总是一个接着一个。由于不熟练，身体弱，加之精神恍惚，妈妈在一次操作中出了工伤，右手被钻床铰入，导致右臂粉碎性骨折！
妈妈疼得昏了过去，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了哈尔滨铁路中心医院。医生确诊为右前臂粉碎性骨折，决定截肢！妈妈和爸爸怎么也接受不了没有右臂的残酷现实。当夜他们悄悄的溜出了铁路中心医院，来到了道外区的一家民办的陈氏接骨院。妈妈忍受着几乎要昏厥的巨痛，陈老先生真的把妈妈的骨头接上了!但是也落下了终身的残疾，妈妈的右手掌与右臂不在一条直线上，大约要差出十五度左右，小手指是弯曲的，手腕鼓出一个大骨包。
WG来了，全民族陷入了高度的亢奋、混乱的状态，像我家这种知识分子出身、成份不好的家庭受到冲击几乎是不可避免了。爸爸先是被批斗，接着被关了好几个月的牛棚。妈妈在单位也被揪了出来，陪着其他的走资派被一起批斗，胸前挂着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资产阶级臭小姐”、“台湾特务”，原因是有一个舅舅在台湾，虽然一直没有联系。
长期的压抑与接连的冲击，妈妈的身体彻底垮了，患上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她还患有低血压、低血糖，在单位和上下班的路上几次昏倒，有一次竟昏倒在铁道线上！
三、为儿女付出全部的爱
妈妈、爸爸把在社会上、单位里受到的压抑、屈辱全部自己扛了下来，回到家里，在孩子面前始终是笑意融融，为我们营造了一个温馨、有文化的家庭环境。
妈妈在墙上做了个评比栏，每周给我和姐姐评小红花。拖一次地、洗一次碗都有记录，学习成绩好，品德好也受到奖励。谁得的红花多，周末分吃苹果的时候就会奖励比较大的一块。那时候每周能吃到一个水果是很奢侈的。全家围在一起，妈妈把一个苹果切四瓣，把最大的那块奖励给得红花最多的孩子。
妈妈爸爸对我们的学习高度重视。我小学一年级期末考试全班得第一，妈妈高兴的神情，我现在还有印象。周末我分得的那瓣苹果格外的大。
我和姐姐学着背唐诗。我总愿意选一些五绝七绝类的短诗来背，我背的快，姐姐背的慢，我就有些小骄傲了。妈妈让我们俩背《木兰辞》，因为太长，好几天我也没背下来，姐姐也没背下来。妈妈考我俩，我就耍赖说太长了，谁也背不下来。妈妈自己开始背，是用湖南话来背的，而且带着起伏的音韵，一口气背完！我至今还能记起妈妈当时背诗的样子和音调，也知道了什么是中国文人的吟诗。我后来读《古文观止》，妈妈还背过《岳阳楼记》，不经意间显出了易家人的国学功底。
妈妈对我们的品德、意志和能力的教育特别重视。从小给我们买了整套的《十万个为什么》，一直教育我们要讲科学，讲道理，不迷信。十岁左右的时候，一天我和三、四个孩子隔着一个平房向邻居楼房扔石块儿，只听哗啦哗啦，两块玻璃被打碎了。妈妈下班听说之后，拉着我就去到邻居楼房那两家去赔礼道歉。人家都说不一定是我打的，就是我打也不会打两块。妈妈批评我说，只要你扔石块就要承认错误。妈妈还给两家各赔了五毛钱，周末分水果，我自然是分小的那块了。
当时我家的厨房和住屋隔着一个四、五米长的走廊。我特别怕一个人在厨房洗碗，总觉得黑黑的走廊里藏着很多的特别吓人的鬼。妈妈告诉我，谁都怕黑，但是这个世界上没有鬼。你是大小伙子了，什么都不要怕，没有什么鬼呀神呀。我从厨房洗完碗回来，如果是很镇静的样子，妈妈就会表扬我。
妈妈爸爸最上心的一件事是为我治病。我一岁在长沙得了小儿麻痹，后来左下肢逐渐恢复了，右上肢留下了肌肉萎缩的后遗症。妈妈每天的一项固定任务就是帮我做按摩，帮助我训练。只要听到有治疗肌肉萎缩的办法，不管多远，她都会领着我去看，针灸、热敷、长针疗法、埋线疗法、拍打疗法...
我小学毕业前后，妈妈为了锻炼我的手，而且怕我游手好闲学坏，专门给我请了个师傅，教我学木匠。那几年，我们家的几乎所有的家具都是我新做的。学木匠，使我的思维能力、体力和运筹能力有了明显的进步，更加自信，更加勇敢，更有担当了，逐渐别的同学也不敢欺负我了。
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家住在民益街的楼房，住房二十四平方米，三家合用一个厨房。在妈妈主导下，我家换到了上方街的一个平房，住房只有十八米，但屋外能盖房子。在妈妈的指导下，我和姐姐挖了一个全院最好的地窖，用挖出的土脱了上千块土坯，我自己做的门和窗，除掉房顶大梁是请师傅来帮着做的，我们家自己盖起了一个二十平方米的房子。夏天我就住在自己盖的房子里，这还是我的书房和工作间。
每年春天，妈妈都花两块钱为我们买四、五十只小鸡雏。每天我和姐姐剁鸡菜、挖蚯蚓、抓蜻蜓，来喂这些小鸡儿。两个月后小鸡长大了，我每周杀一只小公鸡，家里的生活质量明显改善。要知道，那时候每人每月只能凭票买半斤猪肉，只有逢重大节日，五一、十一、春节才能凭票每家买一只鸡。
